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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任何一種人类活动都是有目的的，翻译也不例外。翻译目的指通过翻译想达到的某种效果或想取得的某种结果，通常代表译者本人的意愿，动机或要求，受其意识形态的制约。译者的意识形态对原文本的选取，翻译对象的设定，以及翻译策略的选择等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翻译研究的文化派代表勒菲弗尔等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了制约翻译过程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其中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核心因素。
【关键词】意识形态 操纵 制约 翻译目的 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10-0010-01
一、引言
中国传统的翻译研究大多以“忠实”、“通顺”作为翻译标准，根据原文到译文的语言层面的转述来探讨译者所采用或应采用的翻译策略。这种翻译研究只关注译文本身并局限于语言层面，忽视了译者从事翻译时的各种考虑和取舍，也未能探讨那些影响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真正动因。其实，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和取舍过程。
《论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之一影响深远，其英译本也多种多样，各有千秋。其中理雅各的《论语》译本风格严谨，译文多为直译，但是冗长呆板；而辜鸿铭的译本则译文流畅，旁征博引，颇对西方人口味，但是未免太过归化。本文将围绕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及其结果，从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两个方面比较理雅各的《论语》译本和辜鸿铭的《论语》译本。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即将翻译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语境下进行研究。因此，在这一理论框架指导下研究《论语》这一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典型文本，便具有一定的时代前瞻性，而且对于文化翻译理论的不断完善和构建也具有积极意义。
二、翻译目的
所谓“意识形态，简言之，即指人的思想观念或世界观。它可以是社会的、上层的，也可以是个人的。勒菲弗尔指出，任何人都无法回避他个人的意识形态，即译者对自己和自己文化的理解和态度也会影响到他们的翻译方法。因此在分析译者翻译目的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译者的生平背景。
他所译的《论语》、《中庸》，译文别出心裁，用现代欧美人熟悉的现代英语来诠释中国两千年前传承下来的文明和道德，其目的是让西方人从精神和道德上尊重中国。他希望“如果这本出自中国古代智慧的小书能有助于欧美人民，尤其是那些正在中国的欧美人更好地理解‘道’，形成一种更明白更深刻的道德责任感，以便他们在对待中国和中国人时，抛弃那种欧洲‘枪炮’和‘暴力’文明的精神和态度，而代之以道，无论是以个人的方式，还是作为一个民族同中国人交往的过程中，都遵从道德责任感——那么，我将感到我多年理解和翻译这本书所花费的劳动没有白费。”由此可见，辜鸿铭翻译《论语》的主要目的是让西方人真正了解中国儒学的思想体系，改变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见。
三、翻译策略
勒菲弗尔认为，操纵文学创作和翻译的因素有文学系统内外之分。文学系统内因就是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组成的所谓“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文学系统外因是拥有“促进或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权力”的“人或机构”，也就是赞助人（patronage）。在这里，“赞助人感兴趣的通常是文学的意识形态”，而“文学家们关心的则是诗学（poetics）”。因此，制约翻译过程的两大因素归根到底就是意识形态和诗学。对于同一个原语文本，有多少个译者翻译就有多少种译文，因为一方面，译者的主体意识不尽相同；另一方面，为实现翻译这种交际行为，译者在运用翻译策略时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和翻译诗学的操纵。
理雅各作为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翻译《论语》时尽可能地忠于原文在具体语境下的特殊含义。例如概念核心词“君子”、“礼”、“仁”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译法便有如下几种：
“君子”：“superior man”， “propriety”， “perfect virtue”， “virtuous man”
“礼”：“ritual”， “propriety”， “morals”
“仁”：“benevolence”， “humanity”， “virtuous”， “excellence”
除了宗教因素，意识形态的其它方面，如文化习俗、思维习惯等也经常左右着翻译，表现在译文的表达方面。如辜鸿铭译“尧曰篇” 之二：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What are the five good principles to be respected？” asked the disciple. Confucius replied， “First， to benefit the people without wasting the resources of the country； Secondly， to encourage labour without giving cause for complaint； Thirdly， to desire for the enjoyments of life without being covetous； Fourthly， to be dignified without being supercilious； Fifthly， to inspire awe without being severe.”
上面这段译文完全符合英语本族人的思维模式，“概括―具体型”的语篇结构形式完全是典型的英文模式，注重句子间的连贯性，注重稳定而严谨的动宾搭配的空间框架。这样能使英语本族人在读译文时沿着段落模式体会其内在的层次关系。
四、结语
本文从译者所处的社会背景、社会背景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及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角度探讨了理雅各和辜鸿铭在翻译《论语》时的翻译目的和所采用的翻译策略，通过对比，我们不难看出这两种风格迥异的英译本不仅仅存在语言文字层面的差别，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哲学等意识形态的操纵下产生的不同的翻译结果。在这里我们很难去评判孰优孰劣，因为翻译的评判标准应该是动态和多视角的。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应该认识到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变、文字的转换，而是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的对抗和妥协。
参考文献：
[1]Bassnett， S. & Lefevere， A 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48.
[2]Hermans， T. （e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M]. London & Sydney： Croom Helm， 1985： 11.
[3]Puurtinen， T. Explicating and Implicating Source Text Ideology [J].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2003， （1）： 53.
【关键词】意识形态 操纵 制约 翻译目的 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10-0010-01
一、引言
中国传统的翻译研究大多以“忠实”、“通顺”作为翻译标准，根据原文到译文的语言层面的转述来探讨译者所采用或应采用的翻译策略。这种翻译研究只关注译文本身并局限于语言层面，忽视了译者从事翻译时的各种考虑和取舍，也未能探讨那些影响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真正动因。其实，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和取舍过程。
《论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之一影响深远，其英译本也多种多样，各有千秋。其中理雅各的《论语》译本风格严谨，译文多为直译，但是冗长呆板；而辜鸿铭的译本则译文流畅，旁征博引，颇对西方人口味，但是未免太过归化。本文将围绕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及其结果，从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两个方面比较理雅各的《论语》译本和辜鸿铭的《论语》译本。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即将翻译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语境下进行研究。因此，在这一理论框架指导下研究《论语》这一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典型文本，便具有一定的时代前瞻性，而且对于文化翻译理论的不断完善和构建也具有积极意义。
二、翻译目的
所谓“意识形态，简言之，即指人的思想观念或世界观。它可以是社会的、上层的，也可以是个人的。勒菲弗尔指出，任何人都无法回避他个人的意识形态，即译者对自己和自己文化的理解和态度也会影响到他们的翻译方法。因此在分析译者翻译目的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译者的生平背景。
他所译的《论语》、《中庸》，译文别出心裁，用现代欧美人熟悉的现代英语来诠释中国两千年前传承下来的文明和道德，其目的是让西方人从精神和道德上尊重中国。他希望“如果这本出自中国古代智慧的小书能有助于欧美人民，尤其是那些正在中国的欧美人更好地理解‘道’，形成一种更明白更深刻的道德责任感，以便他们在对待中国和中国人时，抛弃那种欧洲‘枪炮’和‘暴力’文明的精神和态度，而代之以道，无论是以个人的方式，还是作为一个民族同中国人交往的过程中，都遵从道德责任感——那么，我将感到我多年理解和翻译这本书所花费的劳动没有白费。”由此可见，辜鸿铭翻译《论语》的主要目的是让西方人真正了解中国儒学的思想体系，改变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见。
三、翻译策略
勒菲弗尔认为，操纵文学创作和翻译的因素有文学系统内外之分。文学系统内因就是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组成的所谓“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文学系统外因是拥有“促进或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权力”的“人或机构”，也就是赞助人（patronage）。在这里，“赞助人感兴趣的通常是文学的意识形态”，而“文学家们关心的则是诗学（poetics）”。因此，制约翻译过程的两大因素归根到底就是意识形态和诗学。对于同一个原语文本，有多少个译者翻译就有多少种译文，因为一方面，译者的主体意识不尽相同；另一方面，为实现翻译这种交际行为，译者在运用翻译策略时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和翻译诗学的操纵。
理雅各作为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翻译《论语》时尽可能地忠于原文在具体语境下的特殊含义。例如概念核心词“君子”、“礼”、“仁”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译法便有如下几种：
“君子”：“superior man”， “propriety”， “perfect virtue”， “virtuous man”
“礼”：“ritual”， “propriety”， “morals”
“仁”：“benevolence”， “humanity”， “virtuous”， “excellence”
除了宗教因素，意识形态的其它方面，如文化习俗、思维习惯等也经常左右着翻译，表现在译文的表达方面。如辜鸿铭译“尧曰篇” 之二：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What are the five good principles to be respected？” asked the disciple. Confucius replied， “First， to benefit the people without wasting the resources of the country； Secondly， to encourage labour without giving cause for complaint； Thirdly， to desire for the enjoyments of life without being covetous； Fourthly， to be dignified without being supercilious； Fifthly， to inspire awe without being severe.”
上面这段译文完全符合英语本族人的思维模式，“概括―具体型”的语篇结构形式完全是典型的英文模式，注重句子间的连贯性，注重稳定而严谨的动宾搭配的空间框架。这样能使英语本族人在读译文时沿着段落模式体会其内在的层次关系。
四、结语
本文从译者所处的社会背景、社会背景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及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角度探讨了理雅各和辜鸿铭在翻译《论语》时的翻译目的和所采用的翻译策略，通过对比，我们不难看出这两种风格迥异的英译本不仅仅存在语言文字层面的差别，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哲学等意识形态的操纵下产生的不同的翻译结果。在这里我们很难去评判孰优孰劣，因为翻译的评判标准应该是动态和多视角的。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应该认识到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变、文字的转换，而是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的对抗和妥协。
参考文献：
[1]Bassnett， S. & Lefevere， A 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48.
[2]Hermans， T. （e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M]. London & Sydney： Croom Helm， 1985： 11.
[3]Puurtinen， T. Explicating and Implicating Source Text Ideology [J].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2003， （1）： 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