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秋，久已厌倦西南联大内部纷扰的吴宓决意休假一年，转赴成都燕京大学讲学。途经贵州期间，吴宓在遵义浙江大学停留半月，与梅光迪、郭斌龢等“学衡派”旧友再次相聚。10月12日，时在浙大讲学的吴宓提笔给亲友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吴宓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宓之友好在浙大，乃当朝，而非在野。故不但校内（竺校长来拜访，请宴并陪聆演讲）纷纷请宴。即校外人士，如社会服务处主任等亦特请宴。”在西南联大，吴宓饱受外文系主任陈福田的压制，此语自然是有感而发。而此时浙大的文科则完全是“学衡派”的阵地。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系主任梅光迪、国文系主任郭斌龢、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均为“学衡派”成员，校长竺可桢与吴宓亦早已熟识。在遵义讲学的半个月里，除赴宴与演讲之外，吴宓也时常与诸好友叙谈，气氛极其融洽。然而，谁也没有料想到，仅仅一年之后，情势便陡转直下。
　　1945年12月，梅光迪因病逝世，浙大文学院顿失重心。更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围绕文学院院长的继任人选问题，郭斌龢与张其昀之间产生了龃龉。
　　在梅光迪病重期间，文学院工作由郭斌龢代为主持，但校长竺可桢更属意的人选却是张其昀。1946年1月10日，竺可桢约见了郭斌龢。在日记当中，竺可桢写道：“四点，余晤郭洽周（郭斌龢），告以文院院长拟聘晓峰（按：张其昀）主持，请洽周任外文系主任，祝廉先为国文系主任。自迪生（按：梅光迪）病后，一切由洽周代理，故不请渠为院长，渠甚惊异。但洽周主持国文系成绩欠佳，内部缪彦威与王驾吾、郦衡叔意见不洽，渠不能调和……欲使文院发展，自以晓峰为宜。”次日，“洽周来，交文学院印鉴。渠对于迪生过后未请其任文学院院长心颇怏怏，因迪生夫妇素属意于洽周能继任也。”文学院院长一职最终由张其昀接任。在诸人的劝说下，郭斌龢勉强接受了外文系主任的職位，但去意已萌。
　　另一方面，吴宓也很快得知了这一消息。在写给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永济的信中，吴宓谈道：“宓下学年必任教武大，决不失约……又龢似不宜轻弃浙大外文系主任而到武大，致成集中而孤立之形势。”可见郭斌龢已与吴宓商量过辞职事宜，吴宓却担心“学衡派”势力的集中会引来非议。1946年5月，浙大师生开始分批返杭。郭斌龢未随校回杭，而是先回江苏探亲，继而拟应武汉大学之聘，但最后却留在了中央大学。笔者在浙江大学档案馆觅得郭斌龢、张其昀在此期间往还的信札三通，其间的心态变化颇值得玩味。现将信札内容摘录于下：
　　晓峰吾兄大鉴：
　　别后忽已逾月，临行承相送，至感厚谊。弟五月十八日抵汉口，廿五日搭江新轮东下，廿八日到京，留京仅一日，晤赞虞兄，其他均不及奉访。卅一日到家，入门呼母不应，抚棺痛哭。连日亲戚故旧访者踵至，应接不暇，颇觉劳倦。五月廿四日手书及聘书昨晚奉到，谢谢。武大方面，弘度、孟实两兄因外文系众教授仅余一二人，约弟以休假资格往教一年，其意甚诚，其事甚迫，彼此均系多年老友，未便坚拒，但尚未完全决定耳……弟与兄相交二十年，同心若金，攻错若石，非泛泛者可比，假定弟暑后往武大一年，与兄赴美情形相似。且浙大与武大为兄弟学校，借此可以联络，于浙大、于浙大文院均有裨益。外文系规模已立，人事又无问题，弟虽离去一年，有兄主持，彼此仍可通信商量，并无不便。知我如兄，当荷鉴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