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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电视台记录频道反复播出的一部文献专题片《有一个学校叫南开》，吸引了很多观众，有些中老年人甚至像观看电视连续剧一样在“追剧”。而我作为一个青年学者也被南开学校跌宕起伏的命运，尤其是严范孙校父、张伯苓校长的精彩人生深深打动。于是，南开大学成为我逐梦的地方。此刻，当我打开由南开大学城市文化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侯杰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秦方精心撰写的《张伯苓家族》一书时，对南开学校的历史有了更真切的了解，对缔造南开学校历史的张伯苓家族产生由衷的敬佩。《张伯苓家族》一书，以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将张伯苓家族置于近代中国的历史环境之中，对其世代传承的家国情怀进行了详细而深刻的历史书写。
一部家族史，满纸家国志
这句印在该书封底的话语，可以说是出版者对作者有关张伯苓家族历史书写的高度概括。在作者的笔下，1889年年仅13岁的张伯苓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洋水师学堂，在驾驶班，学习轮船驾驶等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新式学堂所讲授的内容，为张伯苓等人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大门。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形成“军事救国”的梦想，以抵抗列强侵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1894年，张伯苓以最优等第一名的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各门课程的学习，成为北洋水师学堂驾驶专业的优秀学生。此时，张伯苓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等待着上船实习的那一刻。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们还没来得及上船实习就仓促上阵，无力回天，回家等候派遣。1898年5月，张伯苓随“通济”舰护送清朝政府官员去山东，接收日本军国主义者占据的威海卫。可是，他目睹了“从日本手中接收过来威海卫，再把它移交给英帝国。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青龙旗；第二天再降下中国的青龙旗，升起英帝国的国旗”的“国帜三易”。这不仅让张伯苓坚定了彻底放弃军事救国理想的决心，而且也成为张伯苓家族的共同记忆。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祚后来记述：父亲“亲身参与了这一场接收和移交仪式，一个青年的海军官佐，他一生的第一次对外，就亲自尝受了这一丧权辱国的场面，真是目击心伤，五内皆裂，归来以后，惟有日夜筹思图强雪耻之策，一生不懈。”（张锡祚？：《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P11。）
从此以后，张伯苓投身教育，担任严范孙家馆、王奎章家馆的塾师，并在此基础上创立包括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小学、南开女中、重庆南开中学在内的系列学校，以社会的力量经营学校，与国家共前途同命运，彪炳史册。而张伯苓家族也拥有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对此，张伯苓的的孙子张元龙深有感触：
祖父一生从事教育工作，为南开学校服务了近50年。他在教育生涯的体会自然影响到我们的大家庭里来。比如南开校训“允公允能”，反映到家里就是“有爱国之心，兼有救国之力”。比如南开精神，一曰使命感，二曰奉献和担当，三曰忠诚，被祖父很自豪地灌输进我们的脑袋里，教育往往是在细节和潜移默化中发生作用。最近，我梳理出祖父两句话作为我们家人共勉的训句。那就是：“私立非私有，留德不留财。”南开是私立学校，全靠社会捐资而成，最终回归了社会，他身后竟无一分存款。他说把财产留给子孙，可能会造成懒惰和风险，留下德行在社会，子孙受用无穷。私立非私有，这是中华民族家风建设中的智慧之言。（《张伯苓家族》序言，P3-4）。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在阅读《张伯苓家族》一书时，我的脑海里不时会出现顶天立地男子汉的士人形象。这也缘于作者很好地把握住张伯苓家族所独有的“士人精神”。所谓“士人精神”源于《论语·泰伯章》中曾子所说的这段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张伯苓及其家族成员用心血乃至生命践行了中国士人的精神。
正是由于张伯苓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才毅然放弃海军的大好前途，投身新式教育。所以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武力侵略，张伯苓高举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旗帜，关心爱护背井离乡的朝鲜青年，安排在南开学校读书。为了揭露日本侵华的狼子野心，1928年，张伯苓组织南开师生到东北实地踏勘，特意安排儿子张锡羊随叔叔张彭春以及蒋廷黻、萧遽、杨石先、何廉、李继侗、傅恩龄等南开大学教授赴大连，进行东北调查，后又组织东北研究会，编写《东北地理教本》。
长城抗战爆发后，他挺身而出，率先捐款100元，并多次亲笔致函在前线顽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爱国将领，慰勉他们“努力杀敌，为国争光”。此外，他还派遣南开学校师生携带1000条毛巾、1000块肥皂、300市斤糖果等奔赴前线劳军慰问，全力支持长城抗战。连厦门大学救国会也委托张伯苓代购日常衣物裤褂400套一并送往前线，足见，他的爱国主义举动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重。
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张伯苓还积极鼓励儿子勇敢地和日本侵略者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在1934年10月10日举行的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上，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祜和严范孙的孙子严仁颖带领南开学生用紫色和白色两面小旗打出“毋忘东北”“毋忘国耻”“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等大字标语口号，同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喊，激怒了端坐在主席台上的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及其武官，向国民政府施压，要南开学校对学生严加管束，不准再发生类似的事情。面对国民政府等方面的壓力，张伯苓表面上满口答应教训学生，但是当他把张锡祜、严仁颖等人找来时，见面第一句话说的就是“你们讨厌”，第二句是“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话是“下回还这么讨厌”，“要更巧妙地讨厌”。说完，张伯苓会心微笑地看着眼前的这些可爱的学生，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爱子张锡祜。
受到父亲张伯苓的影响，儿子张锡祜不仅有爱国之心，更有报国之志，要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为此，他报考了设在杭州笕桥的空军学校，并顺利毕业。作为学生家长，张伯苓出席了儿子的毕业典礼，并代表全体学生家长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当张锡祜回津探望父母时，张伯苓还以岳母教子的故事勉励儿子在国难日甚一日之际，树立起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为抗击外来侵略而发奋努力。入伍之后，张锡祜担任空军某队队长。1937年11月，日本从长崎基地和中国台北基地起飞大批战机，飞临上海、南京地区，大肆轰炸。中国空军奉命执行迎战御敌的战斗任务，张锡祜从笕桥驾驶飞机出战，奔赴前线，在江西南昌不幸遇难，机毁人亡，壮烈牺牲。（P427）。为了不让妻子过分伤心难过，张伯苓独自忍受丧子之痛很多年。 张伯苓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情怀，让日本军国主义者恼羞成怒，在1937年7月底疯狂轰炸和劫掠南开学校。面对毁校之难，张伯苓强忍悲愤，在南京向记者们发表了演说：
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
由此可见，南开学校是有精神、有灵魂的教育重镇。在张伯苓家族成员看来，他们的家族和南开学校一起一路走来，一直有一种精神在支撑，有一种力量在推动，那就是“士”的精神。
胞弟张彭春也是这种“士”的精神传承者，不仅起草了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高校的创校方案，参与实际管理，而且对普通教育也作出理论和实践等多方面贡献。张彭春从美国留学归来后，以实际行动提升了南开新剧的编、导、演水平，精心培养了戏剧家曹禺等一批英才，担任京剧大师梅兰芳到美国、苏联等国巡演的总指导，将中国国粹传播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领袖大国，成为文化的使者、和平的使者。张彭春作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还成为《世界人权宣言》的主要起草者之一，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秩序的建立。
胞妹张祝春和丈夫马千里是一对教育贤伉俪，为开创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不辞辛劳，付出巨大的牺牲。马千里不仅参与了南开学校建立和发展，而且还为南开校友会的创建呕心沥血，更将南开教育理念带入他所执掌的新式学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这个坚持私立非私有，留德不留财的家族中，有很多后人都从事教育事业。作者在书中利用一定篇幅条分缕析地娓娓道来，让人产生无限联想。如张彭春的长子张希陆从美国学成归国，历任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授、厦门大学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以及中法大学经济数学及统计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张希陆参与北京石油学院数学教研室的筹建工作，担任数学教研室主任，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祖国的数学科研事业辛勤工作。张彭春的女儿张新月先后执教于霍普金斯、迪肯森、艾欧纳、玛丽芒特、罗斯福等知名大学。张彭春的长子张晨钟先后任教于康奈尔大学、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著名学府。张彭春的次子张远峰先后任教于普渡大学、纳伯斯卡州州立大學、克来芒特大学，并曾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暑期特别班任教。这些张伯苓家族的成员可谓蜚声中外教育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为了书写张伯苓家族的家国情怀，作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心血，侯杰教授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就利用在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以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等地区多次讲学、合作研究的机会，搜集中外文资料，并从家族史、教育史、宗教史等领域深化和拓展了张伯苓校长及其家族的研究，发表一系列重要成果。秦方副教授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留学期间，也持续进行了有关张伯苓与青年会的探讨。让国内外学界同仁印象深刻的是，这么多年来，侯杰教授率领着一批又一批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持续不断地开展一系列有关南开校史，尤其是张伯苓及其家族的研究。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培养了学术人才，又推出了研究论文和著作，还培养了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精神，更促进了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南开教育理念和精神。
据书中披露，从2002年起侯杰教授就多次访问过张伯苓家族成员。起初，他主要是为了撰写《百年家族》系列丛书之《张伯苓张彭春张锡禄》，但时间一长，也受到张伯苓家族成员的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他不仅对中国近代史、天津史、南开学校的历史非常熟悉，而且具有十分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数十年如一日潜心向学，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整理爬梳，不计名利，甘为人梯，以传承南开精神为神圣职责，灯火传薪，造福莘莘学子。”他的行为，不仅获得南开大学师生的拥戴和崇敬，而且也赢得了张伯苓家族成员的青睐和信任，纷纷表示要“就尽自己的所能，提供我们张家后人力所能及的帮助”。2004年，《百年家族张伯苓张彭春张锡禄》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和中外学者的热烈欢迎，为此，在2009年还加印过该书。
可是，侯杰教授并不此次为满足，而是继续钻研和探索，充分吸收近些年来出版的《张伯苓全集》和张锡祚撰写的《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等相关史料。同时，他还在南开大学发起成立了“伯苓研读会”，以自发和自觉的方式，组织、动员学生们认真研读张伯苓及其他家族成员的教育理念和具体实践，丰富和完善中国近代史的教育与研究。同时，作为张伯苓研究会副理事长，他还不遗余力地推动张伯苓及其家族的研究，参与文献专题片的制作。因此，该书出版时不仅有张伯苓家族成员张元龙精心撰写的序言，而且也得到张伯苓家族提供的大量珍贵历史照片和书信，许多都是第一次发表。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史、来华外国人研究。）
一部家族史，满纸家国志
这句印在该书封底的话语，可以说是出版者对作者有关张伯苓家族历史书写的高度概括。在作者的笔下，1889年年仅13岁的张伯苓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洋水师学堂，在驾驶班，学习轮船驾驶等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新式学堂所讲授的内容，为张伯苓等人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大门。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形成“军事救国”的梦想，以抵抗列强侵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1894年，张伯苓以最优等第一名的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各门课程的学习，成为北洋水师学堂驾驶专业的优秀学生。此时，张伯苓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等待着上船实习的那一刻。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们还没来得及上船实习就仓促上阵，无力回天，回家等候派遣。1898年5月，张伯苓随“通济”舰护送清朝政府官员去山东，接收日本军国主义者占据的威海卫。可是，他目睹了“从日本手中接收过来威海卫，再把它移交给英帝国。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青龙旗；第二天再降下中国的青龙旗，升起英帝国的国旗”的“国帜三易”。这不仅让张伯苓坚定了彻底放弃军事救国理想的决心，而且也成为张伯苓家族的共同记忆。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祚后来记述：父亲“亲身参与了这一场接收和移交仪式，一个青年的海军官佐，他一生的第一次对外，就亲自尝受了这一丧权辱国的场面，真是目击心伤，五内皆裂，归来以后，惟有日夜筹思图强雪耻之策，一生不懈。”（张锡祚？：《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P11。）
从此以后，张伯苓投身教育，担任严范孙家馆、王奎章家馆的塾师，并在此基础上创立包括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小学、南开女中、重庆南开中学在内的系列学校，以社会的力量经营学校，与国家共前途同命运，彪炳史册。而张伯苓家族也拥有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对此，张伯苓的的孙子张元龙深有感触：
祖父一生从事教育工作，为南开学校服务了近50年。他在教育生涯的体会自然影响到我们的大家庭里来。比如南开校训“允公允能”，反映到家里就是“有爱国之心，兼有救国之力”。比如南开精神，一曰使命感，二曰奉献和担当，三曰忠诚，被祖父很自豪地灌输进我们的脑袋里，教育往往是在细节和潜移默化中发生作用。最近，我梳理出祖父两句话作为我们家人共勉的训句。那就是：“私立非私有，留德不留财。”南开是私立学校，全靠社会捐资而成，最终回归了社会，他身后竟无一分存款。他说把财产留给子孙，可能会造成懒惰和风险，留下德行在社会，子孙受用无穷。私立非私有，这是中华民族家风建设中的智慧之言。（《张伯苓家族》序言，P3-4）。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在阅读《张伯苓家族》一书时，我的脑海里不时会出现顶天立地男子汉的士人形象。这也缘于作者很好地把握住张伯苓家族所独有的“士人精神”。所谓“士人精神”源于《论语·泰伯章》中曾子所说的这段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张伯苓及其家族成员用心血乃至生命践行了中国士人的精神。
正是由于张伯苓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才毅然放弃海军的大好前途，投身新式教育。所以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武力侵略，张伯苓高举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旗帜，关心爱护背井离乡的朝鲜青年，安排在南开学校读书。为了揭露日本侵华的狼子野心，1928年，张伯苓组织南开师生到东北实地踏勘，特意安排儿子张锡羊随叔叔张彭春以及蒋廷黻、萧遽、杨石先、何廉、李继侗、傅恩龄等南开大学教授赴大连，进行东北调查，后又组织东北研究会，编写《东北地理教本》。
长城抗战爆发后，他挺身而出，率先捐款100元，并多次亲笔致函在前线顽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爱国将领，慰勉他们“努力杀敌，为国争光”。此外，他还派遣南开学校师生携带1000条毛巾、1000块肥皂、300市斤糖果等奔赴前线劳军慰问，全力支持长城抗战。连厦门大学救国会也委托张伯苓代购日常衣物裤褂400套一并送往前线，足见，他的爱国主义举动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重。
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张伯苓还积极鼓励儿子勇敢地和日本侵略者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在1934年10月10日举行的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上，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祜和严范孙的孙子严仁颖带领南开学生用紫色和白色两面小旗打出“毋忘东北”“毋忘国耻”“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等大字标语口号，同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喊，激怒了端坐在主席台上的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及其武官，向国民政府施压，要南开学校对学生严加管束，不准再发生类似的事情。面对国民政府等方面的壓力，张伯苓表面上满口答应教训学生，但是当他把张锡祜、严仁颖等人找来时，见面第一句话说的就是“你们讨厌”，第二句是“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话是“下回还这么讨厌”，“要更巧妙地讨厌”。说完，张伯苓会心微笑地看着眼前的这些可爱的学生，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爱子张锡祜。
受到父亲张伯苓的影响，儿子张锡祜不仅有爱国之心，更有报国之志，要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为此，他报考了设在杭州笕桥的空军学校，并顺利毕业。作为学生家长，张伯苓出席了儿子的毕业典礼，并代表全体学生家长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当张锡祜回津探望父母时，张伯苓还以岳母教子的故事勉励儿子在国难日甚一日之际，树立起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为抗击外来侵略而发奋努力。入伍之后，张锡祜担任空军某队队长。1937年11月，日本从长崎基地和中国台北基地起飞大批战机，飞临上海、南京地区，大肆轰炸。中国空军奉命执行迎战御敌的战斗任务，张锡祜从笕桥驾驶飞机出战，奔赴前线，在江西南昌不幸遇难，机毁人亡，壮烈牺牲。（P427）。为了不让妻子过分伤心难过，张伯苓独自忍受丧子之痛很多年。 张伯苓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情怀，让日本军国主义者恼羞成怒，在1937年7月底疯狂轰炸和劫掠南开学校。面对毁校之难，张伯苓强忍悲愤，在南京向记者们发表了演说：
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
由此可见，南开学校是有精神、有灵魂的教育重镇。在张伯苓家族成员看来，他们的家族和南开学校一起一路走来，一直有一种精神在支撑，有一种力量在推动，那就是“士”的精神。
胞弟张彭春也是这种“士”的精神传承者，不仅起草了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高校的创校方案，参与实际管理，而且对普通教育也作出理论和实践等多方面贡献。张彭春从美国留学归来后，以实际行动提升了南开新剧的编、导、演水平，精心培养了戏剧家曹禺等一批英才，担任京剧大师梅兰芳到美国、苏联等国巡演的总指导，将中国国粹传播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领袖大国，成为文化的使者、和平的使者。张彭春作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还成为《世界人权宣言》的主要起草者之一，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秩序的建立。
胞妹张祝春和丈夫马千里是一对教育贤伉俪，为开创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不辞辛劳，付出巨大的牺牲。马千里不仅参与了南开学校建立和发展，而且还为南开校友会的创建呕心沥血，更将南开教育理念带入他所执掌的新式学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这个坚持私立非私有，留德不留财的家族中，有很多后人都从事教育事业。作者在书中利用一定篇幅条分缕析地娓娓道来，让人产生无限联想。如张彭春的长子张希陆从美国学成归国，历任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授、厦门大学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以及中法大学经济数学及统计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张希陆参与北京石油学院数学教研室的筹建工作，担任数学教研室主任，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祖国的数学科研事业辛勤工作。张彭春的女儿张新月先后执教于霍普金斯、迪肯森、艾欧纳、玛丽芒特、罗斯福等知名大学。张彭春的长子张晨钟先后任教于康奈尔大学、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著名学府。张彭春的次子张远峰先后任教于普渡大学、纳伯斯卡州州立大學、克来芒特大学，并曾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暑期特别班任教。这些张伯苓家族的成员可谓蜚声中外教育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为了书写张伯苓家族的家国情怀，作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心血，侯杰教授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就利用在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以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等地区多次讲学、合作研究的机会，搜集中外文资料，并从家族史、教育史、宗教史等领域深化和拓展了张伯苓校长及其家族的研究，发表一系列重要成果。秦方副教授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留学期间，也持续进行了有关张伯苓与青年会的探讨。让国内外学界同仁印象深刻的是，这么多年来，侯杰教授率领着一批又一批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持续不断地开展一系列有关南开校史，尤其是张伯苓及其家族的研究。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培养了学术人才，又推出了研究论文和著作，还培养了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精神，更促进了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南开教育理念和精神。
据书中披露，从2002年起侯杰教授就多次访问过张伯苓家族成员。起初，他主要是为了撰写《百年家族》系列丛书之《张伯苓张彭春张锡禄》，但时间一长，也受到张伯苓家族成员的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他不仅对中国近代史、天津史、南开学校的历史非常熟悉，而且具有十分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数十年如一日潜心向学，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整理爬梳，不计名利，甘为人梯，以传承南开精神为神圣职责，灯火传薪，造福莘莘学子。”他的行为，不仅获得南开大学师生的拥戴和崇敬，而且也赢得了张伯苓家族成员的青睐和信任，纷纷表示要“就尽自己的所能，提供我们张家后人力所能及的帮助”。2004年，《百年家族张伯苓张彭春张锡禄》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和中外学者的热烈欢迎，为此，在2009年还加印过该书。
可是，侯杰教授并不此次为满足，而是继续钻研和探索，充分吸收近些年来出版的《张伯苓全集》和张锡祚撰写的《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等相关史料。同时，他还在南开大学发起成立了“伯苓研读会”，以自发和自觉的方式，组织、动员学生们认真研读张伯苓及其他家族成员的教育理念和具体实践，丰富和完善中国近代史的教育与研究。同时，作为张伯苓研究会副理事长，他还不遗余力地推动张伯苓及其家族的研究，参与文献专题片的制作。因此，该书出版时不仅有张伯苓家族成员张元龙精心撰写的序言，而且也得到张伯苓家族提供的大量珍贵历史照片和书信，许多都是第一次发表。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史、来华外国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