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历史的苍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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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的星占学》不是一部孤立的作品,而是作者天学研究系列的专题之一。大约在五年前,作者在他的另一部专著《天学真原》中谈到,他的天文学史研究起步于中西学者一个多世纪的学术积累,本来他的“历史落脚点”应该在修补、比较与整合上;但是作为中国天文学史上的第一代博士,作者的学术灵感没有把自己引入那条“顺理成章”的道路,他认真地思考了古人天学活动的性质和功能,对天文学史的基石提出了大胆的质疑。认为科学史研究仅限于发现和整理古代科学成就是不够的,这类活动属于科学内史的范畴;而现代意义上的“非成就”的外史部分也需要构建,但这方面的工作尚属阙如。因此可以说,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人们仅建立了科学史研究的半壁江山。所以作者在学术研究的匆匆行旅中蓦然回首,声言“必须回身过去,将这有问题的基石处理好了,才能再续前程。”
  当然,个人的卓见离不开时代的孕育。为了补上那半块基石,作者需要说许多有悖于“常识”的话,而这话需要有一个开放的社会的承接,即“三才”的合谐。如今这些似乎都有了,于是作者说:古人的天学研究不是探索自然、改造自然的科学活动,而是与彼时彼地相交融的政治与迷信活动。按照这一思路,作者在《历史上的星占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代没有现代意义的天文学和天文学家,只有星占学和星占学家;星占学的前提和基本原理是迷信的,但其方法是科学的,“一种活动的性质和进行此种活动所需的工具,显然不能混为一谈。”再者,星占学不但孕育了天文学,而且还留下许多重要的科学遗产,像星占家绵延千年的天象观测记录,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天象报告等等,都有巨大的科学价值及年代学意义。比如有人推算出武王伐纣时出现的那颗彗星正是哈雷彗星,根据它的运行周期回推,其时间应在公元前一○五七——前一○五六年。这一切充分说明星占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历史上的星占学》由外国篇与中国篇两部分组成,如此编撰既达到了形式上的统一,又实现了中外星占学的比较。作者将星占学划分为军国星占学与生辰星占学两类,他发现西方更重视以人为中心的生辰星占学,而“似乎常与东方型专制集权统治联系在一起的军国星占学,则在欧洲不那么重要了。”至于中国,“本土从未产生出生辰星占学,”而独步中国的军国星占学“大致在战国秦汉之际定型之后,几乎不再变化。”另外,中外星占学的哲学基础也不同,西方星占学家认为万事已前定,观天旨在窥破一个秘密计划;中国的星占学家也在体察天意,但那“计划”不是固定的,观察的目的在于校正行为,以德感天。再者,中外星占学的流变过程也有很大的差异,在西方,从哥白尼起始,天文学开始与星占学分道扬镳,哥白尼是第一位决无占星著作的天文学家,但他的科学著作却是后来星占学家的必读书。对此本书收入一幅精彩的图片:一位十七世纪的星占学家,他双手握着天文仪器和圆规,身后一座天文台及望远镜,臂上有两部摊开的书,左为哥白尼的著作,右为第谷的著作(第谷是大星占家,也是开普勒的老师),自头至足还盘踞着象征黄道十二宫的神兽。这是那个时代天文学与星占学合为一体的真实写照,也是两者从此分离的纪念!而中国的天学“数千年来一直是星占学的工具,既未独立形成学科,当然更谈不到分道扬镳。”十六世纪西学涌入,直至康熙年间才出现了以王锡阐、梅文鼎为代表的“只研究天文学而不谈星占学的平民学者”。这些生动的比较一定会引发人们许多深刻的遐想。
  就国内而言,这部书大概是最完整的中外星占学历史研究著作了。内容的专业性很强,也很丰富,其中包括许多有趣的占例,以及数十幅重要的插图。最发人深省也最具嘲讽意义的故事莫过于“占卜死期”的悖论,国王问一位星占家:“你还能活几天?”无论怎样回答,国王都会错开那时间杀掉他,用以证明其推算失误。用这种方法国王屡屡得逞,除掉失宠的星占家。但有一次一位更聪明的人说:“天上的星象显示,我会比陛下早三天死亡。”于是国王无法动手了,还一直关心着那人的健康。听了这个故事之后,那些现在仍然痴迷于星占学的人是否可以清醒些?那些善意反对星占学研究的人是否能够轻松些?
  
  (《历史上的星占学》,江晓原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一月版,18.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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