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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和爸爸妈妈住在布什维克。我们那栋楼的左右两侧，都是用来买卖毒品的废弃楼房。两栋楼的唯一区别在于，一栋楼里贩毒的人也吸毒，所以相比之下，他们的状态更不稳定；而在另一栋楼里，贩毒的人从不吸毒，也因此更为狡猾——在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间一室公寓里。那间公寓极其破败。早上醒来时，我们会在床单上发现被压扁的蟑螂，有时在我们的胳膊肘上还能再找到三四只。有一次，我发现自己的小腿上压着十四只蟑螂，即使我们努力保持优雅，像芭蕾舞演员一样挥舞我们的双臂，甩掉这些蟑螂的样子也依然算不上好看。那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人要拉屎，就得先想办法憋着，然后跑到街对面阿莫科加油站的厕所去。那个厕所的地面通常很滑，因为附近的地痞总会在尿尿时把尿溅得到处都是。如果不止一个人憋不住要拉屎就麻烦了。那意味着，有人必须得用我们永远堵着的马桶，而除了老鼠药，那个马桶里塞不下更多的东西。我们得用平时囤起来的旧牙刷和筷子，把巨型的屎捣成小块。我们那时太穷了，无法担起生活的责任。我们连一根马桶塞都买不起。虽然爸爸妈妈已经把马桶塞写在了他们的“如果不立刻把这些东西买了，我们就会失去所有做人的尊严”单子上，但不知道为什么，每个月底，我们要么欠一百美元的燃气费，要么欠这个朋友二十美元，要么欠那个朋友十美元。我们这里欠点钱，那里欠点钱，到最后所有的一切都变得如此混乱，以至于我也没法说清我们为什么会过得这么惨。但私下里，我会偷偷责怪自己。是因为我，我们的生活才会不断盘旋着向下坠落。比如有一次，我问爸爸，能不能给我买一个撒着巧克力碎的冰淇淋甜筒。他反应过来，我已经等了整整一个月才跟他提出这个要求。他觉得愧疚。所以，他不仅给我买了一个撒着巧克力碎的冰淇淋，还买了一条真正的水钻脚链。这绝对不是那张“如果不立刻把这些东西买了，我们就会失去所有做人的尊严”单子上的东西，但这就是我们陷入的那种生活节奏——我们永远无法摆脱的悲伤和低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永远买不起一根马桶塞，为什么在那些年里，我们的屁股遭了那么多罪。那时可不是说，嘿，我要拉屎了，三十秒后我就出来。没这么简单。那时是这样的。我要拉屎了，我的外套呢，我的鞋子呢，我那条短围巾呢。我们得戴短围巾，因为短围巾不会一路拖到马桶里。还有，多余的厕纸在哪？我们要带些厕纸，以免那个印度男的忘了把加油站厕所里的纸装满（他总是忘记装纸）。后来，当我们终于要搬家了，当我们终于能从那个地方滚出去了，生活也依然没有变得容易起来。但最起码，我们可以方便地拉屎了。那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永远不会在我们的记忆中褪色的事。
搬到布什维克之前，我们在东弗莱布许。住了一年半。爸爸妈妈和我把东弗莱布许叫做降E调，因为我们喜欢在钢琴上弹出降E调时的声音，也喜欢以一种更美好、更动人的方式，重新塑造我们的世界。在东弗莱布许时，我们住在一条短短的小街上，在那条街上，很多公寓楼前的台阶都年久失修。我们认识这条街上的每一个人。不是说我们知道他们叫什么，我们也不会真的去跟他们聊天，但我们能认出他们的脸。我们会跟他们点点头，打个招呼，说一句“嗨，嗨，嗨”。或者有时，只是“嗨，嗨”。或者，“嗨”。无论如何，我们总会说点什么。
我们的邻居来自马提尼克、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些小岛。一天晚上，他们中的几个人跑到爸爸面前纠正说，他们不是多米尼加人。我们是西印度群岛人，他们说。把我们的话告诉你的孩子们。回家时，爸爸被这件事搞得非常困惑，但后来妈妈和我认为，这些人说的一定是那些讨厌的韩国小孩。那些韩国小孩就住在我们附近。他们戴着平檐棒球帽，裤腰一直拖到膝盖。他们整天在楼下晃来晃去，想到什么羞辱人的话就会骂什么。有一次，我从公交站走回家时，他们对我大喊：“你！南京大屠杀开始了！南京大屠杀真的开始了！”好像喊出那场恐怖惨剧的名字就能吓到我一样。我那时九岁，一生都在爸爸妈妈的爱中度过。爸爸妈妈每天都发誓说他们会用这辈子来保护我，而在1992年，即便我的确只是一个普通的小东西，如果有一种感受是我从来没有过的，那就是恐惧。那些韩国孩子就是些地痞，终归有一天，他们都会死，或者都会被关起来。爸爸妈妈和我都很讨厌他们。我们讨厌被误认为是他们，讨厌跟他们扯上关系，而我们讨厌他们的唯一原因是，在所有其他邻居看来，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
马提尼克人和特立尼达人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让人觉得，家乡永远是他们体内的一小块骨头。这块骨头虽然很小，但不可或缺。现在這块骨头被弄丢了，但只要他们还活着，只要他们远离了家乡，因为丢掉一小块骨头而带来的隐痛，就会一直折磨着他们。这让我觉得很烦。他们这样紧握着过去不放，好像过去比现在的一切都要好。夏天，他们永远会穿上颜色鲜艳的衣服在外面聚餐，好像我们这条街的两侧都是挂着椰子的椰树，而不是垃圾、烟头和倒在外面的剩饭剩菜。尽管如此，我还是很羡慕他们，尤其羡慕那些女人。她们的屁股最值得羡慕。在她们股沟的正上方，腰带嵌入了肉里，拉出一个V形的印子。我曾一直盯着那个V看。男人们也会盯着那个V看。显然，他们和我都从未对此感到厌倦。
妈妈没有这样的屁股，但妈妈依然会被注视。只要她从街上走过，我们这条街的男人就会盯着妈妈——牢牢的、长久的、专注的凝视。或许是因为她的头发太直了，太长了。她的头发像是厚重的窗帘，沿着她的后背一路垂下。而她的皮肤又是这么的白。她的皮肤让我想到香草冰淇淋，我曾因此在她的胳膊上画满小小的冰淇淋甜筒。她允许我这么做。她允许我做任何事，只要能让我开心就好。
“只要是能让你开心的事，也会让妈妈开心。”她总是这样对我说。有时她会用中文跟我说话。我讲不好中文，但为了她和爸爸，我还是会努力说中文。当我不知道该怎么用中文说时，我就用英文回答他们。我的英文也没有很好，但显然，我还可以提高自己的英文和中文，他们不能了。他们哪里都去不了了，他们的面前有一堵墙。我还可以选择，选择让自己变得更好，选择让自己闪闪发光，而这让我害怕。我想和他们在一起，一起落在后面。我不想比他们走得更前，哪怕只是在前面一点点。 有时，在她说了这样的话后，我会忘记自己应该说些什么。我会说些不该说的事。比如说：“让我开心的事就是吃冰淇淋。兰卡斯特女士可以滚了。我就是不交作业，怎么了？反正我的答案都写对了。妈妈，她就是个白痴。”
“酸酸女孩，”妈妈说，“如果你的老师让你交作业，你就要交作业。你可以不要再讲脏话了吗？我明白了，让你妈妈开心的事并不会让你开心。我说得对吗，酸酸？”
“不是这样的，”我说，“对不起。我想说的是，让你开心的事也会让我开心。我就是忘了說了。”爸爸妈妈是那么体贴。相比之下，我轻率、自私、只想着自己。在这一点上，他们远超过我（即使他们不是故意要跟我比的）。似乎每一天，每一秒，他们都在准备下一次的付出。他们靠付出自己来换取更好的生活，而无论我多么努力地去跟上他们的脚步，还是会漏掉这么多难以察觉的细节。每当这时，我就会感到愧疚。太难记住每一个细节了。比如爸爸妈妈会穿同一双皮鞋。他们会把出门的时间错开来，这样爸爸可以在白天穿皮鞋，而到了晚上，就轮到妈妈穿。这双鞋比妈妈的脚要大四个码，所以她才会这么频繁地摔倒，在身上留下这么多的伤痕。
在过去的那么多日子里，每当我回到空荡荡的家，我的脑中只有一种模糊的渴望。我想用尽一切办法来为这个家付出。只要我付出得足够多，就可以赶上我一直在付出的父母。但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比得过妈妈。妈妈曾有一份烤甜甜圈的工作，但后来，她被解雇了。有一天晚上，她一直在街头帮我找被人扔掉的桌子。如果能有一张桌子，我就不用趴在地上、趴在床上写作业，也不用再把练习册抵在墙上写作业了。她终于找到了一张好看的桌子。除了桌子的一边被人喷上了“操你妈”的涂鸦以外，一切都很完美。然后她又一个人拖着那张桌子走过了二十几个街区。她太累了。第二天，她没能准时起床上班。这就是她被解雇的原因，这就是她从来都保不住工作的原因。因为她一直都太累了，她一直要照顾我。或者，我又怎么才能比得上我的爸爸。爸爸不会浪费一点点东西。四岁时，我整天都会把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没人知道原因。在那之前的一年，爸爸妈妈和我离开了我们唯一知道的国家，来到了现在这个国家。可能是因为这个。也可能是因为，我第一次在美国过生日时，妈妈给我穿上了一条好看的蓝色蕾丝裙。那是下着暴雪的十二月，而我没有一件合适的外套，也没有穿裤袜。在那之后我就得了严重的肺炎。我得在医院里住上一个月，但住了一晚之后，我们就付不起住院费了。长久以来，爸爸妈妈都必须同时打三份工，而即使这样，他们依然还不上借的钱——无论借钱的途径是否正规。那次住院的账单是导致这一切的原因之一。得了肺炎之后，我很难吃下东西，有一段时间，爸爸会把我吐出来的食物舀起来，直接放进他自己的嘴里，这样就不会有一口食物被浪费了。那时，我们每天吃的东西都有严格的份额，因为我们只能买得起那么多吃的。为了不浪费我吐出来的食物，爸爸会把他的那份早饭或者午饭或者晚饭留给我，然后吃掉我吐出来的米饭、蔬菜和猪肉——这就是他能为我们做出多少牺牲。
放学回家后（如果我那天去上学了），我有时会斜靠在墙上，等着爸爸妈妈回家。我等着他们在凌晨一点带回一盒甜甜圈，或者在晚上十一点带回店里剩下的炒面。有段时间，妈妈给一个叫唐娜的女人做针线活。那时她就会带回家一堆颜色已经剥落的耳环。那是唐娜给的。唐娜会给妈妈一些小礼物，让妈妈把礼物带给我。我以前会把刘海往脑后梳得又高又蓬松，跟妈妈一起去工作时，我也会不停地跟唐娜道谢。唐娜喜欢我头发的样子，也喜欢我道谢的样子。我一个人在公寓里等待。在等爸爸妈妈回家的六七个小时里，我会去想，自己要做些什么才能让爸爸妈妈明白，我也是这个运转机制的一部分。正是这个迷人又复杂的机制，才把我们从彻底的绝望和破碎的一切中拯救出来。
在妈妈身上，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应该具备的一切，但即便如此，爸爸的目光天生就会流连于别的女人。直到临死，他的眼珠都会转来转去，疯狂地寻找好看的女人。至少妈妈是这样对我说的。被赶出弗莱布许的公寓后不久，我们就找到了布什维克的那个房子。那个地方真的是一坨冒着热气的屎。就是从那时起，爸爸开始跟一个女人约会了。那时他在一家中国面条店做服务员。周末和节假日时，他要工作到深夜。他就是在那里认识了她。
她叫丽莎，从中国台湾过来。她长得不好看。她没有妈妈那样的双眼。即使在白天，妈妈的眼睛里也有月亮的倒影。她没有妈妈那样纤细的双臂。她不像妈妈那样一直穿着裙子，即使在冬天，妈妈依然会穿裙子。她也没有妈妈那样纤长到让人觉得高不可及的颈项。爸爸的女朋友很矮，看上去像一棵断掉的树干。她的胸很大，那是她唯一的优势了。她喷着很浓的香水。想象一下，有个人跑完了半程马拉松，然后为了遮掩异味，这个人愚蠢地用一束花来摩擦自己的腋窝。她闻上去就是这种怪味。但正像妈妈说的：“就算你用肥皂去洗一坨屎，也不能指望它变得多好闻。”
她第一次来我家时，我喷嚏打个不停。她的香水味太浓了。我对人造香精过敏，也对这种垃圾女人过敏。她没有资格和我的爸爸在一起。爸爸向我介绍道：“这是你的丽莎阿姨。”
“她不是我的阿姨，爸爸。”我看着丽莎。她愚蠢的大胸下垂得非常厉害。我想把她的胸往她的脸一脚踢过去。“我不会喊她的，谢谢。”
那次之后，她时不时就会过来。她总是在妈妈不在家时过来。妈妈知道这件事，她的存在不是一个秘密。有的人为了得到她想要的东西，就可以牺牲掉其他所有人。妈妈就是这样妥协的。当然，丽莎不在乎我，不在乎我的妈妈，可能也不在乎我的爸爸。她只是一个极度孤独的人，她需要成为别人世界中的一部分。到我家时，她总是假装对我很好，有时她会给我带三明治，还有一次，她带来一个搅拌机，问我想不想要一杯奶昔。我对她说我很挑食，她问我什么意思，然后我说，我的意思是我只喜欢我妈做的吃的，也只讨厌我讨厌的人做的吃的。然后她说，哦，随你便。然后我说，你知道吗，你的香水会让我打喷嚏。然后她说，对不起，但我也没办法。
有的，你有办法的，你这个婊子。我低声说。 你说什么？她说道。然后房间里只剩下一片寂静。
每晚我都会祈祷。我希望她在来我们布什维克的家时能被袭击，能受重伤，但她总是安然无恙。她毁了我的下午。我放学回家后，她就已经在家等爸爸了。她坐在沙发垫子上。那仅仅是一堆扔在地上的沙发垫，但我们总是假装那就是一个正常的沙发。她快速地切换着电视频道，显得像是她想让我来决定看什么节目一样，但只要我站起来去拿点零食，她就会立刻换台。我回来后，她就会说：“哦，我以为你不想再看那个节目了，所以我就换了一个。”
我跟爸爸说，我讨厌在家里看见丽莎，但我其实就是想说我讨厌丽莎。就这么简单。他跟我说，为了他，我也得努力一下。我说，为什么丽莎就不能为了我努力一下？為什么我必须让着她？然后爸爸说，你不是为了她努力，是为了我。而且，她的确努力过了，我的酸软糖。她把那辆自行车给你了，不是吗？
那是一辆给男孩骑的自行车。那辆车曾属于她的儿子。现在她的儿子已经长大了，他可能会因为她把他的自行车送走而恨她。这么久以来，我一直都很想要一辆自行车，但我从未骑过那辆。我希望每件事的背后都有一个正确的原因。
妈妈从没抱怨过爸爸的女朋友。其实爸爸身边总是会有一个女朋友，只是我以前从来不知道还有其他人而已。我从来不知道爸爸妈妈之间所有的事。但我的妈妈知道这一切，也接受了这一切。她跟我说，不要为这种事情烦心了，我们依然拥有彼此，他依然会回到我们的家，他依然比任何人都要爱我们，我们依然是他最重要的女孩。
爸爸的女朋友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那段时间，可能也是我们经历过的最差的一段时间：我刚读完三年级；爸爸教书的学校关门后，他决定再也不做老师了；妈妈丢掉了她前台的工作；除此以外，我们还得离开东弗莱布许，搬到布什维克。我们之前已经欠了三个月的房租，那个变态房东以此为理由扣下了押金。这不公平。当时，我在中国的外婆得了癌症，马上就要死了。妈妈花了三个月的工资买了机票，回中国陪外婆度过最后一段日子。我们家就这样破产了。
我们搬走的那天，房东一直从他家窗户里看着我们（他住在三楼，就在我们楼上）。我对他竖起中指，大声喊道：“有点同情心吧，你这个萎缩的鸡巴。你周围没死过人吗？”我说话时，爸爸妈妈正把两张床垫固定到我们棕红色的奥兹莫比尔车顶上。
“别管那个干瘪的老蠕虫了。”妈妈对我说。她拍了拍我的头发，把我攥紧的手指舒展开来。
“我恨他。”
“我们也是，我的酸苹果。我们也是。但都过去了，酸心心。你没发现吗？每件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每件事的背后都有一个好的原因。如果我们想知道是什么好的原因，我们就必须耐心等待，明白了吗？”
我明白。我不知道爸爸妈妈这么频繁地搬家是什么感觉。有时在几个月内，我们会住到四五个不同的地方。我们的全部家当，就是我们能塞进车里、绑在车顶上的一切东西。但无论如何，每次我们离开一个地方时，我还是会控制不住地激动。这就像是开学的第一天，我仍然有机会不要再像现在这样一团糟，而那个机会只存在于我第一次坐在新桌子前的时刻，只存在于我的老师向我们介绍她自己、布置学年里第一份作业的时刻——每一次我们把车子装满，开到下一个地方、下一个地方和下一个地方的时候，我都有这种感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没那么糟。这意味着世界上没有失败这种事情，只有无数又无数次的重新开始。
有一年，我必须重新读一遍一年级，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作业，也没通过任何考试。我为之付出过最大努力的事，就是在所有的试卷上都画上了西兰花一样的树。那时我们住在威廉斯堡。。那是不错的一年。爸爸找到了带一个公用厨房和一个独立卫生间的房间，月租是两百美元。在那个房间里，我每晚都会睡在爸爸妈妈中间，而当我醒来时，我的四肢上经常布满长长的抓痕。我生下来就痒得要死。除非哪里能有个聪明的天才来发明一种有魔力的药物，把我从这漫长的、永远都很痒的一生中解救出来，不然直到生命结束之时，我都会痒得要死。
五岁那年，我发痒的问题最为严重。那年我们住到了华盛顿高地的一个合租房间，房间里摆满床垫，没有落脚之处。我的皮肤痒到让我觉得，有很多小蚂蚁拿着青珊瑚树枝，在我的全身上下滚来滚去。每个人都说，你来美国的第一年会非常痛苦，这是正常的。但没人提醒我们要为第二年做好准备。上了几周的幼儿园后，我就可以不用再上ESL英语课了，但一月份的时候，我换了一所学校。我转学是因为爸爸妈妈听说了这个华盛顿高地的房间。这里这么便宜，以至于它很可能是非法的。（很多年后的一次晚宴上，一位年轻的房地产律师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听爸爸讲述了我们来美国头几年的故事。他打断我的父亲说：“你知道那种居住环境的确是非法的。”）新学校的行政老师坚持认为，我需要再去上ESL英语课。“她对英文的掌握还不牢固。”校长说道。所以我又变得很蠢了，即使我很确定我并不蠢。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发痒的毛病复仇一般地回来了——从我们移民到纽约的六个月前开始，我就没这么痒过。
晚上，我待在房间里，感到我的皮肤正在灼烧。那个房间非常拥挤，地上放着五张挤在一起的床垫。爸爸妈妈和我在一张床垫上，妈妈童年时代的朋友邵国强和他的妻子、他的孩子睡在我们旁边的两张床垫上。妈妈和邵国强是在一条弄堂里一起长大的。在整个申请签证的过程中，他给我们提了很多有用的建议。毕竟，他是最早移民到美国的那批人之一，每个人都很佩服他，直到后来我们听说他不再学习绘画和雕塑了。他几乎没法养活自己。他会从中国的出口商那里批发雨伞。下雨时，他就到街头卖伞。就是他告诉我们华盛顿高地的这间房子。之前，这里住着几个哥伦比亚大学视觉艺术专业的中国研究生，因为一些跟签证过期有关的不好的事，他们突然逃离了美国。在上海时，邵国强的妻子李慧玲好像拍了一部先锋电影，那部电影讲述的是“帝国主义的诗学”，但自从成为一个非常亢奋的五岁男孩的妈妈后，她就放弃了用艺术粉碎西方帝国主义的梦想，而如果养孩子不足以让她停下艺术创作，那么她五个月的身孕应该也会让她彻底放弃（“如果那是个女孩，你能给她取名叫安妮吗？”我问道。问这个问题前，我在一家“没人能打败巫师”电子产品连锁店里看了《安妮》。爸爸妈妈让我坐在购物车里，把我丢在了卖电视机的那排货架前。把我安顿好后，他们就可以去搞这种诡计：他们会面无表情地拿起随身听、电池这样的小东西，然后直接走到收银台退货，把退款退到储值卡里。然后，他们会用储值卡里的钱买一些贵的东西，再把它们退掉，换成现金）。我们旁边的第三张床垫上，是我爸爸的朋友张建军和他的妻子陆诗雨。张建军曾是一位ESL英语老师。晚上，他会去上商业管理和会计方面的课。陆诗雨的父母是外交官和教授，同时也是诗人。想到自己的女儿跟一个只想赚钱的人结了婚，他们就不屑一顾。张建军和陆诗雨是一对忧郁而阴沉的夫妻，女儿只有两岁的时候，他们就把她留在了爷爷奶奶身边。为了把她带来美国，他们一直在攒钱，而几年过去了，他们还是没有存够把她接过来的钱。在离我们最远的第四张床垫上，是王涛和他的妻子刘小红。刘小红的母亲好像曾是一位高层领导。至少，这些都是我在睡觉时偷偷收集到的信息。我睡在爸爸妈妈的中间。他们会隔着我悄悄说话，好像我是空气，好像我是他们的电话线，好像我能把他们一个人的声音传给另外一个人。尤其是当我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假装睡觉时——那就是他们会跟彼此说一切事情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我其实也能听见他们的话。那是我痒得最厉害的一年。爸爸妈妈认为，我可能是因为我们住的这个地方而发痒的。我们这个房间只应该睡两个人，却有十个人睡在里面，而每当我挠痒、每当我抱怨或者发出“啊——哇——啊——我恨死痒——痒了”这样烦人的声音时，那个外交官的女儿、那个ESL英语老师、那个拍先锋电影的人、那个画家、那个高官的女婿，就会来骂我和我的爸爸妈妈。“你们还不知道怎么控制住她吗？大半夜的，我们都这么想要睡个觉，你们难道没看到吗？”他们给了爸爸妈妈压力。当时，爸爸妈妈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那样生活。他们也给了我压力。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实在太痒了，我只能在半夜叫出声来。 我们在那里住了八个月。然后，我们就搬去了唐人街的合租房间。那个房间的玻璃碎掉了，我们就在窗户上贴上宽胶布。冬天到来后，房间冷到让人无法承受，于是我们打包好行李，睡到了妈妈的朋友家。那个朋友的公寓在伍德赛德，我们就睡在她家地板上。五周后，那个朋友的房东发现了我们，威胁说要把我们全都赶出去。因为这件事，妈妈和她的朋友绝交了，她朋友本来就不是很想让我们住过去。离开伍德赛德后，我们搬到了另一个公寓的地板上，这一次是我妈妈的表亲的朋友的姐姐的公寓。这个公寓在大洋山，一切很完美，只是在夜里，老鼠会趁我们睡着时爬过我们的脸。而且，即使是那些没有老鼠的夜晚，我们要付的住宿费依然比很差的汽车旅馆还贵一倍。我们仅仅是睡在那里而已。爸爸和房主说，我觉得你不想让我们住在这里；房主说，我觉得你们不是很懂得感恩。所以我们离开了那里，然后想要在妈妈的表亲回绍兴探望亲戚时，住到妈妈的表亲家里。这是可以的，只是那个房子就在柏树山墓地旁边。妈妈和我被墓地吓到了。最后，在一年级快结束时，就在我发现自己留级了之后，爸爸在威廉斯堡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出租房间。那时一定有神灵在眷顾我们。那不仅是我们住过的最好的房间，而且，房东还在里面留下了一个免费的微波炉和一张双人床。床上有些臭虫。如果我们想要这张床（我们当然想了），我们就得负责把臭虫弄掉。搬进去的那天，当我们走进共用厨房时，妈妈宣布：“我们要给我们的小酸葡萄买一个玩具。我说的是那种比我还要高的毛绒泰迪熊。”
“要我说，我们应该把冷冻柜的一半都放上香草冰淇淋。”爸爸说。
“两个我都要！”我大叫道。我们最后买了一盒香草冰淇淋和一只泰迪熊。当我把泰迪熊放到地上时，它还和我的额头一样高。
在威廉斯堡度过的那一年里，我发痒的毛病是最不严重的。在那一年，其他折磨过我的小毛病也发作得最少。我对很多东西过敏：灰尘，猫，狗，花粉，各种坚果，香水，任何有强烈气味的东西。雨后的空气，很久没下雨之后的空气。任何冬天必备的温暖的东西。毛衣，羊毛外套，长筒袜，手套，短袜。一切都变得平静下来。我第一次在学校里表现得很好，还完成了大部分作业。在一次数学考试中，我甚至拿了95分。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我们都开玩笑说，留级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如果第一次做错了事但没有承担后果，而第二次能把事情做对，那第二次就比第一次要好。但这不是一个玩笑，这就是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我们很开心又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地方，不用再那样担心我们要睡在何处。
晚上，如果我感觉痒了，妈妈会帮我挠左腿，爸爸会帮我挠右腿。我睡在双重的保护中——我的两只手上都戴着烤箱手套，此外，爸爸妈妈还把塑料袋套在我的手上，用橡皮筋把袋子在我的手腕处扎牢，这样我就不会在睡着时把自己挠得到处是血。早上醒来时，爸爸妈妈的指甲缝里会有血迹。那些暗红的、干掉的血迹就像伤口上结的痂，即使我才是那个受伤的人。有的时候，我看上去就像个遇害者，长长的血痕布满了我的腿、我的后背、我的手臂和前胸。有次我喊妈妈挠我的乳头，直到我的乳头被挠到裂开。然后我躺在床上，小心地捧着我自己的胸部。我就那样睡去。第二天上学时，我有一门考试没有及格，因为我的内衣贴在了我化脓的乳头上，导致我很难集中注意力。还有一些夜晚，爸爸妈妈还没帮我挠完就睡着了，然后我就会做梦。梦里的我是这么的痒，以至于我为了剥掉自己的皮，从锯齿状的山坡上一路滚了下来。早上醒来时，我腿上和手臂上的皮肤就会消失，发痒的感觉最终会被疼痛取代。那时就是这样。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和仅仅是幻想的东西奇怪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折磨着我。这让我的思考都变成没有意义的碎片，让我说出的话都变成不知所云的喃喃自语。这就是我留级的原因，我这么喜欢睡在爸爸妈妈中间的原因——在我成为真实的物质之前，我需要被他们的肉身约束。
一年之后，我们在威廉斯堡的公寓楼被夷为平地。我们得到了四千美元的安置费。在那个时候，这和一百万美元没有什么区别，但后来我们才明白，这个数字是多么微不足道，我们被当作多么不值钱的人。我们把钱花在了东弗莱布许的一室公寓上。搬家时，父亲辞掉了他大部分的兼职，因为在第三次尝试之后，他终于通过了考试，拿到了教师资格证。
我不喜欢我的新学校。第一天上学，我的老师就让我重新去上ESL英语课。我已经两次通过了ESL英语课。我的第一个英语老师叫我“一个小天才”，第二个老师说我有“惊人的语言习得能力”。但我还是得去上课。这就把华盛顿高地的经历又全部重复了一遍。我想告诉我的新老师，我的英语比她还好。她松弛的脸上布满静脉，还经常流汗。她的嘴唇很薄。但我只是不想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一样的话了。所以，为了完成任务，当别人都在上美术课和音乐课的时候，我得去上ESL英语课，还得被强迫参加一些活动。那些活动让人觉得如此屈辱，以至于我理解了为什么特殊教育里的孩子永远一副歇斯底里的样子。
我们必须参加一些活动。比如，我们要写下“椅子”这个词，然后在这个词的下面画一把椅子。只有我会画大胸的女人或者肥大的阴茎。这些阴茎肥大到一页纸都装不下它们。我这样做是因为，我不会让P.S.233小学的行政老师欺负我的。第一天上学时，爸爸妈妈没有去学校。他们没有去和总办公室的女老师们说，对于一个不是出生在美国的人而言，我的英语已经好到接近英语母语者的水平，我留级只是因为我的总体成绩很差，而不是因为英语不好。我不会让那些人因此而欺负我的。
我太讨厌上学了。三年级开始后，我一周只上两三天学。只要我想逃学，爸爸妈妈都会同意，他们觉得我所有不去上学的理由都成立，就像他们认为我拿C或者D这样的分数也可以。他们知道自己经常缺席。当我应该跟家人吃晚饭时，当我需要他们帮我检查作业时，他们都不在。他们不会在睡前给我读故事，而如果他们这样做了，我就会喜欢读书。我早上起来去上学时，他们往往已經离开家门。
当时，爸爸在东区一家越来越衰败的中学教英语。在那里，他能赚到一份很不错的薪水。那家中学一直面临着关门的风险。那里太可怕了。据说，有个社会课老师在放学后遭到了四个七年级学生的袭击。他们打碎了他的膝盖，打断了他的鼻子。在那之前，有两个校长曾在一年内先后辞职。还有一个可怕的传言是，有一天深夜，一个女老师在停车场被几个八年级学生强奸了。 我知道所有这些事情的唯一原因是，只要我想去爸爸的教室玩，他就会带我去。我知道自己不该跟他提太多这样的要求，但不知道为什么，每到星期四，我就会觉得，如果我必须去上学，那我生下来就没有大脑，死的时候也不会有大脑。所以有几个星期四，爸爸会带我一起去上班，而星期四是一周中最好的一天。星期四是“电脑日”，也被叫做“操他妈日”。我们会和他所有的学生一起花一整天待在机房里。有些学生会把刀和枪带到学校，会把大麻混在劲更大的东西里卖给五年级的学生，而即使是这些人，也会印一些照片送给我。那些照片上都是抱成一团的小狗，或者超级可爱的独角兽。他们这样对我，是因为他们觉得我比我这个年纪的人看上去小得多。他们喜欢把我当作班上的宝宝。
“你是我们的宠物，克里斯蒂娜。宠克里斯蒂娜！”他们说，“懂了吗？‘宠’这个词，既是名词，又是动词。看到了吗，张先生？别再说你永远没法教会我们什么东西了。”
在爸爸的第三节课上，有一个名叫达林的黑人女孩。她的名字被读作“达一一林”，好像她就是《乱世佳人》里的角色一样。《乱世佳人》是我在“巫师”电子产品店里看的另一部电影。我看《乱世佳人》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去实施他们的偷东西计划。等他们忙完了回到我这里时，爸爸对妈妈点评道：“这些人永远不会放下过去，对吗？”我不知道他指的是电影里的白人还是黑人，但我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些人”，而对我的父母而言，这是一件好事。但我也不是很确定。每次我见到达林时，她的发型都不一样。有时她把头发编成脏辫，有时她的头发蓬松又散乱。有时，她把一半的头发编成了脏辫，另一半的头发依然蓬松又散乱。还有的时候，她的头发又直又硬，像从没用肥皂洗过的铁锅一样泛着油光。“我能摸摸你的头发吗？”曾有一次，我这样问她。她同意了。但她又说了一句：“不要到处跟别的女生说这样的话。这样不礼貌。”
达林已经留级过两次了。她几乎跟我的妈妈一样高。第一天见到我时，她就抓住我的手说，她就是我的姐姐，我可以问她任何事情，如果我想去洗手间，她可以护送我。她往往是第一个到机房的。我和爸爸会坐在远远的角落里玩打字游戏。在那种打字游戏里，天上会疯狂地砸下单词，你必须把每个单词正确地打出来，才能保证曼哈顿的天际线不被“老鼠”“哲学”“湍流”这样的词摧毁。每当她看到我，她就会尖叫。
“克里斯蒂娜在这里。”她会这样宣布。然后，所有的人都会跑进来，把他们的椅子拉到我的身边。女生会开始给我编头发，男生会把他们的二十五美分硬币凑起来，给我买一瓶汽水（爸爸有时允许他们这样做，有时不允许）。然后爸爸会对着他们大喊，让他们找台电脑坐下来。这时，达林才会站起来，把两根手指放在嘴里吹一声口哨，然后说道：“所有人都给我离开克里斯蒂娜。我要帮她辅导作业。除非你们这些人觉得自己能搞懂三年级的数学，不然你们最好让我们自己待着。我知道你们对数学根本就是屁都不懂。”
“达——林。”爸爸说。
“对不起，张先生，我不想骂人的，但这他妈的就是这样。”
爸爸要求每个学生只能用三张打印纸。他想强行执行这个规定。但当达林研究出怎么打印横幅后，爸爸所有的规定都不算数了。达林每打印一次横幅，就能用掉三十多张纸。有一次，达林和其他学生挤在一个角落里小声说话，看上去就像无可挑剔的好学生，以至于爸爸忍不住问道：“什么情况？做错事了，所以都变得这么安静了？”
一整堂课，他们都忽视了我的存在，这让我非常困惑，以至于我几乎要哭了。我必须把我梳到脑后的刘海放下来，这样就可以用头发遮住眼睛。我打算跟爸爸说，我再也不要跟他一起来上班了，但就在铃声响起的那刻，整个班级给我送上了一张横幅。这张横幅长到可以绕教室一圈，而上面只写着我们爱你克里斯皮娜。一遍又一遍。我的名字被拼错了。达林和柴斯特当时正在抢键盘，柴斯特想要打出我的名字时，达林推了柴斯特一把，因为达林想亲自打我的名字。所以我的名字就被打错了。然后每个人都喜欢“克里斯皮娜”听上去的感觉，所以他们就用了这个名字。达林想把横幅挂在墙上，但爸爸拒绝了。“你们疯了吗？赶紧滚出去。去上你们的下一堂课，不要再在我的教室里浪费纸了。”
“对不起，张先生，”达林说，“但反正这也不是你的教室。这是纳税人的教室。”达林帮我把横幅折成四页纸。“给你，克里斯皮。”她在我耳边小声说。
“什么？”
“克里斯皮，克里斯皮娜的简称。”她说。她用手指轻轻抚摸着我的刘海。“但只有我能这样喊你，好吗？”
我搂住达林的腰。当我只有一点点大的时候，我会一直这样抱着妈妈。我们会在上海的公寓附近这样走来走去。我像只猴子一样搂着妈妈的腰，在她身后摇晃。如果你是树，我就是树上酸酸的果子！我用中文大喊。如果你是耳朵，我就是耳环！
“喔，”达林说，“我的小宠物克里斯皮。”那天我非常兴奋。我以最崇高的关注和重视，用双手捧起那一叠折起来的横幅，好像那就是献给女王的礼物。上车前，爸爸让我把它扔掉算了，但我告诉他，我想把它挂在我的房间里。
“你希望我们整个房间里都是拼写错误？”
“我喜欢它。”
“这些孩子太典型了，”他摇摇头，“他们不在乎把事情做对。他们没有规范。你觉得他们会走向哪里？”
“家？”我猜道。
“哪里都不。他们哪里都不会去。他们的人生没有未来。”
“哦，是啊。”我说。我心中发酸（而且不是那种好吃的酸味）。只要爸爸那样说话，我就会心中发酸。好像他就有多确定一样。即使他很确定，诗歌对学生之后的人生不会有任何改变，他还是教他们诗歌。他不会因此而不安吗？他这么确定地认为，就算只是试试看，也都是徒劳而已。他不会因此而不安吗？還有我们呢？我们又有什么规范可言呢？我们的命运不也被封死了吗？我又能成为什么人呢？又有什么能让别人不要再同情地盯着我们。我们做这么多份工作，从一个垃圾地方搬到另一个垃圾地方，每一美分都要精打细算。我们难道没有发现吗，所有这些都是这么的毫无意义。我们不也无法面对生活的真相吗：在这当中，没有一件事可以把我们领到任何地方，领到和我们之前的生活有任何区别的地方。 我三年级的老师兰开斯特夫人，给我的妈妈发了第四则、也是最后一则通知。通知里说，她必须立刻出现在家长会上，不然我就可能再次留级。妈妈撕掉了那张通知，然后说道：“我担心我们没有让你长大。我们是不是阻碍了你的发展，宝贝女孩？”
“还是让我来操心这种事吧，妈妈。”
“让你来操心这种事？你就没法为自己的事操心。”
“为什么不能？我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你错了，”妈妈说，“这就是你不知道的事。”
“怎么会呢？”我问道。
“什么怎么会，我像石头一样坚硬的小桃子？”爸爸说道。他今天不上班。他从前门走了进来，两只手上都拎着两袋食物。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我一边跑向他，一边问道。我从他手里接过一个袋子，把它放进厨房。“妈妈觉得我今晚应该自己一个人睡。”
“嗯，我同意。我的酸莓子。”爸爸说。他打开食物袋子，里面都是可以常温储存的东西。我们的冰箱不是很好用，所有上周买的食物全都坏掉了。
在自己的床上一个人睡觉只有几个好处。第一，我的床只是一张小一点的床垫，而且就放在爸爸妈妈床边的地上。第二，我依然离爸爸妈妈足够近。早晨，在爸爸妈妈以为我还没醒来时，我依然能听到他们跟彼此说的悄悄话。有的时候，我似乎能假装睡上几个小时，但那根本不足以让我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或者，那也不足以让我明白爸爸为什么要让妈妈轻轻扇他耳光。妈妈会轻轻地把我的头发从我脸上拂过。当我的前胸因为披散的头发而发痒时，妈妈也会轻轻地帮我抓挠那些发痒的地方。妈妈扇爸爸耳光的声音就是这么的轻。有的时候，我会放弃搞懂他们在低声说些什么，相反，我会忽然直挺挺地站起来穿衣服。我知道妈妈会让我停下来。然后，我就会像以前身上一直发痒的时候一样，钻到她和爸爸的中間。我会说：“你们现在怎么不让我独立了呢？”然后她会说：“我想你来做热狗肠，我和爸爸来做面包。”然后，我就会跳到他们中间。然后爸爸会说：“或者，我们可爱的女儿做火鸡肉，而你做芝士，我可爱的妻子。我可以来做生菜。这样怎么样？”
“那谁做面包？谁做蛋黄酱？谁做芥末酱？”我们讨论着谁是谁，每种三明治或者汉堡或者热狗或者任何一种面包里夹着肉的食物里有什么东西。我们讨论的内容实在是太诱人了，以至于我们会说个不停，直到上午的太阳变成下午的太阳，直到我们的手臂因为一直抱着彼此而发麻。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不该这样。我应该想要去朋友家玩，应该想要去涂指甲油，去玩捉迷藏，去跳绳。我应该去做我这个年纪的孩子会做的事。但事实上，我只想被夹在爸爸妈妈的中间。我只希望他们需要我，也只会想着他们。我只会想尽办法让他们开心，甚至让他们感动。我想让他们知道，我多想永远做他们的女儿，多想他们永远做我的爸爸妈妈。
“你要知道，”妈妈说，“有一天，你也会做妈妈的。那时你就不会还这样觉得你是我们的女儿了。”
“但你永远是我们的女儿，”爸爸说，“你也知道，你依然是我们的女儿。”
“你当然还会觉得你是我们的女儿，这不会改变。但你不会再觉得，你在世界上唯一的身份就是我们的女儿。”
“对，”爸爸说，“因为有一天，你也会体验到做妈妈的感觉，而做妈妈的感觉比做女儿的感觉要特别得多。”
“而你自己的女儿看着你时，甚至不会想到你也曾是女儿。你明白我们的意思吗，酸糖果？”
“我觉得我明白。”我说。
“所以我希望你能永远这么大，”妈妈说，“如果我能永远三十六岁，你能永远九岁，爸爸永远三十七岁，那会怎么样？那会怎么样，酸酸小蜜蜂？”
“我愿意那样。”我立刻说道，“我要一直九岁。我不想做别人的妈妈。”
“哦，酸酸，你现在会这样说啦。”爸爸说，“你现在会这样说，但你不会想错过十岁，不会想错过十一岁，十二岁，十三岁。你不会想错过和男孩约会，学开车，抽你的第一支烟——”
“张和平。”妈妈说。
“对不起。”他说，“你会想体验二十岁的，你会想体验第一次恋爱的感觉。然后还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和平。”妈妈又说了一遍，“所以，你恋爱了多少次？一百多次？”
“只有一次。”爸爸说。他把妈妈和我拉到他身边。
妈妈翻了翻白眼。“你不能放弃接下来的人生，不能永远这个样子。”
“我想这样。我想永远像现在这样。”
“哦，酸酸。”
“我真的想这样，妈妈。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我想永远这样。”
“让我们寻求神的帮助吧。”爸爸提议道。
“好。”妈妈说。我们下了床，三个人围成一个圈。我们一边跺脚一边喊道：“让我们永远这样，让我们永远这样，永远这样，永远这样。”直到我们的声音变得嘶哑，我们才停了下来。第二天，我的声音变得很尖，妈妈的嗓音里有一种沙哑的性感。爸爸喜欢她那样的嗓音。在早晨，我看见他们手牵着手，也看见妈妈帮爸爸整理着衬衫领子，而我感觉，这就是我为什么从来都不想长大的原因。如果一直这样就已经足够美好，我们为什么还要向前？
搬去布什维克后，我们又一次睡在了同一张床垫上。那里没有地方放我的小床垫，而且，我们还没来得及把床垫从楼梯拖到房间里，我们街区的那些地痞就把它偷走了。每隔几周，他们就会偷走爸爸车上的收音机，然后又会在街角的犹太熟食店旁把它卖回给爸爸。
“这个一百美元。”
“什么，一百？我上周才花了十美元买回来的。”
“时代不一样了，哥们。”
有一次，我们三个人从地铁走出来，看见那些孩子又一次在家门口甩卖旧物。他们把我们的东西抬高了价格。那些都是我们公寓里的东西。
“我们没法把所有东西都买回来。”妈妈说。她看着我们的枕头，我们的被单，我们的碗，她冬天的外套，我们的电视机（收垃圾的那天，我们发现了这台被扔在外面的电视机。它已经坏了，但爸爸有一套非常厉害的生存技能。只要闭上眼，他就可以想象出操作步骤，然后他就能学会任何东西。只花了一周，爸爸就把这台电视机修好了）。我们还看见了我们的卡带录放机。爸爸在一家餐馆工作，那里的老板给了他这台卡带录放机。那个老板喜欢时不时地给爸爸东西。他这样做是为了提醒爸爸，谁是施舍的那个人，谁是被施舍的那个人。 “我要跟他们还还价。”爸爸说道。他闭了一下眼睛来构思策略，然后就走过去跟那个地痞头子说话。三个地痞中，地痞头子穿着最白的球鞋和最长的T恤衫——他的T恤衫比他的短裤还要长。爸爸弯腰说道：“所有的东西，一百。”
“操你妈。五百。不然就从我面前滚开。”
“你看，你把我们都掏空了，你觉得我们还会有钱吗？”
“你们比我们有钱。”我大喊了一句，然后躲到了妈妈身后。
“她倒是说话了。”他说，“五百，不然就从我面前滚开。我最后说一次。下一次我就不会再说了。”
“你看，我可以给你一百。你卖这些东西卖不了一百。”
“就算我只卖了二十，只够晚上吃一顿垃圾牛排，我也无所谓。这堆垃圾，我只跟你要五百。我跟你说过了，别让我再说一次。”
“求求你了。”父亲说。
那个穿着白球鞋的地痞转过身去，对着他的朋友们喊道：“我们晚上吃牛排。你们来买酒，傻逼们。”
“耶，耶，耶。”他们一起大喊道。
“大家永远可以通过几种方法来知道你是我的女儿。”妈妈对我说道。
“一种是？”我问道。
“一种方法是，我们都喜欢吃酸的东西。”
“好的，那别的方法呢？”
“等一下。别就这样略过。你和我都喜欢吃酸的东西。酸葡萄，酸李子，酸桃子，酸苹果，酸樱桃，酸草莓，酸蓝莓，酸油桃，酸糖，酸汤，酸酱。所有酸的、酸的、酸的东西。大多数人都喜欢吃甜葡萄，甜桃子，甜苹果，甜莓子。”
“我觉得你说得对。”我说。
“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点。你没发现吗？我们也都喜欢很硬的水果。”
“是啊，真的。我們讨厌软软的桃子。我们讨厌软软的、甜甜的桃子，喜欢硬的、酸的李子。”
“对。”母亲说，“我们两个是一种人。记得昨天吗？地铁站外的那个男的在卖葡萄。记得吗？”
“是啊，他一直在说，这是你能在布鲁克林找到的最甜的葡萄。他说，不想来颗甜葡萄尝尝吗，你们两个甜甜的女孩？”
“所以我们就去看了他的葡萄。然后我说，你说它们很甜？”
“然后他说，对，非常甜。”
“然后我说，你确定它们很甜？非常、非常甜？你没骗我吧？”
“然后他说，这么说吧，这些葡萄里就没有一颗是酸的。”
“然后我对他摇摇头。然后我说，好吧，那你这笔生意是做不成了，因为我女儿和我只喜欢酸的水果。”
“然后那个男的就开始在我们身后叫道，嘿，嘿，嘿，哎，你们，哎，哎，你们两个，快来看看，这些葡萄又酸又甜。哦快看，我在嗦我的脸呢，太酸了。”
我们被自己的机智逗笑了。这是一个小小的标志，标志着我们在过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事实上，那一天值得被记住，就是因为我们比那个喊着“嘿，哎”的男的要更机智，而不是因为就在那天，妈妈丢掉了在一家本地服装公司做前台的工作，也不是因为就在那个月，爸爸的学校终于关门了。他不会再教书了。他受够了拉开打架的学生，受够了他的车子总在上班时被盗。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社会工作者，而首先，他一向就不喜欢人道主义精神。每天晚上回家时，他都非常失落，而在有的清晨，他会吐。仅仅是因为即将开始的一天，他就会焦虑到呕吐。那一天值得被记住，也不是因为就在那晚，爸爸没有回家吃晚饭。他和他的女朋友待在一起，而这意味着，我和妈妈什么吃的都没有了。爸爸身上带着我们剩下的所有现金，他本应给我们带吃的回家。那个晚上我们都很饿。我们一开始因为饥饿而胃痛，然后又因为大笑而胃痛，然后又因为饥饿而胃痛。睡觉的时候，我们听见了彼此抽泣的声音。在这样的夜晚，我们没有人能够安慰另一个人，而就是在那个时候，巨大的、失落的空洞，在我们两个人之间展开。整个夜晚，那个空洞都在那里。早上醒来时，爸爸站在了我们的床边。他问我们，他能不能做上面一层面包，妈妈能不能做下面一层面包，我能不能做奶酪，做酸黄瓜，做肉饼，做番茄酱，做芥末酱，做洋葱，做所有让芝士汉堡成为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的东西。在这一刻，那个空洞才合上了一点点。
我们离开了布什维克。这不是因为我们终于存够了钱，而是因为我们在布什维克的公寓塌掉了。楼塌的时候里面没有人。没有人想去打官司之类的。我们住的这栋房子被分成了四个公寓，而恶劣的房东只把公寓租给绝望的人。比如，我们楼上住着来自柬埔寨的一家八口，他们都没有合法的身份。或者，我们楼下是一些广东女人，她们在客厅里开了一家见不得人的按摩店和理发店。爸爸曾去那里刮过几次胡子，剪过几次头发。有一次他回家时，头发完全被搞砸了，而妈妈哭着说：“都是因为你，我们才会受苦。都是因为你，我们才生活成这个样子。我再也受不了了。”
我们把我们棕红色的奥兹莫比尔车装满东西，开车去了爸爸前同事的姐夫家。他家在长岛。那里的一切都很干净，没有人行道，只有宽敞的、空荡的大道。这些大道会在绕弯后通向死路，通向车库前长长的车道，通向房屋前修剪整齐的草坪。那些房屋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看上去遥不可及，而且还会闹鬼。在那里，我们受到了热情的邀请。在找到其他能住的地方之前，我们都可以待在那里。但在上车之前，我们三个人都从街上捡起碎石，朝一些公寓楼的窗户砸去。我们觉得那些地痞就住在那里。这是我们的楼塌掉的唯一好处。那些地痞袭击了我们的邻居莉莉女士。他们是她搬回中国台湾的原因，也是我们永远不会离开纽约的原因。即使我们离开纽约，也只会是因为我们自己想离开，而不是被迫离开。我不知道我们当时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我想我们一定是知道的。不然还会有什么原因能让我们留下？为什么我们不搬到北卡罗来纳州？在北卡罗来纳，我的叔叔和婶婶住在崭新的房子里，房子位于一座美丽的小山丘之上。他们可以在晚上走很远的路，从不会害怕，也从不会感到自己在被注视。他们不会在白天锁住前门，还会把值钱的东西留在车里。不然我们为什么不把东西打包好，然后开车去他们那里，跟他们一起过一种舒适的生活？我们想要努力在这里站稳脚跟，努力证明我们属于这里。这就是唯一的原因。 一定是因为这个，我们才会对着那些地痞住的公寓楼扔碎石头。他们偷我们的东西，打我们的朋友，砸碎我们的车窗，掰弯我们的方向盘。他们把方向盘的最上面和最下面掰到了一起，让方向盘看上去跟嘴唇一样。一定是因为这个，爸爸才会大喊道：“你们为什么不到别的地方把自己的屁眼擦擦干净？已经没人再住在这里了。”然后妈妈说：“你们这些吃屁股的人，去吃几根鸡巴做早饭吧。”然后我说：“然后再用稀屎把鸡巴给咽下去，你们这些屎斑。”我们像是在念台词。我们都懒得问彼此怎么学会的这些话。
很显然，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忘记这些话，只会说“能麻烦你帮我递一下鱼子酱吗”或者“我想再要一瓶那个两百美元的酒，对，喝不完浪费了也没事”之类的话。我们会用一种更文雅、更自然的方式说出这些话。我们现在还没掌握说这种话的语气，所以只能大致地想象一下。
我们跳进了车里，激动又害怕。爸爸猛踩油门，在黄灯变成红灯的时候，我们开过了路口。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我们就已经开上了高速公路。即使我知道没有什么东西将会浮现，道路两侧的施工依然让我觉得，过去的道路正在重建自己。就好像十年之后，我们再次来到这条高速公路时，我会看到橙色的背心，看到安全路锥，看到深沟里的工人对着彼此大喊。我会看到那些旧日的小路。那些小路没有一丝改变，依然危险而狭窄。我还会看到地上白色的安全线。它们已经褪色了，所以我只能看到它们留下的痕迹。我们用它们来丈量时间的流逝，就像科学家用树干的年轮来揭露和过去、和现在有关的漫长历史。
布什维克的公寓塌掉后的第六周，爸爸给他的爸爸妈妈写了信。他在信里请他们帮忙。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找下一个住处。我们必须离开长岛，因为长岛离曼哈顿、皇后区和布鲁克林的各个地方都太远了，而且交通费也很贵。只有在那些地方，爸爸妈妈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所以，我们把东西带到了法拉盛。，住到了爸爸的朋友向波和他妻子家的客厅里。他们说，如果我们付三分之一的房租，分摊伙食费，做所有的家务，我们就可以跟他们一起住。十天后，我们收到了爷爷奶奶的邀请。他们让我跟他们在上海住一年，这样爸爸妈妈的生活就可以重回正轨。
“养孩子需要很多钱，”他们写道，“对于孩子的爷爷奶奶来说，到死都没有看到他们的第三代长大，这也是不正常的。孩子应该去上好学校，取得好成绩。孩子回家时，大人应该已经在家准备好了温暖的食物。每天晚上，孩子都应该在六点半准时吃饭，九点半前，孩子应该被爱她的大人哄着入眠。孩子起来去上学时，所有的家人应该都还在家中。孩子应该有许多美丽又健康的朋友。”妈妈用中文大声地读信，爸爸把我听不懂的地方翻译给我听。可谁又知道哪些是他编的，哪些是他故意漏掉的，哪些是他说不出来的。
“不。”我说。“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对爸爸妈妈说。我用拳头砸着地板。“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说。我把爸爸妈妈在威廉斯堡时给我买的泰迪熊朝向波的窗户砸去。“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当妈妈跟我解释说只是离开一年或者更短时，我说。“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当爸爸用所有我最喜欢的酸东西的甜名字叫我时，我说。“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当爸爸妈妈跟我保证说如果我现在冷静一点下周就不用上学时，我说。“不，不，不，不，不，不，不。”当妈妈求我不要再打自己时，我说。“不，不，不，不，不，不。”当爸爸妈妈分别抓住我的手腕，把我的手腕压在我的身体两侧时，我说。“不，不，不，不，不。”当爸爸跪下来在我面前磕头时，当他求我不要再哭了因为我会让他心碎时，我说。“不，不，不，不，不。”我说。我一直哭，直到我变得极为虚弱。爸爸把我抱了起来，从厨房一路抱到客厅。“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说。爸爸抱着我，妈妈牵着我的手。他们跟我说，一切都还没定下来，我们还要认真想想，我们也只会做对于這个家庭来说最合适的事。“不，不，不，不，不，不，不。”我说。爸爸把一张毯子铺在地上。“不，不，不，不，不，不。”我说。爸爸走进卫生间，妈妈帮我脱掉了衣服。“不，不，不，不，不。”我说。妈妈给我穿上了睡衣。爸爸回来了，躺在我们身边。
“不，不，不，不——”
“晚安。”妈妈说。
“不，不，不——”
“晚安。”爸爸说。
我试着在黑暗中平复呼吸。我们跟彼此低声说着爱你。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觉得我生来就很难过。
爸爸妈妈答应过我，他们会让我参与每一个决定。他们答应过我，以后我们会想出别的方法。他们答应过我，我会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墙被涂成黄色，上面画着花朵。妈妈会有一个放满绿色植物的客厅，爸爸会有一个书房。爸爸的书房是全白的，地上铺着木地板，里面摆着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但我们身无分文。我们吃的是在中国面包房外垃圾箱里找到的食物——蛋黄酱和干掉的猪肉让我的胃开始痉挛。有一次，爸爸找到了一个有着完整包装的鱼肉三明治，吃完那个三明治后，我就发了荨麻疹。妈妈因为太焦虑而停经了。我曾看到她捂着肚子坐在马桶上。“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但就是出不来。”
“对不起，妈妈。”
“没事，我的酸酸。”
妈妈应聘了二十份工作，爸爸应聘了十二份。有一天回家时，他把双手举在空中，跟我们说今天报纸上没有招聘信息。但我们知道，他是去见他的中国台湾婊子了。然后，妈妈当着向波和他妻子的面扇了他的耳光。后来向波的妻子跟我们说，我们得尽快去找一个新的住处，因为这个房子太小了，而她的孩子——埃迪是一个长满痘痘的男孩，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从来不说话，只有一次，当我不小心撞见他尿尿时，他对我大喊道“滚出去，你这个变态”；他的多动症妹妹叫露西，这个女孩不知道“不”是什么意思，还会一整个下午都蹦来蹦去地说“我实在是太美了，对吗”——容易受到惊吓。以及，向波的妻子说，这里也不是凡尔赛宫。她的丈夫需要打两份工来养活一家人，其中一份是在雨雪天骑车送中餐外卖。他把外卖送给有钱的白人。那些白人讨厌我们，但喜欢我们的食物。所以，我们必须离开。 妈妈永远在想办法搞更多的现金。她听说了一种新的办法：有一群没事做的中国老头会花一天的时间坐大巴去大西洋城，然后再坐大巴回来。有几家巴士公司会把路费付给乘客。显然，只要你没有把钱浪费在赌博上，每个往返，你都可以净赚二十美元。爸爸妈妈打算和我一起去，这样我们拿到的钱就是去一趟本·富兰克林所需的五分之三。妈妈给我烫了卷发。我求她让我抽烟，这样我的嗓音就可以和黑白电影里赌博的女人一样沙哑。有些深夜，我会看到爸爸妈妈在电视上看那些黑白电影。然后妈妈说，我必须等到十八岁才能抽烟，然后我问她，她是不是等到十八岁才抽烟的。她说不，但那是在中国。然后我说，好啊，这又是一个你不能把我送回那个地方的理由。爸爸妈妈看了一眼彼此。爸爸让我别说了，妈妈则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这二十美元并不好赚。早上只有一班大巴，晚上也只有一班大巴。我们很早就下车了，而每次我们一坐到赌场的地上歇歇脚，就会有保安过来跟我们说，我们坐在了“禁止逗留”的地方。爸爸说：“一个小姑娘坐下来，怎么就变成逗留了呢？”保安说：“这是大西洋城，对吗？如果你没在赌博，你就是在逗留。”然后，到了十二点，我开始感觉到非常的饿，以至于我的胃就像被针扎一样。到了十二点半，我胃里的针变成了刀，到了一点，刀变成被引爆的炸弹，到了两点，我感觉胃里有五十个地雷在爆炸，然后妈妈终于带我去了美食广场。那里所有的食物都非常昂贵，价格远远高出正常标准。我们花了十二美元买了一个三明治和一瓶汽水后，妈妈也饿了。所以我们又花了七美元。我们吃完后，妈妈说她的脚踝很痛，然后爸爸说，你应该穿球鞋的，然后妈妈说，你应该用任何你能找到的工作来养活这个家。
大巴过来接我们回去的时候，妈妈哭了。我们赚了四十美元，但又花了二十七美元（巴士公司没有给我一分钱，因为我太小了，还没有到可以赌博的年纪）。
“永远都会是这样。”妈妈说。她把头抵在前排座位的椅背上。“我们永远想赚钱，但我们永远在亏钱。我们永远都会是这样。”
“不对。”我说，“我们赚了十三美元。”
“你看到我们对自己的女儿有多差了吗？”妈妈对爸爸说，“你看到你是怎样的一个傻逼了吗？所有你的游戏，所有你的玩笑，所有你的笑容，所有你做的那些让你看上去像是一个好父亲的事，全都屁都不是。你就是一坨屎，一坨覆盖着呕吐物的屎，你坐在一池子的屎里，每个人都对这池子屎呕吐。这让我恶心。你就是这样的一坨屎，我现在就可以吐到你身上。”
坐在我们前面的那个男的转过身来，让妈妈不要再顶他的座位了。“还有，你他妈能闭嘴吗？”
妈妈崩溃了。她跑到车厢的前面，叫司机立刻停车。她叫司机把后面那个变态扔出去。那个变态很恶心，很扭曲，试图骚扰她和她的女儿。一开始，爸爸和我以为她说的是坐在我们前面的那个男的，但当我们听到妈妈大叫说“他叫张和平，如果你现在不立刻停车，我就要跳车了”时，我们才意识到，我们都要被赶下去了。那也许是最糟的事了。也许我们再也没法好起来了。我们站在新泽西州收费公路的紧急停车带上，谁都不跟谁说话。父亲终于开玩笑说，他要解开衬衫扣子，这样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的车子就可以注意到我们了。妈妈根本没理他。然后他又开始拉开他的裤子拉链。当妈妈说“没人想要看这个，你做的这些一点用都没有”时，爸爸已经脱到只剩内裤了。半挂卡车，轿车，皮卡车，侧门被划破的旧车，漆得非常完美的敞篷车，贴了过多贴画的车，所有这些车都对着我们家按喇叭。然后我心想，这个世界上的魔法是如何分配的，我们家会不会、什么时候会得到属于我们的那一份魔法。这样我就不用担心了。我就不用担心我们怎么才能不花完最后剩下的十三美元，怎么才能回到离我们七十多英里的家中。爸爸的腿从他凸出的肚子下面伸了出来。我们曾经开玩笑说，他的肚子里有全世界最圆的西瓜。我只需要妈妈转过身看着爸爸，嘲笑爸爸的两条腿有多么的细就可以了——那就是我需要的魔法。
这是在我的想象中发生的事：我们会还清债务，爸爸妈妈的朋友会原谅我们。我们永远偿还不了跟他们要求过的东西。爸爸会重新回去上学，重新开始教课。他会让他的女朋友滚。妈妈能找到一份工作，在工作中提高她的英语水平。她的英语会跟我、跟爸爸的一样好。而我，我会每周上四天或者五天的学。我们会摆脱所有围绕着我们的毒素。
“推的时候再用点劲。”妈妈说。她的手放在了我的手上。我们一起用身体的重量去推车。那天晚上早些时候，我们棕红色的奥兹莫比尔在哈莱姆河公路抛锚了。我们知道这事迟早会发生。这辆车居然坚持了这么久才坏掉，这让我们觉得惊讶。那是在半夜，夏至就要结束了，还有五天，我就要回到上海。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往哪里去。我们只想离开其他所有人，只想一家人待在一起。
我们把车从公路上推了下来，然后一直把车往河边推去。爸爸把车牌拿了下来。他决定说，我们必须把车扔到河里，扔完就跑。我们没钱把车拖到垃圾场。
“这车动都不动一下。”妈妈说。
“它在动。我能感觉到。它在动了。”爸爸说。我们感觉到了，车子在離我们而去。我们知道现在就可以松手。就在那一刻，我忽然无法再忍受了。我无法忍受让车漂浮在哈莱姆河上，让它和所有那些垃圾、碎片、泡沫，所有那些尿液、剩饭剩菜、屎和腐烂物的味道在一起。我跳入水中，爬上车顶。爸爸说他要把我带回岸边时，我对他摇了摇头。
“我跟你说过的，我今晚不想开车出来。”
“哦，酸莓子，你说这个星期的每个晚上，你都想和我们一起过。你说你想看看这个城市的夜晚。”妈妈说。
“别逼我游泳。”我说。说完我就重新跳入河水之中，从沉没的车边越游越远。我回头看到了爸爸。他跟在我身后游泳。“别逼我从你身边游走。”
“我不会的，我最酸的小苹果。”爸爸说，“我不会让你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
“别让我走。”我说。爸爸把我拉了回来。他把我背在背上。
“抓紧我就行了，酸葡萄。”爸爸说。他背着我向妈妈游去。
“别让我走，爸爸。别让我走。”我说。一回到地上，我就说道。我看着妈妈。妈妈边哭边向我伸出双臂。即使我已经长得这么大了，而她又如此瘦小，我还是让她抱起了我。因为我知道这些瞬间有多短暂。这些瞬间在过去一直短暂，在未来也将一直短暂，而如果还有机会能回到妈妈的怀抱里，我依旧会抓住它，我永远会抓住它。
“这是暂时的。”她说。她抚摸着我湿掉的头发。“只是暂时的。永远只是暂时的。”
“这不是暂时的。”我说，“你说过的，我们会永远在一起。你说过你永远不会丢下我。”
“我们不会的，我最酸的葡萄。”爸爸说，“你永远是我们最爱的人。我们的克里斯蒂娜。”
“这还不够。”我说，“我想留在这里。这还不够。别把我送走。”
“我们没有要丢下你。”妈妈说，“只是暂时的。时间会尽可能地短。这只会是最短的一段时间。”
我感到她在颤抖。我感到自己在一点一点消失。在这个夜晚，爸爸妈妈和我抱在一起，跟彼此承诺着永远无法实现的事。这个夜晚因此和其他所有夜晚都不一样了。
“照顾好我们。”我说。我对着天空摇了摇拳头。一架飞机从我头顶飞过。“看着我们。”我对飞机上的人说。他们一定看到我了，因为在那一瞬间，我的眼前变成了一片白色，而当世界恢复了色彩时，我已经又一次地趴在了爸爸的背上。妈妈就在我们身后，离我们只有几步远。她赶上我们后，我让爸爸把我放下来，让我在那里站一会儿。我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本该确切地知道他们当时在想什么，然后我们就发现，我们的车又浮了起来。它就漂浮在哈莱姆河上，像是我们亲手塑造的怪物。我们知道，要花很大很大的力气，才能把它推回河底。想到这些，我们沉重的思考又突然变得微不足道。
搬到布什维克之前，我们在东弗莱布许。住了一年半。爸爸妈妈和我把东弗莱布许叫做降E调，因为我们喜欢在钢琴上弹出降E调时的声音，也喜欢以一种更美好、更动人的方式，重新塑造我们的世界。在东弗莱布许时，我们住在一条短短的小街上，在那条街上，很多公寓楼前的台阶都年久失修。我们认识这条街上的每一个人。不是说我们知道他们叫什么，我们也不会真的去跟他们聊天，但我们能认出他们的脸。我们会跟他们点点头，打个招呼，说一句“嗨，嗨，嗨”。或者有时，只是“嗨，嗨”。或者，“嗨”。无论如何，我们总会说点什么。
我们的邻居来自马提尼克、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些小岛。一天晚上，他们中的几个人跑到爸爸面前纠正说，他们不是多米尼加人。我们是西印度群岛人，他们说。把我们的话告诉你的孩子们。回家时，爸爸被这件事搞得非常困惑，但后来妈妈和我认为，这些人说的一定是那些讨厌的韩国小孩。那些韩国小孩就住在我们附近。他们戴着平檐棒球帽，裤腰一直拖到膝盖。他们整天在楼下晃来晃去，想到什么羞辱人的话就会骂什么。有一次，我从公交站走回家时，他们对我大喊：“你！南京大屠杀开始了！南京大屠杀真的开始了！”好像喊出那场恐怖惨剧的名字就能吓到我一样。我那时九岁，一生都在爸爸妈妈的爱中度过。爸爸妈妈每天都发誓说他们会用这辈子来保护我，而在1992年，即便我的确只是一个普通的小东西，如果有一种感受是我从来没有过的，那就是恐惧。那些韩国孩子就是些地痞，终归有一天，他们都会死，或者都会被关起来。爸爸妈妈和我都很讨厌他们。我们讨厌被误认为是他们，讨厌跟他们扯上关系，而我们讨厌他们的唯一原因是，在所有其他邻居看来，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
马提尼克人和特立尼达人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让人觉得，家乡永远是他们体内的一小块骨头。这块骨头虽然很小，但不可或缺。现在這块骨头被弄丢了，但只要他们还活着，只要他们远离了家乡，因为丢掉一小块骨头而带来的隐痛，就会一直折磨着他们。这让我觉得很烦。他们这样紧握着过去不放，好像过去比现在的一切都要好。夏天，他们永远会穿上颜色鲜艳的衣服在外面聚餐，好像我们这条街的两侧都是挂着椰子的椰树，而不是垃圾、烟头和倒在外面的剩饭剩菜。尽管如此，我还是很羡慕他们，尤其羡慕那些女人。她们的屁股最值得羡慕。在她们股沟的正上方，腰带嵌入了肉里，拉出一个V形的印子。我曾一直盯着那个V看。男人们也会盯着那个V看。显然，他们和我都从未对此感到厌倦。
妈妈没有这样的屁股，但妈妈依然会被注视。只要她从街上走过，我们这条街的男人就会盯着妈妈——牢牢的、长久的、专注的凝视。或许是因为她的头发太直了，太长了。她的头发像是厚重的窗帘，沿着她的后背一路垂下。而她的皮肤又是这么的白。她的皮肤让我想到香草冰淇淋，我曾因此在她的胳膊上画满小小的冰淇淋甜筒。她允许我这么做。她允许我做任何事，只要能让我开心就好。
“只要是能让你开心的事，也会让妈妈开心。”她总是这样对我说。有时她会用中文跟我说话。我讲不好中文，但为了她和爸爸，我还是会努力说中文。当我不知道该怎么用中文说时，我就用英文回答他们。我的英文也没有很好，但显然，我还可以提高自己的英文和中文，他们不能了。他们哪里都去不了了，他们的面前有一堵墙。我还可以选择，选择让自己变得更好，选择让自己闪闪发光，而这让我害怕。我想和他们在一起，一起落在后面。我不想比他们走得更前，哪怕只是在前面一点点。 有时，在她说了这样的话后，我会忘记自己应该说些什么。我会说些不该说的事。比如说：“让我开心的事就是吃冰淇淋。兰卡斯特女士可以滚了。我就是不交作业，怎么了？反正我的答案都写对了。妈妈，她就是个白痴。”
“酸酸女孩，”妈妈说，“如果你的老师让你交作业，你就要交作业。你可以不要再讲脏话了吗？我明白了，让你妈妈开心的事并不会让你开心。我说得对吗，酸酸？”
“不是这样的，”我说，“对不起。我想说的是，让你开心的事也会让我开心。我就是忘了說了。”爸爸妈妈是那么体贴。相比之下，我轻率、自私、只想着自己。在这一点上，他们远超过我（即使他们不是故意要跟我比的）。似乎每一天，每一秒，他们都在准备下一次的付出。他们靠付出自己来换取更好的生活，而无论我多么努力地去跟上他们的脚步，还是会漏掉这么多难以察觉的细节。每当这时，我就会感到愧疚。太难记住每一个细节了。比如爸爸妈妈会穿同一双皮鞋。他们会把出门的时间错开来，这样爸爸可以在白天穿皮鞋，而到了晚上，就轮到妈妈穿。这双鞋比妈妈的脚要大四个码，所以她才会这么频繁地摔倒，在身上留下这么多的伤痕。
在过去的那么多日子里，每当我回到空荡荡的家，我的脑中只有一种模糊的渴望。我想用尽一切办法来为这个家付出。只要我付出得足够多，就可以赶上我一直在付出的父母。但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比得过妈妈。妈妈曾有一份烤甜甜圈的工作，但后来，她被解雇了。有一天晚上，她一直在街头帮我找被人扔掉的桌子。如果能有一张桌子，我就不用趴在地上、趴在床上写作业，也不用再把练习册抵在墙上写作业了。她终于找到了一张好看的桌子。除了桌子的一边被人喷上了“操你妈”的涂鸦以外，一切都很完美。然后她又一个人拖着那张桌子走过了二十几个街区。她太累了。第二天，她没能准时起床上班。这就是她被解雇的原因，这就是她从来都保不住工作的原因。因为她一直都太累了，她一直要照顾我。或者，我又怎么才能比得上我的爸爸。爸爸不会浪费一点点东西。四岁时，我整天都会把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没人知道原因。在那之前的一年，爸爸妈妈和我离开了我们唯一知道的国家，来到了现在这个国家。可能是因为这个。也可能是因为，我第一次在美国过生日时，妈妈给我穿上了一条好看的蓝色蕾丝裙。那是下着暴雪的十二月，而我没有一件合适的外套，也没有穿裤袜。在那之后我就得了严重的肺炎。我得在医院里住上一个月，但住了一晚之后，我们就付不起住院费了。长久以来，爸爸妈妈都必须同时打三份工，而即使这样，他们依然还不上借的钱——无论借钱的途径是否正规。那次住院的账单是导致这一切的原因之一。得了肺炎之后，我很难吃下东西，有一段时间，爸爸会把我吐出来的食物舀起来，直接放进他自己的嘴里，这样就不会有一口食物被浪费了。那时，我们每天吃的东西都有严格的份额，因为我们只能买得起那么多吃的。为了不浪费我吐出来的食物，爸爸会把他的那份早饭或者午饭或者晚饭留给我，然后吃掉我吐出来的米饭、蔬菜和猪肉——这就是他能为我们做出多少牺牲。
放学回家后（如果我那天去上学了），我有时会斜靠在墙上，等着爸爸妈妈回家。我等着他们在凌晨一点带回一盒甜甜圈，或者在晚上十一点带回店里剩下的炒面。有段时间，妈妈给一个叫唐娜的女人做针线活。那时她就会带回家一堆颜色已经剥落的耳环。那是唐娜给的。唐娜会给妈妈一些小礼物，让妈妈把礼物带给我。我以前会把刘海往脑后梳得又高又蓬松，跟妈妈一起去工作时，我也会不停地跟唐娜道谢。唐娜喜欢我头发的样子，也喜欢我道谢的样子。我一个人在公寓里等待。在等爸爸妈妈回家的六七个小时里，我会去想，自己要做些什么才能让爸爸妈妈明白，我也是这个运转机制的一部分。正是这个迷人又复杂的机制，才把我们从彻底的绝望和破碎的一切中拯救出来。
在妈妈身上，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应该具备的一切，但即便如此，爸爸的目光天生就会流连于别的女人。直到临死，他的眼珠都会转来转去，疯狂地寻找好看的女人。至少妈妈是这样对我说的。被赶出弗莱布许的公寓后不久，我们就找到了布什维克的那个房子。那个地方真的是一坨冒着热气的屎。就是从那时起，爸爸开始跟一个女人约会了。那时他在一家中国面条店做服务员。周末和节假日时，他要工作到深夜。他就是在那里认识了她。
她叫丽莎，从中国台湾过来。她长得不好看。她没有妈妈那样的双眼。即使在白天，妈妈的眼睛里也有月亮的倒影。她没有妈妈那样纤细的双臂。她不像妈妈那样一直穿着裙子，即使在冬天，妈妈依然会穿裙子。她也没有妈妈那样纤长到让人觉得高不可及的颈项。爸爸的女朋友很矮，看上去像一棵断掉的树干。她的胸很大，那是她唯一的优势了。她喷着很浓的香水。想象一下，有个人跑完了半程马拉松，然后为了遮掩异味，这个人愚蠢地用一束花来摩擦自己的腋窝。她闻上去就是这种怪味。但正像妈妈说的：“就算你用肥皂去洗一坨屎，也不能指望它变得多好闻。”
她第一次来我家时，我喷嚏打个不停。她的香水味太浓了。我对人造香精过敏，也对这种垃圾女人过敏。她没有资格和我的爸爸在一起。爸爸向我介绍道：“这是你的丽莎阿姨。”
“她不是我的阿姨，爸爸。”我看着丽莎。她愚蠢的大胸下垂得非常厉害。我想把她的胸往她的脸一脚踢过去。“我不会喊她的，谢谢。”
那次之后，她时不时就会过来。她总是在妈妈不在家时过来。妈妈知道这件事，她的存在不是一个秘密。有的人为了得到她想要的东西，就可以牺牲掉其他所有人。妈妈就是这样妥协的。当然，丽莎不在乎我，不在乎我的妈妈，可能也不在乎我的爸爸。她只是一个极度孤独的人，她需要成为别人世界中的一部分。到我家时，她总是假装对我很好，有时她会给我带三明治，还有一次，她带来一个搅拌机，问我想不想要一杯奶昔。我对她说我很挑食，她问我什么意思，然后我说，我的意思是我只喜欢我妈做的吃的，也只讨厌我讨厌的人做的吃的。然后她说，哦，随你便。然后我说，你知道吗，你的香水会让我打喷嚏。然后她说，对不起，但我也没办法。
有的，你有办法的，你这个婊子。我低声说。 你说什么？她说道。然后房间里只剩下一片寂静。
每晚我都会祈祷。我希望她在来我们布什维克的家时能被袭击，能受重伤，但她总是安然无恙。她毁了我的下午。我放学回家后，她就已经在家等爸爸了。她坐在沙发垫子上。那仅仅是一堆扔在地上的沙发垫，但我们总是假装那就是一个正常的沙发。她快速地切换着电视频道，显得像是她想让我来决定看什么节目一样，但只要我站起来去拿点零食，她就会立刻换台。我回来后，她就会说：“哦，我以为你不想再看那个节目了，所以我就换了一个。”
我跟爸爸说，我讨厌在家里看见丽莎，但我其实就是想说我讨厌丽莎。就这么简单。他跟我说，为了他，我也得努力一下。我说，为什么丽莎就不能为了我努力一下？為什么我必须让着她？然后爸爸说，你不是为了她努力，是为了我。而且，她的确努力过了，我的酸软糖。她把那辆自行车给你了，不是吗？
那是一辆给男孩骑的自行车。那辆车曾属于她的儿子。现在她的儿子已经长大了，他可能会因为她把他的自行车送走而恨她。这么久以来，我一直都很想要一辆自行车，但我从未骑过那辆。我希望每件事的背后都有一个正确的原因。
妈妈从没抱怨过爸爸的女朋友。其实爸爸身边总是会有一个女朋友，只是我以前从来不知道还有其他人而已。我从来不知道爸爸妈妈之间所有的事。但我的妈妈知道这一切，也接受了这一切。她跟我说，不要为这种事情烦心了，我们依然拥有彼此，他依然会回到我们的家，他依然比任何人都要爱我们，我们依然是他最重要的女孩。
爸爸的女朋友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那段时间，可能也是我们经历过的最差的一段时间：我刚读完三年级；爸爸教书的学校关门后，他决定再也不做老师了；妈妈丢掉了她前台的工作；除此以外，我们还得离开东弗莱布许，搬到布什维克。我们之前已经欠了三个月的房租，那个变态房东以此为理由扣下了押金。这不公平。当时，我在中国的外婆得了癌症，马上就要死了。妈妈花了三个月的工资买了机票，回中国陪外婆度过最后一段日子。我们家就这样破产了。
我们搬走的那天，房东一直从他家窗户里看着我们（他住在三楼，就在我们楼上）。我对他竖起中指，大声喊道：“有点同情心吧，你这个萎缩的鸡巴。你周围没死过人吗？”我说话时，爸爸妈妈正把两张床垫固定到我们棕红色的奥兹莫比尔车顶上。
“别管那个干瘪的老蠕虫了。”妈妈对我说。她拍了拍我的头发，把我攥紧的手指舒展开来。
“我恨他。”
“我们也是，我的酸苹果。我们也是。但都过去了，酸心心。你没发现吗？每件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每件事的背后都有一个好的原因。如果我们想知道是什么好的原因，我们就必须耐心等待，明白了吗？”
我明白。我不知道爸爸妈妈这么频繁地搬家是什么感觉。有时在几个月内，我们会住到四五个不同的地方。我们的全部家当，就是我们能塞进车里、绑在车顶上的一切东西。但无论如何，每次我们离开一个地方时，我还是会控制不住地激动。这就像是开学的第一天，我仍然有机会不要再像现在这样一团糟，而那个机会只存在于我第一次坐在新桌子前的时刻，只存在于我的老师向我们介绍她自己、布置学年里第一份作业的时刻——每一次我们把车子装满，开到下一个地方、下一个地方和下一个地方的时候，我都有这种感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没那么糟。这意味着世界上没有失败这种事情，只有无数又无数次的重新开始。
有一年，我必须重新读一遍一年级，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作业，也没通过任何考试。我为之付出过最大努力的事，就是在所有的试卷上都画上了西兰花一样的树。那时我们住在威廉斯堡。。那是不错的一年。爸爸找到了带一个公用厨房和一个独立卫生间的房间，月租是两百美元。在那个房间里，我每晚都会睡在爸爸妈妈中间，而当我醒来时，我的四肢上经常布满长长的抓痕。我生下来就痒得要死。除非哪里能有个聪明的天才来发明一种有魔力的药物，把我从这漫长的、永远都很痒的一生中解救出来，不然直到生命结束之时，我都会痒得要死。
五岁那年，我发痒的问题最为严重。那年我们住到了华盛顿高地的一个合租房间，房间里摆满床垫，没有落脚之处。我的皮肤痒到让我觉得，有很多小蚂蚁拿着青珊瑚树枝，在我的全身上下滚来滚去。每个人都说，你来美国的第一年会非常痛苦，这是正常的。但没人提醒我们要为第二年做好准备。上了几周的幼儿园后，我就可以不用再上ESL英语课了，但一月份的时候，我换了一所学校。我转学是因为爸爸妈妈听说了这个华盛顿高地的房间。这里这么便宜，以至于它很可能是非法的。（很多年后的一次晚宴上，一位年轻的房地产律师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听爸爸讲述了我们来美国头几年的故事。他打断我的父亲说：“你知道那种居住环境的确是非法的。”）新学校的行政老师坚持认为，我需要再去上ESL英语课。“她对英文的掌握还不牢固。”校长说道。所以我又变得很蠢了，即使我很确定我并不蠢。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发痒的毛病复仇一般地回来了——从我们移民到纽约的六个月前开始，我就没这么痒过。
晚上，我待在房间里，感到我的皮肤正在灼烧。那个房间非常拥挤，地上放着五张挤在一起的床垫。爸爸妈妈和我在一张床垫上，妈妈童年时代的朋友邵国强和他的妻子、他的孩子睡在我们旁边的两张床垫上。妈妈和邵国强是在一条弄堂里一起长大的。在整个申请签证的过程中，他给我们提了很多有用的建议。毕竟，他是最早移民到美国的那批人之一，每个人都很佩服他，直到后来我们听说他不再学习绘画和雕塑了。他几乎没法养活自己。他会从中国的出口商那里批发雨伞。下雨时，他就到街头卖伞。就是他告诉我们华盛顿高地的这间房子。之前，这里住着几个哥伦比亚大学视觉艺术专业的中国研究生，因为一些跟签证过期有关的不好的事，他们突然逃离了美国。在上海时，邵国强的妻子李慧玲好像拍了一部先锋电影，那部电影讲述的是“帝国主义的诗学”，但自从成为一个非常亢奋的五岁男孩的妈妈后，她就放弃了用艺术粉碎西方帝国主义的梦想，而如果养孩子不足以让她停下艺术创作，那么她五个月的身孕应该也会让她彻底放弃（“如果那是个女孩，你能给她取名叫安妮吗？”我问道。问这个问题前，我在一家“没人能打败巫师”电子产品连锁店里看了《安妮》。爸爸妈妈让我坐在购物车里，把我丢在了卖电视机的那排货架前。把我安顿好后，他们就可以去搞这种诡计：他们会面无表情地拿起随身听、电池这样的小东西，然后直接走到收银台退货，把退款退到储值卡里。然后，他们会用储值卡里的钱买一些贵的东西，再把它们退掉，换成现金）。我们旁边的第三张床垫上，是我爸爸的朋友张建军和他的妻子陆诗雨。张建军曾是一位ESL英语老师。晚上，他会去上商业管理和会计方面的课。陆诗雨的父母是外交官和教授，同时也是诗人。想到自己的女儿跟一个只想赚钱的人结了婚，他们就不屑一顾。张建军和陆诗雨是一对忧郁而阴沉的夫妻，女儿只有两岁的时候，他们就把她留在了爷爷奶奶身边。为了把她带来美国，他们一直在攒钱，而几年过去了，他们还是没有存够把她接过来的钱。在离我们最远的第四张床垫上，是王涛和他的妻子刘小红。刘小红的母亲好像曾是一位高层领导。至少，这些都是我在睡觉时偷偷收集到的信息。我睡在爸爸妈妈的中间。他们会隔着我悄悄说话，好像我是空气，好像我是他们的电话线，好像我能把他们一个人的声音传给另外一个人。尤其是当我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假装睡觉时——那就是他们会跟彼此说一切事情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我其实也能听见他们的话。那是我痒得最厉害的一年。爸爸妈妈认为，我可能是因为我们住的这个地方而发痒的。我们这个房间只应该睡两个人，却有十个人睡在里面，而每当我挠痒、每当我抱怨或者发出“啊——哇——啊——我恨死痒——痒了”这样烦人的声音时，那个外交官的女儿、那个ESL英语老师、那个拍先锋电影的人、那个画家、那个高官的女婿，就会来骂我和我的爸爸妈妈。“你们还不知道怎么控制住她吗？大半夜的，我们都这么想要睡个觉，你们难道没看到吗？”他们给了爸爸妈妈压力。当时，爸爸妈妈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那样生活。他们也给了我压力。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实在太痒了，我只能在半夜叫出声来。 我们在那里住了八个月。然后，我们就搬去了唐人街的合租房间。那个房间的玻璃碎掉了，我们就在窗户上贴上宽胶布。冬天到来后，房间冷到让人无法承受，于是我们打包好行李，睡到了妈妈的朋友家。那个朋友的公寓在伍德赛德，我们就睡在她家地板上。五周后，那个朋友的房东发现了我们，威胁说要把我们全都赶出去。因为这件事，妈妈和她的朋友绝交了，她朋友本来就不是很想让我们住过去。离开伍德赛德后，我们搬到了另一个公寓的地板上，这一次是我妈妈的表亲的朋友的姐姐的公寓。这个公寓在大洋山，一切很完美，只是在夜里，老鼠会趁我们睡着时爬过我们的脸。而且，即使是那些没有老鼠的夜晚，我们要付的住宿费依然比很差的汽车旅馆还贵一倍。我们仅仅是睡在那里而已。爸爸和房主说，我觉得你不想让我们住在这里；房主说，我觉得你们不是很懂得感恩。所以我们离开了那里，然后想要在妈妈的表亲回绍兴探望亲戚时，住到妈妈的表亲家里。这是可以的，只是那个房子就在柏树山墓地旁边。妈妈和我被墓地吓到了。最后，在一年级快结束时，就在我发现自己留级了之后，爸爸在威廉斯堡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出租房间。那时一定有神灵在眷顾我们。那不仅是我们住过的最好的房间，而且，房东还在里面留下了一个免费的微波炉和一张双人床。床上有些臭虫。如果我们想要这张床（我们当然想了），我们就得负责把臭虫弄掉。搬进去的那天，当我们走进共用厨房时，妈妈宣布：“我们要给我们的小酸葡萄买一个玩具。我说的是那种比我还要高的毛绒泰迪熊。”
“要我说，我们应该把冷冻柜的一半都放上香草冰淇淋。”爸爸说。
“两个我都要！”我大叫道。我们最后买了一盒香草冰淇淋和一只泰迪熊。当我把泰迪熊放到地上时，它还和我的额头一样高。
在威廉斯堡度过的那一年里，我发痒的毛病是最不严重的。在那一年，其他折磨过我的小毛病也发作得最少。我对很多东西过敏：灰尘，猫，狗，花粉，各种坚果，香水，任何有强烈气味的东西。雨后的空气，很久没下雨之后的空气。任何冬天必备的温暖的东西。毛衣，羊毛外套，长筒袜，手套，短袜。一切都变得平静下来。我第一次在学校里表现得很好，还完成了大部分作业。在一次数学考试中，我甚至拿了95分。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我们都开玩笑说，留级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如果第一次做错了事但没有承担后果，而第二次能把事情做对，那第二次就比第一次要好。但这不是一个玩笑，这就是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我们很开心又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地方，不用再那样担心我们要睡在何处。
晚上，如果我感觉痒了，妈妈会帮我挠左腿，爸爸会帮我挠右腿。我睡在双重的保护中——我的两只手上都戴着烤箱手套，此外，爸爸妈妈还把塑料袋套在我的手上，用橡皮筋把袋子在我的手腕处扎牢，这样我就不会在睡着时把自己挠得到处是血。早上醒来时，爸爸妈妈的指甲缝里会有血迹。那些暗红的、干掉的血迹就像伤口上结的痂，即使我才是那个受伤的人。有的时候，我看上去就像个遇害者，长长的血痕布满了我的腿、我的后背、我的手臂和前胸。有次我喊妈妈挠我的乳头，直到我的乳头被挠到裂开。然后我躺在床上，小心地捧着我自己的胸部。我就那样睡去。第二天上学时，我有一门考试没有及格，因为我的内衣贴在了我化脓的乳头上，导致我很难集中注意力。还有一些夜晚，爸爸妈妈还没帮我挠完就睡着了，然后我就会做梦。梦里的我是这么的痒，以至于我为了剥掉自己的皮，从锯齿状的山坡上一路滚了下来。早上醒来时，我腿上和手臂上的皮肤就会消失，发痒的感觉最终会被疼痛取代。那时就是这样。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和仅仅是幻想的东西奇怪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折磨着我。这让我的思考都变成没有意义的碎片，让我说出的话都变成不知所云的喃喃自语。这就是我留级的原因，我这么喜欢睡在爸爸妈妈中间的原因——在我成为真实的物质之前，我需要被他们的肉身约束。
一年之后，我们在威廉斯堡的公寓楼被夷为平地。我们得到了四千美元的安置费。在那个时候，这和一百万美元没有什么区别，但后来我们才明白，这个数字是多么微不足道，我们被当作多么不值钱的人。我们把钱花在了东弗莱布许的一室公寓上。搬家时，父亲辞掉了他大部分的兼职，因为在第三次尝试之后，他终于通过了考试，拿到了教师资格证。
我不喜欢我的新学校。第一天上学，我的老师就让我重新去上ESL英语课。我已经两次通过了ESL英语课。我的第一个英语老师叫我“一个小天才”，第二个老师说我有“惊人的语言习得能力”。但我还是得去上课。这就把华盛顿高地的经历又全部重复了一遍。我想告诉我的新老师，我的英语比她还好。她松弛的脸上布满静脉，还经常流汗。她的嘴唇很薄。但我只是不想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一样的话了。所以，为了完成任务，当别人都在上美术课和音乐课的时候，我得去上ESL英语课，还得被强迫参加一些活动。那些活动让人觉得如此屈辱，以至于我理解了为什么特殊教育里的孩子永远一副歇斯底里的样子。
我们必须参加一些活动。比如，我们要写下“椅子”这个词，然后在这个词的下面画一把椅子。只有我会画大胸的女人或者肥大的阴茎。这些阴茎肥大到一页纸都装不下它们。我这样做是因为，我不会让P.S.233小学的行政老师欺负我的。第一天上学时，爸爸妈妈没有去学校。他们没有去和总办公室的女老师们说，对于一个不是出生在美国的人而言，我的英语已经好到接近英语母语者的水平，我留级只是因为我的总体成绩很差，而不是因为英语不好。我不会让那些人因此而欺负我的。
我太讨厌上学了。三年级开始后，我一周只上两三天学。只要我想逃学，爸爸妈妈都会同意，他们觉得我所有不去上学的理由都成立，就像他们认为我拿C或者D这样的分数也可以。他们知道自己经常缺席。当我应该跟家人吃晚饭时，当我需要他们帮我检查作业时，他们都不在。他们不会在睡前给我读故事，而如果他们这样做了，我就会喜欢读书。我早上起来去上学时，他们往往已經离开家门。
当时，爸爸在东区一家越来越衰败的中学教英语。在那里，他能赚到一份很不错的薪水。那家中学一直面临着关门的风险。那里太可怕了。据说，有个社会课老师在放学后遭到了四个七年级学生的袭击。他们打碎了他的膝盖，打断了他的鼻子。在那之前，有两个校长曾在一年内先后辞职。还有一个可怕的传言是，有一天深夜，一个女老师在停车场被几个八年级学生强奸了。 我知道所有这些事情的唯一原因是，只要我想去爸爸的教室玩，他就会带我去。我知道自己不该跟他提太多这样的要求，但不知道为什么，每到星期四，我就会觉得，如果我必须去上学，那我生下来就没有大脑，死的时候也不会有大脑。所以有几个星期四，爸爸会带我一起去上班，而星期四是一周中最好的一天。星期四是“电脑日”，也被叫做“操他妈日”。我们会和他所有的学生一起花一整天待在机房里。有些学生会把刀和枪带到学校，会把大麻混在劲更大的东西里卖给五年级的学生，而即使是这些人，也会印一些照片送给我。那些照片上都是抱成一团的小狗，或者超级可爱的独角兽。他们这样对我，是因为他们觉得我比我这个年纪的人看上去小得多。他们喜欢把我当作班上的宝宝。
“你是我们的宠物，克里斯蒂娜。宠克里斯蒂娜！”他们说，“懂了吗？‘宠’这个词，既是名词，又是动词。看到了吗，张先生？别再说你永远没法教会我们什么东西了。”
在爸爸的第三节课上，有一个名叫达林的黑人女孩。她的名字被读作“达一一林”，好像她就是《乱世佳人》里的角色一样。《乱世佳人》是我在“巫师”电子产品店里看的另一部电影。我看《乱世佳人》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去实施他们的偷东西计划。等他们忙完了回到我这里时，爸爸对妈妈点评道：“这些人永远不会放下过去，对吗？”我不知道他指的是电影里的白人还是黑人，但我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些人”，而对我的父母而言，这是一件好事。但我也不是很确定。每次我见到达林时，她的发型都不一样。有时她把头发编成脏辫，有时她的头发蓬松又散乱。有时，她把一半的头发编成了脏辫，另一半的头发依然蓬松又散乱。还有的时候，她的头发又直又硬，像从没用肥皂洗过的铁锅一样泛着油光。“我能摸摸你的头发吗？”曾有一次，我这样问她。她同意了。但她又说了一句：“不要到处跟别的女生说这样的话。这样不礼貌。”
达林已经留级过两次了。她几乎跟我的妈妈一样高。第一天见到我时，她就抓住我的手说，她就是我的姐姐，我可以问她任何事情，如果我想去洗手间，她可以护送我。她往往是第一个到机房的。我和爸爸会坐在远远的角落里玩打字游戏。在那种打字游戏里，天上会疯狂地砸下单词，你必须把每个单词正确地打出来，才能保证曼哈顿的天际线不被“老鼠”“哲学”“湍流”这样的词摧毁。每当她看到我，她就会尖叫。
“克里斯蒂娜在这里。”她会这样宣布。然后，所有的人都会跑进来，把他们的椅子拉到我的身边。女生会开始给我编头发，男生会把他们的二十五美分硬币凑起来，给我买一瓶汽水（爸爸有时允许他们这样做，有时不允许）。然后爸爸会对着他们大喊，让他们找台电脑坐下来。这时，达林才会站起来，把两根手指放在嘴里吹一声口哨，然后说道：“所有人都给我离开克里斯蒂娜。我要帮她辅导作业。除非你们这些人觉得自己能搞懂三年级的数学，不然你们最好让我们自己待着。我知道你们对数学根本就是屁都不懂。”
“达——林。”爸爸说。
“对不起，张先生，我不想骂人的，但这他妈的就是这样。”
爸爸要求每个学生只能用三张打印纸。他想强行执行这个规定。但当达林研究出怎么打印横幅后，爸爸所有的规定都不算数了。达林每打印一次横幅，就能用掉三十多张纸。有一次，达林和其他学生挤在一个角落里小声说话，看上去就像无可挑剔的好学生，以至于爸爸忍不住问道：“什么情况？做错事了，所以都变得这么安静了？”
一整堂课，他们都忽视了我的存在，这让我非常困惑，以至于我几乎要哭了。我必须把我梳到脑后的刘海放下来，这样就可以用头发遮住眼睛。我打算跟爸爸说，我再也不要跟他一起来上班了，但就在铃声响起的那刻，整个班级给我送上了一张横幅。这张横幅长到可以绕教室一圈，而上面只写着我们爱你克里斯皮娜。一遍又一遍。我的名字被拼错了。达林和柴斯特当时正在抢键盘，柴斯特想要打出我的名字时，达林推了柴斯特一把，因为达林想亲自打我的名字。所以我的名字就被打错了。然后每个人都喜欢“克里斯皮娜”听上去的感觉，所以他们就用了这个名字。达林想把横幅挂在墙上，但爸爸拒绝了。“你们疯了吗？赶紧滚出去。去上你们的下一堂课，不要再在我的教室里浪费纸了。”
“对不起，张先生，”达林说，“但反正这也不是你的教室。这是纳税人的教室。”达林帮我把横幅折成四页纸。“给你，克里斯皮。”她在我耳边小声说。
“什么？”
“克里斯皮，克里斯皮娜的简称。”她说。她用手指轻轻抚摸着我的刘海。“但只有我能这样喊你，好吗？”
我搂住达林的腰。当我只有一点点大的时候，我会一直这样抱着妈妈。我们会在上海的公寓附近这样走来走去。我像只猴子一样搂着妈妈的腰，在她身后摇晃。如果你是树，我就是树上酸酸的果子！我用中文大喊。如果你是耳朵，我就是耳环！
“喔，”达林说，“我的小宠物克里斯皮。”那天我非常兴奋。我以最崇高的关注和重视，用双手捧起那一叠折起来的横幅，好像那就是献给女王的礼物。上车前，爸爸让我把它扔掉算了，但我告诉他，我想把它挂在我的房间里。
“你希望我们整个房间里都是拼写错误？”
“我喜欢它。”
“这些孩子太典型了，”他摇摇头，“他们不在乎把事情做对。他们没有规范。你觉得他们会走向哪里？”
“家？”我猜道。
“哪里都不。他们哪里都不会去。他们的人生没有未来。”
“哦，是啊。”我说。我心中发酸（而且不是那种好吃的酸味）。只要爸爸那样说话，我就会心中发酸。好像他就有多确定一样。即使他很确定，诗歌对学生之后的人生不会有任何改变，他还是教他们诗歌。他不会因此而不安吗？他这么确定地认为，就算只是试试看，也都是徒劳而已。他不会因此而不安吗？還有我们呢？我们又有什么规范可言呢？我们的命运不也被封死了吗？我又能成为什么人呢？又有什么能让别人不要再同情地盯着我们。我们做这么多份工作，从一个垃圾地方搬到另一个垃圾地方，每一美分都要精打细算。我们难道没有发现吗，所有这些都是这么的毫无意义。我们不也无法面对生活的真相吗：在这当中，没有一件事可以把我们领到任何地方，领到和我们之前的生活有任何区别的地方。 我三年级的老师兰开斯特夫人，给我的妈妈发了第四则、也是最后一则通知。通知里说，她必须立刻出现在家长会上，不然我就可能再次留级。妈妈撕掉了那张通知，然后说道：“我担心我们没有让你长大。我们是不是阻碍了你的发展，宝贝女孩？”
“还是让我来操心这种事吧，妈妈。”
“让你来操心这种事？你就没法为自己的事操心。”
“为什么不能？我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你错了，”妈妈说，“这就是你不知道的事。”
“怎么会呢？”我问道。
“什么怎么会，我像石头一样坚硬的小桃子？”爸爸说道。他今天不上班。他从前门走了进来，两只手上都拎着两袋食物。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我一边跑向他，一边问道。我从他手里接过一个袋子，把它放进厨房。“妈妈觉得我今晚应该自己一个人睡。”
“嗯，我同意。我的酸莓子。”爸爸说。他打开食物袋子，里面都是可以常温储存的东西。我们的冰箱不是很好用，所有上周买的食物全都坏掉了。
在自己的床上一个人睡觉只有几个好处。第一，我的床只是一张小一点的床垫，而且就放在爸爸妈妈床边的地上。第二，我依然离爸爸妈妈足够近。早晨，在爸爸妈妈以为我还没醒来时，我依然能听到他们跟彼此说的悄悄话。有的时候，我似乎能假装睡上几个小时，但那根本不足以让我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或者，那也不足以让我明白爸爸为什么要让妈妈轻轻扇他耳光。妈妈会轻轻地把我的头发从我脸上拂过。当我的前胸因为披散的头发而发痒时，妈妈也会轻轻地帮我抓挠那些发痒的地方。妈妈扇爸爸耳光的声音就是这么的轻。有的时候，我会放弃搞懂他们在低声说些什么，相反，我会忽然直挺挺地站起来穿衣服。我知道妈妈会让我停下来。然后，我就会像以前身上一直发痒的时候一样，钻到她和爸爸的中間。我会说：“你们现在怎么不让我独立了呢？”然后她会说：“我想你来做热狗肠，我和爸爸来做面包。”然后，我就会跳到他们中间。然后爸爸会说：“或者，我们可爱的女儿做火鸡肉，而你做芝士，我可爱的妻子。我可以来做生菜。这样怎么样？”
“那谁做面包？谁做蛋黄酱？谁做芥末酱？”我们讨论着谁是谁，每种三明治或者汉堡或者热狗或者任何一种面包里夹着肉的食物里有什么东西。我们讨论的内容实在是太诱人了，以至于我们会说个不停，直到上午的太阳变成下午的太阳，直到我们的手臂因为一直抱着彼此而发麻。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不该这样。我应该想要去朋友家玩，应该想要去涂指甲油，去玩捉迷藏，去跳绳。我应该去做我这个年纪的孩子会做的事。但事实上，我只想被夹在爸爸妈妈的中间。我只希望他们需要我，也只会想着他们。我只会想尽办法让他们开心，甚至让他们感动。我想让他们知道，我多想永远做他们的女儿，多想他们永远做我的爸爸妈妈。
“你要知道，”妈妈说，“有一天，你也会做妈妈的。那时你就不会还这样觉得你是我们的女儿了。”
“但你永远是我们的女儿，”爸爸说，“你也知道，你依然是我们的女儿。”
“你当然还会觉得你是我们的女儿，这不会改变。但你不会再觉得，你在世界上唯一的身份就是我们的女儿。”
“对，”爸爸说，“因为有一天，你也会体验到做妈妈的感觉，而做妈妈的感觉比做女儿的感觉要特别得多。”
“而你自己的女儿看着你时，甚至不会想到你也曾是女儿。你明白我们的意思吗，酸糖果？”
“我觉得我明白。”我说。
“所以我希望你能永远这么大，”妈妈说，“如果我能永远三十六岁，你能永远九岁，爸爸永远三十七岁，那会怎么样？那会怎么样，酸酸小蜜蜂？”
“我愿意那样。”我立刻说道，“我要一直九岁。我不想做别人的妈妈。”
“哦，酸酸，你现在会这样说啦。”爸爸说，“你现在会这样说，但你不会想错过十岁，不会想错过十一岁，十二岁，十三岁。你不会想错过和男孩约会，学开车，抽你的第一支烟——”
“张和平。”妈妈说。
“对不起。”他说，“你会想体验二十岁的，你会想体验第一次恋爱的感觉。然后还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和平。”妈妈又说了一遍，“所以，你恋爱了多少次？一百多次？”
“只有一次。”爸爸说。他把妈妈和我拉到他身边。
妈妈翻了翻白眼。“你不能放弃接下来的人生，不能永远这个样子。”
“我想这样。我想永远像现在这样。”
“哦，酸酸。”
“我真的想这样，妈妈。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我想永远这样。”
“让我们寻求神的帮助吧。”爸爸提议道。
“好。”妈妈说。我们下了床，三个人围成一个圈。我们一边跺脚一边喊道：“让我们永远这样，让我们永远这样，永远这样，永远这样。”直到我们的声音变得嘶哑，我们才停了下来。第二天，我的声音变得很尖，妈妈的嗓音里有一种沙哑的性感。爸爸喜欢她那样的嗓音。在早晨，我看见他们手牵着手，也看见妈妈帮爸爸整理着衬衫领子，而我感觉，这就是我为什么从来都不想长大的原因。如果一直这样就已经足够美好，我们为什么还要向前？
搬去布什维克后，我们又一次睡在了同一张床垫上。那里没有地方放我的小床垫，而且，我们还没来得及把床垫从楼梯拖到房间里，我们街区的那些地痞就把它偷走了。每隔几周，他们就会偷走爸爸车上的收音机，然后又会在街角的犹太熟食店旁把它卖回给爸爸。
“这个一百美元。”
“什么，一百？我上周才花了十美元买回来的。”
“时代不一样了，哥们。”
有一次，我们三个人从地铁走出来，看见那些孩子又一次在家门口甩卖旧物。他们把我们的东西抬高了价格。那些都是我们公寓里的东西。
“我们没法把所有东西都买回来。”妈妈说。她看着我们的枕头，我们的被单，我们的碗，她冬天的外套，我们的电视机（收垃圾的那天，我们发现了这台被扔在外面的电视机。它已经坏了，但爸爸有一套非常厉害的生存技能。只要闭上眼，他就可以想象出操作步骤，然后他就能学会任何东西。只花了一周，爸爸就把这台电视机修好了）。我们还看见了我们的卡带录放机。爸爸在一家餐馆工作，那里的老板给了他这台卡带录放机。那个老板喜欢时不时地给爸爸东西。他这样做是为了提醒爸爸，谁是施舍的那个人，谁是被施舍的那个人。 “我要跟他们还还价。”爸爸说道。他闭了一下眼睛来构思策略，然后就走过去跟那个地痞头子说话。三个地痞中，地痞头子穿着最白的球鞋和最长的T恤衫——他的T恤衫比他的短裤还要长。爸爸弯腰说道：“所有的东西，一百。”
“操你妈。五百。不然就从我面前滚开。”
“你看，你把我们都掏空了，你觉得我们还会有钱吗？”
“你们比我们有钱。”我大喊了一句，然后躲到了妈妈身后。
“她倒是说话了。”他说，“五百，不然就从我面前滚开。我最后说一次。下一次我就不会再说了。”
“你看，我可以给你一百。你卖这些东西卖不了一百。”
“就算我只卖了二十，只够晚上吃一顿垃圾牛排，我也无所谓。这堆垃圾，我只跟你要五百。我跟你说过了，别让我再说一次。”
“求求你了。”父亲说。
那个穿着白球鞋的地痞转过身去，对着他的朋友们喊道：“我们晚上吃牛排。你们来买酒，傻逼们。”
“耶，耶，耶。”他们一起大喊道。
“大家永远可以通过几种方法来知道你是我的女儿。”妈妈对我说道。
“一种是？”我问道。
“一种方法是，我们都喜欢吃酸的东西。”
“好的，那别的方法呢？”
“等一下。别就这样略过。你和我都喜欢吃酸的东西。酸葡萄，酸李子，酸桃子，酸苹果，酸樱桃，酸草莓，酸蓝莓，酸油桃，酸糖，酸汤，酸酱。所有酸的、酸的、酸的东西。大多数人都喜欢吃甜葡萄，甜桃子，甜苹果，甜莓子。”
“我觉得你说得对。”我说。
“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点。你没发现吗？我们也都喜欢很硬的水果。”
“是啊，真的。我們讨厌软软的桃子。我们讨厌软软的、甜甜的桃子，喜欢硬的、酸的李子。”
“对。”母亲说，“我们两个是一种人。记得昨天吗？地铁站外的那个男的在卖葡萄。记得吗？”
“是啊，他一直在说，这是你能在布鲁克林找到的最甜的葡萄。他说，不想来颗甜葡萄尝尝吗，你们两个甜甜的女孩？”
“所以我们就去看了他的葡萄。然后我说，你说它们很甜？”
“然后他说，对，非常甜。”
“然后我说，你确定它们很甜？非常、非常甜？你没骗我吧？”
“然后他说，这么说吧，这些葡萄里就没有一颗是酸的。”
“然后我对他摇摇头。然后我说，好吧，那你这笔生意是做不成了，因为我女儿和我只喜欢酸的水果。”
“然后那个男的就开始在我们身后叫道，嘿，嘿，嘿，哎，你们，哎，哎，你们两个，快来看看，这些葡萄又酸又甜。哦快看，我在嗦我的脸呢，太酸了。”
我们被自己的机智逗笑了。这是一个小小的标志，标志着我们在过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事实上，那一天值得被记住，就是因为我们比那个喊着“嘿，哎”的男的要更机智，而不是因为就在那天，妈妈丢掉了在一家本地服装公司做前台的工作，也不是因为就在那个月，爸爸的学校终于关门了。他不会再教书了。他受够了拉开打架的学生，受够了他的车子总在上班时被盗。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社会工作者，而首先，他一向就不喜欢人道主义精神。每天晚上回家时，他都非常失落，而在有的清晨，他会吐。仅仅是因为即将开始的一天，他就会焦虑到呕吐。那一天值得被记住，也不是因为就在那晚，爸爸没有回家吃晚饭。他和他的女朋友待在一起，而这意味着，我和妈妈什么吃的都没有了。爸爸身上带着我们剩下的所有现金，他本应给我们带吃的回家。那个晚上我们都很饿。我们一开始因为饥饿而胃痛，然后又因为大笑而胃痛，然后又因为饥饿而胃痛。睡觉的时候，我们听见了彼此抽泣的声音。在这样的夜晚，我们没有人能够安慰另一个人，而就是在那个时候，巨大的、失落的空洞，在我们两个人之间展开。整个夜晚，那个空洞都在那里。早上醒来时，爸爸站在了我们的床边。他问我们，他能不能做上面一层面包，妈妈能不能做下面一层面包，我能不能做奶酪，做酸黄瓜，做肉饼，做番茄酱，做芥末酱，做洋葱，做所有让芝士汉堡成为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的东西。在这一刻，那个空洞才合上了一点点。
我们离开了布什维克。这不是因为我们终于存够了钱，而是因为我们在布什维克的公寓塌掉了。楼塌的时候里面没有人。没有人想去打官司之类的。我们住的这栋房子被分成了四个公寓，而恶劣的房东只把公寓租给绝望的人。比如，我们楼上住着来自柬埔寨的一家八口，他们都没有合法的身份。或者，我们楼下是一些广东女人，她们在客厅里开了一家见不得人的按摩店和理发店。爸爸曾去那里刮过几次胡子，剪过几次头发。有一次他回家时，头发完全被搞砸了，而妈妈哭着说：“都是因为你，我们才会受苦。都是因为你，我们才生活成这个样子。我再也受不了了。”
我们把我们棕红色的奥兹莫比尔车装满东西，开车去了爸爸前同事的姐夫家。他家在长岛。那里的一切都很干净，没有人行道，只有宽敞的、空荡的大道。这些大道会在绕弯后通向死路，通向车库前长长的车道，通向房屋前修剪整齐的草坪。那些房屋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看上去遥不可及，而且还会闹鬼。在那里，我们受到了热情的邀请。在找到其他能住的地方之前，我们都可以待在那里。但在上车之前，我们三个人都从街上捡起碎石，朝一些公寓楼的窗户砸去。我们觉得那些地痞就住在那里。这是我们的楼塌掉的唯一好处。那些地痞袭击了我们的邻居莉莉女士。他们是她搬回中国台湾的原因，也是我们永远不会离开纽约的原因。即使我们离开纽约，也只会是因为我们自己想离开，而不是被迫离开。我不知道我们当时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我想我们一定是知道的。不然还会有什么原因能让我们留下？为什么我们不搬到北卡罗来纳州？在北卡罗来纳，我的叔叔和婶婶住在崭新的房子里，房子位于一座美丽的小山丘之上。他们可以在晚上走很远的路，从不会害怕，也从不会感到自己在被注视。他们不会在白天锁住前门，还会把值钱的东西留在车里。不然我们为什么不把东西打包好，然后开车去他们那里，跟他们一起过一种舒适的生活？我们想要努力在这里站稳脚跟，努力证明我们属于这里。这就是唯一的原因。 一定是因为这个，我们才会对着那些地痞住的公寓楼扔碎石头。他们偷我们的东西，打我们的朋友，砸碎我们的车窗，掰弯我们的方向盘。他们把方向盘的最上面和最下面掰到了一起，让方向盘看上去跟嘴唇一样。一定是因为这个，爸爸才会大喊道：“你们为什么不到别的地方把自己的屁眼擦擦干净？已经没人再住在这里了。”然后妈妈说：“你们这些吃屁股的人，去吃几根鸡巴做早饭吧。”然后我说：“然后再用稀屎把鸡巴给咽下去，你们这些屎斑。”我们像是在念台词。我们都懒得问彼此怎么学会的这些话。
很显然，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忘记这些话，只会说“能麻烦你帮我递一下鱼子酱吗”或者“我想再要一瓶那个两百美元的酒，对，喝不完浪费了也没事”之类的话。我们会用一种更文雅、更自然的方式说出这些话。我们现在还没掌握说这种话的语气，所以只能大致地想象一下。
我们跳进了车里，激动又害怕。爸爸猛踩油门，在黄灯变成红灯的时候，我们开过了路口。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我们就已经开上了高速公路。即使我知道没有什么东西将会浮现，道路两侧的施工依然让我觉得，过去的道路正在重建自己。就好像十年之后，我们再次来到这条高速公路时，我会看到橙色的背心，看到安全路锥，看到深沟里的工人对着彼此大喊。我会看到那些旧日的小路。那些小路没有一丝改变，依然危险而狭窄。我还会看到地上白色的安全线。它们已经褪色了，所以我只能看到它们留下的痕迹。我们用它们来丈量时间的流逝，就像科学家用树干的年轮来揭露和过去、和现在有关的漫长历史。
布什维克的公寓塌掉后的第六周，爸爸给他的爸爸妈妈写了信。他在信里请他们帮忙。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找下一个住处。我们必须离开长岛，因为长岛离曼哈顿、皇后区和布鲁克林的各个地方都太远了，而且交通费也很贵。只有在那些地方，爸爸妈妈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所以，我们把东西带到了法拉盛。，住到了爸爸的朋友向波和他妻子家的客厅里。他们说，如果我们付三分之一的房租，分摊伙食费，做所有的家务，我们就可以跟他们一起住。十天后，我们收到了爷爷奶奶的邀请。他们让我跟他们在上海住一年，这样爸爸妈妈的生活就可以重回正轨。
“养孩子需要很多钱，”他们写道，“对于孩子的爷爷奶奶来说，到死都没有看到他们的第三代长大，这也是不正常的。孩子应该去上好学校，取得好成绩。孩子回家时，大人应该已经在家准备好了温暖的食物。每天晚上，孩子都应该在六点半准时吃饭，九点半前，孩子应该被爱她的大人哄着入眠。孩子起来去上学时，所有的家人应该都还在家中。孩子应该有许多美丽又健康的朋友。”妈妈用中文大声地读信，爸爸把我听不懂的地方翻译给我听。可谁又知道哪些是他编的，哪些是他故意漏掉的，哪些是他说不出来的。
“不。”我说。“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对爸爸妈妈说。我用拳头砸着地板。“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说。我把爸爸妈妈在威廉斯堡时给我买的泰迪熊朝向波的窗户砸去。“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当妈妈跟我解释说只是离开一年或者更短时，我说。“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当爸爸用所有我最喜欢的酸东西的甜名字叫我时，我说。“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当爸爸妈妈跟我保证说如果我现在冷静一点下周就不用上学时，我说。“不，不，不，不，不，不，不。”当妈妈求我不要再打自己时，我说。“不，不，不，不，不，不。”当爸爸妈妈分别抓住我的手腕，把我的手腕压在我的身体两侧时，我说。“不，不，不，不，不。”当爸爸跪下来在我面前磕头时，当他求我不要再哭了因为我会让他心碎时，我说。“不，不，不，不，不。”我说。我一直哭，直到我变得极为虚弱。爸爸把我抱了起来，从厨房一路抱到客厅。“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说。爸爸抱着我，妈妈牵着我的手。他们跟我说，一切都还没定下来，我们还要认真想想，我们也只会做对于這个家庭来说最合适的事。“不，不，不，不，不，不，不。”我说。爸爸把一张毯子铺在地上。“不，不，不，不，不，不。”我说。爸爸走进卫生间，妈妈帮我脱掉了衣服。“不，不，不，不，不。”我说。妈妈给我穿上了睡衣。爸爸回来了，躺在我们身边。
“不，不，不，不——”
“晚安。”妈妈说。
“不，不，不——”
“晚安。”爸爸说。
我试着在黑暗中平复呼吸。我们跟彼此低声说着爱你。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觉得我生来就很难过。
爸爸妈妈答应过我，他们会让我参与每一个决定。他们答应过我，以后我们会想出别的方法。他们答应过我，我会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墙被涂成黄色，上面画着花朵。妈妈会有一个放满绿色植物的客厅，爸爸会有一个书房。爸爸的书房是全白的，地上铺着木地板，里面摆着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但我们身无分文。我们吃的是在中国面包房外垃圾箱里找到的食物——蛋黄酱和干掉的猪肉让我的胃开始痉挛。有一次，爸爸找到了一个有着完整包装的鱼肉三明治，吃完那个三明治后，我就发了荨麻疹。妈妈因为太焦虑而停经了。我曾看到她捂着肚子坐在马桶上。“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但就是出不来。”
“对不起，妈妈。”
“没事，我的酸酸。”
妈妈应聘了二十份工作，爸爸应聘了十二份。有一天回家时，他把双手举在空中，跟我们说今天报纸上没有招聘信息。但我们知道，他是去见他的中国台湾婊子了。然后，妈妈当着向波和他妻子的面扇了他的耳光。后来向波的妻子跟我们说，我们得尽快去找一个新的住处，因为这个房子太小了，而她的孩子——埃迪是一个长满痘痘的男孩，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从来不说话，只有一次，当我不小心撞见他尿尿时，他对我大喊道“滚出去，你这个变态”；他的多动症妹妹叫露西，这个女孩不知道“不”是什么意思，还会一整个下午都蹦来蹦去地说“我实在是太美了，对吗”——容易受到惊吓。以及，向波的妻子说，这里也不是凡尔赛宫。她的丈夫需要打两份工来养活一家人，其中一份是在雨雪天骑车送中餐外卖。他把外卖送给有钱的白人。那些白人讨厌我们，但喜欢我们的食物。所以，我们必须离开。 妈妈永远在想办法搞更多的现金。她听说了一种新的办法：有一群没事做的中国老头会花一天的时间坐大巴去大西洋城，然后再坐大巴回来。有几家巴士公司会把路费付给乘客。显然，只要你没有把钱浪费在赌博上，每个往返，你都可以净赚二十美元。爸爸妈妈打算和我一起去，这样我们拿到的钱就是去一趟本·富兰克林所需的五分之三。妈妈给我烫了卷发。我求她让我抽烟，这样我的嗓音就可以和黑白电影里赌博的女人一样沙哑。有些深夜，我会看到爸爸妈妈在电视上看那些黑白电影。然后妈妈说，我必须等到十八岁才能抽烟，然后我问她，她是不是等到十八岁才抽烟的。她说不，但那是在中国。然后我说，好啊，这又是一个你不能把我送回那个地方的理由。爸爸妈妈看了一眼彼此。爸爸让我别说了，妈妈则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这二十美元并不好赚。早上只有一班大巴，晚上也只有一班大巴。我们很早就下车了，而每次我们一坐到赌场的地上歇歇脚，就会有保安过来跟我们说，我们坐在了“禁止逗留”的地方。爸爸说：“一个小姑娘坐下来，怎么就变成逗留了呢？”保安说：“这是大西洋城，对吗？如果你没在赌博，你就是在逗留。”然后，到了十二点，我开始感觉到非常的饿，以至于我的胃就像被针扎一样。到了十二点半，我胃里的针变成了刀，到了一点，刀变成被引爆的炸弹，到了两点，我感觉胃里有五十个地雷在爆炸，然后妈妈终于带我去了美食广场。那里所有的食物都非常昂贵，价格远远高出正常标准。我们花了十二美元买了一个三明治和一瓶汽水后，妈妈也饿了。所以我们又花了七美元。我们吃完后，妈妈说她的脚踝很痛，然后爸爸说，你应该穿球鞋的，然后妈妈说，你应该用任何你能找到的工作来养活这个家。
大巴过来接我们回去的时候，妈妈哭了。我们赚了四十美元，但又花了二十七美元（巴士公司没有给我一分钱，因为我太小了，还没有到可以赌博的年纪）。
“永远都会是这样。”妈妈说。她把头抵在前排座位的椅背上。“我们永远想赚钱，但我们永远在亏钱。我们永远都会是这样。”
“不对。”我说，“我们赚了十三美元。”
“你看到我们对自己的女儿有多差了吗？”妈妈对爸爸说，“你看到你是怎样的一个傻逼了吗？所有你的游戏，所有你的玩笑，所有你的笑容，所有你做的那些让你看上去像是一个好父亲的事，全都屁都不是。你就是一坨屎，一坨覆盖着呕吐物的屎，你坐在一池子的屎里，每个人都对这池子屎呕吐。这让我恶心。你就是这样的一坨屎，我现在就可以吐到你身上。”
坐在我们前面的那个男的转过身来，让妈妈不要再顶他的座位了。“还有，你他妈能闭嘴吗？”
妈妈崩溃了。她跑到车厢的前面，叫司机立刻停车。她叫司机把后面那个变态扔出去。那个变态很恶心，很扭曲，试图骚扰她和她的女儿。一开始，爸爸和我以为她说的是坐在我们前面的那个男的，但当我们听到妈妈大叫说“他叫张和平，如果你现在不立刻停车，我就要跳车了”时，我们才意识到，我们都要被赶下去了。那也许是最糟的事了。也许我们再也没法好起来了。我们站在新泽西州收费公路的紧急停车带上，谁都不跟谁说话。父亲终于开玩笑说，他要解开衬衫扣子，这样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的车子就可以注意到我们了。妈妈根本没理他。然后他又开始拉开他的裤子拉链。当妈妈说“没人想要看这个，你做的这些一点用都没有”时，爸爸已经脱到只剩内裤了。半挂卡车，轿车，皮卡车，侧门被划破的旧车，漆得非常完美的敞篷车，贴了过多贴画的车，所有这些车都对着我们家按喇叭。然后我心想，这个世界上的魔法是如何分配的，我们家会不会、什么时候会得到属于我们的那一份魔法。这样我就不用担心了。我就不用担心我们怎么才能不花完最后剩下的十三美元，怎么才能回到离我们七十多英里的家中。爸爸的腿从他凸出的肚子下面伸了出来。我们曾经开玩笑说，他的肚子里有全世界最圆的西瓜。我只需要妈妈转过身看着爸爸，嘲笑爸爸的两条腿有多么的细就可以了——那就是我需要的魔法。
这是在我的想象中发生的事：我们会还清债务，爸爸妈妈的朋友会原谅我们。我们永远偿还不了跟他们要求过的东西。爸爸会重新回去上学，重新开始教课。他会让他的女朋友滚。妈妈能找到一份工作，在工作中提高她的英语水平。她的英语会跟我、跟爸爸的一样好。而我，我会每周上四天或者五天的学。我们会摆脱所有围绕着我们的毒素。
“推的时候再用点劲。”妈妈说。她的手放在了我的手上。我们一起用身体的重量去推车。那天晚上早些时候，我们棕红色的奥兹莫比尔在哈莱姆河公路抛锚了。我们知道这事迟早会发生。这辆车居然坚持了这么久才坏掉，这让我们觉得惊讶。那是在半夜，夏至就要结束了，还有五天，我就要回到上海。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往哪里去。我们只想离开其他所有人，只想一家人待在一起。
我们把车从公路上推了下来，然后一直把车往河边推去。爸爸把车牌拿了下来。他决定说，我们必须把车扔到河里，扔完就跑。我们没钱把车拖到垃圾场。
“这车动都不动一下。”妈妈说。
“它在动。我能感觉到。它在动了。”爸爸说。我们感觉到了，车子在離我们而去。我们知道现在就可以松手。就在那一刻，我忽然无法再忍受了。我无法忍受让车漂浮在哈莱姆河上，让它和所有那些垃圾、碎片、泡沫，所有那些尿液、剩饭剩菜、屎和腐烂物的味道在一起。我跳入水中，爬上车顶。爸爸说他要把我带回岸边时，我对他摇了摇头。
“我跟你说过的，我今晚不想开车出来。”
“哦，酸莓子，你说这个星期的每个晚上，你都想和我们一起过。你说你想看看这个城市的夜晚。”妈妈说。
“别逼我游泳。”我说。说完我就重新跳入河水之中，从沉没的车边越游越远。我回头看到了爸爸。他跟在我身后游泳。“别逼我从你身边游走。”
“我不会的，我最酸的小苹果。”爸爸说，“我不会让你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
“别让我走。”我说。爸爸把我拉了回来。他把我背在背上。
“抓紧我就行了，酸葡萄。”爸爸说。他背着我向妈妈游去。
“别让我走，爸爸。别让我走。”我说。一回到地上，我就说道。我看着妈妈。妈妈边哭边向我伸出双臂。即使我已经长得这么大了，而她又如此瘦小，我还是让她抱起了我。因为我知道这些瞬间有多短暂。这些瞬间在过去一直短暂，在未来也将一直短暂，而如果还有机会能回到妈妈的怀抱里，我依旧会抓住它，我永远会抓住它。
“这是暂时的。”她说。她抚摸着我湿掉的头发。“只是暂时的。永远只是暂时的。”
“这不是暂时的。”我说，“你说过的，我们会永远在一起。你说过你永远不会丢下我。”
“我们不会的，我最酸的葡萄。”爸爸说，“你永远是我们最爱的人。我们的克里斯蒂娜。”
“这还不够。”我说，“我想留在这里。这还不够。别把我送走。”
“我们没有要丢下你。”妈妈说，“只是暂时的。时间会尽可能地短。这只会是最短的一段时间。”
我感到她在颤抖。我感到自己在一点一点消失。在这个夜晚，爸爸妈妈和我抱在一起，跟彼此承诺着永远无法实现的事。这个夜晚因此和其他所有夜晚都不一样了。
“照顾好我们。”我说。我对着天空摇了摇拳头。一架飞机从我头顶飞过。“看着我们。”我对飞机上的人说。他们一定看到我了，因为在那一瞬间，我的眼前变成了一片白色，而当世界恢复了色彩时，我已经又一次地趴在了爸爸的背上。妈妈就在我们身后，离我们只有几步远。她赶上我们后，我让爸爸把我放下来，让我在那里站一会儿。我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本该确切地知道他们当时在想什么，然后我们就发现，我们的车又浮了起来。它就漂浮在哈莱姆河上，像是我们亲手塑造的怪物。我们知道，要花很大很大的力气，才能把它推回河底。想到这些，我们沉重的思考又突然变得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