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主要内容是：大学要敞开大门、广揽人才，可以不计较政治出身条件，不受职业、年龄限制，年轻人都可以来报考。这样，我这个舟山岱山二小的现职教师，也如愿以偿地考到杭州，挤进大学之门，从此同西湖结下不解之缘。
　　我们这一届共有300多人，分成11个小班。年龄大的调干生有30多岁，已结过婚；年纪小的应届生20岁还不到。因此夏承焘先生赞叹曰：“人数之多，空前绝后”，没想到真被老先生说中了！现在连杭州大学都没有了，1998年与浙江大学合并了。
　　我们有的来自省内外各中学的应届生，有的是中小学老师，也有复员军人，甚至部队文工团、文艺团体、记者、医生、工人等，真是五花八门。
　　学校提倡“自由支配时间”，除了学好功课，其它时间都可以发挥你的专长。大部分同学当然想搞学术研究，还有一小部分同学对文艺创作有兴趣，我就是其中一个。考中文系就是想当作家嘛，现在梦想可以实现了。
　　青年是诗的时代！我很快发现同班的王学渊（方牧）喜欢写诗，他也是来自舟山定海的小学教师。年纪比我们大的舟山沈家门小学校长叶宗轼则爱好写小说，连睡在我下铺的陈士濂也是个小说迷。同我并排睡高铺的章祖安虽不写作，但谈起诗歌、小说来很有一套，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后来他做了陆维钊的得力助手，现在成为中国美院著名书法教授。
　　有这样一批发烧友，周末不去跳舞，关门写作，还办起了文学壁报。主编是裴正琮，他能写能画还喜欢写剧本。1958年他主持杨沫小说《青春之歌》的改编，并担任导演，一炮打响。毕业后调到渐江话剧团从事专业编剧。
　　很快，叶宗轼的短篇小说《墨鱼旺发的日子》在上海《萌芽》发表了，在同学中引起很大反響。接着，刚创刊的《东海》也发表了陈士濂的《孩提之爱》，成了我们宿舍的热门话题。后来他因家庭关系只读了两年就盲流到青海，还是凭自己的创作才能考进剧团，改革开放后担任青海省文联副主席兼省作协副主席。
　　《东海》还先后发表过方牧、蒋应武、余荩、徐一清、刘士华和我的诗歌，《送行曲》成为我的处女作。除小说、诗歌外，从事其它类别的文学创作和评论的同学还不少。吕洪年开始民俗民间文学的搜集与研究，陈坚在研究夏衍戏剧与电影，钟婴在研究《红楼梦》等古典文学，钟本康则在《文艺报》写了不少评论孙犁《白洋淀》的文章。
　　1960年，我从杭大中文系毕业，那年刚成立中国作协浙江分会，我被吸收为首批最年轻的会员。时至今日，我们1956级成为中国作协会员的就有7位之多。如果不是接二连三的反右、反右倾、文革等政治运动，我们年级冒出的作家恐怕还要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