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由头 2008年以来，行政问责在各地频频发力，密集度之高远超出往年。9月22日，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因三鹿奶粉事件引咎辞职，这是继9月14日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因襄汾县尾矿溃坝重大责任事故辞职之后，又一位引咎辞职的正部级高官。同日，因三鹿奶粉事件，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被免职，这也是继此前山西省副省长张建民之后，又一位被免职的副部级官员。此外,在深圳火灾和河南登封矿难中,也有一些官员被免职。
　　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无论从辞官免官涉及的部门看，还是从被摘帽的官员的“官阶”看，都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因而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但是，一次次掀起的“问责风暴”能否促进规范的问责制度的建立，并将官员问责程序化？这场声势颇为浩大的“问责风暴”，带给我们什么重要的启示？我国在政治责任的制度化、规范化方面还有哪些地方亟待完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