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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中国政府最应做的，是为明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做好准备，但这也非易事
金融风暴席卷全球，A股也未幸免，大部分公司股票的估值已跌至亚洲金融风暴以来的最低水平。因此，若A股公司能在2009年维持一定程度的盈利增长，那么，目前的股票已算相当便宜。当全球金融市场趋于稳定后，A股应该会被看好。当然，这一判断成立的前提是，中国经济增长在2009年能不低于8％-9％的水平。
但这并不是一件易事。从占中国经济增长半壁江山的出口来看，2008年前八个月，中国出口增长约为22％，略低于2007年的25％。在出口分布上，对北美、日本和香港（大部分转口至美国）的出口增长仅略高于10％；对欧洲的出口增长接近25％；对其他国家（大部分为新兴市场）的出口增长则在30％以上。
展望2009年，对北美、日本和香港的出口将进一步放缓，极有可能低于10％；由于欧元强势不再，且欧洲经济极有可能跟随美国进入衰退状态，中国对欧洲的出口也将大幅减慢；对新兴市场的出口增幅理应比发达国家理想，但要保持今年的增幅亦是困难重重。总之，明年中国出口增幅跌破10％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
反观内需，情况也并不乐观。经历了2003年到2007年的大幅上涨后，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积聚了不少泡沫。由于中国居民的总体储蓄率较高，且中国金融机构和相关政府部门在居民房贷的问题上相当谨慎，因此，中国在目前这一轮房地产调整中尚不至于受到太大的冲击。
但不可否认，随着消费者认识到，房地产商在过去一两年过度买地导致资金紧张、不得不较快推出新楼盘时，他们的购房意愿会转而谨慎。在这种情况下，房价进一步下跌、房地产投资增长大幅下滑、高端消费意愿降低，是不可避免的。
从长远看，这并非坏事。试想，在北京和上海等城市，一个普通家庭的月收入不过六七千元，而一套普通住房的价格动辄上百万元。让房市经历一定程度的调整，使居民、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明白房价并非只涨不跌，不失为一件让各方行为更趋理性的好事。
鉴于内需外需在未来一年多内都有可能减弱，中国政府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应做出相应调整。笔者认为，货币政策应由从紧转为稳健，而财政政策应从稳健转为积极。实际上，从十年前亚洲金融风暴的经验看，财政政策可能比货币政策的效果来得更快更好。
因此，现阶段中国政府最应做的，是为明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做好准备，但这也非易事。财政上的花费，从决策到执行需要一定时间，其中牵涉大量行政工作，比如项目评估等，都颇为耗时。
若中国政府确实准备在2009年推行积极财政政策，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减税。除了被提议已久的增值税转型和个税改革应加快实施，中国增值税（17％）的税率可能也是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在1994年税改时，对应当时政府的收税能力，把增值税定得高一点无可厚非，但随着近年来政府收税能力已大幅提升，在现阶段考虑适度调低增值税可能正当其时。
——增加公共支出。目前可能是提出和执行医改方案最适当的时刻，特别是在这一两年政府财政出现盈余的情况下。若政府能在公共医疗上给予更多投入，减少居民对“看病贵”的忧虑，可以起到稳定居民消费信心，进而推动居民消费支出的作用。另一方面，政府本身增加的医疗支出，亦有助推经济增长之效。
——基建投资。在明年房地产和工业投资有较大可能出现调整的情况下，政府加大基建投资是稳住整体投资增长的重要途径。未来几个月中，有关政府部门应加快选定一些有长远经济和社会效益的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争取在明年全国人大通过财政预算后能尽快实施。在行业选择上，四川地震灾后重建，应是2009年基建投资的一个重点领域；另一方面，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兴建的燃煤电厂，是目前环境污染（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源头。若现在将它们加速淘汰，并以较现代化的燃煤发电厂（特别是那些能回收碳排放）或其他清洁能源来替代，将是一项短期能带动投资、长期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事业。
最后，中国不少大中城市的交通仍相当拥堵，在这些人口100万以上的大中城市加快地铁建设，以减缓路面交通压力并降低中国长期发展对石油的依赖，也是政府可以考虑的。
总之，若要确保中国明年经济增长达到8％-9％的水平，财政政策十分关键。笔者预计，中国政府在2008年的财政盈余约占GDP的1％左右，但政府为保证经济增长速度，在2009年应制定一个财政盈余占GDP2％左右的预算——这相当于政府财政将为2009年经济增长贡献约3个百分点。■
作者为瑞士信贷大中华区研究部主管
金融风暴席卷全球，A股也未幸免，大部分公司股票的估值已跌至亚洲金融风暴以来的最低水平。因此，若A股公司能在2009年维持一定程度的盈利增长，那么，目前的股票已算相当便宜。当全球金融市场趋于稳定后，A股应该会被看好。当然，这一判断成立的前提是，中国经济增长在2009年能不低于8％-9％的水平。
但这并不是一件易事。从占中国经济增长半壁江山的出口来看，2008年前八个月，中国出口增长约为22％，略低于2007年的25％。在出口分布上，对北美、日本和香港（大部分转口至美国）的出口增长仅略高于10％；对欧洲的出口增长接近25％；对其他国家（大部分为新兴市场）的出口增长则在30％以上。
展望2009年，对北美、日本和香港的出口将进一步放缓，极有可能低于10％；由于欧元强势不再，且欧洲经济极有可能跟随美国进入衰退状态，中国对欧洲的出口也将大幅减慢；对新兴市场的出口增幅理应比发达国家理想，但要保持今年的增幅亦是困难重重。总之，明年中国出口增幅跌破10％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
反观内需，情况也并不乐观。经历了2003年到2007年的大幅上涨后，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积聚了不少泡沫。由于中国居民的总体储蓄率较高，且中国金融机构和相关政府部门在居民房贷的问题上相当谨慎，因此，中国在目前这一轮房地产调整中尚不至于受到太大的冲击。
但不可否认，随着消费者认识到，房地产商在过去一两年过度买地导致资金紧张、不得不较快推出新楼盘时，他们的购房意愿会转而谨慎。在这种情况下，房价进一步下跌、房地产投资增长大幅下滑、高端消费意愿降低，是不可避免的。
从长远看，这并非坏事。试想，在北京和上海等城市，一个普通家庭的月收入不过六七千元，而一套普通住房的价格动辄上百万元。让房市经历一定程度的调整，使居民、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明白房价并非只涨不跌，不失为一件让各方行为更趋理性的好事。
鉴于内需外需在未来一年多内都有可能减弱，中国政府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应做出相应调整。笔者认为，货币政策应由从紧转为稳健，而财政政策应从稳健转为积极。实际上，从十年前亚洲金融风暴的经验看，财政政策可能比货币政策的效果来得更快更好。
因此，现阶段中国政府最应做的，是为明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做好准备，但这也非易事。财政上的花费，从决策到执行需要一定时间，其中牵涉大量行政工作，比如项目评估等，都颇为耗时。
若中国政府确实准备在2009年推行积极财政政策，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减税。除了被提议已久的增值税转型和个税改革应加快实施，中国增值税（17％）的税率可能也是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在1994年税改时，对应当时政府的收税能力，把增值税定得高一点无可厚非，但随着近年来政府收税能力已大幅提升，在现阶段考虑适度调低增值税可能正当其时。
——增加公共支出。目前可能是提出和执行医改方案最适当的时刻，特别是在这一两年政府财政出现盈余的情况下。若政府能在公共医疗上给予更多投入，减少居民对“看病贵”的忧虑，可以起到稳定居民消费信心，进而推动居民消费支出的作用。另一方面，政府本身增加的医疗支出，亦有助推经济增长之效。
——基建投资。在明年房地产和工业投资有较大可能出现调整的情况下，政府加大基建投资是稳住整体投资增长的重要途径。未来几个月中，有关政府部门应加快选定一些有长远经济和社会效益的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争取在明年全国人大通过财政预算后能尽快实施。在行业选择上，四川地震灾后重建，应是2009年基建投资的一个重点领域；另一方面，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兴建的燃煤电厂，是目前环境污染（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源头。若现在将它们加速淘汰，并以较现代化的燃煤发电厂（特别是那些能回收碳排放）或其他清洁能源来替代，将是一项短期能带动投资、长期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事业。
最后，中国不少大中城市的交通仍相当拥堵，在这些人口100万以上的大中城市加快地铁建设，以减缓路面交通压力并降低中国长期发展对石油的依赖，也是政府可以考虑的。
总之，若要确保中国明年经济增长达到8％-9％的水平，财政政策十分关键。笔者预计，中国政府在2008年的财政盈余约占GDP的1％左右，但政府为保证经济增长速度，在2009年应制定一个财政盈余占GDP2％左右的预算——这相当于政府财政将为2009年经济增长贡献约3个百分点。■
作者为瑞士信贷大中华区研究部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