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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8月，日本著名的政治家、执政的自民党元老、一直主张日中友好并多次访华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松村谦三先生去世。周恩来总理在得悉消息的第二天便决定：派特别代表前往日本参加松村谦三先生的葬礼。鉴于当时中日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决定由中日友好协会完成此项任务。以周恩来总理的个人名义，派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兼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国权作为他的特使，前往东京参加松村谦三先生的葬礼。
“这是承认新中国的举动”
临行前，周恩来亲自找王国权谈话，全面详细地分析了国际形势以及日本国内朝野政治力量对比情况，嘱咐他利用这个机会，多做工作，扩大中国的影响，推动中日之间的友好交往，为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做好铺垫。
1971年8月24日，王国权前往日本，随行人员有王效贤、江培柱。王国权一行经过香港时，驻香港的日本总领事馆非常重视，总领事亲自出面迎送。8月25日晚，王国权等人抵达东京羽田机场，受到日本朝野各界朋友以及旅日侨胞500多人的热烈欢迎。日本自民党的三木武夫、古井喜实等人亲自到机场迎接。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竹下登及官房副长官三原朝雄也到机场迎接王国权一行。对此，日本有关方面评论说，作为日本政府方面，迎接新中国政界要人尚属首次。竹下登同王国权特使握手表示欢迎时，站在一旁的美国记者不禁惊呼：“这是承认新中国的举动啊！”
在羽田机场，王国权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首先感谢日本朋友的热烈欢迎。此次访日是来参加松村谦三先生的葬礼，对这位著名政治家的不幸去世表示哀悼。同时应邀参加即将召开的日中友协的统一、团结、胜利大会，并借此机会表达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问候。”王国权还说：“今天的这种充满友情的欢迎，表明中日友好是根深蒂固的，不可动摇的。我愿与日本人民一道，共同为中日友好作出努力。”
8月26日下午，日本政治家松村谦三先生的葬礼在东京筑地本愿寺举行，日本朝野、民众各界共1000多人参加。在葬禮上，宣读了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和周恩来总理致松村谦三先生家属的唁电。王国权献了花圈，并对松村谦三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会见中曾根康弘
中曾根康弘当时是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总务会长，在内阁里任防卫厅长官。在当时的情况下，王国权是不方便与中曾根康弘相见的。但中曾根康弘出于对党派利益的考虑，多次要求会见中国特使。
王国权经过慎重考虑，从多团结一个人就多一分发展和维护中日友好的力量的指导思想出发，经请示周恩来总理后，决定会见中曾根康弘。王国权是周恩来总理的特使，这一特殊身份，使得双方的会面不能公开。因此，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这次接触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为的就是避开各国记者的镜头。
中曾根康弘在与王国权见面时曾表示：“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友好的，我愿为日中友好竭尽全力，请王先生转告贵国周恩来总理。”回国后，王国权如实向周恩来总理做了汇报，总理很赞赏王国权对此事的处理。中国政府还邀请中曾根康弘来中国访问。
人民外交初露锋芒
王国权一行在东京期间，在所住的联络处，会见了多位日本朝野政要，为中日建交做了大量铺路工作。三木武夫是日本自民党反主流派议员，他对中国友好，在当时日本政界被认为是开明派。王国权同他接触过几次，做了不少工作。田川诚一也是自民党反主流派人士，属中曾根派，但观点同三木派很接近，对中国也很友好。王国权在东京的主要活动是他和三木武夫协助安排的。1992年，田川诚一曾应中日友协的邀请，到中国访问，王国权专门设宴款待了他。
在东京，王国权还同3个在野党领导人见了面。王国权与他们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晤谈。在谈到中日关系时，他明确表示：“只要日本政府不改变对台湾的政策，中日关系就不能改善。”关于尼克松访华问题，他强调：“我们同美国在华沙谈了十几年，会谈并不稀奇。问题在于根据什么原则会谈。中国的原则是坚决同美国的侵略行为斗争到底，始终坚持对印度支那战争的原则立场，始终坚持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在场的日本朋友对此表示赞同。
在短短7天的访问中，王国权特使还广泛地会见了日本各界朋友和一些民间团体成员，就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等问题全面阐述了中方的观点，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此外，王国权还专门会见了参议长河野谦三先生，并去看望了旅日爱国侨胞和旅日朝侨代表。
8月31日，王国权一行离开东京回国。日本各界人士百余人到机场热情欢送王国权。王国权在致词中说：“在短暂的访问期间，受到各界朋友的热烈欢迎，使我们终生难忘。印象最深的还是日本人民对日中友好的强烈要求。广大日本人民正在努力促进日中友好，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中日友好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
王国权作为周恩来总理特使的对日访问活动结束后，日本和世界各国报刊以及其他新闻媒体都发表了大量相关评论。《日本经济新闻》刊登了题为《“王旋风”刮过，亲中国派得势》的述评。
到1972年7月，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中日关系快速扭转，并于同年9月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摘自《党史纵横》）
“这是承认新中国的举动”
临行前，周恩来亲自找王国权谈话，全面详细地分析了国际形势以及日本国内朝野政治力量对比情况，嘱咐他利用这个机会，多做工作，扩大中国的影响，推动中日之间的友好交往，为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做好铺垫。
1971年8月24日，王国权前往日本，随行人员有王效贤、江培柱。王国权一行经过香港时，驻香港的日本总领事馆非常重视，总领事亲自出面迎送。8月25日晚，王国权等人抵达东京羽田机场，受到日本朝野各界朋友以及旅日侨胞500多人的热烈欢迎。日本自民党的三木武夫、古井喜实等人亲自到机场迎接。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竹下登及官房副长官三原朝雄也到机场迎接王国权一行。对此，日本有关方面评论说，作为日本政府方面，迎接新中国政界要人尚属首次。竹下登同王国权特使握手表示欢迎时，站在一旁的美国记者不禁惊呼：“这是承认新中国的举动啊！”
在羽田机场，王国权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首先感谢日本朋友的热烈欢迎。此次访日是来参加松村谦三先生的葬礼，对这位著名政治家的不幸去世表示哀悼。同时应邀参加即将召开的日中友协的统一、团结、胜利大会，并借此机会表达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问候。”王国权还说：“今天的这种充满友情的欢迎，表明中日友好是根深蒂固的，不可动摇的。我愿与日本人民一道，共同为中日友好作出努力。”
8月26日下午，日本政治家松村谦三先生的葬礼在东京筑地本愿寺举行，日本朝野、民众各界共1000多人参加。在葬禮上，宣读了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和周恩来总理致松村谦三先生家属的唁电。王国权献了花圈，并对松村谦三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会见中曾根康弘
中曾根康弘当时是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总务会长，在内阁里任防卫厅长官。在当时的情况下，王国权是不方便与中曾根康弘相见的。但中曾根康弘出于对党派利益的考虑，多次要求会见中国特使。
王国权经过慎重考虑，从多团结一个人就多一分发展和维护中日友好的力量的指导思想出发，经请示周恩来总理后，决定会见中曾根康弘。王国权是周恩来总理的特使，这一特殊身份，使得双方的会面不能公开。因此，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这次接触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为的就是避开各国记者的镜头。
中曾根康弘在与王国权见面时曾表示：“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友好的，我愿为日中友好竭尽全力，请王先生转告贵国周恩来总理。”回国后，王国权如实向周恩来总理做了汇报，总理很赞赏王国权对此事的处理。中国政府还邀请中曾根康弘来中国访问。
人民外交初露锋芒
王国权一行在东京期间，在所住的联络处，会见了多位日本朝野政要，为中日建交做了大量铺路工作。三木武夫是日本自民党反主流派议员，他对中国友好，在当时日本政界被认为是开明派。王国权同他接触过几次，做了不少工作。田川诚一也是自民党反主流派人士，属中曾根派，但观点同三木派很接近，对中国也很友好。王国权在东京的主要活动是他和三木武夫协助安排的。1992年，田川诚一曾应中日友协的邀请，到中国访问，王国权专门设宴款待了他。
在东京，王国权还同3个在野党领导人见了面。王国权与他们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晤谈。在谈到中日关系时，他明确表示：“只要日本政府不改变对台湾的政策，中日关系就不能改善。”关于尼克松访华问题，他强调：“我们同美国在华沙谈了十几年，会谈并不稀奇。问题在于根据什么原则会谈。中国的原则是坚决同美国的侵略行为斗争到底，始终坚持对印度支那战争的原则立场，始终坚持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在场的日本朋友对此表示赞同。
在短短7天的访问中，王国权特使还广泛地会见了日本各界朋友和一些民间团体成员，就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等问题全面阐述了中方的观点，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此外，王国权还专门会见了参议长河野谦三先生，并去看望了旅日爱国侨胞和旅日朝侨代表。
8月31日，王国权一行离开东京回国。日本各界人士百余人到机场热情欢送王国权。王国权在致词中说：“在短暂的访问期间，受到各界朋友的热烈欢迎，使我们终生难忘。印象最深的还是日本人民对日中友好的强烈要求。广大日本人民正在努力促进日中友好，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中日友好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
王国权作为周恩来总理特使的对日访问活动结束后，日本和世界各国报刊以及其他新闻媒体都发表了大量相关评论。《日本经济新闻》刊登了题为《“王旋风”刮过，亲中国派得势》的述评。
到1972年7月，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中日关系快速扭转，并于同年9月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摘自《党史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