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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朗奇和克哈路是两位年龄相仿的中年肯尼亚男子，他们有着相同的家庭构成和相似的人生目标。不同的是，穆朗奇居住在贫民窟里的铁皮屋，克哈路则居住在一墙之隔、带泳池的别墅里。他们的不同人生轨迹折射出肯尼亚这个非洲最具前景经济体日益加剧的社会贫富分化。
当弗朗西斯·穆朗奇每天早上出门准备去上班时，首先要做的是迈出一大步跨过家门口堵住去路的垃圾堆和混有动物尸体的脏水。整个社区的空气弥漫着煤炭燃烧后留下的臭味和可吸入颗粒物，每天清晨，他的邻居们都会准时烧水泡茶。当正午的阳光射入这个贫民窟之后，各种难闻的气味愈发交织在一起，变得更加浓烈。
穿好了保安制服的穆朗奇随手一关自家已经生锈的铁门，右转进入一条两侧都是铁皮屋的狭窄巷道，往贫民窟的外围走去。
不到一公里以外，约翰·克哈路在每天上班之前也要迈出一大步——踏上他那辆丰田豪华SUV。这辆高配版的汽车带有茶色隔热玻璃窗、皮质座椅和性能强劲的V8发动机。克哈路没有锁门的习惯，他家的保安、厨师和清洁工一直都在家。正午的阳光之下，他家游泳池波光粼粼。
穆朗奇和克哈路今年都是43岁，都已经成家并各自育有三个孩子。他们都居住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个名为卡鲁拉的区域内。就空间距离而言，他们算是彼此的邻居，但两人所居住的却是天差地别的两个世界，由高墙隔开的两个世界。
穿好了保安制服的穆朗奇往贫民窟的外围走去
在这堵黄色油漆喷涂的高墙一侧是穆朗奇居住的贫民窟，另一侧则是克哈路所居住的高尚社区。
穆朗奇每天的工作主要是看守高档社区的入口大门，每工作24小时可以领取到相当于4.5欧元（约33元人民币）的薪水。他所要做的就是确保闲杂人等不会随便进入这片别墅区。别墅区内，SUV随处可见，偶尔还会见到一些保时捷和奔驰，为别墅区配套而建的是苹果零售店和高档电影院。
克哈路的儿子们，每天都盯着智能手机，和西方国家的小孩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每天清晨，他开着自家的SUV将孩子们送到市中心的私立学校，然后到律师事务所去上班。
克哈路和他的家人每天要进进出出社区大门好多次，但几乎没有和身为保安的穆朗奇对话的机会。对克哈路来说，每周三是高尔夫球俱乐部的派对之夜，在那里，一场鸡尾酒派对会如期登场;对穆朗奇来说，周三的中午一般他都不吃午饭，一瓶姜汁柠檬水就好。“糖分才能让我保持清醒”。穆朗奇每年只买一次肉，是为了庆祝圣诞节。他和家人的日常膳食以豆子和玉米为主。在穆朗奇的世界里，“休假”是一个从来都不存在的概念，即使周六周日，他一样要上班。
两种近乎天堂和地狱般强烈对比的人生，可以轻易在同一座城市的同一个区域里找到。这种戏剧般的反差折射出肯尼亚社会的巨大贫富差距。
40年前，穆朗奇和克哈路居住的地方都是一片咖啡豆农场。农场工人们就居住在周围的简易棚户区里。白人老板们之所以允许这些肯尼亚工人居住在这里，是因为他们给工人开出的薪水实在太低，根本不可能租到任何房屋。
然而，对于像穆朗奇这样的肯尼亚底层人民来说，今天的生活似乎并没有比40年前好到哪里去。他们过的依然是勉强得以果腹的生活。唯一改变的似乎是：现在他们的老板不再是西方殖民者的后代，而是肯尼亚本地人。
1970年代，三位肯尼亚商人买下了咖啡农场，他们预料到这片内罗毕城郊的土地会因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快速升值。这笔投资让他们成为肯尼亚独立后最先发家致富的代表性人物。他们随后在这块土地上开发了高档别墅区，但内罗毕的快速扩张也让贫民窟如期而至，与高档别墅区为邻。
辛勤工作的穆朗奇认为，自己的日子比起以前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现在，他家的鐵皮屋盖到了第二层，他终于靠贷款买了一辆摩托车，他也能够在一年的大多数日子里交得起电费。更重要的是，他的孩子们能够去学校上学了。
穆朗奇的妻子萨洛摩除了在家带孩子外，还做些杂工贴补家用。每天晚上，一家人聚集在狭窄的铁皮屋里看看电视就是最大的消遣和享受。这台小屏幕的二手电视花了穆朗奇不少钱，但在他看来，这是应该花的钱。“给孩子们找点事情做，不然他们就会去街头乱混，结交不三不四的朋友。”
在贫民窟里，毒品泛滥是颇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比起西方的毒品，在肯尼亚流通的毒品通常杂质更多，也更不安全，时不时传出有人家的孩子因为吸食大麻而丧命的消息。
除了保安这份工作外，穆朗奇有时还用摩托车出门开“摩的”。生意不错的话，他一天能够挣到大概8欧元（约为59元人民币）。
克哈路一家的日子则完全不同。他的家人去年圣诞节在塞舌尔群岛度过。在他家的大花园里，孩子们和宠物狗玩耍嬉戏，坐在客厅，透过落地窗，窗外的花园和游泳池一览无余。
克哈路的父母分别是教师和地主，这使得他们有能力送孩子去念大学。毕业后成为律师的克哈路也因此能够过上体面的中产阶级人生。他的两位哥哥，一位是牧师，另外一位是银行家。
自2005年以来，肯尼亚经济年均增长5%，人均收入大幅上升。与此同时，肯尼亚的贫困率并未因为经济增长而降低。统计显示，内罗毕全部300万人口中，有将近五分之一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对此，世界银行一位肯尼亚籍的分析师认为，只有当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8%时，贫困率才会显著降低。现在的5%显然太少了。
肯尼亚的政客们通常只会在选举来临前夕光临贫民窟。对居住在那里的穷人而言，选票通常可以被买走，小额现金即可。因而大量的贫困人口似乎也不会对肯尼亚国内政治产生任何影响力。
在贫民窟一墙之隔的别墅区里，一位竞选失意的政客在一场花园派对上如此抱怨道：“我之所以没赢，只是因为那个家伙（对手）发了更多的钞票。”
住在高尚社区、开丰田豪华SUV上班的约翰·克哈路
当弗朗西斯·穆朗奇每天早上出门准备去上班时，首先要做的是迈出一大步跨过家门口堵住去路的垃圾堆和混有动物尸体的脏水。整个社区的空气弥漫着煤炭燃烧后留下的臭味和可吸入颗粒物，每天清晨，他的邻居们都会准时烧水泡茶。当正午的阳光射入这个贫民窟之后，各种难闻的气味愈发交织在一起，变得更加浓烈。
穿好了保安制服的穆朗奇随手一关自家已经生锈的铁门，右转进入一条两侧都是铁皮屋的狭窄巷道，往贫民窟的外围走去。
不到一公里以外，约翰·克哈路在每天上班之前也要迈出一大步——踏上他那辆丰田豪华SUV。这辆高配版的汽车带有茶色隔热玻璃窗、皮质座椅和性能强劲的V8发动机。克哈路没有锁门的习惯，他家的保安、厨师和清洁工一直都在家。正午的阳光之下，他家游泳池波光粼粼。
穆朗奇和克哈路今年都是43岁，都已经成家并各自育有三个孩子。他们都居住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个名为卡鲁拉的区域内。就空间距离而言，他们算是彼此的邻居，但两人所居住的却是天差地别的两个世界，由高墙隔开的两个世界。
在这堵黄色油漆喷涂的高墙一侧是穆朗奇居住的贫民窟，另一侧则是克哈路所居住的高尚社区。
穆朗奇每天的工作主要是看守高档社区的入口大门，每工作24小时可以领取到相当于4.5欧元（约33元人民币）的薪水。他所要做的就是确保闲杂人等不会随便进入这片别墅区。别墅区内，SUV随处可见，偶尔还会见到一些保时捷和奔驰，为别墅区配套而建的是苹果零售店和高档电影院。
克哈路的儿子们，每天都盯着智能手机，和西方国家的小孩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每天清晨，他开着自家的SUV将孩子们送到市中心的私立学校，然后到律师事务所去上班。
克哈路和他的家人每天要进进出出社区大门好多次，但几乎没有和身为保安的穆朗奇对话的机会。对克哈路来说，每周三是高尔夫球俱乐部的派对之夜，在那里，一场鸡尾酒派对会如期登场;对穆朗奇来说，周三的中午一般他都不吃午饭，一瓶姜汁柠檬水就好。“糖分才能让我保持清醒”。穆朗奇每年只买一次肉，是为了庆祝圣诞节。他和家人的日常膳食以豆子和玉米为主。在穆朗奇的世界里，“休假”是一个从来都不存在的概念，即使周六周日，他一样要上班。
两种近乎天堂和地狱般强烈对比的人生，可以轻易在同一座城市的同一个区域里找到。这种戏剧般的反差折射出肯尼亚社会的巨大贫富差距。
首都近2成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
40年前，穆朗奇和克哈路居住的地方都是一片咖啡豆农场。农场工人们就居住在周围的简易棚户区里。白人老板们之所以允许这些肯尼亚工人居住在这里，是因为他们给工人开出的薪水实在太低，根本不可能租到任何房屋。
然而，对于像穆朗奇这样的肯尼亚底层人民来说，今天的生活似乎并没有比40年前好到哪里去。他们过的依然是勉强得以果腹的生活。唯一改变的似乎是：现在他们的老板不再是西方殖民者的后代，而是肯尼亚本地人。
1970年代，三位肯尼亚商人买下了咖啡农场，他们预料到这片内罗毕城郊的土地会因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快速升值。这笔投资让他们成为肯尼亚独立后最先发家致富的代表性人物。他们随后在这块土地上开发了高档别墅区，但内罗毕的快速扩张也让贫民窟如期而至，与高档别墅区为邻。
辛勤工作的穆朗奇认为，自己的日子比起以前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现在，他家的鐵皮屋盖到了第二层，他终于靠贷款买了一辆摩托车，他也能够在一年的大多数日子里交得起电费。更重要的是，他的孩子们能够去学校上学了。
穆朗奇的妻子萨洛摩除了在家带孩子外，还做些杂工贴补家用。每天晚上，一家人聚集在狭窄的铁皮屋里看看电视就是最大的消遣和享受。这台小屏幕的二手电视花了穆朗奇不少钱，但在他看来，这是应该花的钱。“给孩子们找点事情做，不然他们就会去街头乱混，结交不三不四的朋友。”
在贫民窟里，毒品泛滥是颇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比起西方的毒品，在肯尼亚流通的毒品通常杂质更多，也更不安全，时不时传出有人家的孩子因为吸食大麻而丧命的消息。
除了保安这份工作外，穆朗奇有时还用摩托车出门开“摩的”。生意不错的话，他一天能够挣到大概8欧元（约为59元人民币）。
克哈路一家的日子则完全不同。他的家人去年圣诞节在塞舌尔群岛度过。在他家的大花园里，孩子们和宠物狗玩耍嬉戏，坐在客厅，透过落地窗，窗外的花园和游泳池一览无余。
克哈路的父母分别是教师和地主，这使得他们有能力送孩子去念大学。毕业后成为律师的克哈路也因此能够过上体面的中产阶级人生。他的两位哥哥，一位是牧师，另外一位是银行家。
自2005年以来，肯尼亚经济年均增长5%，人均收入大幅上升。与此同时，肯尼亚的贫困率并未因为经济增长而降低。统计显示，内罗毕全部300万人口中，有将近五分之一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对此，世界银行一位肯尼亚籍的分析师认为，只有当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8%时，贫困率才会显著降低。现在的5%显然太少了。
肯尼亚的政客们通常只会在选举来临前夕光临贫民窟。对居住在那里的穷人而言，选票通常可以被买走，小额现金即可。因而大量的贫困人口似乎也不会对肯尼亚国内政治产生任何影响力。
在贫民窟一墙之隔的别墅区里，一位竞选失意的政客在一场花园派对上如此抱怨道：“我之所以没赢，只是因为那个家伙（对手）发了更多的钞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