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会以后，权利意识增强，维权类型的大型群体抗议活动增加。以日本为例，战后日本大规模群众抗议，基本可分为经济型、环境型、纯政治型。当然，很多抗议活动很难归属某一单纯类型。最近日本爆发的大规模反核游行，既可说是环境型，也可说是政治型。
　　战后日本社会陆续发生各种社会对立，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基本平稳，其原因是日本社会在发展中逐渐制定了一套社会“稳定装置”。这套装置，值得参考。
　　首先，是日本式的劳资关系。1955年后，原本因势单力薄往往无法达到目的各工会逐渐联合起来，共同与资方交涉。显然这种交涉十分有力。于是，这种交涉形成定型，成为“春斗方式”一直延续到今天。这种方式下，在春天，工会各组织联合起来与资方交涉。除此之外，日本还形成“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行业工会”等习惯或制度。在日本式劳资制度下，工会既保护工人利益，同时也为公司发展提供合作。这种劳资关系，对日本战后经济社会稳定做出贡献。
　　在这套装置中，还有另外一个支柱，即全民保障制度及消除地方差距的制度。1960年，日本爆发大规模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社会运动，当时日本国民包围国会议事堂竟达百万人之众，但是，由于反安保运动失败，日本国民存在一种挫折感，他们与政府之间形成很深的鸿沟。如何凝聚人心、弥合分裂，成为时任日本政府的重要课题。当时日本经济高速发展，1959年度日本经济增长17%、1960年度增长10%，这对日本政府实施大型福利政策十分有利。1960年7月，池田勇人出任首相。本来，他是一个喜欢享受口腹之欲的人，常常出入高级日本料亭，但上任后，为显亲民，他戒掉贪吃贪玩的习惯，时刻表现与民共苦的姿态。这年 9月，池田内阁提出《国民所得倍增计划》，烧了头一把火。同时，该内阁建立了“国民皆年金制度”和“国民皆保险制度”。这两项制度，让每个劳动者都无养老、看病的后顾之忧。1962年10月，池田内阁又公布《全国综合开发计划》，该计划旨在消除住宅、上下水道、交通、文教、医疗卫生等领域公共设施地区差距。必须说，这些措施，凝聚了因安保斗争导致的社会分裂以及国民对政府的失望情绪。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日本环境恶化、社会动荡的时期，环境污染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现在的日本老人还记得，60年代中期，东京的多摩川河水乌黑、臭气熏天。当时日本出现水俣病、痛痛病、四日市哮喘、光化学烟雾、噪音等公害。当时日本媒体对经济高速增长的意义表达了深刻的怀疑，有的媒体甚至发出“去你的GNP吧”。
　　对于深刻的环境污染，日本爆发声势浩大的市民运动。自民党政府和官僚很晚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过从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政府一口气制定了限制汽车尾气等14个环境治理法规，地方自治体甚至制定了更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条例。此后，环境状况有所改善。住民与企业、地方自治体、中央政府的对立才有所缓解。
　　上世纪60年代，全球青年进入一个体制反抗时期。他们对工业社会造成的异化，表明自己反抗的态度。1968和1969年，日本学生运动进入高潮时期。当时20岁的年轻人，都是在经济高速增长中成长起来的，没有经历过战时的物质困乏，但却对高速增长社会中出现的弊病十分敏感。他们积极投身反污染、反安保、反越战的运动。这一时代许多学生领袖，后来都被吸收进入日本大学、著名企业，此后成为学术界、企业界的领袖，成为体制内部的革新力量。
　　综上所述，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曾遇到很多重大经济、社会困难，但国家、地域社会及住民通过积极互动，及时对社会对立进行了整合，反而促进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