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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人民波兰(1944—1989)不足半个世纪的短暂历史,谁在波兰政坛和国际舞台上留下了历史的足迹?谁的名字还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在波兰剧变20年后,我同几位熟知波兰问题的朋友议论着,也曾怀着一种求证的心情去询问波兰朋友。大家屈指历数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历届领导人——哥穆尔卡、贝鲁特、奥哈布、盖莱克、卡尼亚、雅鲁泽尔斯基和拉科夫斯基,多数朋友的看法颇为近似,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非哥穆尔卡和雅鲁泽尔斯基两人莫属,尽管他们两人都是有争议的人物。我问为什么?大家说了些故事,有的早已家喻户晓,有的还鲜为人知。这样的答案和论证,使我感到历史长河波涛汹涌,大浪淘沙,而留下来的不说是弥足珍贵也应是不可忘却的了。
说来也是一种巧合,一种缘分。1954年我奉派前往波兰留学,就读于华沙外交学院,随后就走进了我国外交部的大门,长期从事涉波工作,曾担任驻波大使。在学习和工作期间,我有了机会和兴趣,从近处和远处观察和了解哥穆尔卡和雅鲁泽尔斯基。他们两人,不仅各有其始与终,而且一位是开国元勋,一位是末代领导,又恰恰是人民波兰的一始一终。
我先说说哥穆尔卡。
对斯大林说“不”的
东欧第一人
哥穆尔卡(1905—1982),1945年至1948 年担任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尔后坐牢3年半,1956年开始又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14年。现在他的风光早已不再,但他的沉浮起落,依然是人们常常述说的故事。
哥穆尔卡引起我的兴趣,实际上始于1956年10月。此前虽然也听到过他的名字,但那是左耳进右耳出,没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只知道他犯过“ 右倾民族主义倾向”的错误。至于他究竟错在哪里?并不明了。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之后,波兰政局动荡不已,形势急转直下,哥穆尔卡成为万众瞩目的中心。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名字日复一日地走进了我的视听。
当时我所在的华沙外交学院,失去了往日的平静。我的波兰同学不再准时到教室上课,他们三五成群聚集在教学大楼的走廊上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我觉察到他们每个人都把自已的命运,乃至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同哥穆尔卡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也向我讲述了许多官方课本从不记载但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波苏关系野史,讲述了哥穆尔卡和斯大林之间的一些故事。这些野史和故事的核心,一是苏联对波兰的欺压和剥削,二是波兰对苏联的不满和反抗。他们对哥穆尔卡为维护波兰民族利益而敢于反对斯大林错误意见的那种大无畏精神,赞颂不已,称哥穆尔卡是东欧各国领导人中敢于对苏联说“不”、敢于顶撞斯大林的第一人。
波兰同学告诉我,战后初期,波苏之间在许多具体的实际问题上存在分歧和矛盾,为了谋求有利于波兰的解决办法,哥穆尔卡一再去找斯大林。哥穆尔卡自己曾说过,整个1945年他一直为波兰问题同斯大林“争吵”。“争吵”什么?简而言之,就是向斯大林争物,争人,争主权。
希特勒德国战败后,原德国奥得河以东的土地划入波兰的版图,波兰称为收复地区。苏军当局认为,该地区土地属于波兰,但德国人遗留下来的工厂则是苏军的战利品。他们不顾波兰人的反对,拆掉工厂,运走设备。为了阻止苏军的拆运,哥穆尔卡找斯大林谈过多次。哥穆尔卡据理力争,他告诉斯大林:你说停止拆运,但没人执行你的指示。因此,我下令波兰军队在公路和铁路设置岗哨,堵截运输。斯大林听到这句话后,当即找来马林科夫,下了绝对禁止拆运的命令,谁敢违反,就军法处置。这样,波兰才在收复地区保留下一些重要的工厂和设备。
1945年初,苏军解放了西里西亚煤矿区,他们将一些年轻的矿工当作德国战俘,送到苏联煤矿劳动。这些矿工也是波兰恢复煤矿生产所急需的劳动力。因此,哥穆尔卡向苏联要人,先是同莫洛托夫等人交涉,双方话不投机。苏方讥讽哥穆尔卡竟然为“德国战俘”奔忙,并指责哥穆尔卡“根本不比西科尔斯基(波兰流亡政府总理,曾要求苏方归还波兰战俘)好到哪里!”哥穆尔卡不退让,又去找斯大林。斯大林理解哥穆尔卡的要求,但他强调西里西亚矿工正在苏联煤矿劳动,不能马上送回波兰,否则苏联的煤矿就会因缺少人力而停产。斯大林允诺,随着军人复员,苏联将解决这一问题,送西里西亚矿工返回波兰。
1945年3月,苏军司令部和安全部门以“邀请会谈”为名,诱捕了受波兰流亡政府领导的奥库利茨基将军等16名地下活动家,指责他们在苏军后方从事反苏活动,把他们押送到莫斯科。这种做法显然没把刚刚成立的波兰新政府放在眼里,引起人们议论纷纷。为此,哥穆尔卡出面找斯大林,他强调指出,苏联安全机关的做法是非法行为,把波兰的主权摆在一个不恰当的位置,他要求苏方将被捕者交由波兰法院审处。斯大林解释了几句,但并未满足哥穆尔卡的要求。
在这些具体问题上的“争吵”,还不足以影响哥穆尔卡同斯大林的关系。但后来,当东西方冷战加剧,对立的两大阵营形成之际,哥穆尔卡先是反对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后又怀疑苏共对南共的指控,他的言论和行动超过了苏联可以容忍的红线,自然也遭到波兰工人党政治局多数的反对。因此,当1948年情报局在东欧掀起清洗“铁托分子”运动的风暴时,哥穆尔卡就在劫难逃了。
反对成立情报局的总书记
作为波兰工人党总书记的哥穆尔卡,为什么要反对成立情报局?从根本上说,他是没有忘记过去年代共产国际一再干涉波兰共产党的内部事务,特别是1938年解散波兰共产党的沉痛历史教训,因此他十分担心情报局会成为新的国际中心,是共产国际的复活,限制各党的独立自主和干涉各党的内部事务。他认为,二战之后,在东欧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已成为执政党的情况下,这类国际中心的危害性将更为严重。因此他先是极力反对成立情报局,后又希望限制情报局的职权。但他的反对和希望全都落空了。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说哥穆尔卡反对成立情报局,但他确曾是召开九党代表会议的倡议人,又是在代表会议上提出成立情报局建议的报告人。人们会问:难道这不是支持而是反对吗?
原来,1947年春哥穆尔卡秘密访苏时,斯大林隐瞒了成立情报局的真实意图,建议由哥穆尔卡出面倡议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商讨出版一份共同刊物,供各党之间交流经验、探讨问题和通报情况。哥穆尔卡同意并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向有关党发出召开代表会议的邀请信。但会议的实质性准备工作都是在莫斯科进行的。哥穆尔卡并不知道联共(布)的真正目的,只是一位挂名的倡议人。
1947年9月22日,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波兰南部山区小镇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开会。哥穆尔卡作为东道主致开幕词并主持会议。24日晚,联共(布)代表亮出底牌,建议由波兰工人党代表作各党协调活动问题的报告。哥穆尔卡感到会议转变了风向,于是他表示,他作为主持人的任务已经完结。会议改由联共(布)代表马林科夫主持。
9月25日,联共(布)代表日丹诺夫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强调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业已形成,要求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全部政策都要服从于因阵营对立而产生的需要,各国执政党必须就其活动进行磋商和协调。听了日丹诺夫的报告,哥穆尔卡恍然大悟,“这次会议与其说是为了创办刊物,不如说是为了成立一个共运协调局”。他认为自己被斯大林蒙蔽了,于是利用休会间隙时间,召开了波党政治局会议,说明其处境尴尬,并提出辞去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要求。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们既拥护成立情报局,又拒绝接受哥穆尔卡的辞职,并责成哥穆尔卡对联共(布)的建议只能支持,不得反对。在内外压力下,哥穆尔卡违心地在会上就各党协调活动问题作了报告。实际上他是奉命宣读发言稿,扮演了一个令他难堪的角色。
从情报局成立伊始,哥穆尔卡就一直担心情报局会干涉各党的内部事务,损害各国的主权。时间不过半年,1948年春,联共(布)与南共之间爆发了冲突,他的担心变成了现实。联共(布)启动情报局机制,围攻南斯拉夫,制造声势,杀一儆百。哥穆尔卡对联共(布)的做法表示怀疑,不相信联共(布)对南共指控的正确性。哥穆尔卡还担心苏南冲突会影响波党的内部团结,危及波兰的主权。形势的发展,不出所料。当哥穆尔卡向波党政治局通报苏南冲突和他的态度时,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站在联共(布)一边,他成为名实相符的孤家寡人。在这种情况下,哥穆尔卡再次提出辞职要求,政治局再次不予接受。
这时的哥穆尔卡除了反对成立情报局外,又不同意批判南斯拉夫。他的言行,自然逃不出斯大林的耳目。这样的哥穆尔卡会给联共(布)留下何种印象是不言而喻的了。一顶名曰“右倾民族主义倾向”的大帽子在1948年8月扣在哥穆尔卡的头上。1951年8月,哥穆尔卡被逮捕入狱,1954年12月始获释。
波兰十月事件的英雄
1956年10月,波兰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十月事件。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反对苏联干涉内政的呼声中,哥穆尔卡重返政坛,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
在波兰的中国留学生,虽然不是十月事件的参与者,却成为十月事件的见证人。从沸腾了的校园气氛和群众集会的呼喊声中,在报刊文章的醒目标题和字里行间里,我感受到波兰政局的动荡不安和人心的向背。
十月事件的发生,绝非偶然。1956年2月苏共20大结束后十数日贝鲁特在莫斯科突然病逝,再加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秘密报告在波兰的传播,这接踵而来的事件犹如晴天霹雳,震撼着波兰,预示着一场暴风雨的来临。
这时的波兰,新任的党中央第一书记奥哈布没有足够的驾驭局势的能力。1956年6月,波兹南工人罢工事件发生了,国内局势已濒临危险的边缘。党内派别斗争骤然加剧,上上下下思想陷于混乱。广大干部和群众,工人和学生,要求改变现状,要求社会主义革新,要求改变波苏之间不平等关系,要求选出有能力的领导人。几乎所有的人都把目光转向哥穆尔卡,视哥穆尔卡为改变现状的象征,并把自己的命运同哥穆尔卡联系在一起。党内许多高级干部也已意识到,为了控制局势,避免灾难,中央需要哥穆尔卡。
1956年10月,波党决定19日召开八中全会,准备选举哥穆尔卡为中央第一书记,并改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这本来是波兰的内部事务,却招来了苏联的粗暴干涉。
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认为,波兰形势急剧右转,有脱离苏联轨道的危险。他们决定向波兰施压,进行干涉。他们走了三步棋:先是传话,要求波党推迟八中全会会期,遭到华沙的拒绝。继而传召波党政治局全体委员前往莫斯科举行两党会谈,又遭到波党的婉拒。一贯以老子党自居的赫鲁晓夫疑虑加深,决定亲自出马,前往华沙,同时暗中调动驻波苏军向华沙方向运动。苏驻波大使通知波方,“希望”波兰党政领导人19日晨到机场“欢迎”苏共代表团,波方再次委婉地表示,请苏方在八中全会开幕后第二天或更晚一点的时间来波兰。苏驻波大使表示,这是赫鲁晓夫的决定,没有回旋的余地。
1956年10月19日早晨7时,赫鲁晓夫抛开国际交往的礼仪,在没有波方同意和邀请的情况下,来到华沙。陪同他的,除苏联党政要人外,还有华约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科涅夫元帅和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等11位高级将领。他走下专机的舷梯后,不但不同波党政领导人握手,反而开口斥责。他叫嚷“不允许把波兰出卖给美国”,责骂奥哈布“背叛”,明知故问“哥穆尔卡,他是什么人?”但这一次又出乎他的意料,波兰人不再唯唯诺诺,宾主之间爆发了一场舌战。波兰人告诫赫鲁晓夫“你现在波兰做客,不是在苏联讲话”,“我们是主人,请你放客气点!”
赫鲁晓夫要求直奔波党中央大厦,企图登门入室大闹全会。波方自然明白他的用意,表示坚决拒绝,并把他送到国宾馆——贝尔维德尔宫,请他稍安勿躁。在贝尔维德尔宫的对话,自然是机场舌战的继续。赫鲁晓夫怒气冲冲,大声吼叫,你们“这样做行不通,我们准备积极干预”。哥穆尔卡寸步不让,当即告诉赫鲁晓夫:“我明白谈话可能咄咄逼人,但是如果你把手枪放在桌子上,就不会有公正的讨论……我可以听听苏联同志的抱怨,但是如果要在武力威胁下做出决策,我不干。”波党领导告诉赫鲁晓夫,他们将按时举行八中全会,但承诺在宣布会议开幕后就立即中断会议,返回贝尔维德尔宫举行波苏两党会谈。赫鲁晓夫摇头反对,但也无可奈何。
1956年10月19日上午10时,波党八中全会准时开始,但只进行了30分钟,在完成增选哥穆尔卡等4人为中央委员和提名哥穆尔卡为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等重要议程后,即宣布中断。
全会中断后,波党领导急速返回贝尔维德尔宫,同赫鲁晓夫进行了一场事先没有准备的会谈。如果说早晨在机场哥穆尔卡还被赫鲁晓夫当做“局外人”,可现在,哥穆尔卡已经是中央委员、中央第一书记正式候选人和全会授权的波苏两党会谈的正式代表。这一变化,表明了波党领导的政治智慧和维护主权的决心,迫使赫鲁晓夫不得不面对波党中央已确定了的哥穆尔卡领导地位的既成事实。
波苏两党会谈,充满了火药味。赫鲁晓夫有备而来,有恃无恐。苏方指责波党领导允许“反苏宣传”,“政治局新候选人名单将把社会主义断送掉”,要求波党“不能改组政治局”。在这次会谈中波兰人不再俯首忍让,强调内政不容干涉,友谊应该是平等的和无碍主权的友谊。波兰人坚决拒绝赫鲁晓夫的蛮横要求,不同意罗科索夫斯基元帅进入新的政治局,强调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控制波兰的象征。与此同时,波兰人一再表示波兰更需要苏联的友谊,需要华沙条约,并坚决维护与苏同盟。会谈进行中,驻扎在波兰的苏军分两路向华沙合围,其前锋已抵达华沙郊区。哥穆尔卡等人坚决要求苏方立即下令苏军停止前进,返回驻地,并警告赫鲁晓夫“波兰人会起来同你们干的……我们是有准备的”,“如果苏军不撒退,会谈将停止”。
面对哥穆尔卡等波党领导人的坚定态度,慑于波兰人民准备武装抵抗的决心,赫鲁晓夫权衡利弊,不得不下令苏军停止前进,原地待命。波苏之间一触即发的流血灾难得以幸免。毛泽东曾经分析说,赫鲁晓夫之所以悬崖勒马,“最后还是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动用军队干涉波兰,这主要是他在波兰遇到坚强的抵抗,他估计如果他用武力应付,就会爆发战争,而且不容易一下子解决问题”。
波苏会谈一直持续到20日凌晨。20日早晨6时许,赫鲁晓夫率代表团打道回府。波方允诺全会结束后派代表团赴苏,继续两党会谈。
八中全会再次复会。远离政坛已经7年之久的哥穆尔卡重新走上全会的讲台,发表了长达6个半小时的重要讲话,掀开了人民波兰历史的新篇章。我和波兰同学在一起收听了广播电台的直播,他们边听边议,有时还鼓掌叫好。10月21日,哥穆尔卡顺利地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中央第一书记。
在波苏关系极度紧张之时,中国支持了处境困难的哥穆尔卡。大约是10月24日,那天早晨我刚走进教室,波兰同学尤莱克欣喜若狂地呼唤着我的名字,奔过来握着我的手,大声说,“毛泽东支持我们”,“中国共产党同我们在一起”,“谢谢中国!”看着尤莱克那个样子,好像他在代表波兰似的。后来,我知道了,是毛泽东反对苏联动用武力干涉波兰的声音传到了波兰,打动了波兰人的心。
在波兰十月事件期间,毛泽东多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或政治局会议,对事件的性质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他指出,“苏波关系搞得那样紧张,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赫鲁晓夫“他要动用军队,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从这一正确的判断出发,中国作出一项重大的决策并采取一系列重要行动:支持波兰,支持哥穆尔卡,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对此,身处困境的哥穆尔卡感触良深,他特别强调,“如果没有中国党的支持,不知事态会发展到何种程度”。1956年12月3日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告诉毛泽东:“波兰的领导同志都认为,他们正是由于中国同志的帮助才避免了匈牙利那样的事件。”
在十月事件的日子里,我的波兰同学向我讲述了不少传闻和内情,他们毫不掩饰对赫鲁晓夫言行举止的不满,纷纷夸耀哥穆尔卡是好样的,热情赞扬中国的作用,异口同声地说“谢谢中国!”他们的厌恶与喜爱之情,泾渭分明,溢于言表。
波兰西部边界安全的守护人
在人们的记忆中,哥穆尔卡还做过一件大事,那就是他为维护波兰西部边界安全,为解决波兰和联邦德国边界争端、促进波兰和联邦德国两国关系正常化所做的努力。
根据波茨坦会议的决定,二战后波兰的疆域向西推移,战前德国奥得—尼斯河以东的十万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波兰,成为波兰的西部地区、收复地区。奥得—尼斯河成为波兰和德国之间的边界线。多年来联邦德国不承认奥得—尼斯河边界是波德之间的最终边界,不承认波兰对收复地区的主权。波兰和联邦德国之间矛盾重重,尖锐对立,边界问题一直是激烈争执的核心和关系紧张的根源。
在波兰工作期间,我曾多次听到过哥穆尔卡就边界问题发表的讲话,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60年7月17日在格隆瓦尔德古战场。当时波方为纪念1410年格隆瓦尔德战役胜利550周年而举行全波青年大会,哥穆尔卡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哥穆尔卡在讲话中,批判联邦德国的复仇主义和修改边界主义,矛头直指阿登纳。他语言犀利,表情激动,号召波兰青年为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而不遗余力。他那特有的浑厚的声音,通过播音喇叭在旷野中回荡。青年代表宣誓效忠祖国,全场高唱颂歌《可爱的祖国》,爱国热情高涨。我随同使领馆领导应邀与会,目睹哥穆尔卡演讲的神态,感受到他语言中蕴藏的力量。
20世纪60年代后期,勃兰特在联邦德国执政后提出“新东方”政策,得到波兰的积极响应。但怎样才能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双方主张南辕北辙。
联邦德国设想以双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作为正常化的基础,以两国建交作为正常化的开端,其实质就是企图回避在法律上承认波兰西部边界。哥穆尔卡则咬定边界问题不松口,一再强调,“只有和平问题,没有边界问题”。他一再指出,联邦德国不承认战后欧洲国界的政策包含着严重的战争危险。他针对联邦德国方案的要害明确提出: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应该是先承认边界,后建立外交关系,建交是正常化过程的结局,而不是开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前提和基础,应该是联邦德国承认奥得—尼斯河边界的最终性和不可侵犯性,并承担尊重边界和不提出任何领土要求的义务。他绝不同意用互不使用武力宣言之类的文件来代替明确承认边界的条约。他认为一切关于不使用武力的承诺,只能在双方互相承认对方边界是最终的和不可侵犯的边界之后才有意义,否则会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哥穆尔卡的这些话,成为波兰同联邦德国谈判的指导方针。
1970年2月4日,波兰和联邦德国关系正常化谈判正式开始。12月7日,两国总理在华沙签订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基础的条约,确认了波兰西部边界即奥得—尼斯河边界的不可侵犯性。
条约签字的日子我正在波兰。我同许许多多波兰人一样,感受到在这一历史性的成果中饱含着哥穆尔卡的心血。自从波兰收复西部地区之日起,哥穆尔卡一贯追求的目标终于达到了,哥穆尔卡被誉为“条约的主要设计师”,他的头上增加了一道耀眼的光环。
但好景不长,一周过后,12月13日,波兰当局宣布提高农副食品等零售价格,引发了沿海工人的大罢工。哥穆尔卡决定动用军警镇压,事态迅速恶化。12月20日,波党召开全会,推选盖莱克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下台了,他头上的光环立即失色。哥穆尔卡自以为他在外交方面取得的成就,可以缓和人民群众因生活困难而产生的不满和失望情绪,但他错了。事实表明,外交方面的成就,不管它如何伟大和辉煌,并不能掩盖和解决政治经济生活中长期积累的矛盾和冲突,更不能挽救因政策失误而引起的灾难性后果。人们叹息说“这位地地道道的工人领袖失去了同自己阶级的共同语言。这是个可悲的事情,但却是真的”。
(责任编辑 刘一丁 汪文庆)
在波兰剧变20年后,我同几位熟知波兰问题的朋友议论着,也曾怀着一种求证的心情去询问波兰朋友。大家屈指历数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历届领导人——哥穆尔卡、贝鲁特、奥哈布、盖莱克、卡尼亚、雅鲁泽尔斯基和拉科夫斯基,多数朋友的看法颇为近似,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非哥穆尔卡和雅鲁泽尔斯基两人莫属,尽管他们两人都是有争议的人物。我问为什么?大家说了些故事,有的早已家喻户晓,有的还鲜为人知。这样的答案和论证,使我感到历史长河波涛汹涌,大浪淘沙,而留下来的不说是弥足珍贵也应是不可忘却的了。
说来也是一种巧合,一种缘分。1954年我奉派前往波兰留学,就读于华沙外交学院,随后就走进了我国外交部的大门,长期从事涉波工作,曾担任驻波大使。在学习和工作期间,我有了机会和兴趣,从近处和远处观察和了解哥穆尔卡和雅鲁泽尔斯基。他们两人,不仅各有其始与终,而且一位是开国元勋,一位是末代领导,又恰恰是人民波兰的一始一终。
我先说说哥穆尔卡。
对斯大林说“不”的
东欧第一人
哥穆尔卡(1905—1982),1945年至1948 年担任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尔后坐牢3年半,1956年开始又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14年。现在他的风光早已不再,但他的沉浮起落,依然是人们常常述说的故事。
哥穆尔卡引起我的兴趣,实际上始于1956年10月。此前虽然也听到过他的名字,但那是左耳进右耳出,没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只知道他犯过“ 右倾民族主义倾向”的错误。至于他究竟错在哪里?并不明了。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之后,波兰政局动荡不已,形势急转直下,哥穆尔卡成为万众瞩目的中心。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名字日复一日地走进了我的视听。
当时我所在的华沙外交学院,失去了往日的平静。我的波兰同学不再准时到教室上课,他们三五成群聚集在教学大楼的走廊上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我觉察到他们每个人都把自已的命运,乃至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同哥穆尔卡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也向我讲述了许多官方课本从不记载但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波苏关系野史,讲述了哥穆尔卡和斯大林之间的一些故事。这些野史和故事的核心,一是苏联对波兰的欺压和剥削,二是波兰对苏联的不满和反抗。他们对哥穆尔卡为维护波兰民族利益而敢于反对斯大林错误意见的那种大无畏精神,赞颂不已,称哥穆尔卡是东欧各国领导人中敢于对苏联说“不”、敢于顶撞斯大林的第一人。
波兰同学告诉我,战后初期,波苏之间在许多具体的实际问题上存在分歧和矛盾,为了谋求有利于波兰的解决办法,哥穆尔卡一再去找斯大林。哥穆尔卡自己曾说过,整个1945年他一直为波兰问题同斯大林“争吵”。“争吵”什么?简而言之,就是向斯大林争物,争人,争主权。
希特勒德国战败后,原德国奥得河以东的土地划入波兰的版图,波兰称为收复地区。苏军当局认为,该地区土地属于波兰,但德国人遗留下来的工厂则是苏军的战利品。他们不顾波兰人的反对,拆掉工厂,运走设备。为了阻止苏军的拆运,哥穆尔卡找斯大林谈过多次。哥穆尔卡据理力争,他告诉斯大林:你说停止拆运,但没人执行你的指示。因此,我下令波兰军队在公路和铁路设置岗哨,堵截运输。斯大林听到这句话后,当即找来马林科夫,下了绝对禁止拆运的命令,谁敢违反,就军法处置。这样,波兰才在收复地区保留下一些重要的工厂和设备。
1945年初,苏军解放了西里西亚煤矿区,他们将一些年轻的矿工当作德国战俘,送到苏联煤矿劳动。这些矿工也是波兰恢复煤矿生产所急需的劳动力。因此,哥穆尔卡向苏联要人,先是同莫洛托夫等人交涉,双方话不投机。苏方讥讽哥穆尔卡竟然为“德国战俘”奔忙,并指责哥穆尔卡“根本不比西科尔斯基(波兰流亡政府总理,曾要求苏方归还波兰战俘)好到哪里!”哥穆尔卡不退让,又去找斯大林。斯大林理解哥穆尔卡的要求,但他强调西里西亚矿工正在苏联煤矿劳动,不能马上送回波兰,否则苏联的煤矿就会因缺少人力而停产。斯大林允诺,随着军人复员,苏联将解决这一问题,送西里西亚矿工返回波兰。
1945年3月,苏军司令部和安全部门以“邀请会谈”为名,诱捕了受波兰流亡政府领导的奥库利茨基将军等16名地下活动家,指责他们在苏军后方从事反苏活动,把他们押送到莫斯科。这种做法显然没把刚刚成立的波兰新政府放在眼里,引起人们议论纷纷。为此,哥穆尔卡出面找斯大林,他强调指出,苏联安全机关的做法是非法行为,把波兰的主权摆在一个不恰当的位置,他要求苏方将被捕者交由波兰法院审处。斯大林解释了几句,但并未满足哥穆尔卡的要求。
在这些具体问题上的“争吵”,还不足以影响哥穆尔卡同斯大林的关系。但后来,当东西方冷战加剧,对立的两大阵营形成之际,哥穆尔卡先是反对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后又怀疑苏共对南共的指控,他的言论和行动超过了苏联可以容忍的红线,自然也遭到波兰工人党政治局多数的反对。因此,当1948年情报局在东欧掀起清洗“铁托分子”运动的风暴时,哥穆尔卡就在劫难逃了。
反对成立情报局的总书记
作为波兰工人党总书记的哥穆尔卡,为什么要反对成立情报局?从根本上说,他是没有忘记过去年代共产国际一再干涉波兰共产党的内部事务,特别是1938年解散波兰共产党的沉痛历史教训,因此他十分担心情报局会成为新的国际中心,是共产国际的复活,限制各党的独立自主和干涉各党的内部事务。他认为,二战之后,在东欧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已成为执政党的情况下,这类国际中心的危害性将更为严重。因此他先是极力反对成立情报局,后又希望限制情报局的职权。但他的反对和希望全都落空了。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说哥穆尔卡反对成立情报局,但他确曾是召开九党代表会议的倡议人,又是在代表会议上提出成立情报局建议的报告人。人们会问:难道这不是支持而是反对吗?
原来,1947年春哥穆尔卡秘密访苏时,斯大林隐瞒了成立情报局的真实意图,建议由哥穆尔卡出面倡议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商讨出版一份共同刊物,供各党之间交流经验、探讨问题和通报情况。哥穆尔卡同意并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向有关党发出召开代表会议的邀请信。但会议的实质性准备工作都是在莫斯科进行的。哥穆尔卡并不知道联共(布)的真正目的,只是一位挂名的倡议人。
1947年9月22日,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波兰南部山区小镇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开会。哥穆尔卡作为东道主致开幕词并主持会议。24日晚,联共(布)代表亮出底牌,建议由波兰工人党代表作各党协调活动问题的报告。哥穆尔卡感到会议转变了风向,于是他表示,他作为主持人的任务已经完结。会议改由联共(布)代表马林科夫主持。
9月25日,联共(布)代表日丹诺夫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强调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业已形成,要求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全部政策都要服从于因阵营对立而产生的需要,各国执政党必须就其活动进行磋商和协调。听了日丹诺夫的报告,哥穆尔卡恍然大悟,“这次会议与其说是为了创办刊物,不如说是为了成立一个共运协调局”。他认为自己被斯大林蒙蔽了,于是利用休会间隙时间,召开了波党政治局会议,说明其处境尴尬,并提出辞去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要求。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们既拥护成立情报局,又拒绝接受哥穆尔卡的辞职,并责成哥穆尔卡对联共(布)的建议只能支持,不得反对。在内外压力下,哥穆尔卡违心地在会上就各党协调活动问题作了报告。实际上他是奉命宣读发言稿,扮演了一个令他难堪的角色。
从情报局成立伊始,哥穆尔卡就一直担心情报局会干涉各党的内部事务,损害各国的主权。时间不过半年,1948年春,联共(布)与南共之间爆发了冲突,他的担心变成了现实。联共(布)启动情报局机制,围攻南斯拉夫,制造声势,杀一儆百。哥穆尔卡对联共(布)的做法表示怀疑,不相信联共(布)对南共指控的正确性。哥穆尔卡还担心苏南冲突会影响波党的内部团结,危及波兰的主权。形势的发展,不出所料。当哥穆尔卡向波党政治局通报苏南冲突和他的态度时,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站在联共(布)一边,他成为名实相符的孤家寡人。在这种情况下,哥穆尔卡再次提出辞职要求,政治局再次不予接受。
这时的哥穆尔卡除了反对成立情报局外,又不同意批判南斯拉夫。他的言行,自然逃不出斯大林的耳目。这样的哥穆尔卡会给联共(布)留下何种印象是不言而喻的了。一顶名曰“右倾民族主义倾向”的大帽子在1948年8月扣在哥穆尔卡的头上。1951年8月,哥穆尔卡被逮捕入狱,1954年12月始获释。
波兰十月事件的英雄
1956年10月,波兰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十月事件。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反对苏联干涉内政的呼声中,哥穆尔卡重返政坛,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
在波兰的中国留学生,虽然不是十月事件的参与者,却成为十月事件的见证人。从沸腾了的校园气氛和群众集会的呼喊声中,在报刊文章的醒目标题和字里行间里,我感受到波兰政局的动荡不安和人心的向背。
十月事件的发生,绝非偶然。1956年2月苏共20大结束后十数日贝鲁特在莫斯科突然病逝,再加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秘密报告在波兰的传播,这接踵而来的事件犹如晴天霹雳,震撼着波兰,预示着一场暴风雨的来临。
这时的波兰,新任的党中央第一书记奥哈布没有足够的驾驭局势的能力。1956年6月,波兹南工人罢工事件发生了,国内局势已濒临危险的边缘。党内派别斗争骤然加剧,上上下下思想陷于混乱。广大干部和群众,工人和学生,要求改变现状,要求社会主义革新,要求改变波苏之间不平等关系,要求选出有能力的领导人。几乎所有的人都把目光转向哥穆尔卡,视哥穆尔卡为改变现状的象征,并把自己的命运同哥穆尔卡联系在一起。党内许多高级干部也已意识到,为了控制局势,避免灾难,中央需要哥穆尔卡。
1956年10月,波党决定19日召开八中全会,准备选举哥穆尔卡为中央第一书记,并改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这本来是波兰的内部事务,却招来了苏联的粗暴干涉。
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认为,波兰形势急剧右转,有脱离苏联轨道的危险。他们决定向波兰施压,进行干涉。他们走了三步棋:先是传话,要求波党推迟八中全会会期,遭到华沙的拒绝。继而传召波党政治局全体委员前往莫斯科举行两党会谈,又遭到波党的婉拒。一贯以老子党自居的赫鲁晓夫疑虑加深,决定亲自出马,前往华沙,同时暗中调动驻波苏军向华沙方向运动。苏驻波大使通知波方,“希望”波兰党政领导人19日晨到机场“欢迎”苏共代表团,波方再次委婉地表示,请苏方在八中全会开幕后第二天或更晚一点的时间来波兰。苏驻波大使表示,这是赫鲁晓夫的决定,没有回旋的余地。
1956年10月19日早晨7时,赫鲁晓夫抛开国际交往的礼仪,在没有波方同意和邀请的情况下,来到华沙。陪同他的,除苏联党政要人外,还有华约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科涅夫元帅和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等11位高级将领。他走下专机的舷梯后,不但不同波党政领导人握手,反而开口斥责。他叫嚷“不允许把波兰出卖给美国”,责骂奥哈布“背叛”,明知故问“哥穆尔卡,他是什么人?”但这一次又出乎他的意料,波兰人不再唯唯诺诺,宾主之间爆发了一场舌战。波兰人告诫赫鲁晓夫“你现在波兰做客,不是在苏联讲话”,“我们是主人,请你放客气点!”
赫鲁晓夫要求直奔波党中央大厦,企图登门入室大闹全会。波方自然明白他的用意,表示坚决拒绝,并把他送到国宾馆——贝尔维德尔宫,请他稍安勿躁。在贝尔维德尔宫的对话,自然是机场舌战的继续。赫鲁晓夫怒气冲冲,大声吼叫,你们“这样做行不通,我们准备积极干预”。哥穆尔卡寸步不让,当即告诉赫鲁晓夫:“我明白谈话可能咄咄逼人,但是如果你把手枪放在桌子上,就不会有公正的讨论……我可以听听苏联同志的抱怨,但是如果要在武力威胁下做出决策,我不干。”波党领导告诉赫鲁晓夫,他们将按时举行八中全会,但承诺在宣布会议开幕后就立即中断会议,返回贝尔维德尔宫举行波苏两党会谈。赫鲁晓夫摇头反对,但也无可奈何。
1956年10月19日上午10时,波党八中全会准时开始,但只进行了30分钟,在完成增选哥穆尔卡等4人为中央委员和提名哥穆尔卡为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等重要议程后,即宣布中断。
全会中断后,波党领导急速返回贝尔维德尔宫,同赫鲁晓夫进行了一场事先没有准备的会谈。如果说早晨在机场哥穆尔卡还被赫鲁晓夫当做“局外人”,可现在,哥穆尔卡已经是中央委员、中央第一书记正式候选人和全会授权的波苏两党会谈的正式代表。这一变化,表明了波党领导的政治智慧和维护主权的决心,迫使赫鲁晓夫不得不面对波党中央已确定了的哥穆尔卡领导地位的既成事实。
波苏两党会谈,充满了火药味。赫鲁晓夫有备而来,有恃无恐。苏方指责波党领导允许“反苏宣传”,“政治局新候选人名单将把社会主义断送掉”,要求波党“不能改组政治局”。在这次会谈中波兰人不再俯首忍让,强调内政不容干涉,友谊应该是平等的和无碍主权的友谊。波兰人坚决拒绝赫鲁晓夫的蛮横要求,不同意罗科索夫斯基元帅进入新的政治局,强调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控制波兰的象征。与此同时,波兰人一再表示波兰更需要苏联的友谊,需要华沙条约,并坚决维护与苏同盟。会谈进行中,驻扎在波兰的苏军分两路向华沙合围,其前锋已抵达华沙郊区。哥穆尔卡等人坚决要求苏方立即下令苏军停止前进,返回驻地,并警告赫鲁晓夫“波兰人会起来同你们干的……我们是有准备的”,“如果苏军不撒退,会谈将停止”。
面对哥穆尔卡等波党领导人的坚定态度,慑于波兰人民准备武装抵抗的决心,赫鲁晓夫权衡利弊,不得不下令苏军停止前进,原地待命。波苏之间一触即发的流血灾难得以幸免。毛泽东曾经分析说,赫鲁晓夫之所以悬崖勒马,“最后还是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动用军队干涉波兰,这主要是他在波兰遇到坚强的抵抗,他估计如果他用武力应付,就会爆发战争,而且不容易一下子解决问题”。
波苏会谈一直持续到20日凌晨。20日早晨6时许,赫鲁晓夫率代表团打道回府。波方允诺全会结束后派代表团赴苏,继续两党会谈。
八中全会再次复会。远离政坛已经7年之久的哥穆尔卡重新走上全会的讲台,发表了长达6个半小时的重要讲话,掀开了人民波兰历史的新篇章。我和波兰同学在一起收听了广播电台的直播,他们边听边议,有时还鼓掌叫好。10月21日,哥穆尔卡顺利地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中央第一书记。
在波苏关系极度紧张之时,中国支持了处境困难的哥穆尔卡。大约是10月24日,那天早晨我刚走进教室,波兰同学尤莱克欣喜若狂地呼唤着我的名字,奔过来握着我的手,大声说,“毛泽东支持我们”,“中国共产党同我们在一起”,“谢谢中国!”看着尤莱克那个样子,好像他在代表波兰似的。后来,我知道了,是毛泽东反对苏联动用武力干涉波兰的声音传到了波兰,打动了波兰人的心。
在波兰十月事件期间,毛泽东多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或政治局会议,对事件的性质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他指出,“苏波关系搞得那样紧张,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赫鲁晓夫“他要动用军队,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从这一正确的判断出发,中国作出一项重大的决策并采取一系列重要行动:支持波兰,支持哥穆尔卡,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对此,身处困境的哥穆尔卡感触良深,他特别强调,“如果没有中国党的支持,不知事态会发展到何种程度”。1956年12月3日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告诉毛泽东:“波兰的领导同志都认为,他们正是由于中国同志的帮助才避免了匈牙利那样的事件。”
在十月事件的日子里,我的波兰同学向我讲述了不少传闻和内情,他们毫不掩饰对赫鲁晓夫言行举止的不满,纷纷夸耀哥穆尔卡是好样的,热情赞扬中国的作用,异口同声地说“谢谢中国!”他们的厌恶与喜爱之情,泾渭分明,溢于言表。
波兰西部边界安全的守护人
在人们的记忆中,哥穆尔卡还做过一件大事,那就是他为维护波兰西部边界安全,为解决波兰和联邦德国边界争端、促进波兰和联邦德国两国关系正常化所做的努力。
根据波茨坦会议的决定,二战后波兰的疆域向西推移,战前德国奥得—尼斯河以东的十万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波兰,成为波兰的西部地区、收复地区。奥得—尼斯河成为波兰和德国之间的边界线。多年来联邦德国不承认奥得—尼斯河边界是波德之间的最终边界,不承认波兰对收复地区的主权。波兰和联邦德国之间矛盾重重,尖锐对立,边界问题一直是激烈争执的核心和关系紧张的根源。
在波兰工作期间,我曾多次听到过哥穆尔卡就边界问题发表的讲话,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60年7月17日在格隆瓦尔德古战场。当时波方为纪念1410年格隆瓦尔德战役胜利550周年而举行全波青年大会,哥穆尔卡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哥穆尔卡在讲话中,批判联邦德国的复仇主义和修改边界主义,矛头直指阿登纳。他语言犀利,表情激动,号召波兰青年为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而不遗余力。他那特有的浑厚的声音,通过播音喇叭在旷野中回荡。青年代表宣誓效忠祖国,全场高唱颂歌《可爱的祖国》,爱国热情高涨。我随同使领馆领导应邀与会,目睹哥穆尔卡演讲的神态,感受到他语言中蕴藏的力量。
20世纪60年代后期,勃兰特在联邦德国执政后提出“新东方”政策,得到波兰的积极响应。但怎样才能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双方主张南辕北辙。
联邦德国设想以双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作为正常化的基础,以两国建交作为正常化的开端,其实质就是企图回避在法律上承认波兰西部边界。哥穆尔卡则咬定边界问题不松口,一再强调,“只有和平问题,没有边界问题”。他一再指出,联邦德国不承认战后欧洲国界的政策包含着严重的战争危险。他针对联邦德国方案的要害明确提出: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应该是先承认边界,后建立外交关系,建交是正常化过程的结局,而不是开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前提和基础,应该是联邦德国承认奥得—尼斯河边界的最终性和不可侵犯性,并承担尊重边界和不提出任何领土要求的义务。他绝不同意用互不使用武力宣言之类的文件来代替明确承认边界的条约。他认为一切关于不使用武力的承诺,只能在双方互相承认对方边界是最终的和不可侵犯的边界之后才有意义,否则会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哥穆尔卡的这些话,成为波兰同联邦德国谈判的指导方针。
1970年2月4日,波兰和联邦德国关系正常化谈判正式开始。12月7日,两国总理在华沙签订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基础的条约,确认了波兰西部边界即奥得—尼斯河边界的不可侵犯性。
条约签字的日子我正在波兰。我同许许多多波兰人一样,感受到在这一历史性的成果中饱含着哥穆尔卡的心血。自从波兰收复西部地区之日起,哥穆尔卡一贯追求的目标终于达到了,哥穆尔卡被誉为“条约的主要设计师”,他的头上增加了一道耀眼的光环。
但好景不长,一周过后,12月13日,波兰当局宣布提高农副食品等零售价格,引发了沿海工人的大罢工。哥穆尔卡决定动用军警镇压,事态迅速恶化。12月20日,波党召开全会,推选盖莱克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下台了,他头上的光环立即失色。哥穆尔卡自以为他在外交方面取得的成就,可以缓和人民群众因生活困难而产生的不满和失望情绪,但他错了。事实表明,外交方面的成就,不管它如何伟大和辉煌,并不能掩盖和解决政治经济生活中长期积累的矛盾和冲突,更不能挽救因政策失误而引起的灾难性后果。人们叹息说“这位地地道道的工人领袖失去了同自己阶级的共同语言。这是个可悲的事情,但却是真的”。
(责任编辑 刘一丁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