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财政部2017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统称为“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上市公司需自2019年1月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这可能对上市公司产生较大影响，如雅戈尔公司回归服装主业与此有关。
　　雅戈尔的2018年年报致股东信中提出，围绕“智能制造、智慧营销、生态科技”三位一体建设，把雅戈尔建成世界级的时尚集团，并请股东给予时间。2019年5月的股东大会上，雅戈尔董事长李如成称：“公司这些年的投资有盈有亏，我们感觉最近几年（投资业务）存在很大的变数，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证监会对股权投资退出的限制，退出越来越难，这给了我们很大压力;二是会计准则的变化太大，连伟大的巴菲特都搞不明白了，他一会亏损五百多亿，一会又盈利六百多亿，因为股价的波动直接影响到利润，像雅戈尔这样的企业，很难去承受这种变动。”意即“受累”。那么，会计准则是否有这种魔力可以让公司业务转型？如何解释雅戈尔业务转型背后的逻辑？
　　通俗的理解，会计是信息系统，其背后有两大支撑：一是以账证表为基础的信息载体，这是外在看得见的;二是看不见的且更重要的记账逻辑规则，就是会计准则。会计准则界定了会计记账的基本假设与算法，是会计的内在逻辑表达，是会计的核心。基本会计准则指出，会计信息应反映管理层的受托责任，应帮助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做出相关的决策;会计信息强调可靠和忠实反映，按照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是被动反映企业经营活动的，并不旨在影响企业经营。但现实中由于经营成果在管理者薪酬与债务契约中的重要性，以及市场的不完全有效性，导致管理层有利用会计准则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从这个视角看，管理层会提前考虑到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有意识地安排经营活动实现目标盈余或者平滑盈余，从而更好地迎合股东以实现价值管理。因此会计准则可能会对企业经营决策和行为产生间接影响，但若以此判断会计准则能够左右公司的战略投资决策是言过其实。
　　雅戈尔以服装业起家，因服装业收入增速放缓后变成“服装、地产、投资”三驾马车的投资集团，是一家颇具代表性的多元化企业。多元化经营的主要原因是降低经营风险，“东方不亮西方亮”，通过行业间的交叉互补来平衡业绩波动风险;此外，在发展中国家外部市场机会更多，多元化可以帮助企业尽可能抓住更多的盈利机会。多产业融合，不仅可以实现利用产业多样性对冲风险和平滑利润，特定的产业还能够让公司对业绩实现主动管理，譬如投资业务可以让企业充分拥有利用金融资产出售的便利性，让企业主动地、有选择地通过出售金融资产来调节利润。这在美国股东利益至上的资本市场更是如此，可以最大限度地迎合资本市场对财务业绩的预期，最典型的是通用电气公司（GE）。
　　在传奇CEO韦尔奇的带领下，GE一度塑造了多元化的奇迹。GE开展多元化尤其是涉足投资，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公司对于利润数字的过度关注，导致真实利润与分析师盈利预测就算是差几美分也会影响股价，进而会对管理层股权期权等带来重大影响。美国公司竭力迎合或超越分析师的预测，就分析师盈余预测与企业真实盈余之间的关系，甚至出现了狗摇尾巴还是尾巴摇狗的说法。GE利用金融业务投资，一度能将实际每股盈余完美地控制在高于分析师盈利预测值一到两美分左右。韦尔奇执掌期间，GE已不是一家工业公司，而是一家金融公司，来自金融板块的利润超过50%。韦尔奇还建立了以业绩为核心的“数一数二”投资原则并被奉为经典，他声称公司不会容忍低利润率、低增长率的部门。基于财务业绩为核心的股东价值观极大迎合了华尔街的投资机构，使得GE的股价不断推升。
　　与此同时，会计准则在近二十年的发展中不断趋向于为股东服务，决策相关性成为会计准则发展的主流，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被普遍引入会计算法规则中，其结果是公司的财务绩效快速反映了公允价值的变化，但也导致那些具有大量金融业务的公司业绩出现巨幅波动。2008年金融危机让具有大量金融业务的GE差点破产，公司开始主动剥离金融业务，回归智能制造领域。2018年6月，GE被踢出道琼斯工业指数，122年光荣历史终结。GE让所有人开始反思：公司的短期股价、精准的季度性每股盈利实现真是衡量 CEO 成功与否的最佳指标吗？取悦华尔街的管理方式，究竟会对公司的长期竞争力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
　　同理我们回看雅戈尔。近几年雅戈尔的投资、房地产业务的累计收益已超过服装业务，因服装闻名，却以投资封“神”。雅戈尔财报中长长的金融资产列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与长期股权投资之间令人眼花缭乱的重分类操作，被许多会计学者作为经典案例研究。然而，資本市场的波动变幻莫测，投资活动对利润的影响可能是双刃剑。雅戈尔2017年年报披露：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大幅下降，主要原因为本期计提对中信股份投资的资产减值准备 330，836.92 万元;而地产板块营业收入较2016年下降52.7%。事实上，早在2016年10月雅戈尔已经意识到相关的风险，董事长宣布要回归服装主业的原因：房地产业务因国家调控力度加大导致发展道路不明晰、投资板块没有强大和专业的团队、服装业是核心。2017年我国财政部发布新金融工具准则，更强调公司业务模式对金融资产分类的影响，新的金融资产分类将使得大部分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波动只能停留在权益项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作为利润的调节器作用将大幅下降。
　　同时，以公允价值计量某些金融负债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会导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裹挟净利润，使得业绩波动完全脱离实体经济运行实际。小米公司在香港上市时的业绩争议（据招股说明书，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2017年约亏损439亿元，调整后Non-GAAP利润约54亿元）、巴菲特对伯克希尔公司业绩波动的吐槽（美国公认会计原则要求将投资组合的未实现资本损益计入净利润中，巴菲特不认为这条规则是明智的，他称这种按市值计价的变化将导致公司的净利润出现剧烈而无常的波动。如，在2018年第一和第四季度，伯克希尔分别报告了11亿美元、254亿美元的亏损;在第二、第三季度则为120亿美元、185亿美元的利润）等现象，无不反映出人们对当下会计准则的质疑。
　　归根结底，包括GE和雅戈尔的战略选择以及会计准则的变动趋势，都证明单纯以股东价值为目标的计量原则和经营战略选择，正受到挑战。影响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更多的来自产业和实体经济核心竞争力，而不是绚丽的短期财务业绩和股价表现。因此，与其说是会计准则及其变化影响了企业经营战略选择，不如说是单纯以股东价值最大化、短期财务绩效为唯一发展目标的价值思想的衰落，更会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回归与崛起——这是企业要特别重视的。
　　作者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