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和他兄弟的下一代还能沾到祖宗的光，当官的不少，第三代也可以享受到祖先的遗产，有人经商，有人出国，到第四代、第五代，因为出身问题，他们得靠学习改变命运，倒是密集地出了许多专业性人才
　　
　　
　　
　　梁思成高足李道增一生的遗憾
　　
　　李鸿章故居陈列馆馆长程红，因为工作关系接触过不少李家后人，她总结了这么一条规律：“李鸿章和他兄弟的下一代还能沾到祖宗的光，当官的不少，办外交的不少，第三代也基本上可以享受到祖先的遗产，有些人经商了，有些人出国了，到了第四代、第五代，从政的就寥寥无几了，因为出身问题，他们得靠学习改变自身命运，倒是密集地出了许多专业性人才。”
　　确实，翻看李氏后人的族谱，到了“道”字辈，几乎是一长串卓有贡献的专家名录：高级工程师，桥梁专家，铁路专家，著名医生……他们曾经背负过沉重的历史包袱，有些人甚至在“文革”中受过迫害，但这一辈人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苦难磨砺中站起来了。
　　以李道增为例，梁启超与李鸿章之间的渊源，到了后代那里又奇特地续上了。李的后人李道增，成为梁的后人梁思成的门下高足，这也算一种缘分。
　　李道增是李家老三房李鹤章的后代，曾长期任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工程院院士，是李氏家族中学术地位最高的人物。
　　1930年，李道增出生在上海跑马厅边曾祖父的豪门大院，三四岁的时候，大家族经济破产，只好变卖老宅，全家几十口搬出来分家另过。走出大宅门的李家人心性依然很高，对孩子的学业尤其抓紧。长期的租界生活，让他们的思想都十分海派，主张学好英语，哪怕没钱将来也要设法让孩子出国留学，而且从小就把孩子送进教会学校。
　　在清华是另一种严格到冷酷的学术环境，那时清华的老师都是名教授，“上课一律用外国原版课本，每一节都是英文授课”，入学后第一场考试先关个三分之一不及格，把这些以前全市第一、全省第一的学生全部打懵，以挫其骄锐之气。李道增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遇到了受业恩师梁思成。
　　
　　李道增一生有个最大的遗憾。1958年，国家大剧院的计划一经提出，他就是这个项目设计的主持人，当时正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出了国家大剧院的计划。清华大学调动了全校精华投入这个国庆献礼的大项目：建筑系、机械系、电机系、土木系等抽调了300名精兵强将，设计方案及图纸全部如期完成。到了破土动工的时候，中央发话：国家经费有限，目前工程不能上马。
　　这一放就是近40年，十年浩劫中，300人配合完成的、堆得像小山一样的设计图纸，被造反派一把火烧得精光……
　　“那时没有电脑效果图，全部是手画，要用吹风机来吹干渲染图，一个晚上就只能出一张图，”李道增说，“为了争第一，我们没有一点私心杂念，就是拼命干。”
　　到了1990年，国家大剧院的项目又被提出来了，李道增代表清华参与其中一个方案的设计，然而这又是一个巨大的空心汤团。
　　1997年，国家大剧院要动真格的了，李道增在原先1991年方案的基础上，两个月就拿出了模型。这次是国际招标，送到中央首长办公桌上供最后定夺的有3个方案，其中一个就出自李道增之手。
　　李道增的建筑理念跟梁思成一致，也欣赏北京的故城之美。他认为中国大型公共建筑都讲究对称，而且故宫、天安门是存留在世界人民心中的“中国标志”，在它们旁边建大剧院，就要与这些古建筑协调，避免喧宾夺主。应该“近看有形、远看有势”、不设“虚假空间”。但在评选和后几轮的方案修改时，上级提出了要求：要有“标志性”、“要是国内外所没有的”、“要有说法”。
　　经过漫长的论证与等待，李道增40年来的国家大剧院设计之梦破灭了，最终入选的是造价几十亿的法国设计师安德鲁的“水泡”方案——把剧场全部沉入地下，上建一个圆形拱顶——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大剧院，俗称“鸟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