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读张五常先生的《凭阑集》，谈到“在经济学的历史上，似乎只有两个年代，两个地方，有那样热闹的思想‘训练’所。其一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其二是六十年代的芝加哥大学。我由1967～1969年在芝大，能身临其境地躬逢其盛，算是不枉此生。”六十年代的芝加哥大学，是何炳棣先生眼中该校历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诺贝尔奖得主云集，各种思想激荡争鸣——科斯只身赴会，舌战群儒的经典一战，即发生于此——学术气氛之浓，可谓一时无二。神往之余，也对其间因果颇为好奇。
　　近日机缘巧合，读到入江昭先生带有自传性质的《我与历史有个约会》。关于入江氏，笔者孤陋寡闻，之前只在何炳棣先生的大著《读史阅世六十年》中邂逅过，两人在芝加哥大学共事，何炳棣评价历史系同侪，认为在日本方面，出身外交世家的入江昭学问最好，口碑最为可靠。以何先生的眼界之高，这种赞誉可谓难得。此番拜读之下，才对其学术思想与学界影响有所了解，惭愧惶恐。有关理论问题此处不表，该书提供学术掌故多种，尤其谈到芝加哥大学一处，似可解前惑，兼与他书对照阅读，又有浮想联翩，随手记下，与诸君分享。
　　有别于张五常对当时人事的传神介绍，入江昭用平实的话语谈到：“调入芝加哥大学后，它给我的最初印象是，这是一所比起本科教育更重视研究生教育的大学，学生、教授都非常热心学习。大学是‘精神生活’即用头脑来生活的集合体，这种意识在这所大学里贯彻得非常彻底。大多数学生除了学习以外，对其他事情都没有什么兴趣，实际上，除了图书馆和教室，他们所能使用的休闲设施基本没有，在这种氛围下，如果不是热爱学习的人，肯定是待不住的。”张五常说当年芝大经济学系一周有五个工作坊，唇枪舌剑，“毁”人不倦，想想释然，用略带调侃的话来讲，环境单调如此，这帮人不研究学问还能有啥乐子啊！
　　联想自身，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笔者考入中国政法大学读书。北上前遇到同一中学在北京上学的师兄，此君半开玩笑地说：“这所学校不在北京，在山谷里呢。”顿时心凉半截。抵京之后，由亲戚开车送往昌平，车子在当时未通高速的公路上奔驰，征途漫漫，似乎永无止境，夜幕垂下，四周黑寂，唯有车灯两束，映出离家少年长长的愁绪。入校之后，借十一国庆之机，入城访友，当时有小公共，喊的是往“北京、北京”，言者无心，提醒听者有意。公交车那番，人头涌动，前赴后继，车中无立锥之地。一番往返，身心俱疲，从此多做宅男。法大硬件一般，但好在学术气氛甚浓。教学楼内，你方唱罢我登场，讲座连台擂台，各取所需，偶有选择烦恼。于是四年下来，虽然后知后觉，懵懵懂懂，也好生向往学术之心，印象最深的是季羡林老先生讲座时的一句话“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拯救世界”，冥冥之中似乎对我后来的专业选择有所感召。
　　对比之下，如今清华，位处五道口宇宙中心，早已不再是当年萧公权坐骡车，清晨从西直门出城，中午近十一时方能抵达的清华园——那时也是城外呢。但今天老师们纳闷的是，众多精心准备，延请名家的讲座，听者寥寥，让人好生感慨，同学们都去哪了？
　　作为戏迷的何炳棣当年曾“自我诅咒”：如果在清华读书期间进城听次京戏，留学考试必名落孙山。他坦言：“我当时非常明白，不是每个周末都能有效地吸收新知，有时会白白消耗于青春多维的烦恼，反不如偶或以‘美’的享受纾解长期困读的疲乏。可是，看一次杨小楼就想看第二次，就想看郝寿臣……一件事‘屈服’就会引起第二件事的‘屈服’。预设自咒明明是‘傻瓜’，傻瓜就傻瓜吧！”
　　入江昭本科入选学校优等生荣誉联合会会员，当老师告之该联合会名字是“热爱知识是人生的智慧”之意时，入江为之泪流，他谈到：“大三一整年，埋头苦学，连玩的时间都没有，也曾自己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学习呢？如果将其解释为这都是为了‘热爱知识’，那我也就认可了。”
　　西南联大时期，瞿同祖完成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这部名著，他谈到当时的创作情形：“在昆明时生活和工作条件艰苦，敌机不时来袭，在呈贡乡间住了一年，夜间以菜子油灯为照明工具，光线昏暗，不能写读，八时即就寝，于是就在床上反复思考写作中遇到的问题。有了腹稿，次晨便可奋笔疾书了。”当有人问：“抗战时期怎么能安心研究写作呢？”老先生的回答出人意料，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忆苦思甜，只有淡淡一句“当时我也做不了其他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