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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进入1975年，被打倒、拘禁、脱离工作达八年之久的开国上将叶飞（“文革”开始前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第一政委等职），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交通部长。面对扑朔迷离的复杂政治局面，他以超人的胆识和政治智慧在共和国历史上写下了绚丽多彩的一页。
从解放干部入手，打开工作局面
叶飞是1975年1月底到交通部报到上任的。是时，交通部机关形势十分尴尬：一方面有大量工作无人干，一方面多名部、局的领导干部被不明不白地隔离，“靠边站”。面对这种情况，叶飞在进行简单的工作交接后，抛开其他事情，集中抓了落实政策、解放干部的工作。
首先，他拿出近两天的时间听取了复查办公室的工作汇报，逐个了解每一位被打倒隔离的部、局领导干部的问题和材料。继而召开交通部党的临时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党组）会议，专题研究落实干部政策问题。
会后不久，叶飞即主抓了交通部原副部长彭德清专案的复查。叶飞对彭德清非常了解。战争年代，他们在一个部队共同战斗多年。新中国成立后，彭率部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先是在海军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后转到交通部任副部长。“文革”开始后，李作鹏一伙将黑手伸向彭德清。他们把从未被捕、被俘过的彭德清无端打成“叛徒”，关押三年多。这是一个明显的假案、冤案，但复查平反工作却迟迟推不动。为彻底弄清问题，叶飞不仅调阅了彭德清的全部专案材料，并且几次到中央组织部查档，了解情况，与中组部负责人探讨为其平反恢复工作的问题。弄清案子的来龙去脉后，叶飞找来专案组负责人说明了情况，部署他们尽快写出一个客观、详细的结论材料。但专案组用半个多月时间写出的《关于彭德清历史问题的审查报告》却含糊其词，依旧留着尾巴，叶飞非常失望。经反复考虑，他亲笔起草了《对〈彭德清历史问题审查报告〉的意见》，对专案组的报告进行了分析和严肃的批评。
叶飞在《意见》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专案组的报告缺乏实事求是精神，是不负责任的，这主要表现在：一、《报告》说对彭的审查是“事出有因”，不对。所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是新八股，往往被用来掩盖错误。所谓“有因”，无非指的是“有人揭发”。这里的四个揭发人中有三个是敌特。他们原来对彭的问题并无任何交代，是造反派找他们“出题目外调”，逼供、诱供，才说有个叛徒叫彭德清。但三个人的揭发互相矛盾，且都不认识彭德清。另一个人是自己的同志，但他的“揭发”也是法西斯审讯方式下刑讯逼供得到的材料，且后来他自己还否认了。这样的情况怎么能说“事出有因”？二、彭于1936年前后在厦门这段历史已经查清，他根本就没有被捕过，怎么会去“叛变投敌”，“当特务破坏革命队伍”？这段历史中央机关有档案，人证、物证都在，这应该是审查结论的唯一根据。三、所谓“可相信彭本人交代，恢复其组织生活”，结论含混，就是说组织还不能作出明确、肯定的结论。这是严重不负责任。问题既然清楚了还相信什么“本人交代”？为什么不讲长时间的“逼供信”？错了就说错了，就要坚决、彻底平反。为什么还要拖一个尾巴？专案组是代表党组织做审查工作的，一定要本着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干部负责的精神，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拿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
接到叶飞的《意见》后，专案组的同志深受震动。他们遵照叶飞的指示对彭德清的所谓材料再次作了核查、研究，重新起草了《审查报告》。《审查报告》报送中央前，叶飞将审查情况当面向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作了汇报。在李先念的关怀下，中央很快批复：彭德清案是假案，予以彻底平反，恢复交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职务（叶飞调离交通部后，彭任部长）。
通过为彭德清平反，叶飞感受到了落实政策、解放干部工作的难度。他非常希望能有一位党性强、作风好、有胆有识的领导同志来负责这方面工作。经过考察比较，叶飞选定了当时在部里挂名副局长的周惠。
周惠是一位资历很深的党务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所谓“彭黄反党集团”影响被一贬再贬，最后调到交通部任副局长。鉴于交通部政治部主任梅盛伟生病休养已久，叶飞提议由周惠接任政治部主任，但是上报后中组部负责人不同意，并宣称中央明确交代周惠不能担任党内领导职务，只能做行政工作，且限于副职。为弄清事实依据，叶飞先后三次到中组部查阅相关档案，并没有发现关于周惠犯错误的任何记载。于是，他再次郑重地向中组部领导提出起用周惠，但依旧没能通过。无奈之下，叶飞遂建议成立机关党委，周惠任副书记（书记由叶飞兼），负责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终获批准（周于1978年获彻底平反，任交通部副部长，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
周惠没有辜负交通部党组和叶飞的希望。上任后，他不计个人安危得失，带领专案组同志冒着盛夏酷暑加班加点地清理案卷、核实材料，使交通部落实政策工作进展很快。下半年，刘亚雄、马辉之、葛琛、王西萍等部、局领导干部，都先后获得解放回到领导岗位，交通部党组领导力量得到切实加强，从而使交通部系统全面整顿等各项工作很快出现新的局面。
“顶风”买船，贷款发展远洋船队
叶飞到交通部上任之初，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邓小平都向他提出了抓紧远洋船队建设的要求。一次，叶飞汇报工作时谈到，国家远洋运输船队总共只有400多万吨船，邓小平连连说“太少了”，“这么点儿船怎么担负起外贸运输任务呀”！继而，他明确指出：“租外轮，不仅受制于人，也太吃亏。我国远洋船队目前要有1000万吨船，以后要有2000万吨到3000万吨，才能担负起外贸运输任务。”
这是叶飞到交通部后领受的第一个具体任务，也是当时最敏感、最棘手的任务。
按常规说，购买船只，发展远洋船队，是交通部长职权范围内的事，只要照章办事、循例操作就可以了。但在当时却不是那么回事：其一，国内造船能力很小，并且还担负着建造军舰的任务，所以，发展远洋船队只能买外国的船。而购买外国船，在政治上是“犯忌”的——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在一份文件上明确批示：“买船就是卖国。”其二，买船需要经费，需要外汇。经费从哪里来？靠国家投资、调拨基建经费，国家财力难以满足需要。而从境外贷款，则被视为“有损国体”，与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目标相抵触。 王于畊讲的无疑是有道理的，叶飞冷静下来了。他想到了近些天来李先念一再向他强调的话：“铁路已经乱了，交通不能再乱！”经过慎重考虑并与周惠等人商量，叶飞按照有关部门关于1975年进行过整顿的国务院部委，“要认真检查，纠正错误，与邓小平划清界限的要求”，召开交通部党组扩大会作了“检查”。长期以来，叶飞在会议上讲话很少用讲话稿，顶细的准备也不过在纸片上列个提纲。但这次“检查”，他字斟句酌地起草了稿子，发言照本宣科：思想上与邓小平有共鸣，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以来的多次讲话、指示，都积极贯彻、宣传、执行了。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由我一人负责。
“杀了我的头也不检讨”
1976年7月9日，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区市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名为“研究计划工作”，实则是批判“经济领域里的右倾翻案风”，即批所谓唯生产力论和“洋奴哲学”“条条专政”等。王洪文私下说得非常明确：就是要整一整国家机关恢复工作的老干部，“要多交任务套住他，抓住辫子批判他，时机一到打倒他”。会前，“四人帮”经过精心策划、部署，炮制了涉及国家计委、外贸部、交通部等12个部委的20多份材料，准备到会上向国务院领导和各部委发难。
基于这种目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开场讲话一结束就遭到迎头抨击，被批为“自我批评轻描淡写，是一篇官样文章”。接下来，各部委的发言，也大都被批为“避重就轻，很不像样”。交通部两名副部长出席会议，发言稿是经党组集体讨论、叶飞修改过的，发言后被批为“空洞无物”，“连什么是‘条条专政’都没有搞清楚”。
早在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死党就曾直言不讳地说：“一个地区一个省市是一个点，而交通部是一条线，涉及全国，工人又多又集中。交通部长非常重要。”他们一直梦想寻机控制交通部，交通部自然是这次会议攻击的重点部门。会议开始不久，交通部在上海、辽宁等地下属单位的代表就按照“四人帮”的旨意，对交通部一年多来的工作进行了系统批判，并要求交通部领导当场表态。会上，“四人帮”其他党羽也大会小会一次次排炮攻击。面对这种架势，交通部的代表顶不住了。一名副部长拟了个提纲，打算就派工作组整顿、批判派性、贷款买船等问题，在会上作个大略检查。
7月11日晚，交通部党组碰头研究那名副部长拟在第二天大会发言的内容。叶飞看了那名副部长草拟的发言提纲，非常生气，严肃地说：“你准备的这几条我都不同意，但最不能同意的是检讨买船问题。买船的全过程你都了解，为什么还要去作这个检讨？买船是中央决定的，交通部领导小组无权检讨。我无权检讨，你更无权检讨。那个报告，政治局成员全画了圈，江青也画了圈的嘛！这个问题不能在计划工作座谈会上讲，要讲到政治局去讲，由我去讲。”叶飞越讲越激动，“我是部长，是党组组长，天大的事情由我负责。我后事都交代了，我准备再次被抓起来。要检讨，王洪文、江青、张春桥他们也要检讨！他们检讨了，我检讨不检讨还要再考虑。今天我说清楚了，该当何罪，由我去！我已经60多岁了，大不了不过一死。革命几十年，不能死了让后代骂嘛！”讲到这里，叶飞激动得站起来，拍着桌子斩钉截铁地说：“总之，这样的问题，我们无权检讨，不能检讨！至于我，就是杀了我的头也不检讨！”
出国考察，奉行“拿来主义”
在粉碎“四人帮”不久的一次党组会议上，叶飞这样说：“作为部长，有两件事我要管：一是机关整顿，二是引进外国新技术。我们的事业要上去，靠两手。一手靠‘根据地’，也就是我们原有的基础。这一手不能丢，没有这个基础不行，会成为无源之水；但停在原有基础上也不行，还要有另一手，要有新技术。目前发达国家一般五年更新一次设备，产品工艺年年有改进。我们的生产设备十年、二十年也不更新改造，产品工艺多少年还是老样子，这种情况要迅速改变。我赞同鲁迅的观点：‘拿来主义’，把人家的新技术拿过来。南朝鲜、新加坡为什么能上去？肯于学习他国的新技术、奉行‘拿来主义’，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叶飞于1977年初即向国务院领导提出接受有关国家邀请，出国考察、访问的建议。在外交部的协调下，叶飞接连两次出国，进行了造船技术、远洋运输等交通新技术方面的学习考察。
第一次是1977年5月9日至29日，叶飞率领交通技术专家代表团一行七人前往北欧访问瑞典、芬兰，并顺访了丹麦、挪威。这几个国家海运发达，技术先进，且此前均同中国签订了政府间的海运协定。他们对中国代表团到访非常重视，接待周到、友好，特别是挪威和丹麦，还分别安排了国王和首相接见。代表团参观了斯德哥尔摩、哥德堡、赫尔辛基、奥斯陆和哥本哈根等港口及滚装船、纯集装箱船等各种功能的船舶，访问了造船厂及与交通运输有关的研究机构。这些国家高度重视利用和发展水运、发达的高速公路，特别是他们注意平战结合和现代化的交通管理技术，给叶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回忆录中，叶飞以《百闻不如一见，北欧四国交通运输情况和对我的启示》为题，记述了当年的感受：“在访问过程中，我萌发了一些想法。一是平战结合问题。除了滚装船的启发外，我们去看了一个汽车厂，那是个综合厂，不单造汽车，还造飞机、导弹、船用柴油机，各种动力设备都造。……我们则完全可以根据平战结合的需要来规划我们的生产。我国的军工企业技术力量比较雄厚，设备也比较先进，是大有可为的。再是通信联络问题。人家的汽车开出去，指挥中心用无线电话控制，要调哪个车号，拿起来就讲。电子计算机加电视，哪条马路哪个交通枢纽出了事故，马上就从电视屏幕上看到。……我们的船起航了、车出去了，就像脱了线的风筝。海港码头压了船、压了车，谁也不知道……我们搞通信导航局就要搞这样先进的局。做什么事情不下决心不行，通信联络问题首先集中解决。港口通信联络要用最新的方法，以北京为中心，港口也要这么搞，港口出了事，在北京就解决了。”
第二次出访是在1978年11月。叶飞和国家经委副主任郭洪涛一起率团访问了荷兰、比利时、西德等西欧三国。此次访问，荷兰、西德各十天，比利时五天，重点考察这几个国家的港口建设和管理，同时结合参观了造船、集装箱制造等方面的12个工厂，及水利工程、公路技术等方面的6个科研单位。回国后，叶飞在党组会上介绍访问情况、向国务院领导汇报时，充满激情地说道：“这次访问对我们很有启发。实现我国交通运输现代化，国外很多经验和先进技术是可以借鉴的。西欧这些国家实现交通现代化，也只是花了十五年到二十年时间。我们只要把工作做好了，是完全可以赶上去的。……从西欧三国情况看，发展公路，尤其发展高速公路，对工农业的发展，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有着重大影响。”
从解放干部入手，打开工作局面
叶飞是1975年1月底到交通部报到上任的。是时，交通部机关形势十分尴尬：一方面有大量工作无人干，一方面多名部、局的领导干部被不明不白地隔离，“靠边站”。面对这种情况，叶飞在进行简单的工作交接后，抛开其他事情，集中抓了落实政策、解放干部的工作。
首先，他拿出近两天的时间听取了复查办公室的工作汇报，逐个了解每一位被打倒隔离的部、局领导干部的问题和材料。继而召开交通部党的临时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党组）会议，专题研究落实干部政策问题。
会后不久，叶飞即主抓了交通部原副部长彭德清专案的复查。叶飞对彭德清非常了解。战争年代，他们在一个部队共同战斗多年。新中国成立后，彭率部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先是在海军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后转到交通部任副部长。“文革”开始后，李作鹏一伙将黑手伸向彭德清。他们把从未被捕、被俘过的彭德清无端打成“叛徒”，关押三年多。这是一个明显的假案、冤案，但复查平反工作却迟迟推不动。为彻底弄清问题，叶飞不仅调阅了彭德清的全部专案材料，并且几次到中央组织部查档，了解情况，与中组部负责人探讨为其平反恢复工作的问题。弄清案子的来龙去脉后，叶飞找来专案组负责人说明了情况，部署他们尽快写出一个客观、详细的结论材料。但专案组用半个多月时间写出的《关于彭德清历史问题的审查报告》却含糊其词，依旧留着尾巴，叶飞非常失望。经反复考虑，他亲笔起草了《对〈彭德清历史问题审查报告〉的意见》，对专案组的报告进行了分析和严肃的批评。
叶飞在《意见》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专案组的报告缺乏实事求是精神，是不负责任的，这主要表现在：一、《报告》说对彭的审查是“事出有因”，不对。所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是新八股，往往被用来掩盖错误。所谓“有因”，无非指的是“有人揭发”。这里的四个揭发人中有三个是敌特。他们原来对彭的问题并无任何交代，是造反派找他们“出题目外调”，逼供、诱供，才说有个叛徒叫彭德清。但三个人的揭发互相矛盾，且都不认识彭德清。另一个人是自己的同志，但他的“揭发”也是法西斯审讯方式下刑讯逼供得到的材料，且后来他自己还否认了。这样的情况怎么能说“事出有因”？二、彭于1936年前后在厦门这段历史已经查清，他根本就没有被捕过，怎么会去“叛变投敌”，“当特务破坏革命队伍”？这段历史中央机关有档案，人证、物证都在，这应该是审查结论的唯一根据。三、所谓“可相信彭本人交代，恢复其组织生活”，结论含混，就是说组织还不能作出明确、肯定的结论。这是严重不负责任。问题既然清楚了还相信什么“本人交代”？为什么不讲长时间的“逼供信”？错了就说错了，就要坚决、彻底平反。为什么还要拖一个尾巴？专案组是代表党组织做审查工作的，一定要本着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干部负责的精神，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拿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
接到叶飞的《意见》后，专案组的同志深受震动。他们遵照叶飞的指示对彭德清的所谓材料再次作了核查、研究，重新起草了《审查报告》。《审查报告》报送中央前，叶飞将审查情况当面向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作了汇报。在李先念的关怀下，中央很快批复：彭德清案是假案，予以彻底平反，恢复交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职务（叶飞调离交通部后，彭任部长）。
通过为彭德清平反，叶飞感受到了落实政策、解放干部工作的难度。他非常希望能有一位党性强、作风好、有胆有识的领导同志来负责这方面工作。经过考察比较，叶飞选定了当时在部里挂名副局长的周惠。
周惠是一位资历很深的党务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所谓“彭黄反党集团”影响被一贬再贬，最后调到交通部任副局长。鉴于交通部政治部主任梅盛伟生病休养已久，叶飞提议由周惠接任政治部主任，但是上报后中组部负责人不同意，并宣称中央明确交代周惠不能担任党内领导职务，只能做行政工作，且限于副职。为弄清事实依据，叶飞先后三次到中组部查阅相关档案，并没有发现关于周惠犯错误的任何记载。于是，他再次郑重地向中组部领导提出起用周惠，但依旧没能通过。无奈之下，叶飞遂建议成立机关党委，周惠任副书记（书记由叶飞兼），负责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终获批准（周于1978年获彻底平反，任交通部副部长，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
周惠没有辜负交通部党组和叶飞的希望。上任后，他不计个人安危得失，带领专案组同志冒着盛夏酷暑加班加点地清理案卷、核实材料，使交通部落实政策工作进展很快。下半年，刘亚雄、马辉之、葛琛、王西萍等部、局领导干部，都先后获得解放回到领导岗位，交通部党组领导力量得到切实加强，从而使交通部系统全面整顿等各项工作很快出现新的局面。
“顶风”买船，贷款发展远洋船队
叶飞到交通部上任之初，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邓小平都向他提出了抓紧远洋船队建设的要求。一次，叶飞汇报工作时谈到，国家远洋运输船队总共只有400多万吨船，邓小平连连说“太少了”，“这么点儿船怎么担负起外贸运输任务呀”！继而，他明确指出：“租外轮，不仅受制于人，也太吃亏。我国远洋船队目前要有1000万吨船，以后要有2000万吨到3000万吨，才能担负起外贸运输任务。”
这是叶飞到交通部后领受的第一个具体任务，也是当时最敏感、最棘手的任务。
按常规说，购买船只，发展远洋船队，是交通部长职权范围内的事，只要照章办事、循例操作就可以了。但在当时却不是那么回事：其一，国内造船能力很小，并且还担负着建造军舰的任务，所以，发展远洋船队只能买外国的船。而购买外国船，在政治上是“犯忌”的——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在一份文件上明确批示：“买船就是卖国。”其二，买船需要经费，需要外汇。经费从哪里来？靠国家投资、调拨基建经费，国家财力难以满足需要。而从境外贷款，则被视为“有损国体”，与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目标相抵触。 王于畊讲的无疑是有道理的，叶飞冷静下来了。他想到了近些天来李先念一再向他强调的话：“铁路已经乱了，交通不能再乱！”经过慎重考虑并与周惠等人商量，叶飞按照有关部门关于1975年进行过整顿的国务院部委，“要认真检查，纠正错误，与邓小平划清界限的要求”，召开交通部党组扩大会作了“检查”。长期以来，叶飞在会议上讲话很少用讲话稿，顶细的准备也不过在纸片上列个提纲。但这次“检查”，他字斟句酌地起草了稿子，发言照本宣科：思想上与邓小平有共鸣，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以来的多次讲话、指示，都积极贯彻、宣传、执行了。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由我一人负责。
“杀了我的头也不检讨”
1976年7月9日，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区市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名为“研究计划工作”，实则是批判“经济领域里的右倾翻案风”，即批所谓唯生产力论和“洋奴哲学”“条条专政”等。王洪文私下说得非常明确：就是要整一整国家机关恢复工作的老干部，“要多交任务套住他，抓住辫子批判他，时机一到打倒他”。会前，“四人帮”经过精心策划、部署，炮制了涉及国家计委、外贸部、交通部等12个部委的20多份材料，准备到会上向国务院领导和各部委发难。
基于这种目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开场讲话一结束就遭到迎头抨击，被批为“自我批评轻描淡写，是一篇官样文章”。接下来，各部委的发言，也大都被批为“避重就轻，很不像样”。交通部两名副部长出席会议，发言稿是经党组集体讨论、叶飞修改过的，发言后被批为“空洞无物”，“连什么是‘条条专政’都没有搞清楚”。
早在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死党就曾直言不讳地说：“一个地区一个省市是一个点，而交通部是一条线，涉及全国，工人又多又集中。交通部长非常重要。”他们一直梦想寻机控制交通部，交通部自然是这次会议攻击的重点部门。会议开始不久，交通部在上海、辽宁等地下属单位的代表就按照“四人帮”的旨意，对交通部一年多来的工作进行了系统批判，并要求交通部领导当场表态。会上，“四人帮”其他党羽也大会小会一次次排炮攻击。面对这种架势，交通部的代表顶不住了。一名副部长拟了个提纲，打算就派工作组整顿、批判派性、贷款买船等问题，在会上作个大略检查。
7月11日晚，交通部党组碰头研究那名副部长拟在第二天大会发言的内容。叶飞看了那名副部长草拟的发言提纲，非常生气，严肃地说：“你准备的这几条我都不同意，但最不能同意的是检讨买船问题。买船的全过程你都了解，为什么还要去作这个检讨？买船是中央决定的，交通部领导小组无权检讨。我无权检讨，你更无权检讨。那个报告，政治局成员全画了圈，江青也画了圈的嘛！这个问题不能在计划工作座谈会上讲，要讲到政治局去讲，由我去讲。”叶飞越讲越激动，“我是部长，是党组组长，天大的事情由我负责。我后事都交代了，我准备再次被抓起来。要检讨，王洪文、江青、张春桥他们也要检讨！他们检讨了，我检讨不检讨还要再考虑。今天我说清楚了，该当何罪，由我去！我已经60多岁了，大不了不过一死。革命几十年，不能死了让后代骂嘛！”讲到这里，叶飞激动得站起来，拍着桌子斩钉截铁地说：“总之，这样的问题，我们无权检讨，不能检讨！至于我，就是杀了我的头也不检讨！”
出国考察，奉行“拿来主义”
在粉碎“四人帮”不久的一次党组会议上，叶飞这样说：“作为部长，有两件事我要管：一是机关整顿，二是引进外国新技术。我们的事业要上去，靠两手。一手靠‘根据地’，也就是我们原有的基础。这一手不能丢，没有这个基础不行，会成为无源之水；但停在原有基础上也不行，还要有另一手，要有新技术。目前发达国家一般五年更新一次设备，产品工艺年年有改进。我们的生产设备十年、二十年也不更新改造，产品工艺多少年还是老样子，这种情况要迅速改变。我赞同鲁迅的观点：‘拿来主义’，把人家的新技术拿过来。南朝鲜、新加坡为什么能上去？肯于学习他国的新技术、奉行‘拿来主义’，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叶飞于1977年初即向国务院领导提出接受有关国家邀请，出国考察、访问的建议。在外交部的协调下，叶飞接连两次出国，进行了造船技术、远洋运输等交通新技术方面的学习考察。
第一次是1977年5月9日至29日，叶飞率领交通技术专家代表团一行七人前往北欧访问瑞典、芬兰，并顺访了丹麦、挪威。这几个国家海运发达，技术先进，且此前均同中国签订了政府间的海运协定。他们对中国代表团到访非常重视，接待周到、友好，特别是挪威和丹麦，还分别安排了国王和首相接见。代表团参观了斯德哥尔摩、哥德堡、赫尔辛基、奥斯陆和哥本哈根等港口及滚装船、纯集装箱船等各种功能的船舶，访问了造船厂及与交通运输有关的研究机构。这些国家高度重视利用和发展水运、发达的高速公路，特别是他们注意平战结合和现代化的交通管理技术，给叶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回忆录中，叶飞以《百闻不如一见，北欧四国交通运输情况和对我的启示》为题，记述了当年的感受：“在访问过程中，我萌发了一些想法。一是平战结合问题。除了滚装船的启发外，我们去看了一个汽车厂，那是个综合厂，不单造汽车，还造飞机、导弹、船用柴油机，各种动力设备都造。……我们则完全可以根据平战结合的需要来规划我们的生产。我国的军工企业技术力量比较雄厚，设备也比较先进，是大有可为的。再是通信联络问题。人家的汽车开出去，指挥中心用无线电话控制，要调哪个车号，拿起来就讲。电子计算机加电视，哪条马路哪个交通枢纽出了事故，马上就从电视屏幕上看到。……我们的船起航了、车出去了，就像脱了线的风筝。海港码头压了船、压了车，谁也不知道……我们搞通信导航局就要搞这样先进的局。做什么事情不下决心不行，通信联络问题首先集中解决。港口通信联络要用最新的方法，以北京为中心，港口也要这么搞，港口出了事，在北京就解决了。”
第二次出访是在1978年11月。叶飞和国家经委副主任郭洪涛一起率团访问了荷兰、比利时、西德等西欧三国。此次访问，荷兰、西德各十天，比利时五天，重点考察这几个国家的港口建设和管理，同时结合参观了造船、集装箱制造等方面的12个工厂，及水利工程、公路技术等方面的6个科研单位。回国后，叶飞在党组会上介绍访问情况、向国务院领导汇报时，充满激情地说道：“这次访问对我们很有启发。实现我国交通运输现代化，国外很多经验和先进技术是可以借鉴的。西欧这些国家实现交通现代化，也只是花了十五年到二十年时间。我们只要把工作做好了，是完全可以赶上去的。……从西欧三国情况看，发展公路，尤其发展高速公路，对工农业的发展，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有着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