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佛教对艾丽丝·默多克“善”的理念与小说创作的影响

来源 :外国语文研究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zhut2009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默多克深刻剖析与批判了20世纪西方社会盛行的唯我主义,并提出克己无我的道德哲学。因为宗教信仰是导向善行的更为强烈的动力,她希望用“善”的信仰取代“上帝”的位置,作为道德的指南。默多克认为佛教在某些方面比基督教更具启发性,尤其是否定造物主与破除我执、避免教条与目的论。默多克本人在小说创作方面及其作品中的一些人物都展现出一种无我的境界,激发读者灵魂深处的善与爱。对“善”的境界存有一份终身向往与不懈求索的宗教情怀,或许是当今物质至上的社会生活的希望所在。
  关键词:唯我主义;去自我;善;佛教;无神论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7)04-0039-07
  1. 引言
  艾丽丝·默多克是二战以后英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也是英美哲学界相当著名的哲学家,其文学创作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即处于某种幻想或困境中的人去追求光明、自由和幸福,从自我的迷惑,经过对他人的关注,最终走向善的真实。在哲学和文学领域,默多克毕生关注与探索“善”的问题。在近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她笔耕不辍、著述颇丰,与其说是为了发展哲学理论,或是指明英国小说创作的发展方向,不如说是为了探寻人类社会的精神与道德出路。针对20世纪西方社会盛行的唯我主义,她提出克己无我的道德哲学。她的思想体系颇为广博与复杂,除了受到柏拉图主义、康德理念,以及精神分析、存在主义、语言哲学和神秘主义的影响之外,宗教尤其是佛教的影响也是举足轻重。在“上帝死了”、宗教的影响日益削弱的科学时代,默多克认为人类需要的是一种没有上帝也依然能持续下去的信仰,她倡导用“善”取代“上帝”的位置,成为人们心中终生追寻的信仰。
  迄今国内外的默多克研究对于宗教特别是佛教的元素关注不多,在这方面开了先河的是英国小说评论家、默多克传记的权威作者彼得·康拉迪,他认为默多克的哲学思想从对存在主义的关注与批判,逐渐转向一种具有宗教意味的、与佛教相似的理论构架(Conradi,2001)。据康拉迪所述,默多克自1940年代就一直在阅读佛教书籍,并曾经和丈夫一起三次去往日本,造访佛教高僧,她本人在某个时期几乎成了佛教徒,研究和学习佛教的禅修。一次访谈中她称自己为基督佛教徒,希望在西方建构一种“基督佛教”,她建议基督教向佛教学习,使基督耶稣成为西方的佛陀。关于佛教对默多克哲学思想和小说创作的影响,康拉迪和其他的一些研究者往往都是大略提及,尚未进行详尽系统的阐述。
  是什么促使持有无神论的默多克将目光投向宗教?佛教中的哪些因素给她带来启发,与她的思想有何契合之处?这对她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人物刻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拟围绕这三个问题做一番粗浅的分析与梳理。
  2. 对唯我主义的批判
  自尼采提出“上帝死了”之后,传统宗教慰藉心灵的力量式微,在一个科学的理性主义时代,用什么来填补上帝留下的空白?就20世纪西方的各种哲学流派而言,有一个普遍流行的崇尚自由意识的思潮,着重强调人们做出自由选择的能力,以及选择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自由意志。“上帝死了”,世界是虚无荒诞、没有意义的,人是生而自由的,大家所需要的是无所畏惧的自我界定和自我塑造,并在虚无中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这种观念深入人心,渗透到西方的政治、法律、道德思考中,文学作品中也常常出现强调并珍视意志力(will-power)的主人公形象,把自我当成是这个虚无世界里的一个潜在的神。不接受自我以外的任何权威,自我的意志驾凌一切。
  默多克对这种几乎已经成为正统的思潮深为不满,她从中看到的是令人堪忧的自以为是的唯我主义倾向。依据她的看法,无论是深受休谟和康德影响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抑或是源自笛卡尔和黑格尔传统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都信奉完全自由、自足的道德主体,对超越于自己的形而上信仰从来都无所畏惧,认为美德就是真诚、勇气和意志,是行使完全的自由。二者皆视主体为意义的中心,认为主体在这方面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害怕受到任何限制主体、威胁其主权的事物,正因如此,两种哲学都趋于唯我论。“两者都不认为美德与自我以外的任何真实的东西相关,没有一种为我们提供一种立足点,去思考不同状况下真实的人,也没有一种为我们呈现任何技巧,去探索和控制我们自身内在的精神能量。”(Murdoch, 1999)。这种唯我主义倾向的后果是:要么感染社会习俗的病症,任其左右自己的反应,丧失批判性;要么沦为神经症,沉醉于自我编织的臆想世界,忽略他人存在的真实性和独立性,看不到不以自我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世界。两者皆是艺术和道德的敌人,也是爱和理解的敌人。
  在默多克看来,当代文学表现出的某些衰败症状与哲学一脉相承。在论文《拒斥枯涩的定式》中,她描绘了 “晶体型”和“新闻型”两种小说,认为二者对人性的理解都流于浅薄和脆弱,未能深入地探索与描绘有血有肉的现实人物,以及异彩纷呈、复杂多变的世界,与莎士比亚以及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相去甚远。两种形式的小说虽各不相同,但都热衷于刻画“孤独勇敢的自我”——自由、真诚、坚定,致力于实现个人的目标。默多克始终反对把自我意志的实现和自由的实现混为一谈,她指出:
  单纯地相信科学,同时以为我们都是理性的、完全自由的,会导致对真实的世界缺乏好奇心,并且看不到认识真实世界的困难性,这是危险的。我们需要从以自我为中心的诚实观,转向以他人为中心的真实观。我们不是孤独、自由的选择者,不是审视一切的君主,而是陷入某种现实的愚昧无知的生灵,时常不可救药地受到诱惑,用臆想来歪曲现实的本质。我们目前为自由描绘的画面激发一种梦幻般的能力,而我们需要的,是对道德生活的困难性和复杂性、以及对晦涩难解的他人,拥有一种全新的认知(Murdoch, 1999)。
  真正的自由,在默多克看来,是认识、理解和尊重自我以外的东西。它是思想的产物,其根基是“意識”,将意识从以自我为中心的束缚下释放出来,即是自由。默多克指出,一个实现了个人目的的人,并非“理想的自由人”,因为“自由意味着:无所畏惧地、心智健全地存在,同时感知什么是真实的”(Murdoch, 1999)。这是一个通过关注世界与他人,逐步消除与摆脱自我中心式的幻想和利己主义的渐进过程。换言之,这就是“去自我”(unselfing)的过程——忘却自我,关注他人和自我以外的世界,是真正的善。她认为优秀的艺术不是自我的膨胀或宣泄,而是自我的克服,“一个伟大的小说家本质上是能够包容一切的,那就是表达一种真正的对各类人物的理解”(Murdoch, 1999),因为他/她能够认识到人性的本质和世界的偶然性与多元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默多克提出她的“善”的理念。那么,如何能使“善”成为引领道德提升的光源,为人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默多克将视角投向宗教,希望“善”成为一种普遍的信仰,取而代之“上帝”的位置。
  3. 对佛教思想的借鉴
  作为一个无神论者,默多克对所有宗教都持有相当强烈的怀疑态度,然而终其一生又一直在思索宗教在世界上的意义和位置。宗教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其理念上的远大追求,宗教总是与道德和社会行为有关,也因为它以一种世俗体制难以企及的方式改变了世界。“比起非宗教的理想主义来说,宗教信仰是导向善行的更为强烈的动力”(Murdoch, 1993)。默多克意欲借助“信仰”这个词,同时摈弃原有的宗教含义,尤其是超自然的内容。一方面,在科学的时代对宗教的无条件信仰已经不太可能,另一方面,接受任何个人化的神,将最终给人慰藉,让人逃避直面现实,妨碍思考如何改变社会。因此,如果想用“善”取代“上帝”,厘清二者的差异至关重要。默多克鲜明地指出,“善代表真实,上帝只是关于现实的梦。”(Murdoch, 1993)人们可以没有上帝,却不能没有“善”。“善”如何能发挥类似于宗教信仰的作用,同时摒弃传统宗教超自然的成分?
  就超越个人化的神、破除偶像崇拜、无我、即世间求解脱、善不受报等这些因素而言,默多克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启发,或者说其理念与佛教思想异曲同工、不谋而合。她曾多次在其小说、哲学著作与访谈中提到佛教,称自己的观点和佛教的观点很像,“佛教是很不错的宗教,在某些方面比基督教更具启发性”(赛格瑞,2002: 157-165)。与佛教相比,她认为基督教在很多方面拘泥古板、教条迷信。
  首先,默多克认为“佛教是世界上唯一不相信造物主的伟大宗教,个人修行很重要。对于佛教徒来说,没有谁来拯救自己,也不该去怪罪别人,一切靠自己。”(Conradi, 2004)佛教讲“诸法因缘生”,主张任何现象的生起,皆受因果律支配,因而必然否定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无作者义”是佛教教义中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不是神,而是一个拥有智慧的觉悟者。佛教抵制教条、破除偶像崇拜,到禅宗甚至提出“呵佛骂祖”、“逢佛杀佛”。默多克认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释迦牟尼作为人的原型,而非主宰一切的救世主,这一点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她希望基督教仿效佛教,去除超自然的成分,耶稣不再是童贞女之子,也非复活之神,而是一个智慧博爱、教化大众的人。
  默多克之所以强烈批判超自然的神,缘于它是宗教的消极面,不仅妨碍自由,而且妨害道德,因为“任何依赖谎言的东西都必然如是”(Murdoch, 1987)。一方面,它使人们懒惰、愚蠢,给堕落的生活带来慰藉,让人想着天堂而不关心现实世界,阻止人们思考如何改变社会;另一方面,宗教是“权威的意象”,人们把服从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服从”是“最重要的神话”,“没有哪个明智的政治家想摧毁宗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没有什么比一种广为流传的宗教的消失更具毁灭性的了,一旦政府的神话受到挑战,国家就会堕入无政府状态” (Murdoch, 1987)。这种消极面纵容个体意识的惰性,消除行动的责任,使人们容易限于虚假的安慰,导致偏离真正的追求,最终与道德背道而驰。在有些时候,甚至容易受到某些扮演上帝的“权力人物”的迷惑,出于对他们的渴望与敬畏,陷入思想上被奴役被压制的危险境地。而尼采式的“超人”尽管提出“杀死上帝”,但他把自己的良知等同于上帝那无可比拟的智慧,扩张自己的权力意志。在默多克看来,这是在构建新的个人神话,是唯我主义、自由主义的膨胀,其结果也是极为可怕的,希特勒就是一个例证。因此,在默多克看来,真正的“善”意味着认清现实和谦逊无我。
  默多克相信“道德自主,不受任何形而上学或神学框架的束缚”(Antonaccio, 2000),同时,她又提倡突破、超越自我的局限,提升“感知何为真实的智性能力”(Murdoch, 2009),避免将“自我”实体化,避免将他人固化、物化、造出“虚假的对象”。就此而言,默多克认为佛教对自我的虚构性做出了更为深刻的批判。依据佛教缘起性空的教义,世间一切事物均处于因果联系之中,依据一定条件产生变化,没有任何事物是绝对的存在,而是种种要素的聚合体,没有固定的、单一的独立体,因而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空”不是没有或虚无的意思,不是指事物之外的、或事物消亡之后的空,而是说事物“当体即空”,即一切事物一切现象互相依存,没有独立不变的实性,没有恒常不变的指挥它的主宰。从佛教的角度看,每一个社会中人自出生起就受到各种外在的熏染,因为无明而看不到一切事物的本来面目,所谓开悟意味着人的全部身心对真实的充分觉醒,摆脱对种种幻象与假象的执著,远离颠倒梦想。去除执著的方法之一是冥想、观照,“如实观照事物是幸福的前提,当领悟世界的神秘无常之时,其珍贵与神圣也更为清晰”(Conradi, 2004)。佛教以禅的功夫不仅试图破除“理障”与“所知障”,即突破人类已有的知识和认知模式对自身认识功能的障碍与限制,而且试图自净其意,消除自私的小我。
  默多克所说的“去自我”的向善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正是“意识通过注视自我幻想之外的世界和他人的现实而摆脱利己主义的过程”(Antonaccio, 2000)。她的“去自我”理念,客观上也是对利他主义的追求。“关注”是向善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就道德生活而言,利己主义者实质上是一种“有缺陷的观察角度”,因为限于主观的臆想而缺少对他人和周围世界的真切关注,或者说是因为自我的固执、焦虑、嫉妒、怨恨和恐惧等等遮挡了视线。在某种程度上,学会看清现实的过程也就是学会爱的过程,爱就是艰难地意识到自我以外的人和物是独立的、不同的真实存在,尊重他们的特殊性,意识到他人也有像自己一样的需求和愿望。
  默多克不仅认为“佛教接近于她长期以来一直寻求的一种哲学——一整套去除自私狭隘视角的古老方法”(Conradi, 2004),而且反对那些普遍认为佛教消极避世的世俗看法,声称“佛教实际上是一种改变世界的信仰,而不是西方所以为的逃避世俗的信仰;‘佛教完全不是出世的宗教,而绝对是入世的,关于此时此地:就在当下发生,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Conradi, 2001)。这些评价来自于她对佛教书籍的阅读和多次与日本禪宗大师以及藏传佛教高僧切磋会晤的亲身经历。她还曾亲自修习禅坐冥想,并希望类似的精神操练能够在学校普及。佛教是一个富有理性、崇尚伦理实践的宗教。禅宗自六祖慧能之后,生死与涅槃,出世与世间,已逐渐被融为一片。《坛经》的基本思想之一就是“即世间求解脱”,强调佛道、真理并不存在于彼岸世界,而是完全寓于现实人生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实践之中。“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的修持不仅是自我身心的净化,同时也在净化、造福社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自利利他、饶益有情的菩萨精神,视一切众生与自己同体,建立人间净土,正是体现了平等、博爱、和平的理念。身为一个具有强烈责任感的道德哲学家与小说家,默多克所倡导的自我完善和改良社会的理念以及所期待的世界图景与佛教有诸多契合之处。
其他文献
《像风一样奔跑》讲述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事情。那个年代的小山村,那些丰富而奇妙、山里特有的“玩具”和游戏;那些挨饥受饿、吃不饱饭的体验……都离我们现在的生活很远。  这些陌生的故事深深吸引着小朋友们,也让他们产生了一探究竟的好奇。他们采访了自己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请他们讲一讲“过去的事情”。  把那些不一样的童年经历记下来,就变成了一个个精彩的新故事。  没有肉吃的日子  在采访家人之前,小朋
在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共识的条件下,如何深化企业文化建设,使之成为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集团做强做久的内在动力?这是摆在集团文化建设面前的重要课题。  观察发现,目前不少集团的企业文化建设还停留在表面深入不下去,飘浮在空中落不到地上,离内化于心灵,固化于制度,外化于行为,物化于效益的要求相去甚远。究其原因有许多方面,但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集团文化的形成没有经过由全员参与的“向下聚焦”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