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因赫鲁晓夫在畜产品问题上的急躁冒进和瞎指挥，苏联接连上演梁赞事件和新切尔卡斯克事件，让人哭笑不得又扼腕叹息，值得后人深思。
赫鲁晓夫的新口号
还在1955年1月，斯大林逝世后上任尚不到两年的新一代苏共领导就断然宣布：“争取畜牧业的急速高涨已经成为我国极其重大的任务”，“在1960年，把肉类、各种脂肪和奶类的生产增为1954年的2倍，蛋类增为2.2倍，各种羊毛增为1.8倍。”应该说这些增长指标已不算低，在五六年的时间内按期完成并非易事。
然而进入1957年之后，已在农业领域抡起了“开垦荒地、扩种玉米和畜产品产量追赶美国”三板斧的赫鲁晓夫，对这样的增长速度不再满意。1957年5月22日，他在列宁格勒农业工作者会议上突然提出：“苏联已经具备一切条件要于今后几年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肉类、牛奶和黄油等产量方面达到美国现有的水平。”是时（1957年），苏美两国肉类产量的实际情况是：苏联肉类总屠宰量为750万吨，人均36公斤；美国肉类总屠宰量1600万吨，人均97公斤。1955年到1957年的两年里，苏联肉类产量平均年增长率不到10%，如按这一增长趋势推算，要使苏联的人均肉类产量赶上“美国现有水平”需要15年。所谓“今后几年”，无异于天方夜谭。
在1957年6月18～21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和接下来举行的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赫鲁晓夫的这一追赶口号受到了莫洛托夫等人的激烈抨击。他们一方面指责赫鲁晓夫不同主席团成员打招呼，更没有得到主席团的同意就擅自提出了这一口号，另一方面又指责这一口号缺少计算，是冒险主义。莫洛托夫说：“不能不计算我们的可能性就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我们能够完成这项新任务。如果这个口号是正确的，如果这个口号可以保证实现，那就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让我们看一下各种计算材料：关于饲料的计算，关于建筑的计算，关于投资的计算。可是我们什么计算都没有。”卡冈诺维奇指出，要实现这个口号，“是要饲料的，而我们在屠宰一岁的幼畜，因为没有饲料”。这些无可辩驳的意见本应引起赫鲁晓夫的反思，也值得所有与会者深思，但由于这次主席团会议和中央全会超出了一般会议的性质，而属于赫鲁晓夫与其政敌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等人进行生死较量的会议，所以赫鲁晓夫的拥护者们也便对人不对事，对这些原本正确的意见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他们称，赫鲁晓夫的这一追赶口号来自调查研究，深得群众拥护，完全合乎实际，定能按时完成。莫洛托夫等人对这一口号进行攻击，不仅表明了他们对农业的外行和官僚主义，而且表明他们对改善人民生活怀有敌意，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都很有问题。赫鲁晓夫也拒不承认自己的这一口号有错，宣称苏联在最近几年一定能够完成在人均畜产品产量方面赶上美国的任务，“如果我们到1960年尚不能完成，就让我们在1962-1963年去完成它”。
在“六月全会”上赫鲁晓夫一派战胜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等人，并将后者打成了“反党集团”。
这次全会将如何对待畜产品产量追赶美国的问题上升到了政治高度。但由于国家规定的肉类收购价格远不能抵偿生产成本，所以生产者的积极性仍无法调动起来，1958年苏联的肉类总产量仅比1957年提高5%，与赫鲁晓夫要求的60%～70%相距甚大。赫鲁晓夫恼羞成怒，决定向各地领导人进一步施加压力。在1958年12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他讲道：“大力增加肉类产量，是当前极为重要而迫切的任务……增加肉类生产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各州、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成绩，应当首先根据畜牧业的这一最重要产品的生产水平来衡量。”这就是说，对各地干部的考评和升降首先要看他们能给国家提供多少吨肉。
梁赞州“政治新星”的“高招”
这样的考评和升降标准，很快便催生出了一批野心家和“勇夫”，梁赞州党委书记拉里奥诺夫就是其中一个。在1959年1月底至2月初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上，此人发誓要在1959年一年内使梁赞州的肉类产量增加2.8倍，并向国家交售两倍多的肉类。《真理报》的编辑怀疑这位先生的神经出了问题，不敢贸然发布这一消息。赫鲁晓夫的助手安德烈·谢甫琴科也打电话给赫鲁晓夫，提醒他这种保证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已被梁赞人的豪情壮志激动得夜不能寐的赫鲁晓夫，根本听不进这种提醒，不待安德烈说完就愤怒地扣上了电话。他先是在二十一大上对梁赞人进行了夸奖，接着又让《真理报》发表并赞颂拉里奥诺夫许下的“2.8倍”的增长指标。二十一大闭幕后仅一个星期他又亲自赶到了梁赞，授予该州最高荣誉勋章——列宁勋章外，还在授勋仪式上说：“我由衷地喜欢那些知道如何体现他们自身价值的人。”并连声夸赞：“好样的梁赞，不愧是苏维埃的梁赞！”
所有这些都给苏联其他地方的领导人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他们一方面为自己先前思想的“保守”感到羞愧，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修改起了以前所制定的肉类生产增长指标。其中，斯塔夫罗波尔和克拉斯诺达尔两个边疆区新提出的增长指标是2.5倍，莫斯科州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是两倍。
面对各地放出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卫星”，赫鲁晓夫感到无比的高兴和鼓舞，他尤其欣赏和感激带头放出“卫星”的梁赞州和拉里奥诺夫。1959年11月14日，他在接见苏联新闻工作者时兴奋地说：“现在，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处处都是一片特别巨大的高涨的情景。甚至连我们这些参加这种建设的人有时也感到惊奇……我不能不把梁赞劳动者的成就给我留下的十分强烈的印象告诉大家。这个过去在经济上落后的州忽然保证要在一年中把肉类生产比去年增加2.8倍。在一年中增加2.8倍，这可不是开玩笑！当然，也可以提出数字，然后像茨冈人过去所做的那样，背弃诺言，溜之大吉。但是梁赞人并不打算逃到什么地方去。他们许下诺言，并且顺利地履行着这个诺言。好得很，同志们！梁赞人现在就已经预尝到由于定将完成所承担的保证而得到的愉快的、受之无愧的光荣滋味了。而且不光梁赞州的情况是这样！” 那么具有“首创精神”的梁赞人是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履行诺言的呢？这些办法是：
第一，大刀向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牲畜的头上砍去——不论是肉用牲畜、奶用牲畜，还是畜力牲畜、种畜无一例外，统统宰杀。
第二，将农户家里饲养的猪和奶牛征集上来屠宰。
第三，派出专人、专车到邻近各州用高价抢购牲畜。
第四，所有的税收都必须用肉类交付，同时将交税对象的范围扩大，即除去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工厂外，机关、学校、警察局也要交税。
毕竟具有“首创精神”，困难虽多最终仍被以各种高招一一克服。他们所遇到的主要困难和克服的主要招数是：
1. 支付交税人所交肉类的资金不足——办法：打白条。
2. 到邻近各州用高价抢购牲畜的款项不足——办法：通过挤占和挪用购买农业机械等专项贷款解决之。
3. 邻近各州发现梁赞州以邻为壑、疯狂抢购自己的牲畜后便在交通要道设卡堵截，致使到这些州抢购几乎成为不可能——办法：（1）趁黑夜、走小路把抢购的牲畜运回；（2）到离梁赞州较远一点、尚未设卡的州，甚至到乌拉尔这样边远的地区去抢购。
4. 工厂、机关、学校并不以饲养牲畜为业，没有多少牲畜可宰，难以完成自己的交售定额——办法：先派人到商店以每公斤1.5～2卢布的价格将肉类买来，再以每公斤25～30戈比的价格将其卖给政府。
这些办法、措施对症下药，行之有效，因此梁赞州的肉类产量也翻着跟头向上提高。1959年12月中旬，梁赞州委、州执委和州团委联名向赫鲁晓夫发去了喜报，他们不仅完成且是超额完成了向二十一大许诺的指标，将肉类产量提高了4倍，向国家出售的肉类高达15万吨，相当于去年的3倍多。明年他们将再接再厉，使卖给国家的肉类增加到18万至20万吨，届时再向第一书记报喜。
12月15日，第一书记代表苏共中央向梁赞领导人和全体劳动者发去了公开贺信，信中除再次赞扬了“梁赞精神”外，还颇具号召性地指出：“梁赞劳动者的卓越榜样，令人信服地证明，每一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每一个区和州在增加农产品的产量方面，存在着多么巨大的潜力。”10天后，赫鲁晓夫又在中央全会上称：“我知道拉里奥诺夫同志是个严谨、有思想的人。他从来不会作出不切实际的保证，炫耀自己，然后再食言的……他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同时，他指责波德戈尔内作为农业发达地区的乌克兰的领导人，却让农业欠发达地区的梁赞州的领导人拉里奥诺夫“抢了先”；指责白俄罗斯领导人马祖罗夫让梁赞州“给你们上了一课，知道究竟什么才是努力的目标。”同一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决定，授予拉里奥诺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授予州执委会主席勃布柯夫“劳动红旗奖章”，并委托梁赞州党组织“授予全州所有有卓越成绩的劳动者以勋章和奖章”。以此为开端，宣传、介绍梁赞人可歌可泣事迹的热潮迅速掀起，文学工作者把梁赞的事迹编写成书，文艺工作者将梁赞的故事拍成了电影，教育工作者将梁赞的成就写进了学生的课本里。拉里奥诺夫和梁赞州一时名声大噪。
“政治新星”最终开枪自杀
除梁赞州外，其他地区的领导人也都使出了奇招。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于1958年8月20日做出了《关于禁止城市和工人新村的公民私养牲畜的决定》，将该共和国拥有家庭副业的1250万户城镇居民所饲养的牲畜强行没收，转交给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库尔干州、沃罗涅日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等地都采用了两次交售同一头牲畜的办法。这些地方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把牲畜交售给收购站、列入收购统计数字后，不再像过去那样由收购站继续饲养一段时间，让其增肥长膘，而是再拉回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让它们在那里增加体重，过一段时间再拉到收购站交售，再次列入收购统计报表。这些招数也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59年苏联的肉类产量一下子增加到了890万吨，牛奶的产量甚至赶上了美国。
春去夏至，秋往冬来，转眼间又到了向第一书记报喜的日子。然而由于1959年梁赞的牲畜差不多已被赶尽杀绝，1960年这一年虽然全州大大小小的“劳动英雄”们使出了浑身解数，但也仅凑了3万吨肉类卖给国家，只相当于其保证数下限18万吨的1/6。大惑不解的赫鲁晓夫遂于同年年底向梁赞州派去了一个代表团了解原因，该代表团没费多少气力就戳穿了梁赞州的“西洋镜”。拉里奥诺夫为逃避惩罚在办公室里开枪自杀。其他地方的情况虽不像梁赞州那样惨，但也不妙。从1960年开始，苏联的肉类产量不增反降，到1961年已降至870万吨。
在1961年1月中旬举行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承认，七年计划头两年对农业来说“是不顺利的年头”，某些农产品的生产没有完成计划。他指责某些地方领导人弄虚作假，“非常轻率地提出很高的保证”，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大骂他们是“败家子”，威胁要把他们撤职、“开除出党”，甚至“送交法院”。从这次全会结束到4月份，果然有大批的州委第一书记、书记和苏维埃执委会主席被撤职，有的还被开除出党。
工人们的愤怒标语：“把赫鲁晓夫剁了吃肉”
在肉类产量下降的同时，居民对肉类的需求却上涨了。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对肉类的消费相应地增加了，另一方面是因为各地推行的禁止城镇居民和农户私养牲畜的政策，使那些在肉类方面原本可以自给自足的家庭不得不到国营商店购买所需肉类。结果国家供应的肉类严重不足，国营商店时常脱销。
面对这种情况，赫鲁晓夫只好用提高畜产品收购和零售价格的方法来刺激生产，限制消费。1962年5月1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根据他的建议，决定畜产品的平均收购价格提高35%，黄油提高10%，而国营商店里鲜肉和肉制品的零售价格则平均提高30%，黄油提高25%。5月31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以告人民书的形式公布了这一决定。
由于这一决定做出的年份恰好是赫鲁晓夫一再宣称的在人均畜产品产量方面赶上美国的大概年份，也由于数十年来苏联政府为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包括肉类在内的所有商品的零售价格只降不升，人们对于这次提价明显缺乏心理准备，所以这一公布立即在全国引起了谴责、唾骂之声。克格勃根据中央的指示对各地群众的不满情绪给予了严重关注。6月1日克格勃副主席伊瓦舒金、6月2日和3日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特内都向中央提交了列有各地群众大量“反面言论”的报告。然而从这些“反面言论”中我们却不难看出，有相当一部分讲得很有道理。比如，有些人这样谈道：“关于禁止近郊村镇和某些村庄有牲畜的决定是不正确的。如果允许工人和农民养牲畜，现在肉制品就足够了。”“个人的牛被杀光了，小牛又没有长大，哪儿会有牛肉？这是一种失误。”“把一切不好的东西推到斯大林身上，说什么他的政策使农业崩溃。但是，在他死后的这段时间中难道还不能把农业搞上去吗？不，农业崩溃显然有不能讲的更深层的原因。”大学英文教员别利洛夫斯卡娅说：“我不知道该向授课的小组成员们说些什么。以往我在同学员们交谈中，总是根据我国宏伟的计划，说劳动人民的福利不断增长。现在我该说什么呢？我只好不再相信了。”另有一些“反面言论”则的确带有明显的情绪化和煽动性。譬如，有人在车里雅宾斯克车站铁路沿线散发的传单上写着“打倒政府的可耻决定。从4日开始罢工。”一家建筑单位的司机科列斯尼克说：“生活越来越差，要是肯尼迪向苏联扔一颗原子弹就好了。”与此同时，在许多城市撕毁了赫鲁晓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肖像，出现了攻击这些领导人的大字标语，发生了罢工和骚乱。其中发生在罗斯托夫州新切尔卡斯克市的罢工和骚乱——史称“新切尔卡斯克事件”——规模最大。
新切尔卡斯克事件是从该市的电力机车制造厂开始的，这个厂的绕线绝缘车间曾发生过200名工人中毒的事故，但生产条件依旧未能得到改善，对此工人们早已满腹怨言。1962年初，厂领导又决定重新审核工作定额，致使某些工人的工资下降了30%，这就进一步引起了工人们的恼怒。肉类产品提价的决定公布后，工人们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气，6月1日上午，铸造车间的工人宣布罢工，并要求厂长对他们今后如何生活作出答复。厂长鲍里斯·库罗奇金与工人们相见后表现得非常粗暴，当工人们抱怨说现在已无钱买肉时，他竟蛮横地吼道：“没钱买肉，那就买素菜包子好了！”然后摆脱人群，回到厂部。
被他的话激怒的人群立即向厂部涌去，沿途别的车间的工人也加入进来，中午时在厂部前的广场上已聚集了4000多人，他们一边高举着列宁的巨幅画像，一边打出了“肉，牛奶，提高工资”的标语。一些工人还跑到厂外，拦住了一辆旅客列车，一边强行冲进驾驶室按响汽笛，以召集附近的工人前来增援，一边在火车头的煤水车上涂写诸如“把赫鲁晓夫剁了吃肉”等攻击性标语，致使火车不能前行。后来，工人们又冲击了党政机关，赫鲁晓夫命令军区司令员宣布全区部队处于戒严状态，并向新切尔卡斯克派遣武装，此后军队向这些地方增派兵员，开枪镇压，这一事件中共有23人死亡，70人受伤。事后有132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7名骚乱的组织者和主动参与者被判处死刑。（事件过程详见本刊2013年第6期，徐元宫《鲜为人知的苏联工人罢工事件》）
新切尔卡斯克事件引起了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对国家保安机关的重视。1962年7月1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决议，要求加强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内务部和检察机关的力量。但赫鲁晓夫当局无力使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群众骚乱的根源。1963年末苏联生猪的存栏数从1962年末的7000万头下降到了4090万头，其他牲畜的存栏量也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肉类的供求矛盾愈发突出。在肉类危机加剧的同时，粮食危机又不期而至，1963年粮食产量从1962年的14020万吨下降到了10750万吨，人们为了买两三斤面包常常要排队几个小时。因此，尽管苏联当局加强了国家保安机关的力量，但新的骚乱仍时有发生。最后，赫鲁晓夫不得不在全国上下一片抱怨声中被赶下了台。
（作者系文史学者）
赫鲁晓夫的新口号
还在1955年1月，斯大林逝世后上任尚不到两年的新一代苏共领导就断然宣布：“争取畜牧业的急速高涨已经成为我国极其重大的任务”，“在1960年，把肉类、各种脂肪和奶类的生产增为1954年的2倍，蛋类增为2.2倍，各种羊毛增为1.8倍。”应该说这些增长指标已不算低，在五六年的时间内按期完成并非易事。
然而进入1957年之后，已在农业领域抡起了“开垦荒地、扩种玉米和畜产品产量追赶美国”三板斧的赫鲁晓夫，对这样的增长速度不再满意。1957年5月22日，他在列宁格勒农业工作者会议上突然提出：“苏联已经具备一切条件要于今后几年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肉类、牛奶和黄油等产量方面达到美国现有的水平。”是时（1957年），苏美两国肉类产量的实际情况是：苏联肉类总屠宰量为750万吨，人均36公斤；美国肉类总屠宰量1600万吨，人均97公斤。1955年到1957年的两年里，苏联肉类产量平均年增长率不到10%，如按这一增长趋势推算，要使苏联的人均肉类产量赶上“美国现有水平”需要15年。所谓“今后几年”，无异于天方夜谭。
在1957年6月18～21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和接下来举行的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赫鲁晓夫的这一追赶口号受到了莫洛托夫等人的激烈抨击。他们一方面指责赫鲁晓夫不同主席团成员打招呼，更没有得到主席团的同意就擅自提出了这一口号，另一方面又指责这一口号缺少计算，是冒险主义。莫洛托夫说：“不能不计算我们的可能性就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我们能够完成这项新任务。如果这个口号是正确的，如果这个口号可以保证实现，那就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让我们看一下各种计算材料：关于饲料的计算，关于建筑的计算，关于投资的计算。可是我们什么计算都没有。”卡冈诺维奇指出，要实现这个口号，“是要饲料的，而我们在屠宰一岁的幼畜，因为没有饲料”。这些无可辩驳的意见本应引起赫鲁晓夫的反思，也值得所有与会者深思，但由于这次主席团会议和中央全会超出了一般会议的性质，而属于赫鲁晓夫与其政敌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等人进行生死较量的会议，所以赫鲁晓夫的拥护者们也便对人不对事，对这些原本正确的意见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他们称，赫鲁晓夫的这一追赶口号来自调查研究，深得群众拥护，完全合乎实际，定能按时完成。莫洛托夫等人对这一口号进行攻击，不仅表明了他们对农业的外行和官僚主义，而且表明他们对改善人民生活怀有敌意，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都很有问题。赫鲁晓夫也拒不承认自己的这一口号有错，宣称苏联在最近几年一定能够完成在人均畜产品产量方面赶上美国的任务，“如果我们到1960年尚不能完成，就让我们在1962-1963年去完成它”。
在“六月全会”上赫鲁晓夫一派战胜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等人，并将后者打成了“反党集团”。
这次全会将如何对待畜产品产量追赶美国的问题上升到了政治高度。但由于国家规定的肉类收购价格远不能抵偿生产成本，所以生产者的积极性仍无法调动起来，1958年苏联的肉类总产量仅比1957年提高5%，与赫鲁晓夫要求的60%～70%相距甚大。赫鲁晓夫恼羞成怒，决定向各地领导人进一步施加压力。在1958年12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他讲道：“大力增加肉类产量，是当前极为重要而迫切的任务……增加肉类生产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各州、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成绩，应当首先根据畜牧业的这一最重要产品的生产水平来衡量。”这就是说，对各地干部的考评和升降首先要看他们能给国家提供多少吨肉。
梁赞州“政治新星”的“高招”
这样的考评和升降标准，很快便催生出了一批野心家和“勇夫”，梁赞州党委书记拉里奥诺夫就是其中一个。在1959年1月底至2月初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上，此人发誓要在1959年一年内使梁赞州的肉类产量增加2.8倍，并向国家交售两倍多的肉类。《真理报》的编辑怀疑这位先生的神经出了问题，不敢贸然发布这一消息。赫鲁晓夫的助手安德烈·谢甫琴科也打电话给赫鲁晓夫，提醒他这种保证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已被梁赞人的豪情壮志激动得夜不能寐的赫鲁晓夫，根本听不进这种提醒，不待安德烈说完就愤怒地扣上了电话。他先是在二十一大上对梁赞人进行了夸奖，接着又让《真理报》发表并赞颂拉里奥诺夫许下的“2.8倍”的增长指标。二十一大闭幕后仅一个星期他又亲自赶到了梁赞，授予该州最高荣誉勋章——列宁勋章外，还在授勋仪式上说：“我由衷地喜欢那些知道如何体现他们自身价值的人。”并连声夸赞：“好样的梁赞，不愧是苏维埃的梁赞！”
所有这些都给苏联其他地方的领导人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他们一方面为自己先前思想的“保守”感到羞愧，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修改起了以前所制定的肉类生产增长指标。其中，斯塔夫罗波尔和克拉斯诺达尔两个边疆区新提出的增长指标是2.5倍，莫斯科州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是两倍。
面对各地放出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卫星”，赫鲁晓夫感到无比的高兴和鼓舞，他尤其欣赏和感激带头放出“卫星”的梁赞州和拉里奥诺夫。1959年11月14日，他在接见苏联新闻工作者时兴奋地说：“现在，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处处都是一片特别巨大的高涨的情景。甚至连我们这些参加这种建设的人有时也感到惊奇……我不能不把梁赞劳动者的成就给我留下的十分强烈的印象告诉大家。这个过去在经济上落后的州忽然保证要在一年中把肉类生产比去年增加2.8倍。在一年中增加2.8倍，这可不是开玩笑！当然，也可以提出数字，然后像茨冈人过去所做的那样，背弃诺言，溜之大吉。但是梁赞人并不打算逃到什么地方去。他们许下诺言，并且顺利地履行着这个诺言。好得很，同志们！梁赞人现在就已经预尝到由于定将完成所承担的保证而得到的愉快的、受之无愧的光荣滋味了。而且不光梁赞州的情况是这样！” 那么具有“首创精神”的梁赞人是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履行诺言的呢？这些办法是：
第一，大刀向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牲畜的头上砍去——不论是肉用牲畜、奶用牲畜，还是畜力牲畜、种畜无一例外，统统宰杀。
第二，将农户家里饲养的猪和奶牛征集上来屠宰。
第三，派出专人、专车到邻近各州用高价抢购牲畜。
第四，所有的税收都必须用肉类交付，同时将交税对象的范围扩大，即除去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工厂外，机关、学校、警察局也要交税。
毕竟具有“首创精神”，困难虽多最终仍被以各种高招一一克服。他们所遇到的主要困难和克服的主要招数是：
1. 支付交税人所交肉类的资金不足——办法：打白条。
2. 到邻近各州用高价抢购牲畜的款项不足——办法：通过挤占和挪用购买农业机械等专项贷款解决之。
3. 邻近各州发现梁赞州以邻为壑、疯狂抢购自己的牲畜后便在交通要道设卡堵截，致使到这些州抢购几乎成为不可能——办法：（1）趁黑夜、走小路把抢购的牲畜运回；（2）到离梁赞州较远一点、尚未设卡的州，甚至到乌拉尔这样边远的地区去抢购。
4. 工厂、机关、学校并不以饲养牲畜为业，没有多少牲畜可宰，难以完成自己的交售定额——办法：先派人到商店以每公斤1.5～2卢布的价格将肉类买来，再以每公斤25～30戈比的价格将其卖给政府。
这些办法、措施对症下药，行之有效，因此梁赞州的肉类产量也翻着跟头向上提高。1959年12月中旬，梁赞州委、州执委和州团委联名向赫鲁晓夫发去了喜报，他们不仅完成且是超额完成了向二十一大许诺的指标，将肉类产量提高了4倍，向国家出售的肉类高达15万吨，相当于去年的3倍多。明年他们将再接再厉，使卖给国家的肉类增加到18万至20万吨，届时再向第一书记报喜。
12月15日，第一书记代表苏共中央向梁赞领导人和全体劳动者发去了公开贺信，信中除再次赞扬了“梁赞精神”外，还颇具号召性地指出：“梁赞劳动者的卓越榜样，令人信服地证明，每一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每一个区和州在增加农产品的产量方面，存在着多么巨大的潜力。”10天后，赫鲁晓夫又在中央全会上称：“我知道拉里奥诺夫同志是个严谨、有思想的人。他从来不会作出不切实际的保证，炫耀自己，然后再食言的……他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同时，他指责波德戈尔内作为农业发达地区的乌克兰的领导人，却让农业欠发达地区的梁赞州的领导人拉里奥诺夫“抢了先”；指责白俄罗斯领导人马祖罗夫让梁赞州“给你们上了一课，知道究竟什么才是努力的目标。”同一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决定，授予拉里奥诺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授予州执委会主席勃布柯夫“劳动红旗奖章”，并委托梁赞州党组织“授予全州所有有卓越成绩的劳动者以勋章和奖章”。以此为开端，宣传、介绍梁赞人可歌可泣事迹的热潮迅速掀起，文学工作者把梁赞的事迹编写成书，文艺工作者将梁赞的故事拍成了电影，教育工作者将梁赞的成就写进了学生的课本里。拉里奥诺夫和梁赞州一时名声大噪。
“政治新星”最终开枪自杀
除梁赞州外，其他地区的领导人也都使出了奇招。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于1958年8月20日做出了《关于禁止城市和工人新村的公民私养牲畜的决定》，将该共和国拥有家庭副业的1250万户城镇居民所饲养的牲畜强行没收，转交给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库尔干州、沃罗涅日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等地都采用了两次交售同一头牲畜的办法。这些地方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把牲畜交售给收购站、列入收购统计数字后，不再像过去那样由收购站继续饲养一段时间，让其增肥长膘，而是再拉回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让它们在那里增加体重，过一段时间再拉到收购站交售，再次列入收购统计报表。这些招数也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59年苏联的肉类产量一下子增加到了890万吨，牛奶的产量甚至赶上了美国。
春去夏至，秋往冬来，转眼间又到了向第一书记报喜的日子。然而由于1959年梁赞的牲畜差不多已被赶尽杀绝，1960年这一年虽然全州大大小小的“劳动英雄”们使出了浑身解数，但也仅凑了3万吨肉类卖给国家，只相当于其保证数下限18万吨的1/6。大惑不解的赫鲁晓夫遂于同年年底向梁赞州派去了一个代表团了解原因，该代表团没费多少气力就戳穿了梁赞州的“西洋镜”。拉里奥诺夫为逃避惩罚在办公室里开枪自杀。其他地方的情况虽不像梁赞州那样惨，但也不妙。从1960年开始，苏联的肉类产量不增反降，到1961年已降至870万吨。
在1961年1月中旬举行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承认，七年计划头两年对农业来说“是不顺利的年头”，某些农产品的生产没有完成计划。他指责某些地方领导人弄虚作假，“非常轻率地提出很高的保证”，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大骂他们是“败家子”，威胁要把他们撤职、“开除出党”，甚至“送交法院”。从这次全会结束到4月份，果然有大批的州委第一书记、书记和苏维埃执委会主席被撤职，有的还被开除出党。
工人们的愤怒标语：“把赫鲁晓夫剁了吃肉”
在肉类产量下降的同时，居民对肉类的需求却上涨了。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对肉类的消费相应地增加了，另一方面是因为各地推行的禁止城镇居民和农户私养牲畜的政策，使那些在肉类方面原本可以自给自足的家庭不得不到国营商店购买所需肉类。结果国家供应的肉类严重不足，国营商店时常脱销。
面对这种情况，赫鲁晓夫只好用提高畜产品收购和零售价格的方法来刺激生产，限制消费。1962年5月1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根据他的建议，决定畜产品的平均收购价格提高35%，黄油提高10%，而国营商店里鲜肉和肉制品的零售价格则平均提高30%，黄油提高25%。5月31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以告人民书的形式公布了这一决定。
由于这一决定做出的年份恰好是赫鲁晓夫一再宣称的在人均畜产品产量方面赶上美国的大概年份，也由于数十年来苏联政府为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包括肉类在内的所有商品的零售价格只降不升，人们对于这次提价明显缺乏心理准备，所以这一公布立即在全国引起了谴责、唾骂之声。克格勃根据中央的指示对各地群众的不满情绪给予了严重关注。6月1日克格勃副主席伊瓦舒金、6月2日和3日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特内都向中央提交了列有各地群众大量“反面言论”的报告。然而从这些“反面言论”中我们却不难看出，有相当一部分讲得很有道理。比如，有些人这样谈道：“关于禁止近郊村镇和某些村庄有牲畜的决定是不正确的。如果允许工人和农民养牲畜，现在肉制品就足够了。”“个人的牛被杀光了，小牛又没有长大，哪儿会有牛肉？这是一种失误。”“把一切不好的东西推到斯大林身上，说什么他的政策使农业崩溃。但是，在他死后的这段时间中难道还不能把农业搞上去吗？不，农业崩溃显然有不能讲的更深层的原因。”大学英文教员别利洛夫斯卡娅说：“我不知道该向授课的小组成员们说些什么。以往我在同学员们交谈中，总是根据我国宏伟的计划，说劳动人民的福利不断增长。现在我该说什么呢？我只好不再相信了。”另有一些“反面言论”则的确带有明显的情绪化和煽动性。譬如，有人在车里雅宾斯克车站铁路沿线散发的传单上写着“打倒政府的可耻决定。从4日开始罢工。”一家建筑单位的司机科列斯尼克说：“生活越来越差，要是肯尼迪向苏联扔一颗原子弹就好了。”与此同时，在许多城市撕毁了赫鲁晓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肖像，出现了攻击这些领导人的大字标语，发生了罢工和骚乱。其中发生在罗斯托夫州新切尔卡斯克市的罢工和骚乱——史称“新切尔卡斯克事件”——规模最大。
新切尔卡斯克事件是从该市的电力机车制造厂开始的，这个厂的绕线绝缘车间曾发生过200名工人中毒的事故，但生产条件依旧未能得到改善，对此工人们早已满腹怨言。1962年初，厂领导又决定重新审核工作定额，致使某些工人的工资下降了30%，这就进一步引起了工人们的恼怒。肉类产品提价的决定公布后，工人们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气，6月1日上午，铸造车间的工人宣布罢工，并要求厂长对他们今后如何生活作出答复。厂长鲍里斯·库罗奇金与工人们相见后表现得非常粗暴，当工人们抱怨说现在已无钱买肉时，他竟蛮横地吼道：“没钱买肉，那就买素菜包子好了！”然后摆脱人群，回到厂部。
被他的话激怒的人群立即向厂部涌去，沿途别的车间的工人也加入进来，中午时在厂部前的广场上已聚集了4000多人，他们一边高举着列宁的巨幅画像，一边打出了“肉，牛奶，提高工资”的标语。一些工人还跑到厂外，拦住了一辆旅客列车，一边强行冲进驾驶室按响汽笛，以召集附近的工人前来增援，一边在火车头的煤水车上涂写诸如“把赫鲁晓夫剁了吃肉”等攻击性标语，致使火车不能前行。后来，工人们又冲击了党政机关，赫鲁晓夫命令军区司令员宣布全区部队处于戒严状态，并向新切尔卡斯克派遣武装，此后军队向这些地方增派兵员，开枪镇压，这一事件中共有23人死亡，70人受伤。事后有132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7名骚乱的组织者和主动参与者被判处死刑。（事件过程详见本刊2013年第6期，徐元宫《鲜为人知的苏联工人罢工事件》）
新切尔卡斯克事件引起了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对国家保安机关的重视。1962年7月1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决议，要求加强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内务部和检察机关的力量。但赫鲁晓夫当局无力使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群众骚乱的根源。1963年末苏联生猪的存栏数从1962年末的7000万头下降到了4090万头，其他牲畜的存栏量也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肉类的供求矛盾愈发突出。在肉类危机加剧的同时，粮食危机又不期而至，1963年粮食产量从1962年的14020万吨下降到了10750万吨，人们为了买两三斤面包常常要排队几个小时。因此，尽管苏联当局加强了国家保安机关的力量，但新的骚乱仍时有发生。最后，赫鲁晓夫不得不在全国上下一片抱怨声中被赶下了台。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