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一辈子数学研究，越来越觉得人生像一道多元方程。譬如：我和夫人胡和生，就是一道二元一次方程，我是X，她是Y。从第一次牵手的那天起，我和她就没分开过。几十年的光阴中，我们相濡以沫，共同求解着爱的答案……
　　1950年初秋的一天午饭后，在浙江大学图书室里，我和数学系研究生胡和生相对而坐，专心致志地看书。没过多久，胡和生走神了，不时看我一眼，欲言又止。我离开时，她跟了出来，说：“你是谷超豪吧？”我转身点头，她露出了腼腆的微笑：“苏步青老师让我读一篇论文，但里面有些地方没弄清楚，找了一些老师问也没有得到结果，你能……帮我看一看吗？”“好啊，论文呢？”我欣然应允。“论文在宿舍里，至少有10多分钟的路……”话没说完，她已经跑出好远了。
　　初秋的下午依旧闷热，我坐在树荫下静静地等她。几分钟后，胡和生拿着论文气喘吁吁地站在我面前，我心里涌起一阵好感：这个女孩肯钻研学问，不错！共同的兴趣爱好，不仅让我们结缘，而且成就了我们的爱情梦想。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我和研究生毕业的胡和生随苏步青老师到复旦大学执教。1957年，我们正式结为夫妻。
　　婚后，我与胡和生住进了12平方米的筒子楼。白天要教书，晚上要搞研究、写论文，有时候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看到我因营养不良日渐消瘦，胡和生十分心疼，主动提出“二保一”的方案——牺牲她，成全我。我坚决反对，决不能让她因我而放弃了钟爱的事业，于是我们很具有超前意识地聘请了一位钟点工负责一日三餐。
　　做起学问来，胡和生比我还专注。为了节约时间，她极少去理发店理发，通常自己洗了头发，让我“操刀”。“你就不怕有损你的形象？”我说什么也不干。她大大咧咧地摆手：“不怕不怕，我要求不高，稍稍修剪一下就行！”拗不过她，我只好小心翼翼地拿起剪刀。刚剪完，她就匆匆忙忙给学生上课去了。
　　在相互支持、鼓励中，我与胡和生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1959年6月，我完成论文《论变换拟群的通性及其对微分几何的应用》，获得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博士学位。这是苏联第一次将该学位授予外国人。“文革”开始后，我与胡和生隔三岔五地接受审查、批斗……在那段备受打击、摧残的日子里，我们相互安慰、砥砺，哪怕白天挨了批斗，晚上回到家，也要忍着身心的创痛，偷偷地拿出书和草稿纸，寻找着心灵的慰藉……
　　“文革”结束，我和胡和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数学研究事业。此时，她厚积薄发，成为第一位走上国际数学大会讲台的中国女数学家。1992年，她成功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十分激动高兴，特地写了一首诗祝贺她：“苦读寒窗夜，挑灯黎明前。几何得真传，物理试新篇。红妆不须理，秀色天然妍。学苑有令名，共庆艳阳天。”我刚念完，她的眼泪就流了出来。
　　少时夫妻老来伴。这几年，我因为腿脚不便，老伴时刻不离地陪在我身边。每天傍晚，她把我扶上轮椅，推着我漫步于夕阳之下，边走边聊，聊儿女家常，聊中国的数学事业……
　　2010年1月11日，我拄着拐杖走上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了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大红证书。面对台下雷动的掌声，我心潮澎湃：老伴，相濡以沫的50多年过去了，我们这道二元一次方程终于有了最圆满的答案！
　　（归雁生摘自《家庭》2010年4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