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本期推出的三篇论文，都堪称精彩之作。在我们传统的观念中，香港所拥有的不过是经济的奇迹，在文化上依然是“沙漠之地”。但是香港学者陈国球却主持编辑了规模宏大的《香港文学大系》，一时引人注目，成为华文文学界争相谈论的话题。为什么呢？因为陈国球先生的视角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原来的本土出生——本土文化的养成转换挖掘为地区文学的空间意义，当我们跳出“乡土志”的模式，将南来北往的作家流徙看作“香港”这一独特空间所提供的文学支撑之时，我们可供讨论的“地方意义”就陡然变大了，香港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价值不是更简单而是特别丰富了。本期刊发的陈先生的大作就让我们看到了这种令人鼓舞的文学地方意识。同样，朱军先生重新阐释“南方精神”，从一般的区域风气深挖至“早期现代性”的内在品质，于是，单纯地方的意义就与中国漫长历史的意义结合在了一起，所谓“长时段”的书写打破了我们习见的短时段文学史的种种桎梏，焕发出新的光彩，相信这样的文学史观将成为未来“重写文学史”的重要参照。谢君兰的论文则继续开掘成都的现代文学资源，将几个文学群体的追求纳入到近现代新诗转换的主潮之中，观察地方资源如何改变中国历史的路径，地方与国家不再是被传输的关系，它们同时也存在这一再推动关系，这就是“地方路径”研究的新的价值。
　　——李怡
　　《香港文学大系》之编制体式，源自1935年到1936年出版的十册《中国新文学大系》。两者的关连，实在依违之间;前者第一辑的《总序》已有交代。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相同立意，是向历史负责、为文学的历史作证。《中国新文学大系》由赵家璧（1908-1997）主编，目的是为由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运动”作历史定位，因为他发现“新文学”到了1930年代中期，面对的社会环境已经不同，他深恐“新文学运动”光辉不再。②因此，他设计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由整体结构到每一册的体式，综之就是一种历史书写，这也是《香港文学大系》以之为模范的主因。正如我们以“大系”的形体去抗拒香港文学之被遗弃，《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目标也明显是对“遗忘”的戒惧，盼求“记忆”的保存。③这意向的实践又有多方向的指涉：保存“记忆”意味着对“过去”发生的情事之意义作出估量，而估量过程中也必然与“当下”的意识作协商，其作用就是开发“未来”的各种可能，这就是传统智慧所讲的“鉴往知来”。因此，以“大系”的体式向“历史”负责，同时也是向“当下”、向“未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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