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中国铁建国际集团（以下简称“中铁建”）3名高管在马里首都巴马科丽笙酒店发生的恐怖袭击中不幸遇难。对于杨明辉来说，这起事件的发生，在让他觉得痛心的同时，也让他又想起半年去中非共和国东北部城市比劳的经历，“启程前心里忐忑，有闯入虎穴的感觉”。
　　2015年4月，杨明辉以安防企业德威国际集团（以下简称“德威”）首席安保专家的身份，参与到中资企业在中非一项油气勘探项目复工考察工作中。而在比劳停留的5个多小时，是警员出身的杨明辉2015年多次外勤行动中最为紧张的一段经历。
　　两年多前，中非共和国爆发内战。此后，比劳被反政府武装塞雷卡牢牢控制。
　　“我们是中非内战后，到比劳当地的第一个中国考察团。内战后的情况，谁也不知道，中非政府也与当地中断了联系。”时隔多月，杨明辉回忆起那次行程仍心有余悸。
　　但最终，得益于此前在当地的建立的情报网络，杨明辉一行安然无恙。
　　杨明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项目地点位于中非东北角，完全属于反政府武装控制区，项目复工所需要的安全保障前提无法由中非过渡政府来提供，只能依靠地方部族武装，而项目方此前在中非经营的关系网络发挥了作用。他认为，与项目地的警方、社区及部落等建立良好关系，建立广泛的信息网络，将有助于提前获得危急预报信息。
　　马里恐袭惨剧发生后，外界对支持中国民间安保公司“走出去”为中资企业提供更广泛安全保障的呼声愈发强烈。
　　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12月3日发布的研究报告建议，应该为中国私营安保公司“走出去”提供政策支持，为海外中资企业和公民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
　　中国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还为此撰文称，“世界级的企业，需要配套世界级的安保公司。应该给予中国的安保公司更多机会，允许他们武装作业，在实战中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袭击中资企业多是为了钱

　　“那是一个土机场，一片平地，连房子都没有。”飞机还没落地，杨明辉就观察到，比劳机场四周有持枪武装人员把守。
　　考察团一行6人中，除了杨明辉及另外3名德威安全工作人员外，还包括两名中资企业的代表。他们此行要与比劳部族长老会面，了解两家企业合资持有的PTIAL国际公司在当地的油气勘探项目复工生产的安全性。
　　中非共和国内战爆发后，比劳长时间被当地部族武装控制，而该部族至今拒绝与中非过渡政府和解。PTIAL国际公司在中非东北部的油气勘探项目也由此被迫停滞，项目人员全部撤离。
　　进入2014年，中非动荡局势有所缓和。是年年底，PTIAL国际公司有了恢复中非项目的想法，并要求负责项目安全工作的德威对项目恢复的可能性展开安全评估。
　　“我们通过中非政府，联系上了与比劳部族同属反政府武装、内战前曾建立联系的恩代莱部族人员，通过他来间接联系到比劳的部族，传递了我们项目方愿意返回当地开采石油、拜访部族长老的意愿。随后中转回来的信息是，他们愿意接待。”杨明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15年3月，项目方同意德威提出的考察方案后，临时组建的考察团随即于4月中旬从国内经由法国中转前往中非。
　　连年内乱的中非是全球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即便当地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也无力开采。中资企业到当地协助资源开发，为他们创造了致富的途径。同时，PTIAL国际公司在撤出前曾在当地建设医院，并雇佣当地人做勘探地点的保安，他们重返当地的决定因而受到了各方势力的欢迎。当年撤离时未搬走的营地设施和机械设备至今保存完好。
　　杨明辉称，安保企业能否在海外武装作业，得依据东道国的法律。而对保障一个项目的安全而言，除了需要加强人防、物防和技防外，还需要为项目方制定一套完善的公共安全管理机制，理清项目地分支机构各部门彼此间的安保职责，对人员、车辆、物资都需要有相应的管理规定。
　　他还认为，与项目地的警方等武装机构、社区及部落等建立良好关系，建立广泛的信息网络，将有助于提前获得危急预报信息。
　　有着6年境外安保从业经验的徐磊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相较于针对西方企业展开的袭击事件含有政治目的，对中资企业等非西方国家企业实施的袭击，大多是为了钱，“安保工作做到位，将能让图谋不轨者心生畏惧，甚至打消念头。”
　　根据他的实际经验，一旦发生武装袭击事件，只要自身安保力量能抵御半小时，当地警方一般都能赶到现场，化险为夷。

被“缩水”的安保

　　2013年5月，杨明辉从警察的岗位上退休。这位三级警监离开警队后，加入德威担任首席安保专家。他的首项任务是为中国路桥公司承建的肯尼亚蒙内铁路项目设计安保服务方案。
　　杨明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德威原计划为该项目提供整套的公共安全管理体系方案，涵盖给肯尼亚政府、项目地安保建设等各方面的花销，预计为4000多万美元，不及该项目原总造价预算的138亿美元的1%。但项目方认为费用太高，并不接受。
　　“我们给一大本菜谱，被砍得七零八落。最后只要我们提供风险评估，并在每个营地派驻安全顾问，当助手。”杨明辉说，该项目方案设计前后商谈了10个月时间，一直被压价。
　　这套“缩水”的安保方案，直接限制了德威工作人员在项目地实际工作开展。
　　杨明辉说，德威派驻到项目营地的安全顾问及安全官为了建立起广泛的信息收集网络，不得不自掏腰包，与当地部落打交道。直到项目开展半年后，德威工作人员收集来的信息起到了安全警示作用，才让项目方认识到相关措施的重要性，愿意承担起相关费用。 　　杨明辉还指出，大型国际企业在海外安保上的投入一般会占到项目预算的2%至5%，甚至能达到6%，但中国企业连0.5%都难以达到。
　　多名私营安保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部分境外中资企业的安全防范意识不足，在安保方面并没有持续稳定的投入。一旦袭击事件发生，将会给境外中资企业造成严重的人命财产损失。
　　曾在中东地区参与安保项目的徐磊表示，在2010年12月“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中东地区由战乱引起的社会动荡愈发严重，而中国企业“走出去”越来越多，遭到恶意袭击的概率也较以往升高。
　　但让这位项目经理感到头痛的是，平日里与中资企业接触，“揽活”并不容易，“反倒有点安保企业推着境外中资企业往前走的感觉”。
　　2010年8月中国商务部会同外交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国资委、安全监管总局和全国工商联印发的《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规定》明确要求，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在高风险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时，应建立完整的境外安全制度以确保境外经营活动的安全，包括境外安全管理规定、境外安全成本预算、境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等。
　　但杨明辉认为，相关规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症结在于海外安全领域缺乏主管部门，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也十分迫切。

“更多的是一种表面工作”

　　察哈尔学会发布的《私营安保公司：中国海外安全的供给侧改革》研究报告还显示，据不完全统计，过去10多年间，约有70多家中资企业聘用了中国或外国的安保公司，其中包括中国大型的能源企业、工程承包企业、航运企业。
　　该报告还以2014年中国海外投资存量（6000多亿美元）和当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400多亿美元）为基数进行估算，假定境外中资企业每年在安保方面的资金投入比例达1%，2014年境外中资企业用于安全方面的开支在80亿美元以上。
　　察哈尔学会研究项目主管、上述报告执笔李少杰认为，私营安保公司的发展正缔造一个蓬勃发育的安保市场，也正影响中国海外安全治理的格局。
　　但李少杰也表示，要推动中国安保企业走出去，还应提供更多支持性政策，包括安保人员持枪立法、安保人员外派涉及到的签证便利问题。
　　他还在报告中引述山东一家安保集团负责人的观点：最大的难点是中国安保行业进军海外市场缺乏相应的立法（主要是指枪支管理方面的法律问题）支持。没有立法支持，中国安保人员在海外持枪将面临违反国内刑法的困境。
　　对于当下建立中国“黑水公司”的议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认为，这绝非海外安保的楷模。
　　“实际上，黑水公司就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雇佣军，他们在阿富汗、伊拉克开展业务，都是美国主导的一场战争下的雇佣行为。这是跟中国当前‘走出去’的战略是不一样的。这不能作为民营安保公司的典范来比较。”李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离开东道国，任何的安保都不可能很完善地实现”。
　　近年来，中国民营安保公司“走出去”能力有所提升，但防务研究学者认为，民营安保公司实力仍有待增强。
　　“目前号称有海外服务能力的中国安保公司，据不完全统计，可能有二十多家。但大多数主要提供的服务是咨询、培训，派出少量的安全官到工地进行一些管理协调。”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研究员汪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实际上这是非常不够的。说得尖刻一点，这更多的是一种表面工作，如果真正遇到一些严重的突发事件，是应付不过来的。”
　　汪川表示，目前中国仅有不超过4家海外安保公司具备高标准，包括具有国际性行业协会发放的安保资质、拥有持枪许可证、建立自身的情报网络、与业内的高端安保公司之间有互相配合和合作等。境外中资企业安全保障不能完全依靠于国内的民营安保公司，“在外面的项目可以做本地化的分包，把一些劳务、员工和材料本地化，尽量减少中方人员在海外存在的数量和时间，这是风险控制和风险转移的一种方式。”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徐磊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