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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刚刚开过会,为了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要长期保护好毛主席的遗体,世世代代让人民群众瞻仰。这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是党和人民对你们的重托。你们完成好这项任务,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华国锋对徐静说。
“我死后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
毛泽东生前是提倡火化的,并且一再表示自己死后也要“照此办理”。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逝世。毛泽东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从告别仪式回来以后,毛泽东一直很少说话,一连几天茶不思,饭不想,寝食难安,心事重重。几天后,他和保健医生吴旭君聊天,谈到了自己死后的问题。
“我主张实行火葬,我自己当然也不能例外。我在协议上签了名的。”毛泽东对吴旭君说,“照此办理大有好处,留下我的遗体会增加人民的负担啊。”
“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撤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毛泽东说。
神秘的“国务院第九办公室”
1976年9月8日晚,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西萨摩亚国家元首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第二殿下正在这里举行答谢宴会。一通电话传来毛泽东病危的消息。华国锋匆匆讲完话,没等宴会结束,便向外宾告别,迅速赶回了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202”。
“202”是当时毛泽东游泳池旁边一间不足50平方米的房子。因为不久前刚刚发生唐山大地震,“202”属于新建的房子,比较牢固,所以工作人员就把行动不便的毛泽东抬到这里休养。
当华国锋急速走进“202”的卧室时,毛泽东已经处于最后的弥留状态,医学专家们还在积极抢救。但到9月9日零时10分,华国锋看到心电图显示成为一条直线。
两个小时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在“202”的会议室召开了,参会的领导人紧急磋商3个问题:1.主席的后事;2.主席遗体如何处理;3.是否邀请外国代表团来京吊唁。
因为毛泽东生前号召火葬,所以,最初决定只短期进行遗体保护,只是为了15天内各界人士的追悼活动。遗体保护的医务人员只做了一般性处理,往遗体里注射了一些甘油、酒精、福尔马林等。
但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天安门往事追踪报止》记载,当时“四人帮”在毛泽东遗体安置问题上大做文章:如果决定不保留毛主席的遗体,“四人帮”就会将它作为指责中央和华国锋的一条罪状。
第二天,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永久的遗体保护,并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以供永久性的瞻仰。
这个突如其来的特殊任务,马上下达到卫生部。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接到任务后,立刻赶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进行落实。刘湘屏与院党委书记杨纯商量后,最先想到了医科院基础医学组(原中国医科大学)的党支部书记、形态学教研室第一副主任徐静。
“政治局刚刚开过会,为了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要长期保护好毛主席的遗体,世世代代让人民群众瞻仰。这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是党和人民对你们的重托。你们完成好这项任务,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华国锋对徐静说。
9月13日,党中央成立了以华国锋为组长的“毛主席遗体保护领导小组”。
办公室的办公地点设在北京市西城区西黄城根南街9号。鉴于当时凡属涉及毛主席后事的任务都须高度保密,为对外联系方便,办公室对外名称叫“国务院第九办公室”,简称“九办”。实际上国务院并没有第七、第八办公室,之所以定为“九办”,可能与毛泽东9月9日逝世有关。
从“769”到毛主席纪念堂
伴随着保护毛泽东遗体目的的明确,一个遗体保护科研领导小组也成立起来。除了最初的刘湘屏、徐静外,黄树则、吴阶平、林钧才等也加入其中。
后来,吴阶平回忆了当时面临的问题:保护遗体并不难。保护遗体达到瞻仰的目的则完全不同,要面部颜色、容貌、神态合乎要求,还要能接受光的照射和温度、湿度的影响。这还没有成熟的科学方法。
1976年9月20日凌晨3时50分,毛泽东的遗体被护送转移到位于地下的遗体保护室,科研小组开始执行这个代号为“一号任务”的特殊使命。这项工作将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8月,吴阶平他们将在地下度过整整一年的时间。
而与此同时,在地上,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工作也开始紧张地进行。
毛泽东逝世后不到一周,北京、天津、上海、黑龙江、辽宁、江苏、广东、陕西8省市的40余名建筑和美术工作者,被召集到前门饭店,为安放毛泽东遗体的建筑选址并设计建筑方案。
中央发动全国建筑师来研究,据不完全统计,纪念堂设计方案多达600多个。
选址也是个难题。当时选址主要集中在四个地点:天安门北(拆除端门),香山,景山,还有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最终,政治局选定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的方案。随后,纪念堂工程破土动工。为了建起纪念堂,正阳门两侧、东西交民巷里3.4万平方米的机关单位以及1.6万平方米民居全部动迁。
1977年8月,毛主席纪念堂落成。中央决定将安放毛泽东遗体的水晶棺移入纪念堂的瞻仰厅。
8月20日凌晨1点40分左右,一辆红旗牌的黑色轿车从“769”出发,按照事先制定的方案,驶向毛主席纪念堂,在地下保存了一年的毛泽东遗体,就在这辆车上。
“我死后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
毛泽东生前是提倡火化的,并且一再表示自己死后也要“照此办理”。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逝世。毛泽东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从告别仪式回来以后,毛泽东一直很少说话,一连几天茶不思,饭不想,寝食难安,心事重重。几天后,他和保健医生吴旭君聊天,谈到了自己死后的问题。
“我主张实行火葬,我自己当然也不能例外。我在协议上签了名的。”毛泽东对吴旭君说,“照此办理大有好处,留下我的遗体会增加人民的负担啊。”
“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撤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毛泽东说。
神秘的“国务院第九办公室”
1976年9月8日晚,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西萨摩亚国家元首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第二殿下正在这里举行答谢宴会。一通电话传来毛泽东病危的消息。华国锋匆匆讲完话,没等宴会结束,便向外宾告别,迅速赶回了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202”。
“202”是当时毛泽东游泳池旁边一间不足50平方米的房子。因为不久前刚刚发生唐山大地震,“202”属于新建的房子,比较牢固,所以工作人员就把行动不便的毛泽东抬到这里休养。
当华国锋急速走进“202”的卧室时,毛泽东已经处于最后的弥留状态,医学专家们还在积极抢救。但到9月9日零时10分,华国锋看到心电图显示成为一条直线。
两个小时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在“202”的会议室召开了,参会的领导人紧急磋商3个问题:1.主席的后事;2.主席遗体如何处理;3.是否邀请外国代表团来京吊唁。
因为毛泽东生前号召火葬,所以,最初决定只短期进行遗体保护,只是为了15天内各界人士的追悼活动。遗体保护的医务人员只做了一般性处理,往遗体里注射了一些甘油、酒精、福尔马林等。
但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天安门往事追踪报止》记载,当时“四人帮”在毛泽东遗体安置问题上大做文章:如果决定不保留毛主席的遗体,“四人帮”就会将它作为指责中央和华国锋的一条罪状。
第二天,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永久的遗体保护,并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以供永久性的瞻仰。
这个突如其来的特殊任务,马上下达到卫生部。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接到任务后,立刻赶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进行落实。刘湘屏与院党委书记杨纯商量后,最先想到了医科院基础医学组(原中国医科大学)的党支部书记、形态学教研室第一副主任徐静。
“政治局刚刚开过会,为了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要长期保护好毛主席的遗体,世世代代让人民群众瞻仰。这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是党和人民对你们的重托。你们完成好这项任务,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华国锋对徐静说。
9月13日,党中央成立了以华国锋为组长的“毛主席遗体保护领导小组”。
办公室的办公地点设在北京市西城区西黄城根南街9号。鉴于当时凡属涉及毛主席后事的任务都须高度保密,为对外联系方便,办公室对外名称叫“国务院第九办公室”,简称“九办”。实际上国务院并没有第七、第八办公室,之所以定为“九办”,可能与毛泽东9月9日逝世有关。
从“769”到毛主席纪念堂
伴随着保护毛泽东遗体目的的明确,一个遗体保护科研领导小组也成立起来。除了最初的刘湘屏、徐静外,黄树则、吴阶平、林钧才等也加入其中。
后来,吴阶平回忆了当时面临的问题:保护遗体并不难。保护遗体达到瞻仰的目的则完全不同,要面部颜色、容貌、神态合乎要求,还要能接受光的照射和温度、湿度的影响。这还没有成熟的科学方法。
1976年9月20日凌晨3时50分,毛泽东的遗体被护送转移到位于地下的遗体保护室,科研小组开始执行这个代号为“一号任务”的特殊使命。这项工作将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8月,吴阶平他们将在地下度过整整一年的时间。
而与此同时,在地上,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工作也开始紧张地进行。
毛泽东逝世后不到一周,北京、天津、上海、黑龙江、辽宁、江苏、广东、陕西8省市的40余名建筑和美术工作者,被召集到前门饭店,为安放毛泽东遗体的建筑选址并设计建筑方案。
中央发动全国建筑师来研究,据不完全统计,纪念堂设计方案多达600多个。
选址也是个难题。当时选址主要集中在四个地点:天安门北(拆除端门),香山,景山,还有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最终,政治局选定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的方案。随后,纪念堂工程破土动工。为了建起纪念堂,正阳门两侧、东西交民巷里3.4万平方米的机关单位以及1.6万平方米民居全部动迁。
1977年8月,毛主席纪念堂落成。中央决定将安放毛泽东遗体的水晶棺移入纪念堂的瞻仰厅。
8月20日凌晨1点40分左右,一辆红旗牌的黑色轿车从“769”出发,按照事先制定的方案,驶向毛主席纪念堂,在地下保存了一年的毛泽东遗体,就在这辆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