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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的官廷画师教我画画
我1918年出生在云南昆明。幼时曾阅家谱,我家祖上是明代一位将军,有任务到昆明,以后就安家落户,传继后代。现在南京大石桥还颇多姓任的,就是我祖先的旁支了。
小时候,是在昆明第五小学念的书。这所小学条件很不错,师资、设备俱都完善。小学里图画老师教的是国画,记得上第一课时,老师在黑板上画的是下雪天一个渔翁独坐孤舟,在江上钓鱼的情景。旁边题的是柳宗元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一首诗。这是我最初接触绘画的印象,至今尚记得。
第五小学对待教学非常认真,后来才知道,云南的很多大人物,留外学生等都是这个小学出身的。
记忆中,老家的房子很大,从昆明东门的一条巷底进门,穿过多层曲折庭院,从后门出来,已经是昆明西边绿水河了,家里有很大的花园,是典型的中国式园林,亭台水榭,池塘假山一应俱全,有一棵老梅树,开花浪漫,初夏还能爬上去摘梅子。另外还有一部分房子,曾经租借给外国人。英国领事馆也借我们的房子。
家里曾利用另外一些空房子开了家新式蜡烛厂,有几十个工人。后来这工厂和房产到底如何着落了,我也不清楚,等我到上海后,老家的房子似乎就没有了。
我父亲名嗣昌,叔父叫嗣达,二人感情极好,张之洞办洋学堂那会,选派一部分开明学生去美国留学,我叔父报了名,成为我国第一批留美学生中的一员。
叔父行程在即,父亲安慰叔父不用担心家庭,二老双亲由他赡养,要叔父安心学业,后来叔父考取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回到家乡创办了“富滇银行”,这是云南最早的新型经济机构。
我母亲去世很早,我已经记不清母亲的印象,有记忆的时候起,没有享受过母爱,心情一直很凄苦,至今我很羡慕我的子女,他(她)们都已成人,还有父亲、母亲可叫。
父亲娶了个继母,后来我和父亲包括继母一同搬到了上海。那时从云南到上海交通很不方便,必须绕道香港才能到达。
到了上海,父亲开了个商行,父亲年轻时原来在昆明曾做过好几个高级官员的幕僚,所以在省内也是知名人士,他还精研中医,是为了满足爱好,医术很高明,求诊的人很多,但为人看病是从不收费。
叔父留美时,同一位美国女士结了婚,她是纽约市警察局长的女儿,她成了我的婶母。
到上海没几年,父亲忽然得病去世了,跟着继母也谢世了,叔父抚养了我,美籍婶母对我也非常好,是她最早发现了我在绘画上的天分,从小就给我请了好几位外国老师教我绘画,有法国人、西班牙人,还有个俄国人。后来,我才听说,这个俄国画师原来是沙皇的宫廷画师,沙皇被推翻后流亡到中国。
那时我的家庭是所谓的买办家庭,条件很好,房子很大,叔父当时任美国华昌公司远东总经理,与上层阶级接触很频繁,孔祥熙、宋子文以及上海市长吴国桢等都是常客。犹太大业主克莱门太太(上海克莱门公寓的业主)跟我混得很熟。我中学是在著名的太仓中学念的。学校的教学严谨出名,我的中文底子就是那时打下的。
将抗日宣传画挂上南昌行营大门
中学毕业回到上海之后,我没有念高中,直接考取了专科学校——新华艺专。那时日本人已经发动了沈阳事变,国难开始,艺专毕业后,我又考取了上海美专绘画研究所。那时,日本侵略中国的沉痛长期地压在青年人的心头,上海抗日气氛很浓。在打浦桥的新华艺专和法政学院这两所学校中的抗日运动非常活跃,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后,把艺专炸成了平地。在艺专读书时,潘天寿、朱乐之、黄宾虹等著名的画家都曾经是我的老师。绘画研究所的主任朱屺瞻,从前是画油画的。
上海是十里洋场,租界里外侨很多,他们有的带来了名画,这使我有机会在各种展览会上和私人客厅看到了许多原作,大饱眼福。当时上海的文化水平可以说是远东最高的,上海还列为世界第七大都市,很多高级别的美术展览都在上海进行。
随着日寇侵华势焰的嚣张,国内抗日呼声日益高涨,1937年我毕业后离开上海到江西南昌农村参加劳动服务,不料“七七事变”暴发,全面抗战开始,不久,日军攻入上海。
在南昌市郊区农村,我画了一批画,受到了江西省政府的欢迎,报纸出了专刊,并在南昌青年会为我开万人展览会,这是我的第二次美术画展。第一次是小时婶母为我在家中开的家庭展览会。战争中的画展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画框,我想法用稻草扎编成油画框,效果也颇为别致。
当时从南昌到上海沿线都遭到了日机轰炸,交通陷入瘫痪。青年会中弹,画展被毁,我非常气愤,画了一幅很大的抗日宣传画,亲自攀高挂在南昌行营大门上,表示抗议。那时叔父来电告诉我全家即将移往美国,催我尽快赶回去。可交通线已完全断了,没法回去,于是我留在国内开始了流亡生活。
从南昌到桂林,桂林不久又吃紧,最后我来到了汉口,在那儿遇上了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厂长郑用之,他安排我在电影厂为电影画海报。有一天我在为高占非、白杨主演的《热血忠魂》一片画海报时,见其中有中国机械化部队作战时的情景。同事告诉我,这是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我那时热血沸腾,就辞了电影厂的工作,毅然跑到湖南湘潭参加了机械化部队,成了部队的随军记者兼军报编辑。
这支原来是200师的机械化部队,后来扩编成第五军,当时的师长是杜聿明,副师长是戴安澜,司令部设在湖南湘潭。机械化部队中所有武器都是苏联支援中国的。
亲历昆仓关大战
机械化部队需要高等文化,因此在士兵中就有很多大学生、知识分子,一般军人的文化素质也普遍较高,于是军队中还有一份军报,我担任编辑采访工作,接近过李宗仁、白崇禧、张茂奎、徐庭瑶、郑洞国等将领。
我在部队参加过两次抗击日军的战役。一次是反攻收复桂南昆仑关。日军攻打昆仑关是急于打通中国中部的交通线。昆仑关的陷落,使全国上下为之震动。最后在我们部队英勇反攻中收复了,这是抗战初期的一次著名战役。另一次是湖北战役,我军抵达时,日军已闻风退却了。
机械化部队中的活动也丰富多彩,戏剧、歌咏我都曾踊跃参加,在万人大会上独唱,又导演四幕抗日话剧《凤凰城》。后来我病了,非常思念我的家乡,我的妹妹没去美国,也流亡到昆明,我非常想念她。不久我退役回到昆明。
当时昆明是抗战的大后方,除机关学院云集外,也集中了大量的文化人,西南联大、国立艺专等学府都搬到了昆明。我在家乡交上了许多朋友,其中就有罗隆基、闻一多、姚蓬子、舒舍予等人,还有诗人雷石榆,穆木天。
在家乡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先后在昆华师范、泸西中学教过书,并且还担任过西南联大的讲师,以后有个机会使我到了重庆。为了糊口,必须找个工作,不意仍旧回到军队工作,在重庆卫戍司令部以升一级任用,当上了中校指导员。同时我也在西南美专、国立艺专兼职讲课。
在重庆,我又在艺术界认识了张大千、吴一峰、徐悲鸿、吴作人、李可染和郑君里、史东山许多电影戏剧界人士。
当时在重庆复兴关的中央训练团,是国民党最高政治学府,自武职军长师长以下以及文职专员县长等都分批调来受训。我很想进去见识一下,于是找出关系转到了里面到励志社候差。每个星期,蒋介石及各部长、院长都要来训练团做纪念周。我在励志社(从前的蓝衣社)中工作,仿佛处于委员长侍从室的地位,这使我有机会与国民党上层人物进行平等的接触。
那时,盟军在太平洋反攻,东京连遭轰炸,轴心国败象已露。我在与这些人的接触中确知一旦抗战结束,内战将不可避免地爆发,我有许多国民党朋友,也有许多共产党朋友,我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更不愿意看到朋友自相残杀,就不想再在党政机关做下去,于是去见父亲的老友李根源先生求教。他明白了我的来意,就给四川省主席张群写了封信。
我到了成都,执信去见教育厅长郭有守,当上了盐亭中学校长,这是在1943年的秋天。
做了一年校长后,我回到了成都,这时抗战已经胜利。在四川数年间,我先后浏览了峨眉、青城、都江堰以及剑门等名胜古迹,画了不少写生画,还办了个人画展。
拿画笔的手,曾修过十七年皮鞋
国民政府这时也已还都南京,流亡四川的人也逐渐东归,叔父从美国回来,写信要接我去美国,还为我买好了回上海的飞机票。但这时我已经结了婚,怎能抛下家庭远走他乡。不得已,叔父才让我暂时住在上海,并把我安排在上海银行工作。他一个人带了我的一些作品回美国去了。
不久,我要求调到银行附属机构——中国旅行社工作。旅行社办了份《旅行杂志》,当时是全国唯一的大型旅行杂志,我对这工作很有兴趣,在那儿担任编辑工作。两年中,为了搞采访,我跑遍了许多地方,当时的采访空气并不是十分浓厚的,我可算是开了风气之先。我先后写了一百多篇报道、游记,在各种杂志、报纸上发表。
上海解放后,接着是公私合营,旅行杂志并入北京团中央,成为《旅行家》杂志的一部分,有历史问题的人是不能担任文化工作的,所就把我转入中百公司做店员。我一气之下辞职不干了,自己在淮海中路淮海大楼办了一个东方画室,授徒讲学。东方画室的条件很好,但我却没想到,这样做正是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嫌疑,60年代初上海搞城市集体化的时候,我一家人被强迫去建设大西北。
我被迫在四天之内关闭了画室,全家五口带了三十多件行李移居甘肃。许多书和资料由于来不及带走,都毁掉了。油画就用刀从画框上割下打卷,一共有一百多斤。当时我的情绪非常灰暗。
一家人来到甘肃玉门饮马农场,经过了半年多的改造,却又遇上了严重的灾荒,走投无路之际只好重新倒流回上海。但上海的房子已经退掉,无处栖身,只好求助地方政府,在延庆路上找了一间小屋暂住,一住就是二十多年。
上海不是原来的上海,我也不是原来的我了,过去的熟人在路上邂逅,都对我异样相看。为了生活,最后我被安排到服务站工作,几乎什么都干过,接传呼电话、修玩具、敲核桃,最后干了修塑料鞋这一行。我把各种塑料原料合理应用,尽一切可能用来整旧如新,不觉得这是在修鞋,而是在搞雕塑。这样一想,就觉得工作有趣,也练出了坐功。只是也没有想到,十年浩劫来了,这鞋子一修十七年。
我算是老运动员了,每年要拉出来斗一斗,批一批。不过我是死老虎,对造反派来说价值不大。特别有意思的是,奉命斗我的大多是生活在我周围的妇女,这倒使我暗暗有一点阿Q式的快感,因为我自觉早已被人们忘怀了,居然有人记得要加以打倒,说明我不但存在,而有还有被打倒的价值。但她们把我打倒一番之后,回头暗地里又来安慰我。
在这种生存环境下,我始终没有放弃绘画生活,从不断地探索思考艺术上困扰着我的一些问题,并且动手试验,来缓解和忘记现实中的失望和苦楚。虽然这一切都是在偷偷摸摸中进行的,但却产生快意,产生希望,给我以生存的勇气。
我的作品终于重见天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总算见到了光明,上海文史馆聘请我为馆员,为我举办展览会,以示平反。
以后我经常出去旅行写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努力把失去了时间争取一些回来。1978年春,广东美术家协会邀请我赴粤开个展,我的绘画作品也入选第一届全国油画展。美国石油大王哈默亲自选中我一幅画以参加纽约由哈默主办的中国美术展。
以后我又受广西漓江画院聘请为院士,并受桂林文华大酒店、渡江书画院联合邀请,赴广西展出作品。
我还到上海二纺机深入生活,并画了一套组画,在厂内展出,又接受上海宝钢总公司的邀请,为其餐厅绘制了巨幅壁画,以后我又画了一套以宝钢为题材的巨幅组画,在宝钢内部展出,继又受聘为宝钢书画社顾问。
从此,我的好运来了,1990年,我的作品代表上海参加横滨友好交流展并获奖。1991年,应纽约州立大学邀请,赴美参观考察。在美国,我受聘为华盛顿哈弗纳艺术中心的特邀画家。
在赴美之前,上海美术馆为我举办了个人画展,我则将14幅作品赠给上海美术馆收藏,《任微音藏画集》也在此时出版。
回顾我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战争年月以及不安定的环境中度过的,生活波折非常多。但我在油画领域的探索却从未中断过,如今,我研究的薄油彩画法已成为一家,有近千幅作品可资认证。希望我的研究所得,最终能为我国油画艺术走向世界作出微薄的贡献。(标题与小标题均为本刊记者所加,并对此文略作字句上的删减和修饰)
我1918年出生在云南昆明。幼时曾阅家谱,我家祖上是明代一位将军,有任务到昆明,以后就安家落户,传继后代。现在南京大石桥还颇多姓任的,就是我祖先的旁支了。
小时候,是在昆明第五小学念的书。这所小学条件很不错,师资、设备俱都完善。小学里图画老师教的是国画,记得上第一课时,老师在黑板上画的是下雪天一个渔翁独坐孤舟,在江上钓鱼的情景。旁边题的是柳宗元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一首诗。这是我最初接触绘画的印象,至今尚记得。
第五小学对待教学非常认真,后来才知道,云南的很多大人物,留外学生等都是这个小学出身的。
记忆中,老家的房子很大,从昆明东门的一条巷底进门,穿过多层曲折庭院,从后门出来,已经是昆明西边绿水河了,家里有很大的花园,是典型的中国式园林,亭台水榭,池塘假山一应俱全,有一棵老梅树,开花浪漫,初夏还能爬上去摘梅子。另外还有一部分房子,曾经租借给外国人。英国领事馆也借我们的房子。
家里曾利用另外一些空房子开了家新式蜡烛厂,有几十个工人。后来这工厂和房产到底如何着落了,我也不清楚,等我到上海后,老家的房子似乎就没有了。
我父亲名嗣昌,叔父叫嗣达,二人感情极好,张之洞办洋学堂那会,选派一部分开明学生去美国留学,我叔父报了名,成为我国第一批留美学生中的一员。
叔父行程在即,父亲安慰叔父不用担心家庭,二老双亲由他赡养,要叔父安心学业,后来叔父考取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回到家乡创办了“富滇银行”,这是云南最早的新型经济机构。
我母亲去世很早,我已经记不清母亲的印象,有记忆的时候起,没有享受过母爱,心情一直很凄苦,至今我很羡慕我的子女,他(她)们都已成人,还有父亲、母亲可叫。
父亲娶了个继母,后来我和父亲包括继母一同搬到了上海。那时从云南到上海交通很不方便,必须绕道香港才能到达。
到了上海,父亲开了个商行,父亲年轻时原来在昆明曾做过好几个高级官员的幕僚,所以在省内也是知名人士,他还精研中医,是为了满足爱好,医术很高明,求诊的人很多,但为人看病是从不收费。
叔父留美时,同一位美国女士结了婚,她是纽约市警察局长的女儿,她成了我的婶母。
到上海没几年,父亲忽然得病去世了,跟着继母也谢世了,叔父抚养了我,美籍婶母对我也非常好,是她最早发现了我在绘画上的天分,从小就给我请了好几位外国老师教我绘画,有法国人、西班牙人,还有个俄国人。后来,我才听说,这个俄国画师原来是沙皇的宫廷画师,沙皇被推翻后流亡到中国。
那时我的家庭是所谓的买办家庭,条件很好,房子很大,叔父当时任美国华昌公司远东总经理,与上层阶级接触很频繁,孔祥熙、宋子文以及上海市长吴国桢等都是常客。犹太大业主克莱门太太(上海克莱门公寓的业主)跟我混得很熟。我中学是在著名的太仓中学念的。学校的教学严谨出名,我的中文底子就是那时打下的。
将抗日宣传画挂上南昌行营大门
中学毕业回到上海之后,我没有念高中,直接考取了专科学校——新华艺专。那时日本人已经发动了沈阳事变,国难开始,艺专毕业后,我又考取了上海美专绘画研究所。那时,日本侵略中国的沉痛长期地压在青年人的心头,上海抗日气氛很浓。在打浦桥的新华艺专和法政学院这两所学校中的抗日运动非常活跃,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后,把艺专炸成了平地。在艺专读书时,潘天寿、朱乐之、黄宾虹等著名的画家都曾经是我的老师。绘画研究所的主任朱屺瞻,从前是画油画的。
上海是十里洋场,租界里外侨很多,他们有的带来了名画,这使我有机会在各种展览会上和私人客厅看到了许多原作,大饱眼福。当时上海的文化水平可以说是远东最高的,上海还列为世界第七大都市,很多高级别的美术展览都在上海进行。
随着日寇侵华势焰的嚣张,国内抗日呼声日益高涨,1937年我毕业后离开上海到江西南昌农村参加劳动服务,不料“七七事变”暴发,全面抗战开始,不久,日军攻入上海。
在南昌市郊区农村,我画了一批画,受到了江西省政府的欢迎,报纸出了专刊,并在南昌青年会为我开万人展览会,这是我的第二次美术画展。第一次是小时婶母为我在家中开的家庭展览会。战争中的画展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画框,我想法用稻草扎编成油画框,效果也颇为别致。
当时从南昌到上海沿线都遭到了日机轰炸,交通陷入瘫痪。青年会中弹,画展被毁,我非常气愤,画了一幅很大的抗日宣传画,亲自攀高挂在南昌行营大门上,表示抗议。那时叔父来电告诉我全家即将移往美国,催我尽快赶回去。可交通线已完全断了,没法回去,于是我留在国内开始了流亡生活。
从南昌到桂林,桂林不久又吃紧,最后我来到了汉口,在那儿遇上了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厂长郑用之,他安排我在电影厂为电影画海报。有一天我在为高占非、白杨主演的《热血忠魂》一片画海报时,见其中有中国机械化部队作战时的情景。同事告诉我,这是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我那时热血沸腾,就辞了电影厂的工作,毅然跑到湖南湘潭参加了机械化部队,成了部队的随军记者兼军报编辑。
这支原来是200师的机械化部队,后来扩编成第五军,当时的师长是杜聿明,副师长是戴安澜,司令部设在湖南湘潭。机械化部队中所有武器都是苏联支援中国的。
亲历昆仓关大战
机械化部队需要高等文化,因此在士兵中就有很多大学生、知识分子,一般军人的文化素质也普遍较高,于是军队中还有一份军报,我担任编辑采访工作,接近过李宗仁、白崇禧、张茂奎、徐庭瑶、郑洞国等将领。
我在部队参加过两次抗击日军的战役。一次是反攻收复桂南昆仑关。日军攻打昆仑关是急于打通中国中部的交通线。昆仑关的陷落,使全国上下为之震动。最后在我们部队英勇反攻中收复了,这是抗战初期的一次著名战役。另一次是湖北战役,我军抵达时,日军已闻风退却了。
机械化部队中的活动也丰富多彩,戏剧、歌咏我都曾踊跃参加,在万人大会上独唱,又导演四幕抗日话剧《凤凰城》。后来我病了,非常思念我的家乡,我的妹妹没去美国,也流亡到昆明,我非常想念她。不久我退役回到昆明。
当时昆明是抗战的大后方,除机关学院云集外,也集中了大量的文化人,西南联大、国立艺专等学府都搬到了昆明。我在家乡交上了许多朋友,其中就有罗隆基、闻一多、姚蓬子、舒舍予等人,还有诗人雷石榆,穆木天。
在家乡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先后在昆华师范、泸西中学教过书,并且还担任过西南联大的讲师,以后有个机会使我到了重庆。为了糊口,必须找个工作,不意仍旧回到军队工作,在重庆卫戍司令部以升一级任用,当上了中校指导员。同时我也在西南美专、国立艺专兼职讲课。
在重庆,我又在艺术界认识了张大千、吴一峰、徐悲鸿、吴作人、李可染和郑君里、史东山许多电影戏剧界人士。
当时在重庆复兴关的中央训练团,是国民党最高政治学府,自武职军长师长以下以及文职专员县长等都分批调来受训。我很想进去见识一下,于是找出关系转到了里面到励志社候差。每个星期,蒋介石及各部长、院长都要来训练团做纪念周。我在励志社(从前的蓝衣社)中工作,仿佛处于委员长侍从室的地位,这使我有机会与国民党上层人物进行平等的接触。
那时,盟军在太平洋反攻,东京连遭轰炸,轴心国败象已露。我在与这些人的接触中确知一旦抗战结束,内战将不可避免地爆发,我有许多国民党朋友,也有许多共产党朋友,我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更不愿意看到朋友自相残杀,就不想再在党政机关做下去,于是去见父亲的老友李根源先生求教。他明白了我的来意,就给四川省主席张群写了封信。
我到了成都,执信去见教育厅长郭有守,当上了盐亭中学校长,这是在1943年的秋天。
做了一年校长后,我回到了成都,这时抗战已经胜利。在四川数年间,我先后浏览了峨眉、青城、都江堰以及剑门等名胜古迹,画了不少写生画,还办了个人画展。
拿画笔的手,曾修过十七年皮鞋
国民政府这时也已还都南京,流亡四川的人也逐渐东归,叔父从美国回来,写信要接我去美国,还为我买好了回上海的飞机票。但这时我已经结了婚,怎能抛下家庭远走他乡。不得已,叔父才让我暂时住在上海,并把我安排在上海银行工作。他一个人带了我的一些作品回美国去了。
不久,我要求调到银行附属机构——中国旅行社工作。旅行社办了份《旅行杂志》,当时是全国唯一的大型旅行杂志,我对这工作很有兴趣,在那儿担任编辑工作。两年中,为了搞采访,我跑遍了许多地方,当时的采访空气并不是十分浓厚的,我可算是开了风气之先。我先后写了一百多篇报道、游记,在各种杂志、报纸上发表。
上海解放后,接着是公私合营,旅行杂志并入北京团中央,成为《旅行家》杂志的一部分,有历史问题的人是不能担任文化工作的,所就把我转入中百公司做店员。我一气之下辞职不干了,自己在淮海中路淮海大楼办了一个东方画室,授徒讲学。东方画室的条件很好,但我却没想到,这样做正是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嫌疑,60年代初上海搞城市集体化的时候,我一家人被强迫去建设大西北。
我被迫在四天之内关闭了画室,全家五口带了三十多件行李移居甘肃。许多书和资料由于来不及带走,都毁掉了。油画就用刀从画框上割下打卷,一共有一百多斤。当时我的情绪非常灰暗。
一家人来到甘肃玉门饮马农场,经过了半年多的改造,却又遇上了严重的灾荒,走投无路之际只好重新倒流回上海。但上海的房子已经退掉,无处栖身,只好求助地方政府,在延庆路上找了一间小屋暂住,一住就是二十多年。
上海不是原来的上海,我也不是原来的我了,过去的熟人在路上邂逅,都对我异样相看。为了生活,最后我被安排到服务站工作,几乎什么都干过,接传呼电话、修玩具、敲核桃,最后干了修塑料鞋这一行。我把各种塑料原料合理应用,尽一切可能用来整旧如新,不觉得这是在修鞋,而是在搞雕塑。这样一想,就觉得工作有趣,也练出了坐功。只是也没有想到,十年浩劫来了,这鞋子一修十七年。
我算是老运动员了,每年要拉出来斗一斗,批一批。不过我是死老虎,对造反派来说价值不大。特别有意思的是,奉命斗我的大多是生活在我周围的妇女,这倒使我暗暗有一点阿Q式的快感,因为我自觉早已被人们忘怀了,居然有人记得要加以打倒,说明我不但存在,而有还有被打倒的价值。但她们把我打倒一番之后,回头暗地里又来安慰我。
在这种生存环境下,我始终没有放弃绘画生活,从不断地探索思考艺术上困扰着我的一些问题,并且动手试验,来缓解和忘记现实中的失望和苦楚。虽然这一切都是在偷偷摸摸中进行的,但却产生快意,产生希望,给我以生存的勇气。
我的作品终于重见天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总算见到了光明,上海文史馆聘请我为馆员,为我举办展览会,以示平反。
以后我经常出去旅行写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努力把失去了时间争取一些回来。1978年春,广东美术家协会邀请我赴粤开个展,我的绘画作品也入选第一届全国油画展。美国石油大王哈默亲自选中我一幅画以参加纽约由哈默主办的中国美术展。
以后我又受广西漓江画院聘请为院士,并受桂林文华大酒店、渡江书画院联合邀请,赴广西展出作品。
我还到上海二纺机深入生活,并画了一套组画,在厂内展出,又接受上海宝钢总公司的邀请,为其餐厅绘制了巨幅壁画,以后我又画了一套以宝钢为题材的巨幅组画,在宝钢内部展出,继又受聘为宝钢书画社顾问。
从此,我的好运来了,1990年,我的作品代表上海参加横滨友好交流展并获奖。1991年,应纽约州立大学邀请,赴美参观考察。在美国,我受聘为华盛顿哈弗纳艺术中心的特邀画家。
在赴美之前,上海美术馆为我举办了个人画展,我则将14幅作品赠给上海美术馆收藏,《任微音藏画集》也在此时出版。
回顾我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战争年月以及不安定的环境中度过的,生活波折非常多。但我在油画领域的探索却从未中断过,如今,我研究的薄油彩画法已成为一家,有近千幅作品可资认证。希望我的研究所得,最终能为我国油画艺术走向世界作出微薄的贡献。(标题与小标题均为本刊记者所加,并对此文略作字句上的删减和修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