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2月末，我总要给我的大学班主任田老师寄新年贺卡，从1966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系毕业至今40多年，从未中断过。
　　当年我入大学后，一直感到政治上有压力，班主任经常找我谈话，要我和家庭划清界线。大三时，去黑龙江省依安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零下20多度的农村，社教工作队一清早起来在路上拾牛粪，有次我的塑料眼镜框因冰冻而断裂，只能用橡皮膏粘上凑合用，继续拾牛粪。尽管在社教中十分努力，我申请参加共青团仍没获批准。我一直疑惑，到底是为什么，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文革”爆发后，哈工大运动十分激烈，我们系这一届抓出了十多个“反动学生”。我十分知趣地串联回上海，到工厂去义务翻译外文资料。一个人搬到宿舍的地下室，不参加任何派别，躲在阴暗的地下室沉默着。
　　我奇迹般躲过“文革”的风暴并参加毕业分配，躲过了这场大劫难。
　　毕业后，我才了解压抑我五年的原因——當时，我的亲妹妹是华师大的第三梯队校长接班人，为了表现自己的进步，给我系党支部写了检举揭发信，揭发我母亲说过：曾作为联合银行副经理的我的父亲解放前没同意去香港任职，如果同意，我们将会如何如何……而我同意了母亲的看法。妹妹还揭发我和母亲划不清界线。所以大学五年中我的政治压力不断。但“文革”开始时，我的班主任田老师烧掉了这封揭发信，保护我平安过关。如果此信在当时抛出来，我肯定被划为“反动学生”。田老师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保护我这个普通的“出身有问题”的大学生，令我终身难忘。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