罗老的书房还是3月底他住院前的样子。四处书堆如山，桌上放着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没写完的信。
　　他曾说，完成长城申遗、倡议推动大运河申遗、启动蜀道申遗，是他人生3件大事。只是后面两件，实现在望或者来日方长，他已无缘得见。
　　1985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遗产委员会。两年后，包括长城、故宫在内的6处遗产作为中国第一批申报的项目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长城申报文本的撰写者就是罗哲文，没有人比他更适合了。
　　28岁那年，在文物局工作的罗哲文接到修复长城的任务。在史料堆里一番爬梳，他决定从居庸关八达岭着手，开始实地勘察。他带着助手，步行或骑毛驴上山，在几近坍塌的山间小屋中顶着寒风过夜。“今朝四上居庸道，要使长龙复旧观。”这是罗哲文当年激励自己的诗句。
　　3个月后，他把连夜绘制的修复规划图送到恩师梁思成手中。梁思成在图纸上亲笔署名，提出3点意见：一.要“整旧如旧”，保存古意；二.休息座位也是艺术，要有野趣；三.种树不能太高太近，以免影响观瞻和保护。
　　跟过去10年里一样，罗哲文谨记老师的教诲。
　　1940年，16岁的罗哲文从家乡四川宜宾来到南溪县李庄镇，进入为躲避战火，偏居此地的中国营造学社。
　　那时罗哲文爱在地上画几何图形。一笔一划间流露的天分，被无意路过的梁思成发现。梁思成把他调到身边，手把手地调教，细至一板一尺的用法，以及削铅笔、擦橡皮的技巧。因为原名罗自福常被人笑话，梁先生为他改名“哲文”。
　　师从梁思成，为罗哲文的人生定下沉着的底色。梁先生要求极严，文字、图样都以细致为要，丝丝入扣，这让罗哲文自始养成严谨的习惯。老一代学者在艰难时局里对学问的孜孜以求，也如春风化雨影响着他。
　　“他虽然没上大学，但是在实践中自学成才了。这种专家现在很少见，以后也不会再有。”朱自煊如此感慨。朱先生是1947年清华建筑系的第一届学生，入校时就认得了随梁林北上的罗哲文，“那一年我21，他23。”
　　1972年，罗哲文从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回京探望病重垂危的梁思成。梁先生说，“有你这个‘保’字派，我就放心了”并嘱托学生要“多多努力”。罗哲文回答：“一定尽我力所能及。”
　　此时的罗哲文，从事古建保护已逾二十年，其间奔走各地，屡建奇功。建国后参与八达岭长城修复、《文物简目》编写、赵州桥修复、北海团城和牌楼的保护、永乐宫的搬迁保护，还在文革“破四旧”的疾风骤雨中挽救了北京建国门观象台和甘肃炳灵寺。
　　在古建保护上，罗哲文是个折中派。曾经见证建国初期“梁陈方案”（在北京西郊建新城，完整保留旧城）的落败，他深知委曲求全有时比寸步不让更符合实际，也更能解决问题。应县木塔的修复按照通则应使用原有木料，但几丈长的木头早已伐尽，不在此处让步，修复工作就无法展开，只能坐视塔身垮塌。罗哲文的意见是：恢复其形态，保留结构特点，但是材料可以使用替代品。
　　80年代以后，罗哲文成为古建保护界的专家，影响更大，责任也更重。大到倡议和组织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发起评选“中国历史名城”，小到为要拆的古建发声呼吁。“在江浙一些地方，罗老甚至被半神话了，人们觉得只要找他就没问题了。”为他写传记的张海燕说。
　　面对地方上古建被拆的问题，罗老有他自己的武器。他给温总理写信，申请保留即将改建的杭州清河坊，上个月批示下来，老街保住了；他邀请媒体围观，在马甲上写满抗议之词，骑一辆26自行车围着古建绕圈圈……“发展”的逻辑有时蛮横不可阻挡，罗老还是觉得，只要去推动，事情总会往前走。
　　2006年，北京市旧城改造声势浩大。他提出意见，人是建筑的一部分，要尊重居民利益，不应该为保护古建筑大量动迁，强行牺牲老百姓的正常生活。他理解人与建筑、自然与建筑的关系，因而有更高的关怀。
　　罗老一生拍摄了大量文物、古建筑和遗址遗存。1999年，他参加编写了图像集《失去的建筑》。城墙、牌楼、园林、寺庙，一一伫立在黑白照片里，沉默而庄重。注文中写着它们的名称用途、形制体量，以及被拆毁的年份——大多集中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改革开放后，从事建筑规划的朱自煊跟罗哲文又有许多共事的机会。他眼中的罗哲文坦率敢言，为人平易，还写得一手好字。最重要的是，他是个勤奋的人，“活到老，奋斗到老，一辈子很不简单”。
　　许多人对罗老的印象是总是笑眯眯。张海燕却说，因为他写传记时桀骜不驯的态度，罗老见他总不爱笑。完稿之后，罗老花3个小时翻阅全书，给了4个字的评价：资料准确。张海燕受宠若惊。
　　张海燕说，罗老总是穿一件马甲，一开始是灰色，后来洗成浅灰色，再后来乳白色。还喜欢背着一个大的电脑包，不装电脑，尽是毛巾卷纸创可贴之类的日用品，背着它就能走天下。“长期田野作业给他留下的痕迹太重了，你一点不觉得他是个学者。”
　　在每一张可以见到的老照片里，罗老都保持着几乎相同的表情：嘴角展开，露出不太整齐的牙齿，眼睛弯弯的，里面全是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