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古人为避暑山庄七十二景绘制了大量的景观画作，这些珍贵的画作具有非常高的可开发性，是开发避暑山庄主题旅游纪念品的最佳使用对象。
关键词：避暑山庄；景观画作；开发
1 避暑山庄七十二景画作考
避暑山庄的园林艺术是依傍承德独特的山水地貌，形成诸多具有独特风格的景观。康熙、乾隆皇帝对园内的景观亲自命名题诗，这就是著名的避暑山庄“康乾七十二景”，不仅如此，皇帝们还钦命宫廷画师和文臣为避暑山庄景观进行绘画，创制了大量的绘画作品。参与创绘的不但有著名宫廷画师万琮，文臣如钱维城张若霭、沈嵛、张宗苍、励宗万等，甚至意大利傳教士马国贤、日本大正年间美术史学家大村西崖也对避暑山庄景观画作进行了编绘与传播，避暑山庄七十二景画作有据可考的有如下作品：
沈嵛绘制的《避暑山庄图咏》：1711年（康熙五十年），避暑山庄初具规模，康熙皇帝选景三十六处，亲题以四字为名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命内阁学士沈嵛绘制，康熙赋诗入画，定名为《避暑山庄图咏》，并亲自作序，于1712年刊印成书，上下两册，上册16景，下册二十景，画法为墨线白描。画册高26cm，宽16.5cm；画幅为26×29cm。本图册是最早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画册。1712年，版刻名手朱圭、梅裕风以该画稿为底本，雕刻成木版《御制避暑山庄山十六景图》。1713年，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以木版图为蓝本，主持印制了铜版《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1923年，日本人大村西崖以沈嵛《避暑山庄图咏》为蓝本，重新刊刻，名为《热河三十六景诗图》。[1]
王原祁绘《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这本画册绘成于1712～1715年间，素笺本，彩色画，画幅25.6×28.7cm，画面左侧有康熙皇帝御制诗。
张若霭绘《避暑山庄图》：本画册由内阁学士张若霭绘于1739年（乾隆四年），全书共分四册，绢面，纸本，面幅17×18.5cm，画法为白描。
张宗苍绘《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咏》：本画册由户部主事张宗苍绘于1752年（乾隆十七年），全书分两册，共36对幅，每对幅左侧为图，右为乾隆御笔五言诗，宣纸本，水墨画，画幅31×30cm。
方琮绘《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宫廷画家方琮于1752年（乾隆十七年）绘制，全书共一册，纸本，推篷装，36对幅，设色画册，上幅有于敏中楷书康熙三十六景诗；画幅10.24×15.04cm。
励宗万绘《御制避暑山庄诗图》：刑部侍郎励宗万1752年（乾隆十七年）绘制，全书共四册，纸本，摺装，画幅14.4×17cm；各幅右侧楷书圣祖诗，左侧楷书高宗诗，间幅有画。
励宗万绘《乾隆再题避暑山庄诗图》：励宗万1754年（乾隆十九年）绘制，全书共四册，纸本，摺装，画幅14.4×18.56cm；每册分录乾隆御制诗，间幅有画，第一册有乾隆御制序。
钱维城绘《乾隆御制避暑山庄后三十六景诗意：1754年（乾隆十九年），刑部侍郎钱维城绘制，全书共两册，每册18幅，纸本摺装，设色水墨画，参错相间，楷书分录御制诗，画幅28.8×32cm。
钱维城绘《御制避暑山庄旧题三十六景诗》、《御制避暑山庄再题三十六景诗》：1752年（乾隆十七年）钱维城奉旨绘《御制避暑山庄旧题三十六景诗》两册，即康熙三十六景诗图。1754年（乾隆十九年）乾隆皇帝新题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并赋诗，命钱维城仿康熙三十六景诗图规格，绘制《御制避暑山庄再题三十六景诗》两册，即乾隆三十六景诗图。以上两部合称《避暑山庄七十二景诗》，共四册，素纸本，着色画，图册高33.5cm，宽35cm，画幅26.5×30.5cm，每册绘有十八景，折页式，每幅画均有乾隆皇帝题诗。[2]
在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不但让我们看到了当时避暑山庄的盛景，还为后世研究、还原避暑山庄景观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依据，因此这些景观画作完全可以认为是避暑山庄的艺术代表，具有无可估量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可以看做是避暑山庄景观的艺术名片。
2 避暑山庄传世景观画作开发使用的优越性
2.1 避暑山庄传世景观画作是避暑山庄景观的全面、完美展示
康熙年间著名版刻高手朱圭和梅裕风根据宫廷画师沈嵛的手稿进行了“康熙三十六景”的木版创绘，对康熙三十六景的每个单独景观都进行了详细的刻画，后来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再依木版“康熙三十景”为蓝本组织雕刻家进行了该版本铜版的创制，此时尚无“乾隆三十六景”。此后乾隆年间文臣和宫廷画师不但绘制了“乾隆三十六景”，还绘制了更多的“避暑山庄七十二景”，所有景观画作中都对避暑山庄的景观进行了真实的描绘，对避暑山庄园林景观特色进行了完美的表现与展示。现在的“避暑山庄七十二景”已经残缺不全，后人游客无法领略已经损毁的景观，但完全可以通过画师们的艺术作品来一睹全貌，就连文物部门要复原景观，也得利用这些画作进行参考。
2.2 避暑山庄传世景观画作具有极高的艺术高度和收藏价值
避暑山庄作为皇家园林，是皇帝的后花园，普通百姓和画家是绝对不可以接近和勘画的，宫廷画家和大臣也只有受钦命才可以进行绘画，宫廷画家如方琮、文臣如沈嵛、张宗苍、励宗万、钱维城等的绘画艺术水平在当时画界位于前列，相当于代表性人物；状元画家钱维城在当时更是声名显赫，朱圭、梅裕风更是当时版刻界的高手人物，他们的作品在现今社会每一幅都是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和收藏品，就连时间最近的大村西崖校辑的《图本丛刊》中的《热河三十六景诗图》也是稀世之物。由此看来避暑山庄传世景观画作具有极高的艺术高度和收藏价值和史料价值，是作为旅游纪念品开发素材的绝佳使用对象。
2.3 避暑山庄传世景观画作的作品形式特点也为其成为旅游纪念品开发素材提供了条件
由于景观众多，所以避暑山庄传世景观画作呈现出系列化的特点，这种规模化和系列化的特点为开发大批量、系列化的旅游纪念品提供了条件。例如利用钱维城的山水画“康乾七十二景”为素材进行旅游纪念品开发，每款产品只用其一景，那么就会开发出一系列具有避暑山庄主题特色，同时又极具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的七十二款产品，这样就不但可以迅速丰富承德旅游纪念品市场的产品形式和数量，还可以整体提高旅游纪念品的档次水平。另外避暑山庄传世景观画作的艺术形式多样，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表现手段和技法都给人以不同的艺术感受，这就为不同形式的旅游纪念品开发提供了广阔的可选择空间。
总之，避暑山庄传世景观画作是避暑山庄特色景观最详实的表现者，是避暑山庄文化艺术的主体之一，具有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是开发避暑山庄主题旅游纪念品的最佳使用对象。
参考文献：
[1]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宫廷版）[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2] 避暑山庄七十二景编委会.避暑山庄七十二景[M].北京：地质出版社，1993.
关键词：避暑山庄；景观画作；开发
1 避暑山庄七十二景画作考
避暑山庄的园林艺术是依傍承德独特的山水地貌，形成诸多具有独特风格的景观。康熙、乾隆皇帝对园内的景观亲自命名题诗，这就是著名的避暑山庄“康乾七十二景”，不仅如此，皇帝们还钦命宫廷画师和文臣为避暑山庄景观进行绘画，创制了大量的绘画作品。参与创绘的不但有著名宫廷画师万琮，文臣如钱维城张若霭、沈嵛、张宗苍、励宗万等，甚至意大利傳教士马国贤、日本大正年间美术史学家大村西崖也对避暑山庄景观画作进行了编绘与传播，避暑山庄七十二景画作有据可考的有如下作品：
沈嵛绘制的《避暑山庄图咏》：1711年（康熙五十年），避暑山庄初具规模，康熙皇帝选景三十六处，亲题以四字为名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命内阁学士沈嵛绘制，康熙赋诗入画，定名为《避暑山庄图咏》，并亲自作序，于1712年刊印成书，上下两册，上册16景，下册二十景，画法为墨线白描。画册高26cm，宽16.5cm；画幅为26×29cm。本图册是最早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画册。1712年，版刻名手朱圭、梅裕风以该画稿为底本，雕刻成木版《御制避暑山庄山十六景图》。1713年，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以木版图为蓝本，主持印制了铜版《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1923年，日本人大村西崖以沈嵛《避暑山庄图咏》为蓝本，重新刊刻，名为《热河三十六景诗图》。[1]
王原祁绘《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这本画册绘成于1712～1715年间，素笺本，彩色画，画幅25.6×28.7cm，画面左侧有康熙皇帝御制诗。
张若霭绘《避暑山庄图》：本画册由内阁学士张若霭绘于1739年（乾隆四年），全书共分四册，绢面，纸本，面幅17×18.5cm，画法为白描。
张宗苍绘《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咏》：本画册由户部主事张宗苍绘于1752年（乾隆十七年），全书分两册，共36对幅，每对幅左侧为图，右为乾隆御笔五言诗，宣纸本，水墨画，画幅31×30cm。
方琮绘《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宫廷画家方琮于1752年（乾隆十七年）绘制，全书共一册，纸本，推篷装，36对幅，设色画册，上幅有于敏中楷书康熙三十六景诗；画幅10.24×15.04cm。
励宗万绘《御制避暑山庄诗图》：刑部侍郎励宗万1752年（乾隆十七年）绘制，全书共四册，纸本，摺装，画幅14.4×17cm；各幅右侧楷书圣祖诗，左侧楷书高宗诗，间幅有画。
励宗万绘《乾隆再题避暑山庄诗图》：励宗万1754年（乾隆十九年）绘制，全书共四册，纸本，摺装，画幅14.4×18.56cm；每册分录乾隆御制诗，间幅有画，第一册有乾隆御制序。
钱维城绘《乾隆御制避暑山庄后三十六景诗意：1754年（乾隆十九年），刑部侍郎钱维城绘制，全书共两册，每册18幅，纸本摺装，设色水墨画，参错相间，楷书分录御制诗，画幅28.8×32cm。
钱维城绘《御制避暑山庄旧题三十六景诗》、《御制避暑山庄再题三十六景诗》：1752年（乾隆十七年）钱维城奉旨绘《御制避暑山庄旧题三十六景诗》两册，即康熙三十六景诗图。1754年（乾隆十九年）乾隆皇帝新题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并赋诗，命钱维城仿康熙三十六景诗图规格，绘制《御制避暑山庄再题三十六景诗》两册，即乾隆三十六景诗图。以上两部合称《避暑山庄七十二景诗》，共四册，素纸本，着色画，图册高33.5cm，宽35cm，画幅26.5×30.5cm，每册绘有十八景，折页式，每幅画均有乾隆皇帝题诗。[2]
在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不但让我们看到了当时避暑山庄的盛景，还为后世研究、还原避暑山庄景观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依据，因此这些景观画作完全可以认为是避暑山庄的艺术代表，具有无可估量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可以看做是避暑山庄景观的艺术名片。
2 避暑山庄传世景观画作开发使用的优越性
2.1 避暑山庄传世景观画作是避暑山庄景观的全面、完美展示
康熙年间著名版刻高手朱圭和梅裕风根据宫廷画师沈嵛的手稿进行了“康熙三十六景”的木版创绘，对康熙三十六景的每个单独景观都进行了详细的刻画，后来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再依木版“康熙三十景”为蓝本组织雕刻家进行了该版本铜版的创制，此时尚无“乾隆三十六景”。此后乾隆年间文臣和宫廷画师不但绘制了“乾隆三十六景”，还绘制了更多的“避暑山庄七十二景”，所有景观画作中都对避暑山庄的景观进行了真实的描绘，对避暑山庄园林景观特色进行了完美的表现与展示。现在的“避暑山庄七十二景”已经残缺不全，后人游客无法领略已经损毁的景观，但完全可以通过画师们的艺术作品来一睹全貌，就连文物部门要复原景观，也得利用这些画作进行参考。
2.2 避暑山庄传世景观画作具有极高的艺术高度和收藏价值
避暑山庄作为皇家园林，是皇帝的后花园，普通百姓和画家是绝对不可以接近和勘画的，宫廷画家和大臣也只有受钦命才可以进行绘画，宫廷画家如方琮、文臣如沈嵛、张宗苍、励宗万、钱维城等的绘画艺术水平在当时画界位于前列，相当于代表性人物；状元画家钱维城在当时更是声名显赫，朱圭、梅裕风更是当时版刻界的高手人物，他们的作品在现今社会每一幅都是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和收藏品，就连时间最近的大村西崖校辑的《图本丛刊》中的《热河三十六景诗图》也是稀世之物。由此看来避暑山庄传世景观画作具有极高的艺术高度和收藏价值和史料价值，是作为旅游纪念品开发素材的绝佳使用对象。
2.3 避暑山庄传世景观画作的作品形式特点也为其成为旅游纪念品开发素材提供了条件
由于景观众多，所以避暑山庄传世景观画作呈现出系列化的特点，这种规模化和系列化的特点为开发大批量、系列化的旅游纪念品提供了条件。例如利用钱维城的山水画“康乾七十二景”为素材进行旅游纪念品开发，每款产品只用其一景，那么就会开发出一系列具有避暑山庄主题特色，同时又极具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的七十二款产品，这样就不但可以迅速丰富承德旅游纪念品市场的产品形式和数量，还可以整体提高旅游纪念品的档次水平。另外避暑山庄传世景观画作的艺术形式多样，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表现手段和技法都给人以不同的艺术感受，这就为不同形式的旅游纪念品开发提供了广阔的可选择空间。
总之，避暑山庄传世景观画作是避暑山庄特色景观最详实的表现者，是避暑山庄文化艺术的主体之一，具有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是开发避暑山庄主题旅游纪念品的最佳使用对象。
参考文献：
[1]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宫廷版）[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2] 避暑山庄七十二景编委会.避暑山庄七十二景[M].北京：地质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