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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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与柄谷行人在1990年代的三次座谈,深刻触及了后冷战时代以来日本文艺思想状况和文学功用的问题.基于对后现代批评理论的反思,柄谷重新评价曾被解构的旧左翼和战后民主主义思想传统.柄谷与大江对“近代文学之终结”的讨论,则包含对文学的去历史化状态的批判,为了克服这种状态,日本文学需要回归日本近代历史本身的“两义性”.两人对战后文学的探讨还涉及日本文学与“第三世界”的联系,提示着超越“西方一日本”二元结构的“普遍性”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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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与柄谷行人在1990年代的三次座谈,深刻触及了后冷战时代以来日本文艺思想状况和文学功用的问题.基于对后现代批评理论的反思,柄谷重新评价曾被解构的旧左翼和战后民主主义思想传统.柄谷与大江对“近代文学之终结”的讨论,则包含对文学的去历史化状态的批判,为了克服这种状态,日本文学需要回归日本近代历史本身的“两义性”.两人对战后文学的探讨还涉及日本文学与“第三世界”的联系,提示着超越“西方一日本”二元结构的“普遍性”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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