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绝大多数人看到这句话是在《邓小平文选》上，记者接过年广九递来的名片，却发现他已把这句话印在了自己的名片上。
　　“傻子瓜子”的包装袋上也印着这句话。7岁开始在街巷捡烟头挣钱，9岁做学徒经商，没有上过一天学，一直被街坊称为“傻子”的年广九，懂得这句话对自己有多么重要。
　　现在能够用银行存折证实30年前就拥有百万财产的中国内地人士，非“傻子”莫属。
　　30年后的今天，年广九告诉记者：“1973年到1976年，我赚到了100万，以前是到处藏钱，1976年‘文革’结束了，我钱一存银行就公开了，大家就都知道了。”
　　过来人知道，敢在1976年用私人名义把100万人民币存进银行，只能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他的“傻”。
　　照理说，年广九不该这么大大咧咧。1963年他就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过一年有期徒刑；“文革”中，年广九因为同样的罪名被批斗，再度坐牢教会他炒瓜子的业师熊师傅是在“违法摆摊”的时候，被当地工商管理人员追赶，一口气喘不上来，气绝身亡。
　　改革开放之后，年厂九准备放手大干，受够了惊吓的发妻坚决不同意。妻子的想法应该算是“正常人”的思路，但年广九和妻子离了婚，把100万全部给了妻子，自己一分钱没有，到扬州讨饭。“要了3000块钱，回家继续办厂，卖傻子瓜子。”
　　这一次，“傻子”成功了，应验了“先知在故乡总被当成傻子”那句谚语。
　　1983年，年广九来到江苏昆山与一家国营铁路企业合营。国企的地皮和108位工人全部留下，开设了昆山傻子瓜子厂。如此规模远远超过了当时关于个体经营户雇工不能超过8人的规定。
　　一时间，“暴发户”，“新型资本家”，“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从芜湖传到省里，从省里传到中央。为了少惹麻烦，年广九主动向集体靠拢，1984年，他与芜湖国营企业联营，年广九以商标权和技术入股，成立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
　　这种“合资”的“名分”应该怎么定，是当时理论界争论的一大热点。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明确了对“傻子瓜子”问题的处理方针，他说：“雇工问题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会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就会变动人心，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年广九听到这句话，已经是多年以后，他上了中学的大儿子听老师说他老爸上了书，才找到这段话，读给他听。年广九当时只是感觉到各种阻力突然消弭于无形，生意忽然好做了，“傻子瓜子”到10多个省市陆续办起了23个加工厂，销售延伸到150多个城市，几乎占领了大半个国内市场。
　　1989年，他第二次被捕。这一次，芜湖市检察院起诉书上列举了贪污、挪用公款、流氓罪三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再次提到傻子瓜子，一个月后，年广九获释。
　　年广九做生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秘诀。他总结自己赚到一百万，不过是因为做生意灵活，“买一把，送一把”，回头客非常多，一传十十传百，傻子瓜子名气传开了。
　　1987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在全国率先搞起“有奖销售”，一等奖是一辆上海牌小轿车，销售额猛增。结果20天不到，上面一纸文件，禁止有奖销售。
　　那一次年广九损失惨重。
　　“很多企业存货都卖不出去，银行钱也贷不出来。我搞有奖销售，能解决好多问题，奖汽车花的都是公司的钱，怎么说我是搞賭博呢？”
　　或是风云际会，或是机缘巧合，一路向前冲的傻子瓜子，其兴衰荣辱与政策变迁有太多的牵连，以至于30年后的年广九仍然沉浸其中。
　　往昔的一切，已经成为今天轻松的谈资，然而在30年前、40年前，敢让“投机倒把”的名气传开，却是一般人不具备的勇气。年广九说，“街坊叫我傻子，因为我们一家人都挣不上工资，‘只有这一条路’。”
　　（张小千摘自《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