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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晖先生的成就很大一部分归功于其对儿童音乐教育所做出的贡献，文艺周刊《小朋友》的创刊，《麻雀与小孩》等12部儿童歌舞剧及《可怜的秋香》等24首歌舞表演曲的创作，不但使他成为当时音乐界的名人，更是吸引了当代研究学者的眼球，研究成果颇为丰厚。但值得一提的是，同样出自黎氏之手的中国近代第一部以《幼稚园音乐课本教材及教法》命名的著作，却鲜为人所关注，因该书的出版既是对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幼儿教育“中国化”改革所取得的成就的重要体现，其中又蕴含着黎锦晖丰富的幼儿音乐教育思想。本文特对此著作予以解读，以期能为更加全面地了解黎氏的儿童教育思想与成就献上绵薄之力。
一、《幼稚园音乐课本教材及教法》概述
《幼稚园音乐课本教材及教法》（下称《教材及教法》）于1933年12月由大众书局出版，全书共四册，每册分为“演习曲”、“应用曲”、“欣赏曲”等三个部分，其中“演习曲”含12首歌曲，每首歌曲分列五线谱、首调简谱、固定调简谱三种记谱方式，后附歌词读音和表演说明；“应用曲”含4首乐曲，分进行曲和舞蹈曲两类，均以上述三种方式记谱，后附“表演说明”对队形或舞蹈形式进行解释；“欣赏曲”含2首歌曲，歌曲采用五线谱和固定调简谱两种方式记谱，附有欣赏说明，并有一首灌有唱片。每册册首的“编辑大意”对教材编写的基本情况和三个部分的内容选取及运用进行了简要说明。首先指出《教材及教法》是“依据部颁（1932年）幼儿园课程标准，精心编辑”，之后对“演作用歌曲”（原书编辑大意称“演作用歌曲”，而目录则为“演习曲”，是同一内容的不同说法——引者）、“应用曲”和“欣赏曲”等三个部分内容进行了一一说明，其中提到：“演作用歌曲”是“由极浅的材料渐渐推进，确能启发并增进幼稚儿童欣赏音乐的机能，……歌句中之字音声调，与旋律的进行融成一片，十分接近平日语调，可使歌唱者与欣赏者完全了解，增高兴趣”；“应用曲”为“阵列行进或队团舞蹈用曲，在幼稚园中甚为重要”；“欣赏曲”部分做到“乐声充实、歌声明洁，足供欣赏”等①。
二、《幼稚园音乐课本教材及教法》的
编撰背景
《教材及教法》的编撰，是依据1932年10月民国教育部颁布的《幼稚园课程标准》而进行的，编撰的背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幼儿教育中国化改革的背景
中国近代最早的幼儿教育机构是由西方传教士所创办，随后受日本幼儿教育思想影响，办学模式和体制直接效法于日本。民国初期之后，从仿日又逐渐转向学习欧美，使得教会幼儿园倍受青睐，中国人自办的普通式的幼儿园因采用蒙台梭利或福禄贝尔教育法，也具有明显的倾向西式教会幼儿园的特色。为此，陶行知通过以下一段话一针见血地道出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幼稚教育的“外国化”，他说：“试一参观今日所谓之幼稚园，耳目所接，那样不是外国货？他们弹的是外国钢琴，唱的是外国歌……，中国的幼稚园几乎成了外国货的贩卖场，先生做了外国货的贩子，可怜的儿童居然做了外国货的主顾”。②陈鹤琴也曾撰文“揭示当时整个幼稚教育领域无方针、无目标的紊乱状况，呼吁通过实验研究有关幼稚园的教学、教材、课程的编订，探索中国化的幼稚教育”③。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幼儿园，是当时整个幼儿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1928年5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教育会议上，讨论通过了陶行知提出的“审查编辑幼稚园课程及教材案”。该案提出的理由有二：其一，国内幼稚园的课程和教材尚无统一标准；其二，全国所设幼稚园的课程和教材多半是从国外来的，不很适合我国的国情。④为此，“编订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统一的幼稚园课程标准，就成为当时我国学前教育领域的一项迫切的重要任务”⑤。会后不久，教育部聘请陈鹤琴等11位专家进行幼稚园课程标准的拟定工作，草案完成后，1929年9月，教育部令各省市作为暂行标准实验推行，汇集意见，修改完善，于1932年正式颁布实施，第一部《幼稚园课程标准》成为我国近代幼儿园中国化改革的重要成果。黎氏《教材及教法》正是在幼稚园教学、课程、教材编订中国化的呼吁下，依据“部颁幼稚园课程标准”而编写的一部幼稚园音乐教材。
（二）基于已初具规模的幼稚园音乐教材
唱歌是幼儿园的一门必修课程，不管是教会幼稚园还是仿造日本幼稚教育的蒙养院，或是其他普通幼稚园，都开设有唱歌（或称乐歌）课程，只是歌曲内容和意义有所不同，如教会幼稚园唱圣歌，蒙养院唱涵养性情之歌等。清末民初，西方音乐文化传入中国，随着新制学堂的建立而产生了学堂乐歌，幼稚园的音乐教学也深受此影响。20世纪初到《幼稚园课程标准》颁布前的三十年左右，据不完全统计，公开出版的有史可查的幼稚园音乐教材有《共和幼稚歌》（李虞贞编）、《幼稚园歌初编》（刘吴卓主编）、《幼稚园唱歌集》（王瑞娴编）、《幼稚唱歌》（胡君复编）、《幼稚园小学校音乐集》（曹徐谨葆等编）、《幼童喜乐歌》（苏慈德编）、《儿童新歌曲》（潘伯英编）、《幼稚园与初等小学诗歌》（斯特里编）、《幼稚园音乐一百六十首》（沈秉廉编）、《幼稚园新歌》（沈秉廉、钱君匋编）、《幼稚园甜歌五十首》（孙艳秋编）、《幼稚园的音乐》（黄勖哉编）、《幼稚园音乐游戏》（沈秉廉等编）等13部。这些教材中除沈秉廉等编的《幼稚园音乐游戏》中涉及游戏内容外，其它均为歌曲教材，内容单一。大多数歌曲都运用外国曲调予以填词的创作方式，用于幼儿歌唱，有点牵强，但歌词却很是符合幼儿的心理特点，通俗易懂且朗朗上口，在歌曲难易程度地安排上，也充分考虑了儿童心理发展的特点，已经具有幼儿教材的特征。黎锦晖《教材及教法》正是基于这些初具规模的幼儿音乐教材的基础上予以完善和推进的。
（三）基于黎锦晖在儿童音乐创作方面的成熟经验
20世纪20年代是黎锦晖在儿童音乐创作方面的黄金阶段，文艺周刊《小朋友》和以演出儿童歌舞音乐为主的表演团体“明月音乐会”的创办，24首儿童歌舞表演曲和12首⑥儿童歌舞剧创作、表演、出版都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歌舞剧和表演剧作品“歌词和音乐几乎都是他一人所写，从其作品内容、文字用语、旋律风格和节奏特点，都表现出他善于结合儿童的生活现实，抓住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去选择题材、构思情节，并以儿童能理解的、富于形象性艺术语言进行表达”，⑦在音乐创作上，黎锦晖对最初的几部儿童歌舞剧主要采用“选曲填词”的方式，自己创作较少，如在《麻雀与小孩》的8首曲子中，只有一首为其自创，但后来“他是朝着不断增加自己的创作分量、不断压缩选曲填词的分量的方向发展”，⑧《小小画家》作品中的全部音乐都是其根据情节和歌词要求所进行的新的创作。大量的创作实践，为他之后《教材及教法》中“演习曲”、“应用曲”、“欣赏曲”中歌曲和乐曲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幼稚园音乐课本教材及教法》
内容的“中国化”
黎氏《教材及教法》是在幼稚园中国化改革的浪潮中，依据中国第一部《幼稚园课程标准》而编写的，其中内容除紧扣课程标准宗旨和要求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教材内容的“中国化”。音乐课本内容的“中国化”是音乐课本内容“洋化”之后民族化的回归。众所周知，中国近代早期学校音乐教育是随“洋化”的学堂乐歌的产生而开始的，歌曲采用西方和日本的简谱或五线谱记谱，绝大部分歌曲最初采用日本歌曲旋律填词，后又转为采用欧美歌曲旋律填词，以我国歌曲旋律填词的学堂乐歌数量不多，并“估计出现在‘五四’之后，确切年代待考”⑨。汪毓和指出“一般认为这种以选曲填词方式所产生的学堂乐歌在我国的流传主要限于20世纪初至五四运动这20年，……其实，实际情况远不是那样，……从五四运动以后，在我国中小学的音乐课堂里，原来填词形式的学堂乐歌的影响并没有消失，……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它在相当一批出版的中小学音乐教材中还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⑩。可见，受学堂乐歌的影响，当时出版的各种学校或幼稚园用的唱歌教材大都属于音乐教育“洋化”的产物。音乐教育“中国化”倾向，从1923年刘质平起草的《小学音乐课程纲要》提出“用五声音阶的旋律（的歌曲）”和1929年《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音乐》中“本国各种普通乐器的独奏和合奏”等的表述中可见一斑。而1932年教育部颁布的小学和初中的音乐课程标准对于音乐教育的“中国化”则具有关键性意义，该文件明确提出了“在音乐教育中要重视‘民族性’的问题”。{11}在当时中国音乐教育朝着“中国化”发展的趋势下，自幼深受民间音乐熏陶的黎锦晖曾强调：“中国音乐应以民族音乐为主流，民族音乐应以民间音乐为重点。”{12}《教材及教法》的编写正是这一趋势和思想的体现，其内容的“中国化”，具体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歌曲的创作突破了传统的选曲填词
通过对教材中演习曲和欣赏曲所采用的56首歌曲分析，音乐与歌词的声调、内容及所表达的形象均结合严密，甚为融洽，而不是简单地借用其他歌曲曲调配上歌词。如在歌曲《我爱歌舞》中，最高音“c2”，与歌词“唱”与“跳”搭配，出现在强拍，既突出歌曲的中心词“唱”与“跳”动作的形象性，又正好与这两个字均为四声音调的较为高昂相符，可谓是用心良苦；又如在歌曲《笑哇》中，以连续八分音符级进下行与“哈哈哈、呵呵呵”等描写笑声的象声词结合，把各种“笑声”表现得形象逼真。正如作者在“编辑大意”中说道：“歌句中之字音声调，与旋律的进行融成一片，十分接近平日语调，可使歌唱者与欣赏者完全了解，增高兴趣，此点尤为本书之长。”{13}可见，作者在歌曲的创作中，已突破了“学堂乐歌”式的选曲填词，而是进行了依词谱曲的新创作。
（二）歌（乐）曲音乐语言的“中国化”
《教材及教法》共四册，用于演唱、表演及欣赏的歌（乐）曲共72首，其音乐的“中国化”主要表现在大部分作品采用了中国民族调式和音乐素材的民间性。首先，在旋律调式方面，第一册的18首歌（乐）曲中，除其中一首歌《拉拉拉》采用西洋大调式外，其他17首均为民族五声宫调式；第二册的18首的歌（乐）曲，除其中一首《舞蹈曲一》为西洋大调式外，其他均为民族五声或六声宫调式；第三册的18首的歌（乐）曲，除《笑哇》、《妈妈快回来》采用西洋大调式，《进行曲七》采用西洋小调式外，其他为民族五声、六声或七声宫调式；第四册的18首的歌（乐）曲，除《进行曲十》、《舞蹈曲五》、《寄给父亲的诗》等三首为西洋大调式外，其它均为民族五声、六声或七声宫、徵调式。歌曲大多采用二度级进和小三度音程结合的手法，使旋律进行平稳，并通过与日常话语式的歌词相结合，使得歌曲朴素、简单，朗朗上口，非常适合幼儿的歌唱，再加上用色彩明亮的宫调式和徵调式创作，使歌曲积极、阳光，既符合歌词所需表达的形象，又给人以活泼、热情、乐观之感。
在音乐素材的民间性方面，正如孙继南在分析黎锦晖创作经验时所说，“由于这位音乐家自幼即广泛接触民族民间音乐，往后又在这方面悉心钻研……举凡他所熟悉的品种，诸如民间乐曲、民歌小调、说唱曲牌、戏曲唱腔等，只要符合所要表达内容、情感的需要，他都可以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去”{14}，教材中歌曲有一部分听起来很像南方的民歌，如歌曲《喜鹊子》就与湖南民歌《打硪歌》很相似，两首歌曲的节拍均为4/4拍，调式均为五声宫调式，节奏方面二者均以附点四分音符的节奏为主，音程的运用均大量采用湖南民歌特色音程（1—6，6—1），正是两首歌曲高度相关的音乐素材，使得《喜鹊子》民间性特征非常突出。又如歌曲《摇摇宝贝》则大量使用湖南花鼓戏中《十字调》的素材，歌曲《小皮球》则与上海民歌《五更相思》音调相通。将民间音乐素材加以改造，使之符合于歌词及幼儿演唱的需要是黎锦晖创作观念的一种实践，在看到当时学生在上课前全体都唱一首用日本曲调填词的《尊孔》歌时，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中国这么大，语言那么复杂，研究中国民族土风音乐的人，也明白南腔北调，万绪千端，难道其中就没有一点价值？芽取其精华、去其渣滓，用现代世界共同嗜爱的作曲方法，使之内容充实，思想健全，感情丰富。”{15}
（三）歌词内容的“中国化”
以上提到，由陶行知、张雪门、张宗麟等教育家所发起的幼教改革，力求突破当时幼儿教育的“全盘西化”，而探索一条“西为中用、兼收并蓄”的，既重知识传授、又重道德教育的“中国化”幼教之路，并呼吁通过研究有关幼稚园的教学、教材、课程的编订予以实现。1932年教育部颁布的特具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幼儿教育指导性文件《幼稚园课程标准》，就是当时幼稚教育“中国化”改革的重要成果。音乐作为其中课程之一，列在课程范围中第一个进行说明，课程目标列有四点，“满足唱歌的欲望”和“启发并增进欣赏音乐的机能”体现出美育的自身功能，即愉悦性情；“发展亲爱，协同等的情感”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教育在德育与美育的关系中，所形成的“美善相乐”、“以美辅德”的思想；“引起对于事物（如猫，狗、耕田、洗衣之类）的兴趣”体现了美育的益智功能。另外，在歌词的听唱表演与欣赏中提到的“关于家庭生活的、关于纪念和庆祝的、关于时令节日的、关于自然现象的、关于习见的动植物的、关于日常工作的、关于爱国的、关于社交的、关于表演用的”{16}等内容，则成为音乐课本中歌词内容编写的重要指导思想，黎氏《教材及教法》中歌词内容，就是基于这一指导思想而创作和安排的。 《教材及教法》中歌词朴实平白，语气亲切，故事性强，符合儿童的语言及心理发展特征，究其内容，可分为愉悦性情、益智、健体、辅德、协同合作等五类。愉悦性情类，包括表演与欣赏等，如歌曲《花枝上》、《我爱歌舞》等；益智类，包括动植物的、自然现象、时令节日的等知识，如歌曲《小猫咪》、《鸟飞飞》、《天下雪》等；健体类，主要是鼓励趣味体育活动的，包括歌曲《毽子》、《荡秋千》、《小皮球》等；辅德类，主要是对幼儿中国传统道德品质的培养，包括忠孝、亲仁、爱国等方面，涉及的歌曲有《妈妈爱宝宝》、《东方红》、《摇摇摇》、《国旗歌》、《老鸦老了》等；协同合作类，主要是对协调合作、团结友爱的强调，如歌曲《十个小朋友》、《结朋友》等。“以美辅德”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与西方强调以真为美的评判标准不同，中国强调的则是以善来评判美，要求“美善相乐”，“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通过“乐”来调和性情、转移社会风气，改变民闻习俗。该教材中歌曲《老鸦老了》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体现：
呱呱呱呱，老鸦老了，飞不了了。肚皮空了，要吃虫了。呱呱呱呱呱呱叫，叫呱呱。小乌鸦，想妈妈。捉青虫，带回家。妈妈饿了，先喂您吧。妈妈从前喂过我呀。自己饿饿，不要紧呀。{17}
从歌词可以看出，该歌曲是对“鸟有反哺之情”的一种形象解释，通过对小乌鸦在自己“饿饿”的情况下，捉青虫喂妈妈的形象描绘，教育小朋友要学会感恩，对父母要有孝敬之心。
四、结 论
黎锦晖《幼稚园音乐课本教材及教法》一书，一方面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前后幼儿教育“中国化”改革的重要成果，反映了当时幼儿教育改革的思想精髓；另一方面，也是对黎氏儿童音乐教育思想精髓的重要体现。教材中的每一首歌曲，从词、曲到游戏活动设计无不体现其“改造国民性”的音乐教育目标观，“把（教学）歌曲分为修身、爱国、益智、畅怀四类”{18}，以及在幼儿歌曲创作中对民族民间音乐素材的广泛运用等角度，进一步折射出其对民族文化的坚守之情。因此，可认为这套教材是黎锦晖在儿童歌舞剧及歌舞表演曲创作后，在儿童音乐教育“国民性”方面的进一步延伸与拓展，是其在儿童音乐教育方面所做出的辉煌一笔，其贡献不可磨灭。
①《编辑大意》，黎锦晖《幼稚园音乐课本教材及教法》？眼M？演，上海：大众书局1933年版。
②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眼M？演，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页。
③代晓《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幼稚教育改革》？眼D？演，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第13页。
④同②，第254页。
⑤唐淑《我国第一个幼稚园课程标准简介》？眼J？演，《学前教育研究》1995年第2期。
⑥其实，从第一部《麻雀与小孩》开始，到《小利达之死》，黎锦晖一共创作了11部儿童歌舞剧，《长恨歌》是尝试之作，一直没有出版，参见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眼M？演，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
⑦同⑥，第137页。
⑧同⑥，第139页。
⑨同⑥，第39页。
{10}同⑥，第40—41页。
{11}1922年《小学音乐课程纲要》，1929年《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音乐》，1932年音乐课程标准等，参见吕金藻等《中国20世纪上半叶中小学音乐教育编年纪实》[J]，《艺术史与史料》1994年第1期。
{12}黎锦晖《我和明月社？穴上？雪》[Z]前言，中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化史料》1982年第3辑。
{13}黎锦晖《幼稚园音乐课本教材及教法》[M]，上海：大众书局1933年版，第一册第7页，第三册第8页，编辑大意。
{14}孙继南《黎锦晖评传》[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版1993年版，第69页。
{15}{18}黎锦晖《明月歌曲一二八首》[Z]，中央音乐学院研究所音乐研究班编《中国现代音乐论论民族音乐》（内部资料），1962年版，第185页。
{16}参见网站http？押//szb.bjedu.cn/xlxz/2011-10-12/8284.html
{17}黎锦晖《幼稚园音乐课本教材及教法》？眼M？演，上海大众书局1933年版，第四册第23页。
一、《幼稚园音乐课本教材及教法》概述
《幼稚园音乐课本教材及教法》（下称《教材及教法》）于1933年12月由大众书局出版，全书共四册，每册分为“演习曲”、“应用曲”、“欣赏曲”等三个部分，其中“演习曲”含12首歌曲，每首歌曲分列五线谱、首调简谱、固定调简谱三种记谱方式，后附歌词读音和表演说明；“应用曲”含4首乐曲，分进行曲和舞蹈曲两类，均以上述三种方式记谱，后附“表演说明”对队形或舞蹈形式进行解释；“欣赏曲”含2首歌曲，歌曲采用五线谱和固定调简谱两种方式记谱，附有欣赏说明，并有一首灌有唱片。每册册首的“编辑大意”对教材编写的基本情况和三个部分的内容选取及运用进行了简要说明。首先指出《教材及教法》是“依据部颁（1932年）幼儿园课程标准，精心编辑”，之后对“演作用歌曲”（原书编辑大意称“演作用歌曲”，而目录则为“演习曲”，是同一内容的不同说法——引者）、“应用曲”和“欣赏曲”等三个部分内容进行了一一说明，其中提到：“演作用歌曲”是“由极浅的材料渐渐推进，确能启发并增进幼稚儿童欣赏音乐的机能，……歌句中之字音声调，与旋律的进行融成一片，十分接近平日语调，可使歌唱者与欣赏者完全了解，增高兴趣”；“应用曲”为“阵列行进或队团舞蹈用曲，在幼稚园中甚为重要”；“欣赏曲”部分做到“乐声充实、歌声明洁，足供欣赏”等①。
二、《幼稚园音乐课本教材及教法》的
编撰背景
《教材及教法》的编撰，是依据1932年10月民国教育部颁布的《幼稚园课程标准》而进行的，编撰的背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幼儿教育中国化改革的背景
中国近代最早的幼儿教育机构是由西方传教士所创办，随后受日本幼儿教育思想影响，办学模式和体制直接效法于日本。民国初期之后，从仿日又逐渐转向学习欧美，使得教会幼儿园倍受青睐，中国人自办的普通式的幼儿园因采用蒙台梭利或福禄贝尔教育法，也具有明显的倾向西式教会幼儿园的特色。为此，陶行知通过以下一段话一针见血地道出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幼稚教育的“外国化”，他说：“试一参观今日所谓之幼稚园，耳目所接，那样不是外国货？他们弹的是外国钢琴，唱的是外国歌……，中国的幼稚园几乎成了外国货的贩卖场，先生做了外国货的贩子，可怜的儿童居然做了外国货的主顾”。②陈鹤琴也曾撰文“揭示当时整个幼稚教育领域无方针、无目标的紊乱状况，呼吁通过实验研究有关幼稚园的教学、教材、课程的编订，探索中国化的幼稚教育”③。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幼儿园，是当时整个幼儿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1928年5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教育会议上，讨论通过了陶行知提出的“审查编辑幼稚园课程及教材案”。该案提出的理由有二：其一，国内幼稚园的课程和教材尚无统一标准；其二，全国所设幼稚园的课程和教材多半是从国外来的，不很适合我国的国情。④为此，“编订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统一的幼稚园课程标准，就成为当时我国学前教育领域的一项迫切的重要任务”⑤。会后不久，教育部聘请陈鹤琴等11位专家进行幼稚园课程标准的拟定工作，草案完成后，1929年9月，教育部令各省市作为暂行标准实验推行，汇集意见，修改完善，于1932年正式颁布实施，第一部《幼稚园课程标准》成为我国近代幼儿园中国化改革的重要成果。黎氏《教材及教法》正是在幼稚园教学、课程、教材编订中国化的呼吁下，依据“部颁幼稚园课程标准”而编写的一部幼稚园音乐教材。
（二）基于已初具规模的幼稚园音乐教材
唱歌是幼儿园的一门必修课程，不管是教会幼稚园还是仿造日本幼稚教育的蒙养院，或是其他普通幼稚园，都开设有唱歌（或称乐歌）课程，只是歌曲内容和意义有所不同，如教会幼稚园唱圣歌，蒙养院唱涵养性情之歌等。清末民初，西方音乐文化传入中国，随着新制学堂的建立而产生了学堂乐歌，幼稚园的音乐教学也深受此影响。20世纪初到《幼稚园课程标准》颁布前的三十年左右，据不完全统计，公开出版的有史可查的幼稚园音乐教材有《共和幼稚歌》（李虞贞编）、《幼稚园歌初编》（刘吴卓主编）、《幼稚园唱歌集》（王瑞娴编）、《幼稚唱歌》（胡君复编）、《幼稚园小学校音乐集》（曹徐谨葆等编）、《幼童喜乐歌》（苏慈德编）、《儿童新歌曲》（潘伯英编）、《幼稚园与初等小学诗歌》（斯特里编）、《幼稚园音乐一百六十首》（沈秉廉编）、《幼稚园新歌》（沈秉廉、钱君匋编）、《幼稚园甜歌五十首》（孙艳秋编）、《幼稚园的音乐》（黄勖哉编）、《幼稚园音乐游戏》（沈秉廉等编）等13部。这些教材中除沈秉廉等编的《幼稚园音乐游戏》中涉及游戏内容外，其它均为歌曲教材，内容单一。大多数歌曲都运用外国曲调予以填词的创作方式，用于幼儿歌唱，有点牵强，但歌词却很是符合幼儿的心理特点，通俗易懂且朗朗上口，在歌曲难易程度地安排上，也充分考虑了儿童心理发展的特点，已经具有幼儿教材的特征。黎锦晖《教材及教法》正是基于这些初具规模的幼儿音乐教材的基础上予以完善和推进的。
（三）基于黎锦晖在儿童音乐创作方面的成熟经验
20世纪20年代是黎锦晖在儿童音乐创作方面的黄金阶段，文艺周刊《小朋友》和以演出儿童歌舞音乐为主的表演团体“明月音乐会”的创办，24首儿童歌舞表演曲和12首⑥儿童歌舞剧创作、表演、出版都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歌舞剧和表演剧作品“歌词和音乐几乎都是他一人所写，从其作品内容、文字用语、旋律风格和节奏特点，都表现出他善于结合儿童的生活现实，抓住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去选择题材、构思情节，并以儿童能理解的、富于形象性艺术语言进行表达”，⑦在音乐创作上，黎锦晖对最初的几部儿童歌舞剧主要采用“选曲填词”的方式，自己创作较少，如在《麻雀与小孩》的8首曲子中，只有一首为其自创，但后来“他是朝着不断增加自己的创作分量、不断压缩选曲填词的分量的方向发展”，⑧《小小画家》作品中的全部音乐都是其根据情节和歌词要求所进行的新的创作。大量的创作实践，为他之后《教材及教法》中“演习曲”、“应用曲”、“欣赏曲”中歌曲和乐曲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幼稚园音乐课本教材及教法》
内容的“中国化”
黎氏《教材及教法》是在幼稚园中国化改革的浪潮中，依据中国第一部《幼稚园课程标准》而编写的，其中内容除紧扣课程标准宗旨和要求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教材内容的“中国化”。音乐课本内容的“中国化”是音乐课本内容“洋化”之后民族化的回归。众所周知，中国近代早期学校音乐教育是随“洋化”的学堂乐歌的产生而开始的，歌曲采用西方和日本的简谱或五线谱记谱，绝大部分歌曲最初采用日本歌曲旋律填词，后又转为采用欧美歌曲旋律填词，以我国歌曲旋律填词的学堂乐歌数量不多，并“估计出现在‘五四’之后，确切年代待考”⑨。汪毓和指出“一般认为这种以选曲填词方式所产生的学堂乐歌在我国的流传主要限于20世纪初至五四运动这20年，……其实，实际情况远不是那样，……从五四运动以后，在我国中小学的音乐课堂里，原来填词形式的学堂乐歌的影响并没有消失，……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它在相当一批出版的中小学音乐教材中还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⑩。可见，受学堂乐歌的影响，当时出版的各种学校或幼稚园用的唱歌教材大都属于音乐教育“洋化”的产物。音乐教育“中国化”倾向，从1923年刘质平起草的《小学音乐课程纲要》提出“用五声音阶的旋律（的歌曲）”和1929年《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音乐》中“本国各种普通乐器的独奏和合奏”等的表述中可见一斑。而1932年教育部颁布的小学和初中的音乐课程标准对于音乐教育的“中国化”则具有关键性意义，该文件明确提出了“在音乐教育中要重视‘民族性’的问题”。{11}在当时中国音乐教育朝着“中国化”发展的趋势下，自幼深受民间音乐熏陶的黎锦晖曾强调：“中国音乐应以民族音乐为主流，民族音乐应以民间音乐为重点。”{12}《教材及教法》的编写正是这一趋势和思想的体现，其内容的“中国化”，具体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歌曲的创作突破了传统的选曲填词
通过对教材中演习曲和欣赏曲所采用的56首歌曲分析，音乐与歌词的声调、内容及所表达的形象均结合严密，甚为融洽，而不是简单地借用其他歌曲曲调配上歌词。如在歌曲《我爱歌舞》中，最高音“c2”，与歌词“唱”与“跳”搭配，出现在强拍，既突出歌曲的中心词“唱”与“跳”动作的形象性，又正好与这两个字均为四声音调的较为高昂相符，可谓是用心良苦；又如在歌曲《笑哇》中，以连续八分音符级进下行与“哈哈哈、呵呵呵”等描写笑声的象声词结合，把各种“笑声”表现得形象逼真。正如作者在“编辑大意”中说道：“歌句中之字音声调，与旋律的进行融成一片，十分接近平日语调，可使歌唱者与欣赏者完全了解，增高兴趣，此点尤为本书之长。”{13}可见，作者在歌曲的创作中，已突破了“学堂乐歌”式的选曲填词，而是进行了依词谱曲的新创作。
（二）歌（乐）曲音乐语言的“中国化”
《教材及教法》共四册，用于演唱、表演及欣赏的歌（乐）曲共72首，其音乐的“中国化”主要表现在大部分作品采用了中国民族调式和音乐素材的民间性。首先，在旋律调式方面，第一册的18首歌（乐）曲中，除其中一首歌《拉拉拉》采用西洋大调式外，其他17首均为民族五声宫调式；第二册的18首的歌（乐）曲，除其中一首《舞蹈曲一》为西洋大调式外，其他均为民族五声或六声宫调式；第三册的18首的歌（乐）曲，除《笑哇》、《妈妈快回来》采用西洋大调式，《进行曲七》采用西洋小调式外，其他为民族五声、六声或七声宫调式；第四册的18首的歌（乐）曲，除《进行曲十》、《舞蹈曲五》、《寄给父亲的诗》等三首为西洋大调式外，其它均为民族五声、六声或七声宫、徵调式。歌曲大多采用二度级进和小三度音程结合的手法，使旋律进行平稳，并通过与日常话语式的歌词相结合，使得歌曲朴素、简单，朗朗上口，非常适合幼儿的歌唱，再加上用色彩明亮的宫调式和徵调式创作，使歌曲积极、阳光，既符合歌词所需表达的形象，又给人以活泼、热情、乐观之感。
在音乐素材的民间性方面，正如孙继南在分析黎锦晖创作经验时所说，“由于这位音乐家自幼即广泛接触民族民间音乐，往后又在这方面悉心钻研……举凡他所熟悉的品种，诸如民间乐曲、民歌小调、说唱曲牌、戏曲唱腔等，只要符合所要表达内容、情感的需要，他都可以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去”{14}，教材中歌曲有一部分听起来很像南方的民歌，如歌曲《喜鹊子》就与湖南民歌《打硪歌》很相似，两首歌曲的节拍均为4/4拍，调式均为五声宫调式，节奏方面二者均以附点四分音符的节奏为主，音程的运用均大量采用湖南民歌特色音程（1—6，6—1），正是两首歌曲高度相关的音乐素材，使得《喜鹊子》民间性特征非常突出。又如歌曲《摇摇宝贝》则大量使用湖南花鼓戏中《十字调》的素材，歌曲《小皮球》则与上海民歌《五更相思》音调相通。将民间音乐素材加以改造，使之符合于歌词及幼儿演唱的需要是黎锦晖创作观念的一种实践，在看到当时学生在上课前全体都唱一首用日本曲调填词的《尊孔》歌时，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中国这么大，语言那么复杂，研究中国民族土风音乐的人，也明白南腔北调，万绪千端，难道其中就没有一点价值？芽取其精华、去其渣滓，用现代世界共同嗜爱的作曲方法，使之内容充实，思想健全，感情丰富。”{15}
（三）歌词内容的“中国化”
以上提到，由陶行知、张雪门、张宗麟等教育家所发起的幼教改革，力求突破当时幼儿教育的“全盘西化”，而探索一条“西为中用、兼收并蓄”的，既重知识传授、又重道德教育的“中国化”幼教之路，并呼吁通过研究有关幼稚园的教学、教材、课程的编订予以实现。1932年教育部颁布的特具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幼儿教育指导性文件《幼稚园课程标准》，就是当时幼稚教育“中国化”改革的重要成果。音乐作为其中课程之一，列在课程范围中第一个进行说明，课程目标列有四点，“满足唱歌的欲望”和“启发并增进欣赏音乐的机能”体现出美育的自身功能，即愉悦性情；“发展亲爱，协同等的情感”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教育在德育与美育的关系中，所形成的“美善相乐”、“以美辅德”的思想；“引起对于事物（如猫，狗、耕田、洗衣之类）的兴趣”体现了美育的益智功能。另外，在歌词的听唱表演与欣赏中提到的“关于家庭生活的、关于纪念和庆祝的、关于时令节日的、关于自然现象的、关于习见的动植物的、关于日常工作的、关于爱国的、关于社交的、关于表演用的”{16}等内容，则成为音乐课本中歌词内容编写的重要指导思想，黎氏《教材及教法》中歌词内容，就是基于这一指导思想而创作和安排的。 《教材及教法》中歌词朴实平白，语气亲切，故事性强，符合儿童的语言及心理发展特征，究其内容，可分为愉悦性情、益智、健体、辅德、协同合作等五类。愉悦性情类，包括表演与欣赏等，如歌曲《花枝上》、《我爱歌舞》等；益智类，包括动植物的、自然现象、时令节日的等知识，如歌曲《小猫咪》、《鸟飞飞》、《天下雪》等；健体类，主要是鼓励趣味体育活动的，包括歌曲《毽子》、《荡秋千》、《小皮球》等；辅德类，主要是对幼儿中国传统道德品质的培养，包括忠孝、亲仁、爱国等方面，涉及的歌曲有《妈妈爱宝宝》、《东方红》、《摇摇摇》、《国旗歌》、《老鸦老了》等；协同合作类，主要是对协调合作、团结友爱的强调，如歌曲《十个小朋友》、《结朋友》等。“以美辅德”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与西方强调以真为美的评判标准不同，中国强调的则是以善来评判美，要求“美善相乐”，“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通过“乐”来调和性情、转移社会风气，改变民闻习俗。该教材中歌曲《老鸦老了》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体现：
呱呱呱呱，老鸦老了，飞不了了。肚皮空了，要吃虫了。呱呱呱呱呱呱叫，叫呱呱。小乌鸦，想妈妈。捉青虫，带回家。妈妈饿了，先喂您吧。妈妈从前喂过我呀。自己饿饿，不要紧呀。{17}
从歌词可以看出，该歌曲是对“鸟有反哺之情”的一种形象解释，通过对小乌鸦在自己“饿饿”的情况下，捉青虫喂妈妈的形象描绘，教育小朋友要学会感恩，对父母要有孝敬之心。
四、结 论
黎锦晖《幼稚园音乐课本教材及教法》一书，一方面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前后幼儿教育“中国化”改革的重要成果，反映了当时幼儿教育改革的思想精髓；另一方面，也是对黎氏儿童音乐教育思想精髓的重要体现。教材中的每一首歌曲，从词、曲到游戏活动设计无不体现其“改造国民性”的音乐教育目标观，“把（教学）歌曲分为修身、爱国、益智、畅怀四类”{18}，以及在幼儿歌曲创作中对民族民间音乐素材的广泛运用等角度，进一步折射出其对民族文化的坚守之情。因此，可认为这套教材是黎锦晖在儿童歌舞剧及歌舞表演曲创作后，在儿童音乐教育“国民性”方面的进一步延伸与拓展，是其在儿童音乐教育方面所做出的辉煌一笔，其贡献不可磨灭。
①《编辑大意》，黎锦晖《幼稚园音乐课本教材及教法》？眼M？演，上海：大众书局1933年版。
②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眼M？演，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页。
③代晓《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幼稚教育改革》？眼D？演，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第13页。
④同②，第254页。
⑤唐淑《我国第一个幼稚园课程标准简介》？眼J？演，《学前教育研究》1995年第2期。
⑥其实，从第一部《麻雀与小孩》开始，到《小利达之死》，黎锦晖一共创作了11部儿童歌舞剧，《长恨歌》是尝试之作，一直没有出版，参见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眼M？演，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
⑦同⑥，第137页。
⑧同⑥，第139页。
⑨同⑥，第39页。
{10}同⑥，第40—41页。
{11}1922年《小学音乐课程纲要》，1929年《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音乐》，1932年音乐课程标准等，参见吕金藻等《中国20世纪上半叶中小学音乐教育编年纪实》[J]，《艺术史与史料》1994年第1期。
{12}黎锦晖《我和明月社？穴上？雪》[Z]前言，中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化史料》1982年第3辑。
{13}黎锦晖《幼稚园音乐课本教材及教法》[M]，上海：大众书局1933年版，第一册第7页，第三册第8页，编辑大意。
{14}孙继南《黎锦晖评传》[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版1993年版，第69页。
{15}{18}黎锦晖《明月歌曲一二八首》[Z]，中央音乐学院研究所音乐研究班编《中国现代音乐论论民族音乐》（内部资料），1962年版，第185页。
{16}参见网站http？押//szb.bjedu.cn/xlxz/2011-10-12/8284.html
{17}黎锦晖《幼稚园音乐课本教材及教法》？眼M？演，上海大众书局1933年版，第四册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