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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由于学科的复杂性，至今还没有一个可以令学术界达成共识的指导思想。传统翻译学派一直推崇 “信、达、雅”的翻译原则；而新兴的以芭斯奈特为首的文化派则坚持翻译是以译者的主观性为指导的，文化对翻译具有制约作用的原则。针对学界翻译本质之争，赵彦春教授给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提出了一个新兴的翻译理论——翻译学归结论。作者认为相较于文化派，归结派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更能揭示翻译的本质。因此，本文将从读者和译者这两个角度来比较文化派与归结派的异同，从而揭示归结派比文化派更接近翻译本真的原因。
【关键词】翻译 文化派 归结派 读者 作者
翻译是一个过程，始于取材，止于出版。在这个过程中含有五个基本要素，包括两个对象：原文和译文，以及三个参与者：作者、译者和读者。其中，作者和读者是两个重要的客观因素，因为这二者直接关乎译文的来源与产出——原文与译文。所以，译者想要翻译出一件优秀的作品就不能忽视对这两个因素的考量。因此，本文将分别从读者和作者这两个基本要素来探讨翻译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以及文化派与归结派哪一派更接近翻译本真的问题。
一、读者于翻译
在翻译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却常常被忽略的参与者就是读者。读者的思想意识对译文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达在读者的需要，即受众的预期。文化派认为读者的需要不仅影响不同时代的不同译者去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它实际从根本上引导译者的翻译，使译者做出决定译文最终形式的选择。毫无疑问，文化派这一将读者纳入翻译制约因素的做法进一步完善了文本外因素对翻译的制约作用，但是，该论断逻辑混乱且过分夸大了事实。
首先，这一论断过分夸大了读者对译者的决定作用，忽略了译者对读者的引导作用。翻译一个以“易”传“异”的过程，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读者对陌生的源文本文化是一无所知的，那么又何谈读者对译者的翻译有所要求，并起決定性的作用呢？比如，中国近代时期《海国图志》、《天演论》等描述西方书籍的翻译，这些译著的出现源于译者渴望当时闭关锁国的中国人民睁眼看世界的需要，而不是源于当时国内人民的强烈要求。
其次，这一论断所体现的逻辑思维意识是歪曲的。文化派认为读者的需要更多的体现在译作与译入语文化的融合。因此，文化派译者通常会依据译入语文化对原文进行剪辑或改写。然而，读者看待译作时其实是抱有一种求“异”、猎奇的心态的，即读者会有一种通过译作来了解源文本文化的渴望，并且已做好了接受文化差异撞击的心理准备。而且，原作的影响力越高，读者对译作的这种渴望就会越大，做好的心理准备也会越充分。所以，如果译者为缩小源文本文化与译入语文化的差异而进行编辑、改写以期迎合读者自身文化背景的做法不仅满足不了读者既有的心理期待，甚者，这种不“忠实”于原作的做法还会引起读者的心理排斥和反感。
那么归结派是如何看待“忠实原文”和读者需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呢？归结派认为一方面，当资源条件许可时，译文应尽力向原文趋同，使译语语篇和源语语篇之间达致最大程度的投射映现，即达到最佳关联；另一方面，译者根据译语语言系统或语法系统自身的组织性进行有效的调节，成为一个符合译语语言规律的自足体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归结派认为一篇好的译作在语言形式上是要符合译语语言习惯的；而在意义上——包括内容及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则应高度“忠实”于原作。实践出真知，《三字经》、《道德经》、《千字文》等一系列赵教授优秀译作在国内外的好评如潮成功证明了归结派的这一结论更加靠近翻译的本真。
二、作者于翻译
在翻译过程中，作者是重要的基本要素之一，但也却很少被人提及。主要是时间和地理上的跨度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导致作者参与译者翻译活动的可能性非常之小，因此译作过程中对于作者的考量往往难以进入翻译的研究范围，但这并不能说明作者对翻译活动毫无影响。作者是原文的书写者，是原文灵魂的引导者。译者与作者精神上的高度一致是译作与原作内容和意义上 “忠实”的唯一保障。因此，作者对于整个翻译的进程也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然而，文化派却几乎不考虑作者对于翻译的影响，其研究重点在于译作、译者和译语文化。他们认为“翻译就是改写”，“翻译就是操纵”，原作、译作、忠实、对等，等等这一切都是虚无的。因此，文化派主张译者不必跟随作者的精神导向，译者可树立自己的思想意识。
对此，归结派认为“改写”、“操纵”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也不是翻译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不具有翻译的本质属性。与原作者精神导向相偏离，与原作内容意义不一致的译作属于伪译。伪译不是翻译。那么在实际中，到底是哪种派别的观点更接近翻译的本质呢？冯唐译泰戈尔的《飞鸟集》时因注入了太多的个人见解，偏离了泰戈尔在原作中的精神与灵魂，过度情色化了某些诗句而使得自己的译本仅上架不足几月就被迫停止出版，且本人也因此受到印度文学界的大力抵制这一事实就正好表明了原作者对译者和翻译强有力的制约作用。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归结派对翻译的认识、定义和践行更加接近翻译的本质。
三、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对翻译过程中读者和作者这两个基本因素的分析和考量，我们不难看出翻译的本质就是保持译作与原作内容和意义上的“忠实”。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归结派都比文化派更加接近翻译的本真。
参考文献：
[1]Bassnet，s.1998.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In 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eds.）Susan Bassnet and Andre Lefevere.
[2]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关键词】翻译 文化派 归结派 读者 作者
翻译是一个过程，始于取材，止于出版。在这个过程中含有五个基本要素，包括两个对象：原文和译文，以及三个参与者：作者、译者和读者。其中，作者和读者是两个重要的客观因素，因为这二者直接关乎译文的来源与产出——原文与译文。所以，译者想要翻译出一件优秀的作品就不能忽视对这两个因素的考量。因此，本文将分别从读者和作者这两个基本要素来探讨翻译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以及文化派与归结派哪一派更接近翻译本真的问题。
一、读者于翻译
在翻译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却常常被忽略的参与者就是读者。读者的思想意识对译文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达在读者的需要，即受众的预期。文化派认为读者的需要不仅影响不同时代的不同译者去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它实际从根本上引导译者的翻译，使译者做出决定译文最终形式的选择。毫无疑问，文化派这一将读者纳入翻译制约因素的做法进一步完善了文本外因素对翻译的制约作用，但是，该论断逻辑混乱且过分夸大了事实。
首先，这一论断过分夸大了读者对译者的决定作用，忽略了译者对读者的引导作用。翻译一个以“易”传“异”的过程，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读者对陌生的源文本文化是一无所知的，那么又何谈读者对译者的翻译有所要求，并起決定性的作用呢？比如，中国近代时期《海国图志》、《天演论》等描述西方书籍的翻译，这些译著的出现源于译者渴望当时闭关锁国的中国人民睁眼看世界的需要，而不是源于当时国内人民的强烈要求。
其次，这一论断所体现的逻辑思维意识是歪曲的。文化派认为读者的需要更多的体现在译作与译入语文化的融合。因此，文化派译者通常会依据译入语文化对原文进行剪辑或改写。然而，读者看待译作时其实是抱有一种求“异”、猎奇的心态的，即读者会有一种通过译作来了解源文本文化的渴望，并且已做好了接受文化差异撞击的心理准备。而且，原作的影响力越高，读者对译作的这种渴望就会越大，做好的心理准备也会越充分。所以，如果译者为缩小源文本文化与译入语文化的差异而进行编辑、改写以期迎合读者自身文化背景的做法不仅满足不了读者既有的心理期待，甚者，这种不“忠实”于原作的做法还会引起读者的心理排斥和反感。
那么归结派是如何看待“忠实原文”和读者需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呢？归结派认为一方面，当资源条件许可时，译文应尽力向原文趋同，使译语语篇和源语语篇之间达致最大程度的投射映现，即达到最佳关联；另一方面，译者根据译语语言系统或语法系统自身的组织性进行有效的调节，成为一个符合译语语言规律的自足体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归结派认为一篇好的译作在语言形式上是要符合译语语言习惯的；而在意义上——包括内容及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则应高度“忠实”于原作。实践出真知，《三字经》、《道德经》、《千字文》等一系列赵教授优秀译作在国内外的好评如潮成功证明了归结派的这一结论更加靠近翻译的本真。
二、作者于翻译
在翻译过程中，作者是重要的基本要素之一，但也却很少被人提及。主要是时间和地理上的跨度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导致作者参与译者翻译活动的可能性非常之小，因此译作过程中对于作者的考量往往难以进入翻译的研究范围，但这并不能说明作者对翻译活动毫无影响。作者是原文的书写者，是原文灵魂的引导者。译者与作者精神上的高度一致是译作与原作内容和意义上 “忠实”的唯一保障。因此，作者对于整个翻译的进程也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然而，文化派却几乎不考虑作者对于翻译的影响，其研究重点在于译作、译者和译语文化。他们认为“翻译就是改写”，“翻译就是操纵”，原作、译作、忠实、对等，等等这一切都是虚无的。因此，文化派主张译者不必跟随作者的精神导向，译者可树立自己的思想意识。
对此，归结派认为“改写”、“操纵”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也不是翻译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不具有翻译的本质属性。与原作者精神导向相偏离，与原作内容意义不一致的译作属于伪译。伪译不是翻译。那么在实际中，到底是哪种派别的观点更接近翻译的本质呢？冯唐译泰戈尔的《飞鸟集》时因注入了太多的个人见解，偏离了泰戈尔在原作中的精神与灵魂，过度情色化了某些诗句而使得自己的译本仅上架不足几月就被迫停止出版，且本人也因此受到印度文学界的大力抵制这一事实就正好表明了原作者对译者和翻译强有力的制约作用。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归结派对翻译的认识、定义和践行更加接近翻译的本质。
三、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对翻译过程中读者和作者这两个基本因素的分析和考量，我们不难看出翻译的本质就是保持译作与原作内容和意义上的“忠实”。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归结派都比文化派更加接近翻译的本真。
参考文献：
[1]Bassnet，s.1998.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In 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eds.）Susan Bassnet and Andre Lefevere.
[2]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