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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运动视角下的邻避冲突
作为城镇化以及政治民主化发展的产物，邻避冲突作为一种社会抗争开始日渐渗透进政治现代化疾速发展的中国，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探究邻避冲突，首先面临的问题即是价值规范的问题，即以何种价值取向定义邻避冲突这种本土化的社会抗争现象。中西方理论界对邻避冲突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价值转型的过程，从Vittes、Lake等人视之为无序化的情绪反应、地方保护主义到研究界逐渐视之为自组织性的社会抗争，引入中国语境探讨，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公民社会运动的表现形式，在冲突形成机理、激化以及解决中都体现了明显的公民社会运动特征，体现出本土公民社会运动的兴起迹象。
在本文中，将邻避冲突视为一种政策发动、政策审议进而形成公共政策的过程，利用政策过程模型对其进行分析，进而探究邻避冲突的形成要素与激化过程。
邻避冲突的成因与公民社会运动的兴起
第一，社区组织性与自组织功能的增强。社区作为一种公民社会组织形式，正日渐强烈地显现出一种自组织化的特征，从而为社区集体行动以及基于社区的公民社会运动提供了组织基础。同时受益于伴随着政治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而来的结社意识与全球结社运动，社区内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组织在社区信息传播、发展动员等方面无疑起着重要作用。
第二，环境意识及社区质量意识增强带来的“相对剥夺感”。伴随经济现代化浪潮而来的是公民对于居住环境质量的关注，邻避设施因其收益-成本的地域不均等性以及较强的客观负外部性产生部分社区公众的“被剥夺感”，认为作为自己公正权益的环境权利收到了侵犯，因而产生抗争的合理动机。格尔（Gurr）运用“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这一个概念分析民众的抗争行为，格尔认为，社会的急剧变迁会导致个人实现能力小于个人的期望值，人们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破坏性也越强。”
第三，缺乏进入政策议程的制度化渠道。而邻避冲突作为一种公民社会运动，某种程度上而言，正是体制力量单方面政策行动的结果，政府通过单方面的政策设定与发动、政策叙事宣传以执行公共政策，而缺乏与政策对象的双向互动，堵塞了社区居民参与政策议程的合法化途径，因而导致国家权力与公民社会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引致邻避冲突的发生。
第四，信任赤字与信息不对称。决策的不透明性、公权力的傲慢与封闭、民众的信息弱势使得公众对于体制力量的信任感下降，习惯于以怀疑态度审视和解构体制力量的叙事方式，这种信任赤字正是邻避冲突发生的重要原因。此外，在邻避冲突中，存在冲突双方的信息的不对称，作为体制力量的政府掌握信息优势与沟通主动权，在与公众的沟通中存在选择性沟通的现象，这种信息间的不对称加剧了冲突，使得双方间的博弈过程更加激烈而无法达成共识认同。
邻避冲突的规避路径分析
第一，加快第三部门发展，构建有效的三方协调机制。结合第三部门本土化的发展现状而言，其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转变：推动政府部门对第三部门角色的重新定位，明晰政府与第三部门的角色分工和关系，完善第三部门相关的法律法规，放宽政府部门对第三部门的不必要管制，鼓励民间组织发展，并培养公民结社意识和互助精神。
在邻避冲突中，应充分发挥环保类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建立公正的邻避冲突解决机制，通过第三部门来组织构建邻避冲突三方协调机制，以破除邻避冲突中信任赤字和信息不对称的困境。
第二，加强社区组织建设，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组织。成熟的公民社会组织是开展公民社会运动的组织基础，同时也是规避邻避冲的有效途径。首先，增强社区组织的自组织性，使得社区组织具有更广泛的利益代表性以及资源动员能力，同时在抗争策略的选择上更具行动理性。此外，社区组织的建设也是在组织心态层面的成熟化，表现在组织对待冲突的态度由狭隘的地方利益抗争转化为问题解决和广泛利益争取，并表现出一种更成熟的公民社会运动心态。
第三，健全邻避冲突协调沟通机制
构建合法有效的邻避冲突沟通协调机制是缓解和解决冲突的前提条件。一方面，这要求国家体系通过法律或政策文本构建协调沟通的合法渠道，另一方面，高效达成多方沟通协调还需要协调各方能形成统一的对外话语系统，在政府体系中因其高度组织性往往能高效形成统一的对外话语文本，但是对于公民社会组织而言，由于其利益相对分散以及共同意见难以形成等原因，因而需要公民组织通过有效行为构建起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
第四，拓宽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渠道。拓宽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渠道是预防、缓解以及解决邻避冲突的重要举措。其一，构建合法的参与政策渠道，提供体制外建议进入政策议程的高效途径，充分吸纳社会各方面的政策建议，以实现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减少政策执行阻力；其二，通过相关的制度保障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民主权利，可以通过建立民意调查制度、信息公开制度以及新闻媒体的介入、举行公共听证会、公民投票等多种方式予以保障；其三，在政策评估阶段，纳入更多的公民参与，给予其评估公共政策的有效途径。
[1]何平立，沈瑞英.资源体制与行动 [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9）.
[2]王佃利，徐晴晴.邻避冲突的属性分析与治理之道—基于邻避研究综述的分析 [J].中国行政管理，2012，（12）.
[3]何平立，沈瑞英.资源体制与行动 [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9）.
[4]何艳玲.“中国式”邻避冲突：基于事件的分析[J].开放时代，2009（12）.
[5]何艳玲.“邻避冲突”及其解决：基于一次城市集体抗争的分析[J].公共管理研究，2010，（4）.
[6]陈宝胜.公共政策过程中的邻避冲突及其治理 [J].学海，2012，（5）.
[7]王金红，陈振辉.社会抗争研究：西方理论与中国视角述评 [J].学术研究，2012，（2）.
[8]郭巍青，陈晓运.垃圾处理政策与公民创议运动 [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9]尹保云.公民社会运动与韩国的民主发展 [J].当代韩国，2009，（3）.
[10]何艳玲，陈晓运.从“不怕”到“我怕”：“一般人群”在鄰避冲突中如何形成抗争动机[J].学术研究，2012，（5）.
[11]郭巍青，陈晓运.风险社会的环境异议--以广州市民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为例 [J].公共行政评论，2011，（1）.
作为城镇化以及政治民主化发展的产物，邻避冲突作为一种社会抗争开始日渐渗透进政治现代化疾速发展的中国，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探究邻避冲突，首先面临的问题即是价值规范的问题，即以何种价值取向定义邻避冲突这种本土化的社会抗争现象。中西方理论界对邻避冲突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价值转型的过程，从Vittes、Lake等人视之为无序化的情绪反应、地方保护主义到研究界逐渐视之为自组织性的社会抗争，引入中国语境探讨，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公民社会运动的表现形式，在冲突形成机理、激化以及解决中都体现了明显的公民社会运动特征，体现出本土公民社会运动的兴起迹象。
在本文中，将邻避冲突视为一种政策发动、政策审议进而形成公共政策的过程，利用政策过程模型对其进行分析，进而探究邻避冲突的形成要素与激化过程。
邻避冲突的成因与公民社会运动的兴起
第一，社区组织性与自组织功能的增强。社区作为一种公民社会组织形式，正日渐强烈地显现出一种自组织化的特征，从而为社区集体行动以及基于社区的公民社会运动提供了组织基础。同时受益于伴随着政治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而来的结社意识与全球结社运动，社区内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组织在社区信息传播、发展动员等方面无疑起着重要作用。
第二，环境意识及社区质量意识增强带来的“相对剥夺感”。伴随经济现代化浪潮而来的是公民对于居住环境质量的关注，邻避设施因其收益-成本的地域不均等性以及较强的客观负外部性产生部分社区公众的“被剥夺感”，认为作为自己公正权益的环境权利收到了侵犯，因而产生抗争的合理动机。格尔（Gurr）运用“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这一个概念分析民众的抗争行为，格尔认为，社会的急剧变迁会导致个人实现能力小于个人的期望值，人们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破坏性也越强。”
第三，缺乏进入政策议程的制度化渠道。而邻避冲突作为一种公民社会运动，某种程度上而言，正是体制力量单方面政策行动的结果，政府通过单方面的政策设定与发动、政策叙事宣传以执行公共政策，而缺乏与政策对象的双向互动，堵塞了社区居民参与政策议程的合法化途径，因而导致国家权力与公民社会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引致邻避冲突的发生。
第四，信任赤字与信息不对称。决策的不透明性、公权力的傲慢与封闭、民众的信息弱势使得公众对于体制力量的信任感下降，习惯于以怀疑态度审视和解构体制力量的叙事方式，这种信任赤字正是邻避冲突发生的重要原因。此外，在邻避冲突中，存在冲突双方的信息的不对称，作为体制力量的政府掌握信息优势与沟通主动权，在与公众的沟通中存在选择性沟通的现象，这种信息间的不对称加剧了冲突，使得双方间的博弈过程更加激烈而无法达成共识认同。
邻避冲突的规避路径分析
第一，加快第三部门发展，构建有效的三方协调机制。结合第三部门本土化的发展现状而言，其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转变：推动政府部门对第三部门角色的重新定位，明晰政府与第三部门的角色分工和关系，完善第三部门相关的法律法规，放宽政府部门对第三部门的不必要管制，鼓励民间组织发展，并培养公民结社意识和互助精神。
在邻避冲突中，应充分发挥环保类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建立公正的邻避冲突解决机制，通过第三部门来组织构建邻避冲突三方协调机制，以破除邻避冲突中信任赤字和信息不对称的困境。
第二，加强社区组织建设，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组织。成熟的公民社会组织是开展公民社会运动的组织基础，同时也是规避邻避冲的有效途径。首先，增强社区组织的自组织性，使得社区组织具有更广泛的利益代表性以及资源动员能力，同时在抗争策略的选择上更具行动理性。此外，社区组织的建设也是在组织心态层面的成熟化，表现在组织对待冲突的态度由狭隘的地方利益抗争转化为问题解决和广泛利益争取，并表现出一种更成熟的公民社会运动心态。
第三，健全邻避冲突协调沟通机制
构建合法有效的邻避冲突沟通协调机制是缓解和解决冲突的前提条件。一方面，这要求国家体系通过法律或政策文本构建协调沟通的合法渠道，另一方面，高效达成多方沟通协调还需要协调各方能形成统一的对外话语系统，在政府体系中因其高度组织性往往能高效形成统一的对外话语文本，但是对于公民社会组织而言，由于其利益相对分散以及共同意见难以形成等原因，因而需要公民组织通过有效行为构建起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
第四，拓宽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渠道。拓宽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渠道是预防、缓解以及解决邻避冲突的重要举措。其一，构建合法的参与政策渠道，提供体制外建议进入政策议程的高效途径，充分吸纳社会各方面的政策建议，以实现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减少政策执行阻力；其二，通过相关的制度保障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民主权利，可以通过建立民意调查制度、信息公开制度以及新闻媒体的介入、举行公共听证会、公民投票等多种方式予以保障；其三，在政策评估阶段，纳入更多的公民参与，给予其评估公共政策的有效途径。
[1]何平立，沈瑞英.资源体制与行动 [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9）.
[2]王佃利，徐晴晴.邻避冲突的属性分析与治理之道—基于邻避研究综述的分析 [J].中国行政管理，2012，（12）.
[3]何平立，沈瑞英.资源体制与行动 [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9）.
[4]何艳玲.“中国式”邻避冲突：基于事件的分析[J].开放时代，2009（12）.
[5]何艳玲.“邻避冲突”及其解决：基于一次城市集体抗争的分析[J].公共管理研究，2010，（4）.
[6]陈宝胜.公共政策过程中的邻避冲突及其治理 [J].学海，2012，（5）.
[7]王金红，陈振辉.社会抗争研究：西方理论与中国视角述评 [J].学术研究，2012，（2）.
[8]郭巍青，陈晓运.垃圾处理政策与公民创议运动 [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9]尹保云.公民社会运动与韩国的民主发展 [J].当代韩国，2009，（3）.
[10]何艳玲，陈晓运.从“不怕”到“我怕”：“一般人群”在鄰避冲突中如何形成抗争动机[J].学术研究，2012，（5）.
[11]郭巍青，陈晓运.风险社会的环境异议--以广州市民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为例 [J].公共行政评论，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