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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在天津滨海新区考察时指出，金融和实体经济相辅相成，经济发展需要金融支撑，经济平稳运行更能创造良好金融市场。金融创新要围绕实体经济需求，才能实现双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EMBA项目主任钱军教授认为：在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我们现有的金融体系应该增加、完善对民企，尤其是中小民企的融资功能。
而针对日前审计总署披露的近16万亿地方政府债务，钱军认为，金融体系能够发挥的作用就是构建地方政府债市场，要解决地方债务问题，需要改革地方财政制度。同时他认为中国需要扩大发行地方债，但也需要地方财政做到公开透明。
《中国经济周刊》：经过30多年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我们的实体经济需要什么样的金融服务来助其转型？
钱军：首先，我们现有的金融体系应该增加、完善对民企，尤其是中小民企的融资功能。目前我们上市的企业中有很多国有企业，它们规模很大但效率不一定高。
另一方面，中国有很多很好的民营企业，对于今后发展服务行业来说，民企的作用非常重要。融资难已经成为抑制民企发展的最重要的瓶颈。？所以银行体系乃至整个金融市场都迫切需要解决民企融资难的现状。
其次，在发展金融市场方面，需要进一步发展股市，让股市更加健康和完善。同时更重要的是需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
目前我们的债券市场中，国债量已经很大了，但我们的公司债规模还很小。美国企业在融资方面，从债券市场通过公司债融资的规模远远大于从股市融资，我们在这方面还存在非常大的空白。
另外，我们的实体经济发展，也要求其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需要在很多项目上进行创新。虽然我们也大力投资一些高科技项目的基础研究，但针对此的金融配套服务并不完善。
在美国，有非常完善的风险投资环境，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很多领域进行创新，与他们发达的金融环境密不可分。这种环境能够为一些处于初期试验阶段的项目进行融资，其技术创新的每一步都与金融行业所提供的服务紧密相连。
从基础研究到企业能够做出商业化的产品，这个过程都可以依赖于金融体系为其提供资金。今后我们怎么把基础研究和金融行业联动起来，是我们金融改革、让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重要环节。
《中国经济周刊》：我们金融领域的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如果要达到您所说的理想状态，需要从哪些方面去着手？
钱军：我们注意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有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在技术创新领域，到最后不一定是由科学家来说什么东西能够赚钱，也不是政府部门来说什么能够赚钱，最后都应该由市场来决定。
在成熟的市场上，一个项目可以通过融资发觉其商业价值，可以借助风投、投行等金融机构与市场紧密联系起来，每一个创新的过程都有相应的金融服务去推动。
在二战后，德国、日本等国在制造业方面发展很快，但在新兴行业的创新方面仍与美国保持着差距。美国式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度成熟的金融服务业，不断地帮助科学家把创新项目做出来，投放市场并推向全球。这个体系中除了成熟的金融服务外，更重要的是完全由市场起主导作用，而政府就像是比赛的裁判。
我们需要政府制定规则，但在市场发展成熟后，政府就该退出，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对违规行为进行监管。
此外，我们在这方面也面临人才瓶颈。创新领域的人才应该是兼具理工科知识和金融知识的，我们国家的企业跟美国企业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缺乏市场意识和金融意识。
美国的企业管理者一天到晚都是在跟市场打交道，随时观察市场融资成本、股份成本、债券成本等等。而我们企业，尤其是体制内的国有垄断企业，在经济体制中地位比较稳定，因此不会特别关注这些。
尤其在风险投资领域，好的人才更难找。美国硅谷里面很多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才，本身是研究化学、医药等领域的，在他们获得博士学位后，不是一下子就转做风投的，而是会去高盛这类投行，或麦肯锡这种咨询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去工作，在获得一定的经验及“人脉”后最后再到风投领域，因为风投的东西最难做，你要判断的不是一个成熟的而是完全是一个新兴行业的前景。
《中国经济周刊》：目前审计署披露我国的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接近11万亿元，您认为这会对现有的金融体系带来什么风险？有消息称，中国或于近期扩大地方政府市政债券试点计划，对此您如何看待？
钱军：在我看来，中国最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环节在于地方政府债。地方政府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但根本的解决办法是要对地方财政制度进行改革。要允许地方政府有收入来源和融资来源。公共财政改革，地方政府需要具备自身的收入来源，如房产税和消费税。我们国情非常复杂，地、市、县各级政府较多，因此需要给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权，在税收政策上需要进一步改革，比如说房地产税、消费税或者其他增值税。
在对地方财政改革中，金融体系能够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构建地方政府债市场。目前尽管我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债总体规模很大，但不全部是坏账，比如修高速公路、高铁等基建项目的投资，从长远来讲是应该有很好收益的。如果地方政府借了钱不搞基建，但却把钱投到别的行业，比如房地产，这就会出现问题。
我们需要扩大发行地方债券。美国的公司从债券市场融资远远大于股市，而这些债券市场中也包括很多地方政府债，其规模跟美国的企业债一样大。
如果比照美国，地方政府就是一个经济实体。一旦地方政府要收税、发债的话，要具备相当的透明度。美国地方政府债之所以有那么大的规模，是因为它每一个最小的单位——有邮政编码的县级政府，都有一个可以公开的清晰账本，纳税人可以随时查看。
当然中国国情不能完全参照美国，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经济实体要有一定的透明性。如果有机构投资者在大量买地方政府债券的时候，它至少需要有相应的信息对称。
我们不是没有爆发地区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有可能个别地方房价波动，地方政府税收乏力，这些问题就会集中爆发。
而针对日前审计总署披露的近16万亿地方政府债务，钱军认为，金融体系能够发挥的作用就是构建地方政府债市场，要解决地方债务问题，需要改革地方财政制度。同时他认为中国需要扩大发行地方债，但也需要地方财政做到公开透明。
《中国经济周刊》：经过30多年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我们的实体经济需要什么样的金融服务来助其转型？
钱军：首先，我们现有的金融体系应该增加、完善对民企，尤其是中小民企的融资功能。目前我们上市的企业中有很多国有企业，它们规模很大但效率不一定高。
另一方面，中国有很多很好的民营企业，对于今后发展服务行业来说，民企的作用非常重要。融资难已经成为抑制民企发展的最重要的瓶颈。？所以银行体系乃至整个金融市场都迫切需要解决民企融资难的现状。
其次，在发展金融市场方面，需要进一步发展股市，让股市更加健康和完善。同时更重要的是需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
目前我们的债券市场中，国债量已经很大了，但我们的公司债规模还很小。美国企业在融资方面，从债券市场通过公司债融资的规模远远大于从股市融资，我们在这方面还存在非常大的空白。
另外，我们的实体经济发展，也要求其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需要在很多项目上进行创新。虽然我们也大力投资一些高科技项目的基础研究，但针对此的金融配套服务并不完善。
在美国，有非常完善的风险投资环境，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很多领域进行创新，与他们发达的金融环境密不可分。这种环境能够为一些处于初期试验阶段的项目进行融资，其技术创新的每一步都与金融行业所提供的服务紧密相连。
从基础研究到企业能够做出商业化的产品，这个过程都可以依赖于金融体系为其提供资金。今后我们怎么把基础研究和金融行业联动起来，是我们金融改革、让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重要环节。
《中国经济周刊》：我们金融领域的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如果要达到您所说的理想状态，需要从哪些方面去着手？
钱军：我们注意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有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在技术创新领域，到最后不一定是由科学家来说什么东西能够赚钱，也不是政府部门来说什么能够赚钱，最后都应该由市场来决定。
在成熟的市场上，一个项目可以通过融资发觉其商业价值，可以借助风投、投行等金融机构与市场紧密联系起来，每一个创新的过程都有相应的金融服务去推动。
在二战后，德国、日本等国在制造业方面发展很快，但在新兴行业的创新方面仍与美国保持着差距。美国式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度成熟的金融服务业，不断地帮助科学家把创新项目做出来，投放市场并推向全球。这个体系中除了成熟的金融服务外，更重要的是完全由市场起主导作用，而政府就像是比赛的裁判。
我们需要政府制定规则，但在市场发展成熟后，政府就该退出，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对违规行为进行监管。
此外，我们在这方面也面临人才瓶颈。创新领域的人才应该是兼具理工科知识和金融知识的，我们国家的企业跟美国企业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缺乏市场意识和金融意识。
美国的企业管理者一天到晚都是在跟市场打交道，随时观察市场融资成本、股份成本、债券成本等等。而我们企业，尤其是体制内的国有垄断企业，在经济体制中地位比较稳定，因此不会特别关注这些。
尤其在风险投资领域，好的人才更难找。美国硅谷里面很多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才，本身是研究化学、医药等领域的，在他们获得博士学位后，不是一下子就转做风投的，而是会去高盛这类投行，或麦肯锡这种咨询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去工作，在获得一定的经验及“人脉”后最后再到风投领域，因为风投的东西最难做，你要判断的不是一个成熟的而是完全是一个新兴行业的前景。
《中国经济周刊》：目前审计署披露我国的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接近11万亿元，您认为这会对现有的金融体系带来什么风险？有消息称，中国或于近期扩大地方政府市政债券试点计划，对此您如何看待？
钱军：在我看来，中国最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环节在于地方政府债。地方政府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但根本的解决办法是要对地方财政制度进行改革。要允许地方政府有收入来源和融资来源。公共财政改革，地方政府需要具备自身的收入来源，如房产税和消费税。我们国情非常复杂，地、市、县各级政府较多，因此需要给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权，在税收政策上需要进一步改革，比如说房地产税、消费税或者其他增值税。
在对地方财政改革中，金融体系能够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构建地方政府债市场。目前尽管我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债总体规模很大，但不全部是坏账，比如修高速公路、高铁等基建项目的投资，从长远来讲是应该有很好收益的。如果地方政府借了钱不搞基建，但却把钱投到别的行业，比如房地产，这就会出现问题。
我们需要扩大发行地方债券。美国的公司从债券市场融资远远大于股市，而这些债券市场中也包括很多地方政府债，其规模跟美国的企业债一样大。
如果比照美国，地方政府就是一个经济实体。一旦地方政府要收税、发债的话，要具备相当的透明度。美国地方政府债之所以有那么大的规模，是因为它每一个最小的单位——有邮政编码的县级政府，都有一个可以公开的清晰账本，纳税人可以随时查看。
当然中国国情不能完全参照美国，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经济实体要有一定的透明性。如果有机构投资者在大量买地方政府债券的时候，它至少需要有相应的信息对称。
我们不是没有爆发地区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有可能个别地方房价波动，地方政府税收乏力，这些问题就会集中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