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居住的小区，有个茶园，掩映在中央绿化带的榕树和葡萄藤下面。我刚搬进来的时候，这个茶园只有一个简陋的顶棚，后来经过几次装缮，规模有所扩大，设施也日渐完善。夏季入伏以后，茶园向小区居民免费供应伏茶（用夏枯草、白茅根、板蓝根等十几味中草药泡起来的，用于消暑），渐渐成了居民纳凉和意见沟通的好去处。茶园的装缮和伏茶的烧制，包括经费的筹集，完全是由小区的一群退休老人自发组织的，与社区居委会、物业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七二三”动车事故，我在电视新闻里看到这群退休老人（报道说前后共二十一人）在救灾现场向救援人员免费供应伏茶。
　　在这次动车事故中，正是包括这群老人在内的积极参与义务献血、心理疏导、医疗配合等各方面工作的几千民间志愿者，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外界对温州的一贯印象。人们在温州看到的，不是“隔绝”和“无能”，而是力量。有媒体报道说，“动车事故让人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温州人’”。
　　我知道这种评价的潜台词。温州这个地方，浸淫在一种非常功利的文化中。温州人有着强烈的物质主义倾向，因为看重经济利益，这里的人创造了中国最早的个体、私营经济，这里的人也热衷奢侈品消费——温州华侨饭店的LV专卖店年销售额近亿元，是全球最赚钱的LV专卖店之一。在温州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温州人也曾经不择手段，假冒伪劣小商品贻害全国。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彼时彼刻能够显示出如此巨大的力量？阿伦特说，“力量总是来自人的共同行动”。
　　阿伦特把人的基本活动分为三种：劳动（Labor）、工作（Word）和行动（Action）。劳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肉体的生存和延续，它生产生活必需品，“一生产出来就被消费掉了”。劳动与外界无关，对应的是一个私人领域。工作包含了技能、技巧在内，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尽可能避免被迅速消费掉，因而具有一种持存性，人们为了“生产”而结成某些社会关系（如经济关系），对应的是一个社会领域。行动是指人们在一个公共领域中，就所关心的公共政治事务平等对话、自由参与行动。如果说劳动和工作处理的是人与物的关系，那么行动处理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正是通过公共领域中的行动，人们能够最大限度地表现自己的个性和实现自己的最高本质。
　　在阿伦特看来，古希腊时代，获得必需品的劳动处于人类活动的最低地位，只有男性家长才能获得免于劳动的特权，去参加自由的政治活动（行动）。但是现代社会，劳动和工作被赋予了崇高的地位，不断吞噬行动，从而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断疏离，使人们不再能够凭借行动标定个人存在以及揭示个人自由。因此，要重获人类的自由和力量，必须重建公共领域，必须恢复“行动”。
　　哈贝马斯发展了阿伦特的理论，一九六四年他给公共领域做了如下定义：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然后，他们既不像商人和专业人士那样处理私人事务，也不像某个合法的社会阶层的成员那样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限制。当公民们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他们作为一个公共团体行事——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
　　温州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结社的传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样本，温州主要贡献了两件东西，一是个体、私营经济，二是温州商会。温州商会诞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商人们出于规范市场秩序的需要，自发组织了商会，如今温州商会已遍布全球。
　　商会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有着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温州自古就有“呈会”传统，亲朋直接共同集资，轮流给彼此使用，使用者要支付利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间经济互助民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温州创造了被称为“经济结义”的股份合作制，二三十人共同出资，成立企业，挂靠公社，赚了钱部分给公社，其余股东按比例分。这种“非驴非马”的企业形式，打了当时政策的擦边球，但并不是就没有政治上的风险。温州农村普遍存在着“父母会”，“父母会”是为父母治丧筹资所形成的会，一般由邻居或亲朋参加。我小区的这种茶园，在温州随处可见，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温州人热衷结社的生活习惯。
　　表面上看，温州的这些结社无非是经济上的，但实际恐怕并非如此简单。比如，如今遍及全球的温州商会广泛地介入社会治理，被一些学者誉为开拓了一个在参与中成长的中国公民社会。股份合作制的产生，是在特定背景下对国家意志的消解和主动重构，它的意义首先是政治上的，然后才是经济上的。而在今天的温州农村，“父母会”基本上已经失去它的经济意义，更多的人把参加“父母会”当作乡村社会人缘、身份和地位的标志。
　　温州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成因，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大家公认，温州人精神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温州人精神最集中的表现为“敢为天下先”。再追究下去，温州人为什么敢为天下先？有人从人地关系紧张出发，认为温州“七山二水一分田”，为了生存，不得不铤而走险。也有人从地理环境角度出发，认为温州人自古从海洋谋生存，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我的一个猜测是，“敢为天下先”很可能也和结社传统有关系。温州的结社，比如说“呈会”，意义绝不仅止于通过筹资直接助推经济发展。更为本质的，通过类似于“呈会”和“商会”这样的结社所形成的社会联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系统中，有着某种近似于“公共领域”这样的社会结构。而在这样的结构保护下，温州人形成了更为自由的心性（温州人被人称道的另一个特点是“个性张扬”），也正是这种自由的心性，在“七二三”动车事故中显示出了一种自生自发的“力量”，让温州人实实在在地不“平庸”了一把。
　　一八三一年，托克维尔出访美国。托克维尔发现，美国人干一点小事也要成立一个社团，美国人不论年龄多大，不论处于什么地位，不论志趣是什么，无时无刻不在组织社团。托克维尔认为，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是公民行动的保证，并为防止那种践踏人类尊严的独裁的官僚统治提供了手段。而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全体公民都是独立的，但又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几乎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其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强迫其他人来帮助自己。因此，他们如不学会自动地互助，就将全都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托克维尔所讲的美国的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指向的就是一个“公共领域”，这样的公共领域，使美国人从中了解到自己的使命和获得行动的力量。
　　其实，我们现在的一些学校教育，从乐观的角度看，与以前铁板一块的应试教育比较，已经有了一定的改观。比如我所任教的高中，有着大量的社团，包括青年志愿者协会，曾经有过一个校内的开放性论坛，学生、教师可以在上面自由地言谈。当然，也有很多缺点，比如，社团较多偏向文艺类的，思想性的几乎没有，网络论坛有时候过于随意，学生在发言的规则上需要有更多的引导。但是，区别于以往这些制度架构，毕竟开辟了完全不同的领域。这个领域就是我们讲的“公共领域”，这个领域和“公民精神”有关。恢复个体尊严，发展自治能力，养成自由精神，我们的教育，只有从“螺丝钉”教育过渡到“公民教育”，才能成为更符合时代的“人”的教育。同样，我们的社会，只有从一个“群众社会”过渡到一个“公民社会”，才能成为一个健康的有力量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