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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开的门、桌椅和盛满空罐的垃圾桶，后方大块的矩形窗户，舞台上一切如爱德华·霍普画中简洁的笔触，在灯光的映照下，无论热闹和清寂，光影线条都很孤独。随着周野芒饰演的男主角雷将杨子奕饰演的女主角于娜拖进房间，观众便在剧场里感受到了一场有关伦理困境与情感道德的戏剧。
这是一场只有两个演员的话剧，场景自始至终没有改变。通常情况下，两个角色之间不利于戏剧冲突的展开，也难以呈现复杂的人际关系及其丰富的可能。冲突往往在彼此间的对话中消解，外部动作难以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展开。但是，话剧《黑鸟》一开始便吸引了观众的注意，源于从雷和于娜的对话中，编剧向观众抛出了两个悬而未解的谜题：于娜突然造访的真正动机，于娜和雷过去又发生了什么。这是剧情发展至此的主要悬念，解开悬念的行动（即两人不断对往昔的追忆和对当下的反省）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根本动力。
观众若想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需要从两位主角带有自欺和隐瞒的语言博弈中抽丝剥茧，方可知晓十五年前所发生的事件——随着两人交谈内容的层层推进，观众可知雷现在过着痛苦不堪的生活，于娜曾经深受他的伤害，他们有了如下内容的对话：
于娜 然后，然后我们躺下，靠在一起，你解开了我的衬衣，抚摸我的乳房。然后你解开你裤子拉链掏出了那玩意儿。
雷 第一次没有。
于娜 我错了，第一次没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們躺在你带来的毯子之上，你带来的毯子。
雷 我再也没有对那个年龄的人有过欲望，再也没有。
于娜 只有我？
雷 只有你。你是唯一的一个。
此时，编剧在开头埋下的第一个悬念已昭然若揭——两人都有过不堪回首的往事，通过于娜的回忆，所揭示的是一场尘封已久、不被认可的隐秘关系。于娜说出了自己受到雷诱奸的事实，随后，或许因为雷反复地许诺自己只对于娜这一个未成年女孩产生过情欲，促使她听后忽然产生了感情上的波动。于是，于娜继而对雷说出了她关于两人去海边小镇的回忆：她讲述雷是怎样带她去海边小镇，和她发生关系之后又畏罪潜逃的。
倘若说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尚以亨伯特的“男性视角”出发重现了一段禁忌之恋，那么《黑鸟》则选择站在女性的角度回忆叙述，让受害者于娜亲自发声，诉说彼时所处情景。亨伯特对于不伦的恋爱有所遮掩，读者与众多学者们，需要从错综复杂的文字迷宫中苦苦寻觅，才可还原出洛丽塔的相对客观真实。那么，《黑鸟》中的于娜坦诚相待，将一切和盘托出，让观众看到了未成年性侵的另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出戏剧，《黑鸟》的外部动作明显强于内部动作。故事，回忆，溺于一瞬的情欲和赤子之爱，情绪的起伏，命运重创，谎言与背叛——这些在舞台上都没有正面场景，而是作为“前史”从于娜的口中说出。于娜用她那散文诗一般抒情而绝望的自白，向观众交代了过去覆水难收的事实。如此的处理方法依旧保持了于娜的第一人称视角，在剧本的结构编排中避免了多余的场景，剧情也更加集中。“两人初识——花园幽会——海边私奔”三者也构成具有递进关系的完整事件，因而让对话富有层次，体现了语言文字的独特美感。
仅仅通过语言便能在舞台上展现出强烈的戏剧张力，雷和于娜之间的语言无疑经过了艺术加工，以至于能将当时暧昧的情绪精准化、文字化，且兼顾朗读技巧，意蕴深刻。无怪乎导演克劳迪亚·斯达文思凯对剧中人物做出如此评价：“剧中两个角色情感的交锋是非常强烈的，存在很多冲突，他们有自己的逻辑，有自己的目标和想法，但却表现得不明确、很模糊，所以人物很多时候说到一半就不说了，或者说些别的。”导演认为，若要排好《黑鸟》，需要注意剧本台词，使其直接展露出更加多层次的丰富意义。这些意义如冰山藏在水下，需挖掘才能知道其真正含义。
抽象的语言能带给观众无尽的想象空间，回忆的特性同样利于营造戏剧氛围。评论家加文·斯蒂芬曾经指出回忆的“毁灭性”：“过去永远不会死亡……它存在于现实之中，顽强地保持着古老的生活理想而拒绝前进。因此，过去具有毁灭性。”除毁灭性之外，回忆同样具有悖论性——回忆是回忆过程中唯一可信的，却又与现实存在一定偏差而不可完全信任。过度的回忆不仅无法促进当下的发展，毁灭性与悖论性更会对现实事件进行双重消解。
因此，在于娜和雷的回忆中，侵犯和抛弃是真，两人远走他乡时的忐忑雀跃，于娜等待雷给他买饼干的欣喜不安、找不到雷时的彷徨无助等难以具象化的情绪，则显得真假参半——于娜向观众还原的是一段被拼贴、被掩藏、被时间侵蚀而无法还原的陈旧记忆，观众或许能从中看出爱情的意味，或许也能看出伤害过后的自我欺骗。“未成年少女受到中年男子的引诱和性侵”无疑是一则轰动的社会新闻，是臭名昭著的刑事案件，但是，那些关于花园、草坪、毯子、海边小镇、镇中心的教堂等等一切的回忆，却是他人无法得知，而带有被害者感情温度的微小细节——当于娜叙述完一切后，全剧的矛盾已然从“过去发生了什么”和“于娜的动机”，变成了于娜对雷既爱又恨的双重心理的解读。
既爱又恨，想铭记又刻意遗忘，于娜对雷的感情何其复杂。情窦初开时因引诱而发生关系，不得善终的既定悲剧结局使得她鬼使神差地爱上了侵犯自己的男人。于娜心中的雷拥有爱人的魔力，是“值得被爱”的，然而两人关系又是建立在雷的谎言与伤害的基础之上。雷身上同时存在的相悖特性，构成了于娜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叙事话语。而于娜矛盾的内心，正是《黑鸟》所具有的社会意义——
在现实社会中，恋童癖数量庞大、犯罪率居高不下，有许多儿童都曾受到性侵犯。据调查，全球范围内约有1/5未成年人遭遇过性侵。性侵案件发生比率居高不下，关注于娜这样的受害者便有了意义。性侵受害者的内心往往如于娜一样矛盾，且隐秘而广阔。
前段时间，台湾女作家林奕含因不堪回首的性侵往事而自杀。在她的遗作《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被性侵的房思琪做出过这样的内心挣扎：“想了这几天，我想出唯一的解决之道了，我不能只喜欢老师，我要爱上他。你爱的人要对你做什么都可以，不是吗？思想是一种多么伟大的东西！我是从前的我的赝品。我要爱老师，否则我太痛苦了。”
正是被性侵而产生的心理保护机制，使得房思琪和于娜对加害者产生特殊的感情。这不失为一种自救，在加害者对受害者不可逆转之剥夺和取乐中，唯有虚构出“爱”的存在，才可使无法舍弃的人生不这么艰难。
因此，即使于娜和雷向空旷处投掷酒瓶的行为看似是对过去的和解，最终雷无法和于娜发生性行为的现实却是编剧对此和解做出的有力打击：性侵者无法因爱而粉饰罪恶。在探寻伦理与感情的边界中，话剧《黑鸟》以其扎实的剧本和精湛的演出，让观众在舞台上看见一场罪恶，从而感受到无法逾越的道德边界。
责任编辑 姜艺艺
这是一场只有两个演员的话剧，场景自始至终没有改变。通常情况下，两个角色之间不利于戏剧冲突的展开，也难以呈现复杂的人际关系及其丰富的可能。冲突往往在彼此间的对话中消解，外部动作难以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展开。但是，话剧《黑鸟》一开始便吸引了观众的注意，源于从雷和于娜的对话中，编剧向观众抛出了两个悬而未解的谜题：于娜突然造访的真正动机，于娜和雷过去又发生了什么。这是剧情发展至此的主要悬念，解开悬念的行动（即两人不断对往昔的追忆和对当下的反省）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根本动力。
观众若想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需要从两位主角带有自欺和隐瞒的语言博弈中抽丝剥茧，方可知晓十五年前所发生的事件——随着两人交谈内容的层层推进，观众可知雷现在过着痛苦不堪的生活，于娜曾经深受他的伤害，他们有了如下内容的对话：
于娜 然后，然后我们躺下，靠在一起，你解开了我的衬衣，抚摸我的乳房。然后你解开你裤子拉链掏出了那玩意儿。
雷 第一次没有。
于娜 我错了，第一次没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們躺在你带来的毯子之上，你带来的毯子。
雷 我再也没有对那个年龄的人有过欲望，再也没有。
于娜 只有我？
雷 只有你。你是唯一的一个。
此时，编剧在开头埋下的第一个悬念已昭然若揭——两人都有过不堪回首的往事，通过于娜的回忆，所揭示的是一场尘封已久、不被认可的隐秘关系。于娜说出了自己受到雷诱奸的事实，随后，或许因为雷反复地许诺自己只对于娜这一个未成年女孩产生过情欲，促使她听后忽然产生了感情上的波动。于是，于娜继而对雷说出了她关于两人去海边小镇的回忆：她讲述雷是怎样带她去海边小镇，和她发生关系之后又畏罪潜逃的。
倘若说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尚以亨伯特的“男性视角”出发重现了一段禁忌之恋，那么《黑鸟》则选择站在女性的角度回忆叙述，让受害者于娜亲自发声，诉说彼时所处情景。亨伯特对于不伦的恋爱有所遮掩，读者与众多学者们，需要从错综复杂的文字迷宫中苦苦寻觅，才可还原出洛丽塔的相对客观真实。那么，《黑鸟》中的于娜坦诚相待，将一切和盘托出，让观众看到了未成年性侵的另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出戏剧，《黑鸟》的外部动作明显强于内部动作。故事，回忆，溺于一瞬的情欲和赤子之爱，情绪的起伏，命运重创，谎言与背叛——这些在舞台上都没有正面场景，而是作为“前史”从于娜的口中说出。于娜用她那散文诗一般抒情而绝望的自白，向观众交代了过去覆水难收的事实。如此的处理方法依旧保持了于娜的第一人称视角，在剧本的结构编排中避免了多余的场景，剧情也更加集中。“两人初识——花园幽会——海边私奔”三者也构成具有递进关系的完整事件，因而让对话富有层次，体现了语言文字的独特美感。
仅仅通过语言便能在舞台上展现出强烈的戏剧张力，雷和于娜之间的语言无疑经过了艺术加工，以至于能将当时暧昧的情绪精准化、文字化，且兼顾朗读技巧，意蕴深刻。无怪乎导演克劳迪亚·斯达文思凯对剧中人物做出如此评价：“剧中两个角色情感的交锋是非常强烈的，存在很多冲突，他们有自己的逻辑，有自己的目标和想法，但却表现得不明确、很模糊，所以人物很多时候说到一半就不说了，或者说些别的。”导演认为，若要排好《黑鸟》，需要注意剧本台词，使其直接展露出更加多层次的丰富意义。这些意义如冰山藏在水下，需挖掘才能知道其真正含义。
抽象的语言能带给观众无尽的想象空间，回忆的特性同样利于营造戏剧氛围。评论家加文·斯蒂芬曾经指出回忆的“毁灭性”：“过去永远不会死亡……它存在于现实之中，顽强地保持着古老的生活理想而拒绝前进。因此，过去具有毁灭性。”除毁灭性之外，回忆同样具有悖论性——回忆是回忆过程中唯一可信的，却又与现实存在一定偏差而不可完全信任。过度的回忆不仅无法促进当下的发展，毁灭性与悖论性更会对现实事件进行双重消解。
因此，在于娜和雷的回忆中，侵犯和抛弃是真，两人远走他乡时的忐忑雀跃，于娜等待雷给他买饼干的欣喜不安、找不到雷时的彷徨无助等难以具象化的情绪，则显得真假参半——于娜向观众还原的是一段被拼贴、被掩藏、被时间侵蚀而无法还原的陈旧记忆，观众或许能从中看出爱情的意味，或许也能看出伤害过后的自我欺骗。“未成年少女受到中年男子的引诱和性侵”无疑是一则轰动的社会新闻，是臭名昭著的刑事案件，但是，那些关于花园、草坪、毯子、海边小镇、镇中心的教堂等等一切的回忆，却是他人无法得知，而带有被害者感情温度的微小细节——当于娜叙述完一切后，全剧的矛盾已然从“过去发生了什么”和“于娜的动机”，变成了于娜对雷既爱又恨的双重心理的解读。
既爱又恨，想铭记又刻意遗忘，于娜对雷的感情何其复杂。情窦初开时因引诱而发生关系，不得善终的既定悲剧结局使得她鬼使神差地爱上了侵犯自己的男人。于娜心中的雷拥有爱人的魔力，是“值得被爱”的，然而两人关系又是建立在雷的谎言与伤害的基础之上。雷身上同时存在的相悖特性，构成了于娜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叙事话语。而于娜矛盾的内心，正是《黑鸟》所具有的社会意义——
在现实社会中，恋童癖数量庞大、犯罪率居高不下，有许多儿童都曾受到性侵犯。据调查，全球范围内约有1/5未成年人遭遇过性侵。性侵案件发生比率居高不下，关注于娜这样的受害者便有了意义。性侵受害者的内心往往如于娜一样矛盾，且隐秘而广阔。
前段时间，台湾女作家林奕含因不堪回首的性侵往事而自杀。在她的遗作《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被性侵的房思琪做出过这样的内心挣扎：“想了这几天，我想出唯一的解决之道了，我不能只喜欢老师，我要爱上他。你爱的人要对你做什么都可以，不是吗？思想是一种多么伟大的东西！我是从前的我的赝品。我要爱老师，否则我太痛苦了。”
正是被性侵而产生的心理保护机制，使得房思琪和于娜对加害者产生特殊的感情。这不失为一种自救，在加害者对受害者不可逆转之剥夺和取乐中，唯有虚构出“爱”的存在，才可使无法舍弃的人生不这么艰难。
因此，即使于娜和雷向空旷处投掷酒瓶的行为看似是对过去的和解，最终雷无法和于娜发生性行为的现实却是编剧对此和解做出的有力打击：性侵者无法因爱而粉饰罪恶。在探寻伦理与感情的边界中，话剧《黑鸟》以其扎实的剧本和精湛的演出，让观众在舞台上看见一场罪恶，从而感受到无法逾越的道德边界。
责任编辑 姜艺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