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仅将影响未来五年的中国，亦是更长时期内中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而其中颇为广大公众关注的，是事关每个人的“共享”。共享，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目标的基本要求，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而《建议》之中，无论是带领七千多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一亿农民工在城镇落户，还是缩小收入差距、达成社会公平，都回答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共享发展如何落地。
　　一个都不能少
　　“不能一边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口的生活水平处在扶贫标准线以下。这既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满意度，也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认可度。”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中如是强调。
　　对此，中央党校教授辛鸣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在‘全面’。首先体现在‘一个都不能少’，即覆盖的人群是全面的。”
　　而此前，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部分先富”的历程。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985年10月23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提出。
　　如今，中国正沿着这个设想，由“部分先富”迈向“全面小康”。而其中至关重要的一项，便是扶贫。
　　《建议》提出，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按现行标准，2014年末全国还有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
　　习近平在《说明》中表示：到2020年，通过产业扶持，可以解决3000万人脱贫;通过转移就业，可以解决1000万人脱贫;通过易地搬迁，可以解决1000万人脱贫，总计5000万人左右。还有 2000多万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可以通过全部纳入低保覆盖范围，实现社保政策兜底脱贫。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脱贫标准综合考虑物价水平和其他因素，在逐年更新。譬如按2010年计算为2300元，2014年的现价脱贫标准为2800元。若按每年6%的增长率测算，2020年全国脱贫标准则为人均纯收入约4000元。
　　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工作，实现了从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转变。其中，1994年实施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在20世纪的最后7年基本解决了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相比当年的八七攻坚计划，如今的全面小康决胜之战中的扶贫战役，更能显现执政党实现共享理念的决心。
　　国务院扶贫办原主任范小建曾在接受《瞭望》专访时表示，中国2014年减少贫困人口已达1000万以上，“八七计划”起步时则年减贫仅500万人。
　　范小建认为，此番脱贫攻坚的有利条件包括国家对农村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国家在农村全面建立了低保制度;“片区扶贫攻坚规划”、“十二五整村推进规划”以及相关行业扶贫规划已经国务院批准并开始实施;贫困识别、建档立卡的工作为精准扶贫、帮扶到户奠定了重要基础。
　　而不利条件在于：GDP增速减缓;收入差距加大;投入增长放慢;农村“老龄化”、“空心化”日益严重，缺乏发展活力;此外，农产品价格遭遇了“天花板”和“地板”的双向挤压，利润空间狭小，农民增收面临更多困难。
　　一亿人落户城镇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尽管有两亿多农民工为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有些农民工进城已经二三十年了，但是由于户籍的限制，这些人仍享受不到城市户口所附加的各类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这个问题亦被习近平在《说明》中指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直接反映城镇化的健康程度。
　　按照常住人口计算，中国的城镇化率在2011年首次突破50%，目前已接近55%，城镇常住人口达到7.5亿。但是，这7.5亿人口中，包括2.5亿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常住人口，他们在城镇尚不能平等享受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显然，如果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将与共享发展成果的要求背道而驰。
　　尽管改革开放后消除了农民离乡的限制，尤其是2003年后，逐步允许农民工进城落户定居，但大量的农民工并没有享受到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2014年6月，新华网曾以长三角地区县级政府为样本，以权利清单的形式梳理出33项城乡户籍待遇差别。
　　譬如，“城里人”的低保标准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40%确定，而“乡下人”的标准则是“城里人”的七五折;当不幸遭遇交通事故时，由于受害者获得的损害赔偿金额与其从事行业及其所在地的平均收入挂钩，“城里人”和“乡下人”便会同命不同价。
　　此次，《建议》明确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 　　习近平在《说明》中进一步指出，建议稿提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是要加快落实中央确定的使1亿左右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定居落户的目标。
　　这1亿人，主要指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的人口、在城镇就业和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
　　2015年11月4日上午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坦言，近年来通过不断的改革，农业转移人口获得的公共服务在不断增加，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比如要让越来越多的农业转移人口的随迁子女能够在城里参加中考、高考;再比如，在住房保障方面也要获得同等的待遇。这些公共服务的提供跟整个财力状况密不可分。

　　韩俊说，此番政策的目标非常清楚，下一步的改革将根据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的精神，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
　　全民共享的关键
　　除了针对贫困人口的兜底工作、缩小城乡差距的制度改革之外，要实现发展成果全民共享，还需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缩小收入差距。
　　这一问题在近年来亦是舆论关注焦点。此次《建议》之中，亦有单独论述。其中，除了“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普惠性要求外，还专门强调要“明显增加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近年来，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政策措施，已见成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二室主任刘军胜便于近日撰文总结说：譬如，针对贫富差距，2011年6月修改的个税法将工资、薪金所得的个税起征点调整为3500元，将此前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调整为7级;针对企业尤其是国企经营者，2014年8月出台的《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对行政任命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水平实行限高和规范;针对基层公务员，2015年1月下发的《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则提出在职务之外开辟职级晋升通道。
　　《建议》将延续这一调整思路，继续“规范初次分配，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
　　不过，在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看来，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成因比较复杂。如果从结构上看，有两个问题——一是城乡差距及其形成的产业结构扭曲，另一个是企业规模结构扭曲。
　　关于企业规模结构问题，他认为，从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的情况来看，经济繁荣的时候，每千人拥有企业达到50多家，即使在金融危机以后，每千人拥有的企业数量最低也在40家。但是，中国即便将每户平均2人的5个个体户折成一个小微企业，再加上注册登记的企业，现在每千人拥有的企业数量也只有14家左右。
　　周天勇表示：“凡是每千人拥有企业数量多的城市和地区，中等收入者就多，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就少，基尼系数就低。”
　　从这个角度出发，按照十八大的要求，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亦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性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