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你们走后，我很寂寞……”
　　“孩子们：我像许久没有写信给你们了。但是前几天寄去的相片，每张上都有一首词，也抵得过信了。今天接着大宝贝、小宝贝的来信，很高兴。那两位‘不甚宝贝’的信，也许明后天就到罢？”
　　看这两封信的开头，你可能猜不到这是梁启超的家书吧？他笔下的“大宝贝、小宝贝”则是对女儿梁思顺、梁思庄的爱称，他还戏谑地称呼儿子梁思成、梁思永为“不甚宝贝”，真的是一位和儿女平等交流又不乏诙谐幽默的温柔老爸啊！
　　一说到梁启超，大概多数人首先想到的都是戊戌变法。在我的想象里，梁启超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他忧国忧民难顾小家。2021年第一次读《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我却对梁启超有了全新的认识：他可不是冷着面孔的政治家，而是挈妇将雏、知冷知热的民国暖男。
　　《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的主要内容是梁启超写给孩子们的家信。从这一封封信中，我读出了梁启超的拳拳慈父心、殷殷舐犊情。
　　1912年9月，在日本流亡15年之后，梁启超从神户启程归国，其家人暂且留在日本。10月5日，船至大沽口，滞留3日。8日，他便难耐思家心切，给长女思顺写了第一封家书。这，也是《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的开篇。 “今日初八了，吾侪犹在大沽口也。十五年前，仓皇去国，在此地锢闭十一日，今兹得毋亦须作一应笔耶？望归国，望归国，望了十几年，商量归国，又商量了几个月，万不料到此后，盈盈一水，咫尺千里，又经三日矣……”短短几句，梁启超之文采已可见一斑。在信的末尾， “今特琐琐相告，可并禀高堂。”船未抵岸，梁启超就开始记挂家人，无论是高堂老父，还是膝下幼子，都是他的心之念念。而19岁的长女思顺，已经是梁启超很好的倾诉对象。大到政治国事，小到琐碎家务，梁启超都在信里和女儿敞开心扉，既有平等沟通，又有软语叮咛。
　　在1912年10月11日的家书中，梁启超跟女儿这样描述到津后的情形：“三日来无一刻断宾客。门簿所登已逾二百人矣。各省欢迎电报，亦络绎不绝，此次声光之壮，真始愿不及也……祖父大人近體如何？天气渐寒，总以不睡地为宜，可婉劝。吾虽终日劳劳，而精神逾健，亦因诸事顺遂，故神气旺耶！汝功课如何？所听受能领悟否？随时告我。思成病愈否？本月家用尚充否……”
　　刚刚回国的梁启超踌躇满志，但除了政治上的跃跃欲试，他还牵挂着老父年事已高，忧虑着女儿学业未成，惦念着幼子（梁思成其年11岁）身体病弱，可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在父亲梁老先生的安顿上，梁启超更是颇费了一番心思，在1912年12月1日的信中，梁启超这样写道：“祖父年高，非迎养在此，则一日不能即安……吾之欲迎养，为承欢也。必祖父常能欢愉，然后兹愿始遂……”全信两千有余，文字绵密，长篇累牍，就为和女儿商讨一个能让老父颐养天年、精神愉悦的万全之策。其孝子之心，孝子之为，堪称我辈楷模。
　　虽然身居两地，但梁启超总不忘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为家人准备礼物。在1913年3月的一封信中，梁启超对爱女思顺曰：“汝生日赏品为名画两轴，玉笔洗、玉墨床各一，首饰太俗，不以赍汝也……思成赏品为吾手写册页，当寄去。”这是一个多么有品位的爸爸啊！他给予子女的，是文化的浸润，是思想的陶冶。他不像今人一样的简单粗暴、急于求成，他只是缓缓地和子女一起成长，一起进步，却成就了一门三院士、九子俱英才。
　　在1920年3月的一信中，梁启超写道：“每晚客散后，与汝母杂谈，动至夜分。返津两日，来客稍稀，夕间辄与汝母对酌微醺，甚乐也……思成辈皆渐知向学，幼者亦益可爱，家庭中春气盎然，惟汝不在旁，美犹有憾耳……”此封信中，我们读出了一幅夫妻相敬如宾、夜谈对饮的温馨画面。梁启超的夫人李蕙仙亦乃名门之后，她幼承家学，熟读古诗，向有才女美誉。因此，他们的举案齐眉、琴瑟和鸣便不足为奇了。这其乐融融、芝兰飘香的家庭氛围，亦为我辈心之所向。
　　（责任编辑/刘大伟 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