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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封来信说起
大约上世纪80年代中期，桂林图书馆资深研究馆员名涛先生给我寄来一封信，抄录了我父亲周公谋在抗战时期发表的两首诗，兹照录如下：
闻某老同志从贼消息
元佑名先列党碑，如何晚菊作秋葵?披发左袵贼呼父，知否巢危卵亦危。
闻广州失陷
珠江一夜黑风高，铁骑胡笳撼怒涛。锦绣南都惊陷落，书生空哭匣中刀。
名涛先生在信中写道：“上录七绝二首，系1939年5月10日创刊的桂林《逸史》杂志选登的同乡前辈周公谋先生的旧作。第一首约作于1939年元月初，时值大汉奸汪精卫于1938年底公开投降日寇，先生即赋诗斥之……第二首作于1938年10月日寇侵占广州之后。两首诗充溢着爱国忠愤之忱，于时传诵人口，故为《逸史》创刊号发表，以励国人抗战，极为难得………”
父亲周公谋，壮族，生于1893年4月24日，广西鹿寨城关乡新村人，当时属榴江县管辖。满清末年在桂林读新学时，成为反清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被督学开除后，去上海复旦大学深造，经革命党人协助，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名校日本早稻田大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中山先生机要秘书，后中山先生派他任桂林县县长，后调任大本营兵工委员兼东莞县县长。中山先生辞世后，他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
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他与蒋介石派系不合，备受冷落，成为政坛上的失意政客。又由于他资历深厚，蒋介石只给他挂了些“虚衔”、“闲差”，如国民党中央设计委员、国民党革命勋绩委员会委员，并授予“国民党元勋”称号。“七七”抗战开始，他带领全家老小从上海回到桂林，后又迁移鹿寨家乡。我和民霖弟的小学课程大都是在桂林和鹿寨就读的。由于我和民霖是父亲7个子女中最小的两个，又与其相处时间较少，因此对父亲的经历不甚了解，只知他1949年随反动政府逃离大陆，流落香港数载，晚年决心脱离反动阵营，回到沈阳二哥周云处定居。因此，对其一生的经历，我们无法作出全面评价。但是在1944年秋至1945年夏，日寇侵占广西家乡期间，我们亲历和目睹了父亲在敌后家乡领导抗日斗争的一些情况，虽然那时我们还是10至12岁的孩子。在纪念抗战胜利61周年之际，我们愿作一些粗略回顾，算是记下家乡历史的一点文迹吧!
战时县长
1944年深秋，日寇沿湘桂铁路大举入侵广西，家乡榴江县鹿寨中渡等一带于11月初全部沦陷。在这之前，本来全家可以撤退至大后方如四川云南等地，但父亲执意留在敌后家乡，因为我们家乡一带民枪很多，而他在家乡又有较大的影响及号召力，组织游击队伍抗日条件很优。于是在1944年夏季，就先给我们全家老小作了避难的安排，哥哥们到后方读书，母亲领着祖母、我和弟弟到中渡县著名的大山窝“四十八 ”，他自己留在鹿寨联络各方人士，宣传组织敌后抗日的事宜。
日寇攻陷桂林后，长驱直入，一路烧杀掳掠，祸害百姓，自不必说。而从此我们一家四分五裂，与父亲失散了。我们寄住在崇山峻岭深处的小村寨里，祖母病卧在床，无药少医，苦熬度日，又担心父亲的安危，愁得母亲整天以泪洗面，忧心如焚!
大约一个多月后，父亲带着一位副官和一位警卫，还牵了一匹马，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真是让人喜出望外。他告诉我们，榴江县的县长已逃之夭夭，县政府工作人员七零八落地逃到一个大山里，群龙无首。榴江鹿寨的各界人士及乡绅联名写信给柳州专员公署的尹专员，拥戴父亲出任县长，领导地方抗日。尹专员便恭请父亲出任榴江县的战时县长，组织抗日，保护乡土和百姓。母亲和祖母听了脸色骤变，有如大难临头，在这样险恶的情况下去当这个无钱、无粮又无军警的县长，不是伸头去给敌人割吗？祖母说，老蒋几百万军队都打不过日本人，你们那几个虾兵蟹将能掀起什么大浪?
父亲严肃地说，这是临危受命，非同寻常！于是向祖母回忆了一段往事：父亲少年时聪颖过人，深得祖父母器重，卖田、卖牛送父亲去读书。记得祖父多病，每次都是祖母亲自挑着行装，赤着双脚，一步步送年少的孩子远离家乡，走200里山路去桂林求学。父亲说永远忘不了祖母的恩德，但求学又是为了什么呢？不就是报效国家吗？父亲讲了历史上“岳母刺字”的故事，以打动祖母。祖母笑说，这个故事还是我讲给你听的呢!祖母这时早已想通了，说把我们一起带走吧,大家在一起放心，有劫难一起扛着。父亲正为难时，母亲对他说，祖母和我们在一起，做儿子的更好尽孝，一切由我侍候就是。母亲是位知识女性，知书达理，是早年在广州宋庆龄办的妇女组织里任职时与父亲邂逅结婚的。
这样，父亲便决定带着全家一行人去榴江县拉沟乡六樟村“走马上任”了。不同的是坐在马上的不是县官，而是我和弟弟，祖母乘轿，县太爷只好徒步上任了。一路上，罗副官在前面领路，避开大路平路，专走荒山牛路、羊肠小道，甚至夜不宿村，只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这样折腾了两三天，祖母就不行了，只好在山沟里搭个草棚歇息寻医。那时兵荒马乱哪里找得到医生，没几天祖母就病殁归天了。父母痛失慈母，又无法举办葬礼送终，怎不令人悲恸欲绝！此时榴江县政府派了肖秘书等一行人来接县长急速上任，父亲连守灵三日的心愿都未能实现，便拜别祖母新坟，袖戴黑纱奔赴抗日前线，带孝杀敌，何等悲壮!
杀敌趣闻
自从父亲上任，这一带山区村寨立刻人气旺盛起来，群龙有首，顿时形成了抗日的中心。各路人马迅速向中心靠拢，打散的“国军”、走失的警察保安、散兵游勇、民间自发武装、地主庄园的卫队、甚至赌场的保镖、打家劫舍的惯匪……只要愿意抗日的，都派人来联络，要个番号，编入抗战队伍。各种人虽然动机不全相同，但日寇入侵使他们都受到了严重损害，当然保家卫国的志向和热忱是主要的。加之父亲上任时发表了一个“抗日宣言”之类的文告，起到了动员和凝聚的作用。甚至周围一些县的武装，也打破界线前来聚集。我印象里见过修仁县长主动来商讨联合抗日。父亲广泛联络各部力量，给予各种抗日军番号，比如我记得有叫“抗日别动队”的，有叫“抗日保安团”的……听说他们经常攻打零星的日伪军警，破坏交通线，骚扰城镇敌巢，劫掠敌人枪支物资，杀敌领赏，护家保村等等。总之，榴江鹿寨中渡一带的抗日烈火就从这个小小的拉沟乡六樟村蔓延开了。
因为当时我们年纪还小，见闻有限，只就点滴记忆，记录下几则真实的抗日故事。
听说我们村里有一位潘姓农民，身轻体瘦，像个猴子，又兼胆大心细，足智多谋。他常混进日本人的营地里偷枪，屡屡得手，犹如囊中取物。有一次他半夜摸进敌巢，先躲在门外草丛中，见一日本兵开门出来小便，乘机溜进门去，穿起床前放的日本军装，再扛上一支大盖步枪，大摇大摆地走出门来。令人惊佩的是，所有这一切动作，只用了一泡尿的功夫!小便完了的日本人回屋关门继续作梦，第二天一早，当这个尿尿的日本鬼子找不到衣服和步枪时，潘农民已经笑着去领赏了。
还有一个人留给我印象极深。此人又黑又壮，留个平头，嘴阔唇厚，其貌不扬，但说话声如雷鸣，坦怀豪放。他腰间别一枝德制快机驳壳枪，怀里还揣一枝大烟枪，人称“双枪老六”，至于姓甚名谁无人知晓。这一带财主富户都怕他，因他嗜赌如命，赢了钱济贫，输了钱劫富。他无家无亲，单人匹马，特立独行，从不结团伙。原来的县政府也通缉过他，悬赏200个光洋抓他，但他反过来悬赏500个光洋要县长的脑袋。那县长害怕，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相安无事算了。
这位“老六”居然亲自上门找父亲，一不称县长，二不叫司令，只呼“周公”。他说：“我‘老六’是个土匪，杀过人、抢过钱，但我也是中国人，他娘的日本鬼子凭什么来祸害我们。周公今天若要抓我、毙我随便，如果免我死罪，我就去杀日本鬼来赎罪!”县政府有些官员对他法办与否意见不一，父亲笑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全民抗战，保卫国家，只要改邪归正，杀敌立功就好!”父亲的一席话使“老六”感动万分，当晚独自喝了两瓶三花酒，然后跪拜在父亲脚下，说：“‘老六’从此卖命报效周公!”父亲扶他起来道：“不是报效我，是报效国家，千万别搞错了!”
于是，传来某镇维持会长突然暴死街头；某日本骑兵队夜遭火灾，损失骠马十数匹；某河流发现日本兵尸体漂浮水面等等传闻，也不知是真是假，也不知是谁干的。从此再也没见过“老六”的影子，可我总感觉这些都与“人一个、命一条”交给国家的“老六”有点干系。
鹿寨有条洛清江绕城而过，当时是一条很繁华的交通要道，上通桂林，下达柳州，然后汇入西江直下广东。日寇占领期间，常利用此通道运送给养，偷运抢劫的财物。记得父亲曾派出最强的抗日队伍去骚扰阻截，收效甚微。敌人把木船都进行了改装，船舷加了沙袋，船头船尾架了机关枪，重要的大船还有小钢炮，武装到了牙齿。这对于由土枪单筒组成的抗日队伍来说，无疑是块难啃的硬骨头。父亲说，只可智取，不必硬拼。于是父亲到队伍中挑选了十几名青壮年，教他们学会一些常用的日语，穿上从日军死尸上剥下的军装，扮成一小队日军，在河边巡逻。当满载军用物资的木船路过时，便用日语喊话，要他们靠岸。日寇见是自己人分外亲切，迅速靠岸，这时埋伏在河边树丛中的抗日队伍猛烈开火，把船上押运的日本兵全部消灭，迅即运走战利品。老百姓唱着山歌庆祝胜利：“日本鬼子真稀奇，自已人打自己人。”
这个流亡在大山窝里的县政府，抗日的名声越来越大。这时日本在国际战场上已处于被动局面，拿不出更多的兵力来对付沦陷区的游击武装，但也不甘对鹿寨一带的局面等闲视之，便派了几个汉奸潜入山区侦察，梦想一举端掉这个拦路“祸根”。不料这些汉奸还未进入拉沟乡，就被民众抓获，并当场枪毙了一个为首的。经教育后，放回了一个报假情报的，说榴江县政府害怕皇军，早已逃散了，游击队伍都是中国“国军”埋伏下的精锐部队，日本人听了吓得面面相觑，少惹麻烦算了。
救助中国飞行员
1945年春末，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已接近尾声。希特勒摇摇欲坠，日本仍作垂死挣扎，但他们的军事优势已渐失去，首先是空中优势，美国的飞虎队、苏联的志愿空军和已具规模的中国空军联合作战，把日本空军压得喘不过气来。从涠洲岛战略机场起飞的日本轰炸机和战斗机，过去是轰炸华南的空中霸王，如今也大大收敛了，但双方争夺空中优势的空战仍很激烈。
有一天，碧空万里，忽闻飞机轰鸣声，只见一架双翼中国飞机歪斜着在低空飞行，显然这架飞机是与日机空战后负伤返航的。突然飞机尾巴冒烟欲坠，大家正着急时，只见 3朵“白花”闪现空中，飘落而下。许多人以为是扔下炸弹，纷纷逃遁。父亲急呼：“快去救飞行员。”立即派一队武装士兵去搜救，因为他知道日本人也会迅速去搜捕他们，此刻速度就是生命，就是胜利。
3位飞行员落在一大片莽莽的荒山野岭之中，日本人不熟路径，又不敢轻率深入，只好望山兴叹，他们认为飞行员不摔死也会被虎狼吃掉，便悻悻而去。我们的士兵绕小道攀登，劈荆斩棘，在山中细细寻找。两天两夜后才发现已奄奄一息的3位飞行员。
当把他们抬回六樟村时，周围村民纷纷来看这些从天而降的神兵天将是什么样子，像封神榜里的哪咤吗?我还记得3位飞行员中有一位叫李懋竹，年约20多岁，白皮细肉，像个书生；另一位罗叔叔年长些但也不过30岁左右，黑面瘦削。他们经过精心调养后，没过几天就又生龙活虎了。李叔叔对父亲说：“没想到在这样僻远的山野里，民众的抗日热忱如此之高，政府艰苦卓绝坚持抗战，中国绝不会亡，我们志愿留下来与你们一同作战，直到胜利。”父亲说：“国家对你们有重托，怎能在这里大材小用？我将尽快护送你们回昆明基地，重上蓝天!现在先养精蓄锐，以备路途艰辛险恶。”
李懋竹3人住在村里，天天受到好肉好饭款待，多是民众自发送来的。有些壮家过年过节才做的美食如豆腐圆、油堆、枕头粽、鸭血酱等都奉献给英雄尝鲜，感动得他们热泪盈眶，赞叹不已。他们闲时拉起二胡唱板京剧给老乡听，老乡也唱几段调子回敬他们。我和民霖弟还常去李叔叔那里学英语。他总拍我们脑袋叫：“good boy”(好孩子)。
有一天吃午饭时未见他们，以为他们去附近山泉洗澡了。哪知到了晚饭时还未见，父亲才慌了手脚，立即派人四处寻找，直至第二天午后才找到。原来他们去寻找飞机残骸，想把机上的那挺机关炮拆卸回来，让日寇尝尝厉害。当然他们无法找到残骸，它已滑落到很远的山林丛中了。父亲很理解他们的心情，一句责难的话也没有，只是从此暗中保卫得更严密了。
随着1945年夏季到来，德国法西斯全面崩溃，日本人如惊弓之鸟，开始往北撤离。早已按捺不住的飞行员又向父亲要求尽快送他们回部队，以便赶上最后狠狠打击日寇的时机。那一天，我们兄弟俩按时去李叔叔那里学英语，只见空屋不见人，大觉奇异，便大声呼喊着去报告父亲，父亲立即紧张地捂住我们的嘴巴。后来才知：昨晚半夜，有一个排的精干士兵，由罗副官领着悄然把他们护送启程了。他们要绕山攀崖、越水穿林，历经磨难才能到达目的地。父亲说，此事绝密，除我外就是你们兄弟知道。我们听了，一方面离情难舍，另一方面豪情满怀，飞行叔叔快要重上蓝天去消灭日机了，而父亲居然把“绝密”消息告诉我们，自己便觉得一下子长大成人了!
日本投降后，父亲离开了战时县长岗位，挂着广西省参议员的头衔去南京谋职去了，我和民霖随母定居柳州。有一天，我们放学回家，见客厅里挂着一桢大镜框裱起的褒奖状，褒彰父亲在艰险条件下，救助3名飞行员并护送他们安全返队，署名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母亲说这是南京派专人送来的，格外隆重。我们并不关心什么奖状，急切问：“李叔叔和罗叔叔呢？他们在哪里，问起我们吗？”母亲说，李叔叔他们回到部队正好赶上参加了最后胜利的战斗。母亲随即拿出一封信给我，我兴奋无比地展读起来。啊!他真的问起了我们，考上初中了吗?还继续学英语吗?最后还称呼我们“goodboy”呢！
走笔至此，算了算竟过60年了，不禁惊叹逝年如飞。如今他们在何处？台湾还是美国？也许还在大陆某空军干休所里离休呢!他们也有八、九十岁了吧!我坚信他们一定还健在人间，我多么殷切地想见到他们，但在这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中，又怎么能找到他们呢？
大约上世纪80年代中期，桂林图书馆资深研究馆员名涛先生给我寄来一封信，抄录了我父亲周公谋在抗战时期发表的两首诗，兹照录如下：
闻某老同志从贼消息
元佑名先列党碑，如何晚菊作秋葵?披发左袵贼呼父，知否巢危卵亦危。
闻广州失陷
珠江一夜黑风高，铁骑胡笳撼怒涛。锦绣南都惊陷落，书生空哭匣中刀。
名涛先生在信中写道：“上录七绝二首，系1939年5月10日创刊的桂林《逸史》杂志选登的同乡前辈周公谋先生的旧作。第一首约作于1939年元月初，时值大汉奸汪精卫于1938年底公开投降日寇，先生即赋诗斥之……第二首作于1938年10月日寇侵占广州之后。两首诗充溢着爱国忠愤之忱，于时传诵人口，故为《逸史》创刊号发表，以励国人抗战，极为难得………”
父亲周公谋，壮族，生于1893年4月24日，广西鹿寨城关乡新村人，当时属榴江县管辖。满清末年在桂林读新学时，成为反清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被督学开除后，去上海复旦大学深造，经革命党人协助，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名校日本早稻田大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中山先生机要秘书，后中山先生派他任桂林县县长，后调任大本营兵工委员兼东莞县县长。中山先生辞世后，他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
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他与蒋介石派系不合，备受冷落，成为政坛上的失意政客。又由于他资历深厚，蒋介石只给他挂了些“虚衔”、“闲差”，如国民党中央设计委员、国民党革命勋绩委员会委员，并授予“国民党元勋”称号。“七七”抗战开始，他带领全家老小从上海回到桂林，后又迁移鹿寨家乡。我和民霖弟的小学课程大都是在桂林和鹿寨就读的。由于我和民霖是父亲7个子女中最小的两个，又与其相处时间较少，因此对父亲的经历不甚了解，只知他1949年随反动政府逃离大陆，流落香港数载，晚年决心脱离反动阵营，回到沈阳二哥周云处定居。因此，对其一生的经历，我们无法作出全面评价。但是在1944年秋至1945年夏，日寇侵占广西家乡期间，我们亲历和目睹了父亲在敌后家乡领导抗日斗争的一些情况，虽然那时我们还是10至12岁的孩子。在纪念抗战胜利61周年之际，我们愿作一些粗略回顾，算是记下家乡历史的一点文迹吧!
战时县长
1944年深秋，日寇沿湘桂铁路大举入侵广西，家乡榴江县鹿寨中渡等一带于11月初全部沦陷。在这之前，本来全家可以撤退至大后方如四川云南等地，但父亲执意留在敌后家乡，因为我们家乡一带民枪很多，而他在家乡又有较大的影响及号召力，组织游击队伍抗日条件很优。于是在1944年夏季，就先给我们全家老小作了避难的安排，哥哥们到后方读书，母亲领着祖母、我和弟弟到中渡县著名的大山窝“四十八 ”，他自己留在鹿寨联络各方人士，宣传组织敌后抗日的事宜。
日寇攻陷桂林后，长驱直入，一路烧杀掳掠，祸害百姓，自不必说。而从此我们一家四分五裂，与父亲失散了。我们寄住在崇山峻岭深处的小村寨里，祖母病卧在床，无药少医，苦熬度日，又担心父亲的安危，愁得母亲整天以泪洗面，忧心如焚!
大约一个多月后，父亲带着一位副官和一位警卫，还牵了一匹马，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真是让人喜出望外。他告诉我们，榴江县的县长已逃之夭夭，县政府工作人员七零八落地逃到一个大山里，群龙无首。榴江鹿寨的各界人士及乡绅联名写信给柳州专员公署的尹专员，拥戴父亲出任县长，领导地方抗日。尹专员便恭请父亲出任榴江县的战时县长，组织抗日，保护乡土和百姓。母亲和祖母听了脸色骤变，有如大难临头，在这样险恶的情况下去当这个无钱、无粮又无军警的县长，不是伸头去给敌人割吗？祖母说，老蒋几百万军队都打不过日本人，你们那几个虾兵蟹将能掀起什么大浪?
父亲严肃地说，这是临危受命，非同寻常！于是向祖母回忆了一段往事：父亲少年时聪颖过人，深得祖父母器重，卖田、卖牛送父亲去读书。记得祖父多病，每次都是祖母亲自挑着行装，赤着双脚，一步步送年少的孩子远离家乡，走200里山路去桂林求学。父亲说永远忘不了祖母的恩德，但求学又是为了什么呢？不就是报效国家吗？父亲讲了历史上“岳母刺字”的故事，以打动祖母。祖母笑说，这个故事还是我讲给你听的呢!祖母这时早已想通了，说把我们一起带走吧,大家在一起放心，有劫难一起扛着。父亲正为难时，母亲对他说，祖母和我们在一起，做儿子的更好尽孝，一切由我侍候就是。母亲是位知识女性，知书达理，是早年在广州宋庆龄办的妇女组织里任职时与父亲邂逅结婚的。
这样，父亲便决定带着全家一行人去榴江县拉沟乡六樟村“走马上任”了。不同的是坐在马上的不是县官，而是我和弟弟，祖母乘轿，县太爷只好徒步上任了。一路上，罗副官在前面领路，避开大路平路，专走荒山牛路、羊肠小道，甚至夜不宿村，只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这样折腾了两三天，祖母就不行了，只好在山沟里搭个草棚歇息寻医。那时兵荒马乱哪里找得到医生，没几天祖母就病殁归天了。父母痛失慈母，又无法举办葬礼送终，怎不令人悲恸欲绝！此时榴江县政府派了肖秘书等一行人来接县长急速上任，父亲连守灵三日的心愿都未能实现，便拜别祖母新坟，袖戴黑纱奔赴抗日前线，带孝杀敌，何等悲壮!
杀敌趣闻
自从父亲上任，这一带山区村寨立刻人气旺盛起来，群龙有首，顿时形成了抗日的中心。各路人马迅速向中心靠拢，打散的“国军”、走失的警察保安、散兵游勇、民间自发武装、地主庄园的卫队、甚至赌场的保镖、打家劫舍的惯匪……只要愿意抗日的，都派人来联络，要个番号，编入抗战队伍。各种人虽然动机不全相同，但日寇入侵使他们都受到了严重损害，当然保家卫国的志向和热忱是主要的。加之父亲上任时发表了一个“抗日宣言”之类的文告，起到了动员和凝聚的作用。甚至周围一些县的武装，也打破界线前来聚集。我印象里见过修仁县长主动来商讨联合抗日。父亲广泛联络各部力量，给予各种抗日军番号，比如我记得有叫“抗日别动队”的，有叫“抗日保安团”的……听说他们经常攻打零星的日伪军警，破坏交通线，骚扰城镇敌巢，劫掠敌人枪支物资，杀敌领赏，护家保村等等。总之，榴江鹿寨中渡一带的抗日烈火就从这个小小的拉沟乡六樟村蔓延开了。
因为当时我们年纪还小，见闻有限，只就点滴记忆，记录下几则真实的抗日故事。
听说我们村里有一位潘姓农民，身轻体瘦，像个猴子，又兼胆大心细，足智多谋。他常混进日本人的营地里偷枪，屡屡得手，犹如囊中取物。有一次他半夜摸进敌巢，先躲在门外草丛中，见一日本兵开门出来小便，乘机溜进门去，穿起床前放的日本军装，再扛上一支大盖步枪，大摇大摆地走出门来。令人惊佩的是，所有这一切动作，只用了一泡尿的功夫!小便完了的日本人回屋关门继续作梦，第二天一早，当这个尿尿的日本鬼子找不到衣服和步枪时，潘农民已经笑着去领赏了。
还有一个人留给我印象极深。此人又黑又壮，留个平头，嘴阔唇厚，其貌不扬，但说话声如雷鸣，坦怀豪放。他腰间别一枝德制快机驳壳枪，怀里还揣一枝大烟枪，人称“双枪老六”，至于姓甚名谁无人知晓。这一带财主富户都怕他，因他嗜赌如命，赢了钱济贫，输了钱劫富。他无家无亲，单人匹马，特立独行，从不结团伙。原来的县政府也通缉过他，悬赏200个光洋抓他，但他反过来悬赏500个光洋要县长的脑袋。那县长害怕，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相安无事算了。
这位“老六”居然亲自上门找父亲，一不称县长，二不叫司令，只呼“周公”。他说：“我‘老六’是个土匪，杀过人、抢过钱，但我也是中国人，他娘的日本鬼子凭什么来祸害我们。周公今天若要抓我、毙我随便，如果免我死罪，我就去杀日本鬼来赎罪!”县政府有些官员对他法办与否意见不一，父亲笑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全民抗战，保卫国家，只要改邪归正，杀敌立功就好!”父亲的一席话使“老六”感动万分，当晚独自喝了两瓶三花酒，然后跪拜在父亲脚下，说：“‘老六’从此卖命报效周公!”父亲扶他起来道：“不是报效我，是报效国家，千万别搞错了!”
于是，传来某镇维持会长突然暴死街头；某日本骑兵队夜遭火灾，损失骠马十数匹；某河流发现日本兵尸体漂浮水面等等传闻，也不知是真是假，也不知是谁干的。从此再也没见过“老六”的影子，可我总感觉这些都与“人一个、命一条”交给国家的“老六”有点干系。
鹿寨有条洛清江绕城而过，当时是一条很繁华的交通要道，上通桂林，下达柳州，然后汇入西江直下广东。日寇占领期间，常利用此通道运送给养，偷运抢劫的财物。记得父亲曾派出最强的抗日队伍去骚扰阻截，收效甚微。敌人把木船都进行了改装，船舷加了沙袋，船头船尾架了机关枪，重要的大船还有小钢炮，武装到了牙齿。这对于由土枪单筒组成的抗日队伍来说，无疑是块难啃的硬骨头。父亲说，只可智取，不必硬拼。于是父亲到队伍中挑选了十几名青壮年，教他们学会一些常用的日语，穿上从日军死尸上剥下的军装，扮成一小队日军，在河边巡逻。当满载军用物资的木船路过时，便用日语喊话，要他们靠岸。日寇见是自己人分外亲切，迅速靠岸，这时埋伏在河边树丛中的抗日队伍猛烈开火，把船上押运的日本兵全部消灭，迅即运走战利品。老百姓唱着山歌庆祝胜利：“日本鬼子真稀奇，自已人打自己人。”
这个流亡在大山窝里的县政府，抗日的名声越来越大。这时日本在国际战场上已处于被动局面，拿不出更多的兵力来对付沦陷区的游击武装，但也不甘对鹿寨一带的局面等闲视之，便派了几个汉奸潜入山区侦察，梦想一举端掉这个拦路“祸根”。不料这些汉奸还未进入拉沟乡，就被民众抓获，并当场枪毙了一个为首的。经教育后，放回了一个报假情报的，说榴江县政府害怕皇军，早已逃散了，游击队伍都是中国“国军”埋伏下的精锐部队，日本人听了吓得面面相觑，少惹麻烦算了。
救助中国飞行员
1945年春末，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已接近尾声。希特勒摇摇欲坠，日本仍作垂死挣扎，但他们的军事优势已渐失去，首先是空中优势，美国的飞虎队、苏联的志愿空军和已具规模的中国空军联合作战，把日本空军压得喘不过气来。从涠洲岛战略机场起飞的日本轰炸机和战斗机，过去是轰炸华南的空中霸王，如今也大大收敛了，但双方争夺空中优势的空战仍很激烈。
有一天，碧空万里，忽闻飞机轰鸣声，只见一架双翼中国飞机歪斜着在低空飞行，显然这架飞机是与日机空战后负伤返航的。突然飞机尾巴冒烟欲坠，大家正着急时，只见 3朵“白花”闪现空中，飘落而下。许多人以为是扔下炸弹，纷纷逃遁。父亲急呼：“快去救飞行员。”立即派一队武装士兵去搜救，因为他知道日本人也会迅速去搜捕他们，此刻速度就是生命，就是胜利。
3位飞行员落在一大片莽莽的荒山野岭之中，日本人不熟路径，又不敢轻率深入，只好望山兴叹，他们认为飞行员不摔死也会被虎狼吃掉，便悻悻而去。我们的士兵绕小道攀登，劈荆斩棘，在山中细细寻找。两天两夜后才发现已奄奄一息的3位飞行员。
当把他们抬回六樟村时，周围村民纷纷来看这些从天而降的神兵天将是什么样子，像封神榜里的哪咤吗?我还记得3位飞行员中有一位叫李懋竹，年约20多岁，白皮细肉，像个书生；另一位罗叔叔年长些但也不过30岁左右，黑面瘦削。他们经过精心调养后，没过几天就又生龙活虎了。李叔叔对父亲说：“没想到在这样僻远的山野里，民众的抗日热忱如此之高，政府艰苦卓绝坚持抗战，中国绝不会亡，我们志愿留下来与你们一同作战，直到胜利。”父亲说：“国家对你们有重托，怎能在这里大材小用？我将尽快护送你们回昆明基地，重上蓝天!现在先养精蓄锐，以备路途艰辛险恶。”
李懋竹3人住在村里，天天受到好肉好饭款待，多是民众自发送来的。有些壮家过年过节才做的美食如豆腐圆、油堆、枕头粽、鸭血酱等都奉献给英雄尝鲜，感动得他们热泪盈眶，赞叹不已。他们闲时拉起二胡唱板京剧给老乡听，老乡也唱几段调子回敬他们。我和民霖弟还常去李叔叔那里学英语。他总拍我们脑袋叫：“good boy”(好孩子)。
有一天吃午饭时未见他们，以为他们去附近山泉洗澡了。哪知到了晚饭时还未见，父亲才慌了手脚，立即派人四处寻找，直至第二天午后才找到。原来他们去寻找飞机残骸，想把机上的那挺机关炮拆卸回来，让日寇尝尝厉害。当然他们无法找到残骸，它已滑落到很远的山林丛中了。父亲很理解他们的心情，一句责难的话也没有，只是从此暗中保卫得更严密了。
随着1945年夏季到来，德国法西斯全面崩溃，日本人如惊弓之鸟，开始往北撤离。早已按捺不住的飞行员又向父亲要求尽快送他们回部队，以便赶上最后狠狠打击日寇的时机。那一天，我们兄弟俩按时去李叔叔那里学英语，只见空屋不见人，大觉奇异，便大声呼喊着去报告父亲，父亲立即紧张地捂住我们的嘴巴。后来才知：昨晚半夜，有一个排的精干士兵，由罗副官领着悄然把他们护送启程了。他们要绕山攀崖、越水穿林，历经磨难才能到达目的地。父亲说，此事绝密，除我外就是你们兄弟知道。我们听了，一方面离情难舍，另一方面豪情满怀，飞行叔叔快要重上蓝天去消灭日机了，而父亲居然把“绝密”消息告诉我们，自己便觉得一下子长大成人了!
日本投降后，父亲离开了战时县长岗位，挂着广西省参议员的头衔去南京谋职去了，我和民霖随母定居柳州。有一天，我们放学回家，见客厅里挂着一桢大镜框裱起的褒奖状，褒彰父亲在艰险条件下，救助3名飞行员并护送他们安全返队，署名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母亲说这是南京派专人送来的，格外隆重。我们并不关心什么奖状，急切问：“李叔叔和罗叔叔呢？他们在哪里，问起我们吗？”母亲说，李叔叔他们回到部队正好赶上参加了最后胜利的战斗。母亲随即拿出一封信给我，我兴奋无比地展读起来。啊!他真的问起了我们，考上初中了吗?还继续学英语吗?最后还称呼我们“goodboy”呢！
走笔至此，算了算竟过60年了，不禁惊叹逝年如飞。如今他们在何处？台湾还是美国？也许还在大陆某空军干休所里离休呢!他们也有八、九十岁了吧!我坚信他们一定还健在人间，我多么殷切地想见到他们，但在这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中，又怎么能找到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