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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中国经济持续向好，整个国家的GDP已达到20万亿。增长速度继续保持在10%的高位，更重要的是，WTO的过渡期已经结束，中国已向世界全面开放。这期间中国经济社会不仅没有被撕裂与衰退，相反越来越强大，和平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与经济繁荣相映衬的却是政治上以陈良宇倒台为标志的“肃贪反腐”运动声浪迭起，波澜有惊，特别是由贪官拔根带泥拖出的一些民营企业又被全社会放在停尸台上口诛笔伐，鞭尸咒魂。“原罪”和财富的合法性再度成为建立和谐社会的关注焦点。加之最近几年以社会公平正义为导向的一系列强化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政策，使原本已心存惶惑的民营资本又平添了许多愁。
不少民营企业家都在问：我们的路是不是已经走到了尽头？在中国是不是只能做小企业，发展大了是不是必然会遭到限制与打击？我们究竟还有哪些发展空间？“打土豪，分土地”是不是历史的宿命、早晚会落到自己头上？我们触没触摸到制度和文化的天花板？
事实上，透过历史来看，的确存在这样一些真实的隐忧。过去一百年来，民营资本的稳定持续发展从来没有超过二十年，单个民营企业，特别是比较有规模、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的连续发展历史几乎没有超过十五年。
从时间上看，我们今天风头正劲的民营企业，其实正书写着中国民营资本的新历史，不断打破和创造着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新纪录。因此，我们才必须思考，究竟是哪些深层次的东西阻碍民营资本在中国土地上扎根和健康成长，除了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时间的河流，到底还有哪些我们必须跨越的政治、经济、抑或是社会文化的历史河流？
河流一：布满蒺藜不能回避又如履薄冰的政商关系
政商关系或者说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民营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始终是致使民营资本陷落的布满蒺藜的壕沟。
从历史上看，无论解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官僚资本和国家资本都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政府或国家垄断的后盾就是党权和政权的高度集中，政府对资源分配拥有绝对的权力，这种情形下，民营资本的趋利本能必然导致它与政府关系中的依附性、投机性和腐蚀性。它附着在国家资本周围巧取豪夺却又时常进退失据，招致“严打”和“清理整顿”；它仰官员之鼻息以求利、投机取巧而又往往陷入政争、沦为刀下鱼肉；它时常拉官员下水，以钱谋利、钱权交易，却又时常在腐蚀官员的同时给自己挖掘了坟墓。
民营企业要想寻求长生之道，跨越历史河流，全面把握政商关系乃是当务之急。政商关系说到底是企业与政府管理部门或管理体制的关系，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以及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之间的关系。
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要么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要么与国有资本合作或合资，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以自身的专业能力与严格管理在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同时，使民营资本获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
万通近三年来，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引入国有资本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取得不小的进步，就算一个例子。在这一问题上，民营资本最容易被国有资本绞杀的，就是擅自闯入国有垄断部门，如电信、能源、金融等等。千万不要试图用金钱来与政府角力，不仅在今天，即便是在1949年前，官僚资本也曾在这些领域无情地摧残过民营企业家族。
最近几年，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又逐渐上升，国家已经明确七类产业为国有资本垄断行业，非请莫入。不仅如此，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强调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可以预见，今后随着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发展，民营资本将以数量多、规模小、就业广、人数多为特征，其生存空间将被局限在与国有资本绝无冲突或者国有资本主动让出的领域。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自如，持续发展。
河流二：致命诱惑外资究竟是“天使与骑士”还是“打劫者”
民营资本与外国资本的关系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又一个现实的难题。在中国历史上，民营资本因为国有资本的挤压和政府的蹂躏，往往转身求助于外国资本，但结局同样令人沮丧。
一方面，在民营资本自有资本不足和外部政策环境不安全的条件下，外国资本往往扮演着“天使”与“骑士”的角色。这些年几乎每年都有10亿美元以上的风险投资在中国直接投向民营资本，特别是以IT等新技术领域为代表的一些高新技术企业。这些风险投资纵横驰骋，点石成金，催生了一大批诸如百度、新浪、盛大、网易、尚德之类的公司和财富新贵。可以说近几年在海外上市的网络公司和高技术公司，几乎都是凭借外国风险投资的力量，快速聚集资金和高速成长起来的。
在传统行业，外国资本同样像骁勇的骑士引人注目，例如在房地产行业，前年瑞银华宝缔造了富力和雅居乐神话，今年摩根又创造了“绿城”传奇。
然而，另一方面，民营资本在同外国资本的合作与角逐中，又被它们巨大的资本规模和丰富的商业管理经验两面夹击，不得不弃守行业领先者的地位，沦为外国资本在中国市场的开拓者。
这时，民营资本所能够扮演、也是外国资本最希望它扮演的只有三个角色，那就是代工（外国品牌、产品在中国的加工者）、营销伙伴和品牌延伸。比如成衣。江苏某著名企业几乎为所有的外国著名品牌加工衬衣，但它只挣取这些海外品牌（例如POLO）产品在当地销售价的1%的利润，而委托加工者则有30%以上的利润。即便如此，当国内劳动力价格上涨或人民币升值之后，海外订单又纷纷转到印度或土耳其，国内企业立即面临减产转行甚至破产和工人失业的威胁。
又比如中诚信公司，经过10年的奋斗已经成为国内信用评级领域的行业老大，但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最近不得不把控股权转让给全球最大的美资评级机构穆迪公司，并且未来只能成为穆迪的分支机构，用它的品牌推广业务。
显然，由于外国资本牢牢把握和控制产品价值链的上游——品牌、研发和海外市场，民营资本的成长空间被大大压缩，在它将要长大或者刚刚长大成人的时候就被迫改名易姓，成为他人的赚钱机器。
更有甚者，这些强大的外国资本还身怀绝技，以极为丰富的经验和庞大的资本力量，导演和规划着民营资本的发展路向和行业版图。例如去年以来，摩根高盛等超级大行一方面投资永乐家电，一步把它推到资本市场，同时以对赌协议的方式诱使其快速扩张，当永乐利润下滑、体力不支时，又以抛售股票转投国美、打压股价的方式迫使永乐卖给国美。仅此一役，外国投资者获利超过百分之三百，而国内家电行业不仅被带入白热化的价格竞争战场，而且最终将中国家电制造业逼到几乎不能生存的境地。
民营资本在与外国资本竞争中一触即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价值观上的弱势地位。西方商业文明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已经积累起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和商业伦理，而中国的民营资本才刚刚起步，不单在技术层面大量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而且管理知识和商业伦理方面也几乎全盘西化。
在我看来，民营资本要取得与外国资本的竞争优势与合作共赢，最重要的是师夷之长技，学会用同样的企业治理方式和游戏规则与其同台竞技。应当承认，目前我们的民营资本大多历史很短，并且处于第一代创业者的创业阶段，市场经验和商业技能还很欠缺，公司治理也更多地依赖经验和本能，缺少系统组织的理性规划，传统的地缘与亲缘还是推动资本扩张的基本力量。
所以，要改变与外国资本竞争与合作格局的最重要步骤是尽快通过自身资本结构的完善和公司治理的现代化，以战略导向提升公司整体的运营效率和财务透明度，加强职业经理人的训练和制度性激励，使之具有“国际观、中国心、专业能力、本土功夫”。用洋人的办法与洋人共处，是挟洋发展的最好方法。一大批网络公司借风险投资登陆国际资本市场，迅速蹿升就是很好的例证。
当然要完成这一步，政府合理的经济政策也是前提条件。换句话说，如果政府不对民营资本的发展环境给予必要的保护，不对它们借用国际资本市场的通道给予政策支持，或者不对外国资本在国内对重要行业的并购行为有所关注和限制，恐怕没等民营资本学会以正确的姿势奔跑就中途夭折了。
河流三：修炼内心摆脱原罪 强化道德伦理 融入新经济
跨越历史的河流，创造民营资本的新传奇，还有一项最重要的挑战，那就是民营企业家要正视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勇于挑战自我，改造自我，从而突破自我，开创未来。具体说来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不得不做。
一、从内心深处到企业管理方式都彻底摆脱“原罪”的禁锢。所谓“原罪”主要指民营企业在获取第一桶金时采取了今天看来不合乎法律政策或道德习惯的行为方式，后来所有的公司业务、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仍然受到最初行为（原罪）的约束。应当说这对民营资本的创办者是一个非常大的自我限制。当社会舆论和道德指责一再加诸于身的时候，民营企业往往会自馁和放弃，甚至好罐子破摔，一走了之（资本外逃）。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最终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头是民营企业要正视自己的历史，尽快“提上裤子”，转变观念、明确战略，完善治理结构，依法经营，守正出奇；另一头是政府和社会的态度。“原罪”大多是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代民营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只要政府始终像统战部长刘延东近日强调的——政府不会主动扩大“原罪”的论争并且试图有所作为，而是要继续鼓励民营企业安心经营、改善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早期的“原罪”问题依照现行法律也会过了追诉期，用不着政府再来宣布是否赦免。这一代人过去之后，社会舆论就会不断因为“阳光创业者”的成功故事而扭转方向，给民营资本以更广阔的创富空间。
二、用资本家精神取代传统的商人精神。中国民营资本要强大起来，也必须建立自己的“新教伦理”，使自己在商业伦理和资本精神方面健康和强大起来，形成自身的道德优势。
中国民营资本长期形成的是一种商人的精神，不是资本家的精神。商人的精神重在牟取私人家族利益、强调私人关系、建立私交、结成私党、谋取私利；而资本家的精神实际上是创业者、投资者、资本家、社会资本家，追求一种创新，一种社会财富。现代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追求的是建立一种制度对制度、系统对系统、专业对专业的阳光下的博弈关系。
此外，过去在中国商人文化当中跟社会的关系只局限在乡邻和周围的人，面很小，基本是在一个地缘和亲缘的社会里。商人赚了钱一般不是回馈给社会大众，而是回馈给私人（乡里乡亲）或周围的人（朋友、兄弟）；而现代企业家则是要让自己变成企业公民，肩负的社会责任应该是公众利益，并且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赚到的钱再回馈给社会，回馈到一切公共利益之中去。
三、借助经济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全新格局，迅速改变思维方式和竞争战略，将企业全面融入新经济。“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无锡尚德施正荣、北京百度李彦宏等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中的新型民营企业势力就是拔得头筹者。网络和新经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机会，使得原本很年轻的中国民营资本能够迅速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不仅创造与欧美高新技术企业几乎完全一样的创富神话，而且能够使这一神话建立在一种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之上，确保公司和财富的持续增长。
在中国，国有资本将会长期主导中国的经济，但只有民营资本才能够真正使中国经济成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并且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壮士弘毅，任重而道远。”惟愿民营企业能够体认使命，庄敬自强，用大智慧跨越历史的河流，续写先辈的光荣。
编辑 屈腾龙
然而，与经济繁荣相映衬的却是政治上以陈良宇倒台为标志的“肃贪反腐”运动声浪迭起，波澜有惊，特别是由贪官拔根带泥拖出的一些民营企业又被全社会放在停尸台上口诛笔伐，鞭尸咒魂。“原罪”和财富的合法性再度成为建立和谐社会的关注焦点。加之最近几年以社会公平正义为导向的一系列强化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政策，使原本已心存惶惑的民营资本又平添了许多愁。
不少民营企业家都在问：我们的路是不是已经走到了尽头？在中国是不是只能做小企业，发展大了是不是必然会遭到限制与打击？我们究竟还有哪些发展空间？“打土豪，分土地”是不是历史的宿命、早晚会落到自己头上？我们触没触摸到制度和文化的天花板？
事实上，透过历史来看，的确存在这样一些真实的隐忧。过去一百年来，民营资本的稳定持续发展从来没有超过二十年，单个民营企业，特别是比较有规模、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的连续发展历史几乎没有超过十五年。
从时间上看，我们今天风头正劲的民营企业，其实正书写着中国民营资本的新历史，不断打破和创造着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新纪录。因此，我们才必须思考，究竟是哪些深层次的东西阻碍民营资本在中国土地上扎根和健康成长，除了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时间的河流，到底还有哪些我们必须跨越的政治、经济、抑或是社会文化的历史河流？
河流一：布满蒺藜不能回避又如履薄冰的政商关系
政商关系或者说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民营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始终是致使民营资本陷落的布满蒺藜的壕沟。
从历史上看，无论解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官僚资本和国家资本都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政府或国家垄断的后盾就是党权和政权的高度集中，政府对资源分配拥有绝对的权力，这种情形下，民营资本的趋利本能必然导致它与政府关系中的依附性、投机性和腐蚀性。它附着在国家资本周围巧取豪夺却又时常进退失据，招致“严打”和“清理整顿”；它仰官员之鼻息以求利、投机取巧而又往往陷入政争、沦为刀下鱼肉；它时常拉官员下水，以钱谋利、钱权交易，却又时常在腐蚀官员的同时给自己挖掘了坟墓。
民营企业要想寻求长生之道，跨越历史河流，全面把握政商关系乃是当务之急。政商关系说到底是企业与政府管理部门或管理体制的关系，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以及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之间的关系。
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要么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要么与国有资本合作或合资，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以自身的专业能力与严格管理在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同时，使民营资本获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
万通近三年来，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引入国有资本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取得不小的进步，就算一个例子。在这一问题上，民营资本最容易被国有资本绞杀的，就是擅自闯入国有垄断部门，如电信、能源、金融等等。千万不要试图用金钱来与政府角力，不仅在今天，即便是在1949年前，官僚资本也曾在这些领域无情地摧残过民营企业家族。
最近几年，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又逐渐上升，国家已经明确七类产业为国有资本垄断行业，非请莫入。不仅如此，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强调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可以预见，今后随着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发展，民营资本将以数量多、规模小、就业广、人数多为特征，其生存空间将被局限在与国有资本绝无冲突或者国有资本主动让出的领域。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自如，持续发展。
河流二：致命诱惑外资究竟是“天使与骑士”还是“打劫者”
民营资本与外国资本的关系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又一个现实的难题。在中国历史上，民营资本因为国有资本的挤压和政府的蹂躏，往往转身求助于外国资本，但结局同样令人沮丧。
一方面，在民营资本自有资本不足和外部政策环境不安全的条件下，外国资本往往扮演着“天使”与“骑士”的角色。这些年几乎每年都有10亿美元以上的风险投资在中国直接投向民营资本，特别是以IT等新技术领域为代表的一些高新技术企业。这些风险投资纵横驰骋，点石成金，催生了一大批诸如百度、新浪、盛大、网易、尚德之类的公司和财富新贵。可以说近几年在海外上市的网络公司和高技术公司，几乎都是凭借外国风险投资的力量，快速聚集资金和高速成长起来的。
在传统行业，外国资本同样像骁勇的骑士引人注目，例如在房地产行业，前年瑞银华宝缔造了富力和雅居乐神话，今年摩根又创造了“绿城”传奇。
然而，另一方面，民营资本在同外国资本的合作与角逐中，又被它们巨大的资本规模和丰富的商业管理经验两面夹击，不得不弃守行业领先者的地位，沦为外国资本在中国市场的开拓者。
这时，民营资本所能够扮演、也是外国资本最希望它扮演的只有三个角色，那就是代工（外国品牌、产品在中国的加工者）、营销伙伴和品牌延伸。比如成衣。江苏某著名企业几乎为所有的外国著名品牌加工衬衣，但它只挣取这些海外品牌（例如POLO）产品在当地销售价的1%的利润，而委托加工者则有30%以上的利润。即便如此，当国内劳动力价格上涨或人民币升值之后，海外订单又纷纷转到印度或土耳其，国内企业立即面临减产转行甚至破产和工人失业的威胁。
又比如中诚信公司，经过10年的奋斗已经成为国内信用评级领域的行业老大，但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最近不得不把控股权转让给全球最大的美资评级机构穆迪公司，并且未来只能成为穆迪的分支机构，用它的品牌推广业务。
显然，由于外国资本牢牢把握和控制产品价值链的上游——品牌、研发和海外市场，民营资本的成长空间被大大压缩，在它将要长大或者刚刚长大成人的时候就被迫改名易姓，成为他人的赚钱机器。
更有甚者，这些强大的外国资本还身怀绝技，以极为丰富的经验和庞大的资本力量，导演和规划着民营资本的发展路向和行业版图。例如去年以来，摩根高盛等超级大行一方面投资永乐家电，一步把它推到资本市场，同时以对赌协议的方式诱使其快速扩张，当永乐利润下滑、体力不支时，又以抛售股票转投国美、打压股价的方式迫使永乐卖给国美。仅此一役，外国投资者获利超过百分之三百，而国内家电行业不仅被带入白热化的价格竞争战场，而且最终将中国家电制造业逼到几乎不能生存的境地。
民营资本在与外国资本竞争中一触即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价值观上的弱势地位。西方商业文明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已经积累起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和商业伦理，而中国的民营资本才刚刚起步，不单在技术层面大量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而且管理知识和商业伦理方面也几乎全盘西化。
在我看来，民营资本要取得与外国资本的竞争优势与合作共赢，最重要的是师夷之长技，学会用同样的企业治理方式和游戏规则与其同台竞技。应当承认，目前我们的民营资本大多历史很短，并且处于第一代创业者的创业阶段，市场经验和商业技能还很欠缺，公司治理也更多地依赖经验和本能，缺少系统组织的理性规划，传统的地缘与亲缘还是推动资本扩张的基本力量。
所以，要改变与外国资本竞争与合作格局的最重要步骤是尽快通过自身资本结构的完善和公司治理的现代化，以战略导向提升公司整体的运营效率和财务透明度，加强职业经理人的训练和制度性激励，使之具有“国际观、中国心、专业能力、本土功夫”。用洋人的办法与洋人共处，是挟洋发展的最好方法。一大批网络公司借风险投资登陆国际资本市场，迅速蹿升就是很好的例证。
当然要完成这一步，政府合理的经济政策也是前提条件。换句话说，如果政府不对民营资本的发展环境给予必要的保护，不对它们借用国际资本市场的通道给予政策支持，或者不对外国资本在国内对重要行业的并购行为有所关注和限制，恐怕没等民营资本学会以正确的姿势奔跑就中途夭折了。
河流三：修炼内心摆脱原罪 强化道德伦理 融入新经济
跨越历史的河流，创造民营资本的新传奇，还有一项最重要的挑战，那就是民营企业家要正视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勇于挑战自我，改造自我，从而突破自我，开创未来。具体说来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不得不做。
一、从内心深处到企业管理方式都彻底摆脱“原罪”的禁锢。所谓“原罪”主要指民营企业在获取第一桶金时采取了今天看来不合乎法律政策或道德习惯的行为方式，后来所有的公司业务、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仍然受到最初行为（原罪）的约束。应当说这对民营资本的创办者是一个非常大的自我限制。当社会舆论和道德指责一再加诸于身的时候，民营企业往往会自馁和放弃，甚至好罐子破摔，一走了之（资本外逃）。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最终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头是民营企业要正视自己的历史，尽快“提上裤子”，转变观念、明确战略，完善治理结构，依法经营，守正出奇；另一头是政府和社会的态度。“原罪”大多是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代民营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只要政府始终像统战部长刘延东近日强调的——政府不会主动扩大“原罪”的论争并且试图有所作为，而是要继续鼓励民营企业安心经营、改善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早期的“原罪”问题依照现行法律也会过了追诉期，用不着政府再来宣布是否赦免。这一代人过去之后，社会舆论就会不断因为“阳光创业者”的成功故事而扭转方向，给民营资本以更广阔的创富空间。
二、用资本家精神取代传统的商人精神。中国民营资本要强大起来，也必须建立自己的“新教伦理”，使自己在商业伦理和资本精神方面健康和强大起来，形成自身的道德优势。
中国民营资本长期形成的是一种商人的精神，不是资本家的精神。商人的精神重在牟取私人家族利益、强调私人关系、建立私交、结成私党、谋取私利；而资本家的精神实际上是创业者、投资者、资本家、社会资本家，追求一种创新，一种社会财富。现代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追求的是建立一种制度对制度、系统对系统、专业对专业的阳光下的博弈关系。
此外，过去在中国商人文化当中跟社会的关系只局限在乡邻和周围的人，面很小，基本是在一个地缘和亲缘的社会里。商人赚了钱一般不是回馈给社会大众，而是回馈给私人（乡里乡亲）或周围的人（朋友、兄弟）；而现代企业家则是要让自己变成企业公民，肩负的社会责任应该是公众利益，并且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赚到的钱再回馈给社会，回馈到一切公共利益之中去。
三、借助经济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全新格局，迅速改变思维方式和竞争战略，将企业全面融入新经济。“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无锡尚德施正荣、北京百度李彦宏等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中的新型民营企业势力就是拔得头筹者。网络和新经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机会，使得原本很年轻的中国民营资本能够迅速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不仅创造与欧美高新技术企业几乎完全一样的创富神话，而且能够使这一神话建立在一种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之上，确保公司和财富的持续增长。
在中国，国有资本将会长期主导中国的经济，但只有民营资本才能够真正使中国经济成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并且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壮士弘毅，任重而道远。”惟愿民营企业能够体认使命，庄敬自强，用大智慧跨越历史的河流，续写先辈的光荣。
编辑 屈腾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