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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认为影响翻译活动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意识形态、诗学观念和赞助人。操纵理论不再关注语言结构和语言形式问题，而是注目于目的语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这一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从操纵理论视角出发，着重探讨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对《青春》翻译活动的影响。
关键词：操纵理论 意识形态 诗学观念 青春
《青春》是美国作家塞缪尔·厄尔曼的著名散文，目前在国内已有多种译本，其中最著名的是王佐良的译文。本文从勒菲弗尔操纵理论的视角出发，通过比较王佐良译文和黄志坚译文，探讨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对《青春》翻译活动的影响。
一、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
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一书中提出了操纵学派的主要观点。勒菲弗尔“主要是从文化视角——特别是从他所擅长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视角——来探讨翻译”（郭宇，2008），认为翻译就是对文本的改写，改写是为了使文本操纵者所选择的方式在目的语的社会文化中产生影响。这种改写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制约：第一是意识形态，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第二是诗学观念，不仅包括文化体系，还包括文学技巧、体裁、主题、典型人物等文学观念；第三是赞助人，包括宗教团体、阶级、政府部门、出版社等。
二、《青春》两个汉译文的比较
本文主要从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两个层面对王佐良和黄志坚的《青春》译文进行对比研究，具体阐释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在翻译过程中是如何对译者进行“操纵”的。
（一）意识形态对《青春》两个译本的操纵
意识形态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意识形态，个人意识形态就是译者的思想。受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于同一个文本，有多少译者就有多少译文。意识形态不仅影响译者翻译时采用的基本策略和方法，而且影响其处理与原文思想和语言有关的具体问题的方法。因为“人的生活环境和受教育的背景不同，他的先有、先在和先识就会不同，他们的主体意识一定会有所差异。从这个角度看，原文文本只有一个，而译文文本可以有无数个。”（曹山柯，2006）
虽然王佐良和黄志坚对《青春》原文的理解如出一辙，但两人的译文却截然不同，这主要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例如：
（1）“Youth means a tempera-mental predominance of courage over timidity，of the appetite for adventure over the love of ease.”
王佐良的译文：“青春气贯长虹，勇锐盖过怯弱，进取压倒苟安。”
黄志坚的译文为：“青春，是指超越怯懦、勇气如虹，不图安逸、勇闯敢试。”
王佐良认为翻译应该“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
受主观意识形态即翻译思想的影响，王佐良的译文和原文一样优雅简练，口气、断句以及语言风格更加接近原文。黄志坚虽然译出了原文的意思，但他采用的是意译，断句、语言没有和原文保持一致。
王佐良（1997）认为，如果一个人不了解语言中的社会文化，就无法真正地掌握语言。他强调，翻译是跨文化的交流，在翻译过程中仅仅了解外国文化是远远不够的，译者还必须深入理解本民族的文化，因此王佐良的译文带有传统的民族文化气息。例如：
（2）“Whether 60 or 16，there is in every human being’s heart the lure of wonder.”
王佐良译文：“无论年届花甲，拟或二八芳龄，心中皆有生命之欢乐。”
黄志坚的翻译是：“无论年少或年长，当怀好奇的诱导。”
受主观意识的影响，王佐良翻译中的“花甲”“芳龄”等词语不仅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联系紧密，而且巧妙地翻译出了原文中所要表达的具体年龄。黄志坚的译文符合汉语规范，但是没有翻译出具体的年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王佐良和黄志坚的个人意识形态不同，决定了他们翻译《青春》的方法和效果不同，表明意识形态对译者的操纵直接影响翻译的结果。
（二）诗学观念对《青春》两个译本的操纵
勒菲弗尔认为诗学观念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构成要素，包括文学文体、特定意象、原型人物以及情景等；另一个是功能要素，即文学应该在社会体系中所扮演的功能角色（郭颖、白彬，2008）。《青春》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诗，散文诗翻译与其他文学形式的翻译有着天壤之别。在散文诗翻译中，译者不仅要理解原文的内容，而且还要注重原文的风格和形式。
在散文诗翻译中，译者对原文修辞、风格以及选词的理解造就了文风各异的译文。例如：
（3）“Youth is not a time of life；it is a state of mind；it is not a matter of rosy cheeks，red lips and supple knees；it is a matter of the will，a quality of the imagination，a vigor of the emotions；it is the freshness of the deep springs of life.”
王佐良译文：“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不是桃面、丹唇、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恋情；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
黄志坚的翻译是：“青春，并非年轻岁月，而是一种心态；青春的特征，并非粉颊、朱唇、柔肢，而是毅力、激情、创意；青春是生命涌泉的清澈、激扬。”
从王佐良和黄志坚的翻译可以看出，两人都忠实地翻译出了原文的意思，但是王佐良不仅在意义上忠实原文，而且更加注重和原文的语言风格保持一致，使用排比的手法，在格式上与原文对应整齐，本身也富有韵律和节奏。虽然黄志坚也忠实地翻译出了原文的意思，但是他没有注重原文的语言风格以及修辞手法。原文中的主语都是青春，黄志坚的译文第二句却用青春的特征做主语，并且，他在翻译中摒弃了排比句式，所以黄志坚的译文不如王佐良的译文有音韵美和节奏感。 王佐良最为人称道的翻译特色是译文优美雅致，这主要归功于他在翻译中对四字格的巧妙运用。四字格是汉语特有的表达方法，简短整齐，内涵丰富，节奏感强。因此在许多译作中，王佐良都根据特定的需要采用了这种方法（宁件桃，2014）。例如：
（4）“Nobody grows old merely by a number of years.We grow old by deserting our ideals.”
王佐良译文：“年岁有加，并非垂老，理想丢弃，方堕暮年。”
黄志坚的译文是：“年岁递增，非必老化；背弃理想，方陷残年。”
王佐良和黄志坚不仅忠实地翻译出了原文意思，而且都采用了整齐的四字格形式，使得译文精炼明快，内涵深邃并且富有节奏感，令读者读起来琅琅上口，另有一番乐感。因为王佐良和黄志坚在这一层面上的诗学观念是一致的，所以在翻译中都采用了四字格。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诗学观念对译者的翻译起着重要作用，不同的诗学观念会产生不同的翻译效果。
三、结语
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对翻译的发展和丰富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操纵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对两个译本的对比研究表明，造成王佐良和黄志坚的两个《青春》译本有异有同的原因是他们在个人意识形态与诗学观念上的异同。在意识形态方面，王佐良立足于对翻译的独特理解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黄志坚的译文则深受现代汉语的影响。在诗学观念层面，王佐良和黄志坚都采用了四字格，使译文富有节奏感，读起来琅琅上口，不同的是，王佐良更加注重原文的修辞手法和创作风格。综上所述，王佐良译文和黄志坚译文的异同是受到了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曹山柯.文学翻译：一种诗化意义上的探讨[J].中国翻译，2006，（1）.
[2]郭颖，白彬.安德烈·勒菲弗尔翻译理论阐释[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3]郭宇.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及其主要理论简介[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08，（7）.
[4]宁件桃.王佐良翻译风格浅析[J].神州，2014，（6）.
[5]王佐良，丁往道.英语文体学引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李旭 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315211）
关键词：操纵理论 意识形态 诗学观念 青春
《青春》是美国作家塞缪尔·厄尔曼的著名散文，目前在国内已有多种译本，其中最著名的是王佐良的译文。本文从勒菲弗尔操纵理论的视角出发，通过比较王佐良译文和黄志坚译文，探讨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对《青春》翻译活动的影响。
一、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
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一书中提出了操纵学派的主要观点。勒菲弗尔“主要是从文化视角——特别是从他所擅长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视角——来探讨翻译”（郭宇，2008），认为翻译就是对文本的改写，改写是为了使文本操纵者所选择的方式在目的语的社会文化中产生影响。这种改写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制约：第一是意识形态，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第二是诗学观念，不仅包括文化体系，还包括文学技巧、体裁、主题、典型人物等文学观念；第三是赞助人，包括宗教团体、阶级、政府部门、出版社等。
二、《青春》两个汉译文的比较
本文主要从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两个层面对王佐良和黄志坚的《青春》译文进行对比研究，具体阐释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在翻译过程中是如何对译者进行“操纵”的。
（一）意识形态对《青春》两个译本的操纵
意识形态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意识形态，个人意识形态就是译者的思想。受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于同一个文本，有多少译者就有多少译文。意识形态不仅影响译者翻译时采用的基本策略和方法，而且影响其处理与原文思想和语言有关的具体问题的方法。因为“人的生活环境和受教育的背景不同，他的先有、先在和先识就会不同，他们的主体意识一定会有所差异。从这个角度看，原文文本只有一个，而译文文本可以有无数个。”（曹山柯，2006）
虽然王佐良和黄志坚对《青春》原文的理解如出一辙，但两人的译文却截然不同，这主要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例如：
（1）“Youth means a tempera-mental predominance of courage over timidity，of the appetite for adventure over the love of ease.”
王佐良的译文：“青春气贯长虹，勇锐盖过怯弱，进取压倒苟安。”
黄志坚的译文为：“青春，是指超越怯懦、勇气如虹，不图安逸、勇闯敢试。”
王佐良认为翻译应该“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
受主观意识形态即翻译思想的影响，王佐良的译文和原文一样优雅简练，口气、断句以及语言风格更加接近原文。黄志坚虽然译出了原文的意思，但他采用的是意译，断句、语言没有和原文保持一致。
王佐良（1997）认为，如果一个人不了解语言中的社会文化，就无法真正地掌握语言。他强调，翻译是跨文化的交流，在翻译过程中仅仅了解外国文化是远远不够的，译者还必须深入理解本民族的文化，因此王佐良的译文带有传统的民族文化气息。例如：
（2）“Whether 60 or 16，there is in every human being’s heart the lure of wonder.”
王佐良译文：“无论年届花甲，拟或二八芳龄，心中皆有生命之欢乐。”
黄志坚的翻译是：“无论年少或年长，当怀好奇的诱导。”
受主观意识的影响，王佐良翻译中的“花甲”“芳龄”等词语不仅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联系紧密，而且巧妙地翻译出了原文中所要表达的具体年龄。黄志坚的译文符合汉语规范，但是没有翻译出具体的年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王佐良和黄志坚的个人意识形态不同，决定了他们翻译《青春》的方法和效果不同，表明意识形态对译者的操纵直接影响翻译的结果。
（二）诗学观念对《青春》两个译本的操纵
勒菲弗尔认为诗学观念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构成要素，包括文学文体、特定意象、原型人物以及情景等；另一个是功能要素，即文学应该在社会体系中所扮演的功能角色（郭颖、白彬，2008）。《青春》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诗，散文诗翻译与其他文学形式的翻译有着天壤之别。在散文诗翻译中，译者不仅要理解原文的内容，而且还要注重原文的风格和形式。
在散文诗翻译中，译者对原文修辞、风格以及选词的理解造就了文风各异的译文。例如：
（3）“Youth is not a time of life；it is a state of mind；it is not a matter of rosy cheeks，red lips and supple knees；it is a matter of the will，a quality of the imagination，a vigor of the emotions；it is the freshness of the deep springs of life.”
王佐良译文：“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不是桃面、丹唇、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恋情；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
黄志坚的翻译是：“青春，并非年轻岁月，而是一种心态；青春的特征，并非粉颊、朱唇、柔肢，而是毅力、激情、创意；青春是生命涌泉的清澈、激扬。”
从王佐良和黄志坚的翻译可以看出，两人都忠实地翻译出了原文的意思，但是王佐良不仅在意义上忠实原文，而且更加注重和原文的语言风格保持一致，使用排比的手法，在格式上与原文对应整齐，本身也富有韵律和节奏。虽然黄志坚也忠实地翻译出了原文的意思，但是他没有注重原文的语言风格以及修辞手法。原文中的主语都是青春，黄志坚的译文第二句却用青春的特征做主语，并且，他在翻译中摒弃了排比句式，所以黄志坚的译文不如王佐良的译文有音韵美和节奏感。 王佐良最为人称道的翻译特色是译文优美雅致，这主要归功于他在翻译中对四字格的巧妙运用。四字格是汉语特有的表达方法，简短整齐，内涵丰富，节奏感强。因此在许多译作中，王佐良都根据特定的需要采用了这种方法（宁件桃，2014）。例如：
（4）“Nobody grows old merely by a number of years.We grow old by deserting our ideals.”
王佐良译文：“年岁有加，并非垂老，理想丢弃，方堕暮年。”
黄志坚的译文是：“年岁递增，非必老化；背弃理想，方陷残年。”
王佐良和黄志坚不仅忠实地翻译出了原文意思，而且都采用了整齐的四字格形式，使得译文精炼明快，内涵深邃并且富有节奏感，令读者读起来琅琅上口，另有一番乐感。因为王佐良和黄志坚在这一层面上的诗学观念是一致的，所以在翻译中都采用了四字格。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诗学观念对译者的翻译起着重要作用，不同的诗学观念会产生不同的翻译效果。
三、结语
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对翻译的发展和丰富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操纵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对两个译本的对比研究表明，造成王佐良和黄志坚的两个《青春》译本有异有同的原因是他们在个人意识形态与诗学观念上的异同。在意识形态方面，王佐良立足于对翻译的独特理解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黄志坚的译文则深受现代汉语的影响。在诗学观念层面，王佐良和黄志坚都采用了四字格，使译文富有节奏感，读起来琅琅上口，不同的是，王佐良更加注重原文的修辞手法和创作风格。综上所述，王佐良译文和黄志坚译文的异同是受到了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曹山柯.文学翻译：一种诗化意义上的探讨[J].中国翻译，2006，（1）.
[2]郭颖，白彬.安德烈·勒菲弗尔翻译理论阐释[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3]郭宇.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及其主要理论简介[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08，（7）.
[4]宁件桃.王佐良翻译风格浅析[J].神州，2014，（6）.
[5]王佐良，丁往道.英语文体学引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李旭 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31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