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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再读《鸿门宴》时突生疑惑：是时，项羽为诸侯上将军，尚未自立为王，且怀王也并未封他为王，缘何文中多次称其为“项王”“大王”“君王”？再读《项羽本纪》时又发现，在《鸿门宴》这段选文之前，类似的称呼竟从未出现，而此时的出现，是否太史公刻意而为？
实际上，太史公在修《史记》时对历史人物的称谓相当严谨。即便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开始也只称刘邦为“刘季”，揭竿反秦后称其“沛公”，项羽分封后称其“汉王”，直到他击败项羽即皇帝位后才尊称其为“高祖”。从中不难发现，哪怕是汉代的开国之君刘邦，其称谓的变化也是随着历史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着。据此，我认为，太史公修史至此，突然改变项羽称呼，绝非随意之举，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暗含深意的。那么，这其中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深意呢？
回到《鸿门宴》中，出乎意料的是，“项王”这一称谓竟然首先出自刘邦集团中重要谋士张良之口。
张良日：“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曰：“鲰生说我日：‘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良日：“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
此处，张良既称刘邦为“大王”，又称项羽为“项王”，这是为何？称刘邦为王不是因为张良在逢迎刘邦，而是因为一个约定——怀王提出的“先入咸阳者王之”。谁先人咸阳了？当然是刘邦。按照名义上“共主”的约定来称呼“大王”，似乎具备法律依据。那又为何要尊称项羽为王呢？我认为，因为慑服于项羽的威势。巨鹿一战，项羽打得秦兵闻风丧胆，打得诸侯心惊胆战。之后，项羽帐下大将黥布又轻松攻下了刘邦集团守卫咸阳的重要关口——函谷关，这更使刘邦集团的每一个人大为震惊。私下里称项羽为“项王”，足以表明项羽当时的威势确实震慑到刘邦集团的每一个人（包括刘邦本人）。所以某种程度上，尊称项羽为王何尝不是源自内心的敬畏。
综上分析，张良称刘邦为王是按照怀王的约定，而称项羽为王则是依据对方的实力。
但很显然，约定是比不上实力的。这一点可以从张良在新丰鸿门时再次称呼二人时的变化可以看出。
张良人谢，曰：“沛公不胜桮杓，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
此时，张良依旧称呼项羽为王，却只称刘邦为“沛公”。这里有张良能够审时度势，代表刘邦示弱于项羽的原因。毕竟，此时项羽为诸侯上将军，兵四十万，且气势正盛，凭刘邦的那些人马与之相争，无疑是以卵击石。既然此时的刘邦尚无法与之分庭抗礼，那只能乖乖地去鸿门赴宴，当面请罪解释，并且承认其领导地位。刘邦本人虽并未直接称项羽为王，但解释时“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臣战河南”“令将军与臣有邰”，三次当面称“臣”的言辞，就已言明尽管同在怀王麾下，但自己是不敢与项羽同列的。作为领导的刘邦尚且如此，张良就更不必言说。当然，识相的不仅是张良，樊哙在大帐之内与项羽交谈时，当着刘邦的面也同样是“沛公”“项王”的称呼。
据此，刘邦的下属称项羽为王既是因慑服于项羽的威势，也是因形势所迫。张良、樊哙尚且尊称项羽为王，项羽的下属更是视项羽为天下不二之主。所以，项伯在刘邦、张良面前一口一个“项王”，范增召项庄舞剑时亦称项羽为“君王”。
根据上文的分析，尽管先人咸阳，但称刘邦为王的只有刘邦内部的人，身处汉朝的司马迁在为文时也依旧使用“沛公”。而项羽得到双方阵营的认可，在此之后的《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在为文时大都改称其为“项王”。可见，司马迁让张良第一个称“项王”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暗示此时称呼“项王”实乃众望所归，更是借来自项羽敌对阵营的张良之口宣布自己对项羽的看法，承认项羽的历史地位。此时的项羽已是无冕之王，历史地位已经确立。司马迁修《史记》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故为项羽立本纪，为陈涉立世家。此时的项羽虽名为诸侯上将军，但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时，那些久经刀光剑影的将领们却“无不膝前而行，莫敢仰视”，这表明项羽已经拥有了君王的威严；殷墟之上，立章邯为雍王，这表明项羽已经开始行使君王的权利。可见，项羽在率军未入关之前，虽未称王，但已经相当于“王”了，“入关”只是一种标志。因此，在司马迁看来，刘邦之破关入咸阳是无效的，项羽一入关即为有效。尊重人物历史地位的司马迁修史至此，开始称项羽为王也就不显得突兀了。
项羽因反秦的功劳最大，当下的实力最为强大，在那天下无主的时代被各方尊称为王，这也隐含了太史公的一种暗示——时代的变迁。秦末，各路诸侯关起门来称王的比比皆是，或是农民义军首领，抑或是原先六国的王室宗族，但此时暴秦已诛，项羽在个人声望上已到达顶点，项羽虽还未分封天下，但自己的阵营尊称他为王，其他阵营（包括敌对阵营）也尊称他为王，属于“项王”的时代已经到来，之后的分封也只是个形式而已。同时，这一时代却又蕴含着危机，因为于乱世中称王称霸，依仗的不再是血统，也不再是君主的约定，而是自身阵营的实力。项羽因势最大而被尊称为王，但他若不能行“王道”，当他的势力有所削弱之后呢？那必定是群雄并举，逐鹿中原。
总之，除了仍自称“籍”外（项羽一直自称“籍”），项羽已经从人关的那一刻起已经成长为“项王”。同时也因为成长为“项王”，项羽的心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章邯使人见项羽，欲约。项羽召军吏谋日：“粮少，欲听其约。”军吏皆日“善”。（人关前）
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日：“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日：“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入关后）
人关前，章邯想要投降，尽管项羽已有主张，但仍然“召军吏谋”，好歹发扬了一下“民主”，最终分封了自己的仇敌（项梁之死和章邯有着关联）。但到了入关后，沛公左司马曹无伤告密之时，项羽的心理、行为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得知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后，项羽当然是大怒，刘邦不经自己册封胆敢称王，还反了你！这时的项羽哪里有刘邦在名义上与自己仍同属于怀王集团的顾忌，哪里有师出无名的忌讳，原先的那点“民主”早已忘了干干净净，立刻决定“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没有其它理由，就是替我打败刘邦的军队，这充分暴露了“项王”的心态：以我为尊，独断专行，目空一切。而这一心态的变化不仅影响了项羽今后的人生之路，也影响了其他人物的历史命运。既然项羽被称作王，不管之前和其他人有着怎样的关系，现今却会多了一层关系——君臣关系。刘邦集团很好地把握了这层关系，处处礼让，极大地满足了项羽骄横的心态，最终在鸿门得以全身而退。相反，本来和项羽关系密切的亚父范增，在项羽不采纳其计后，竞怒称其为“竖子”，耍起了“亚父”的威风，这终究为二人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以上所言，不正是项羽成为“项王”后心态急剧变化的结果？所以，项羽称谓的变化，不也传达出太史公想要给后世读者的某种暗示吗？
总之，在注重称谓的古代，太史公持笔修史时在称谓上必定是慎之又慎。纵观《项羽本纪》，项羽居江东未渡前，皆称其为“籍”。须知秦二世元年，项羽已二十三岁（已冠佩字），而古人在二十岁行冠礼后，须改称其字，不可再直呼其名，以示尊重。太史公明此理仍称其名，以示此时的项羽在其心中尚未真正成年。待其隨“八千人渡江而西”后，正式改称其为项羽，从此以“项羽”之名驰骋到那场轰轰烈烈的反抗暴秦的大业中，而当反秦大业已成之后，再以“项王”之名留于青史。“项王”于项羽而言是一份荣耀，是对其在反抗暴秦中所立下不世之功的一种表彰；同时也是一份责任，遗憾的是，他日后的所作所为并未能够肩负起本当属于他的历史使命。
实际上，太史公在修《史记》时对历史人物的称谓相当严谨。即便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开始也只称刘邦为“刘季”，揭竿反秦后称其“沛公”，项羽分封后称其“汉王”，直到他击败项羽即皇帝位后才尊称其为“高祖”。从中不难发现，哪怕是汉代的开国之君刘邦，其称谓的变化也是随着历史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着。据此，我认为，太史公修史至此，突然改变项羽称呼，绝非随意之举，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暗含深意的。那么，这其中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深意呢？
回到《鸿门宴》中，出乎意料的是，“项王”这一称谓竟然首先出自刘邦集团中重要谋士张良之口。
张良日：“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曰：“鲰生说我日：‘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良日：“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
此处，张良既称刘邦为“大王”，又称项羽为“项王”，这是为何？称刘邦为王不是因为张良在逢迎刘邦，而是因为一个约定——怀王提出的“先入咸阳者王之”。谁先人咸阳了？当然是刘邦。按照名义上“共主”的约定来称呼“大王”，似乎具备法律依据。那又为何要尊称项羽为王呢？我认为，因为慑服于项羽的威势。巨鹿一战，项羽打得秦兵闻风丧胆，打得诸侯心惊胆战。之后，项羽帐下大将黥布又轻松攻下了刘邦集团守卫咸阳的重要关口——函谷关，这更使刘邦集团的每一个人大为震惊。私下里称项羽为“项王”，足以表明项羽当时的威势确实震慑到刘邦集团的每一个人（包括刘邦本人）。所以某种程度上，尊称项羽为王何尝不是源自内心的敬畏。
综上分析，张良称刘邦为王是按照怀王的约定，而称项羽为王则是依据对方的实力。
但很显然，约定是比不上实力的。这一点可以从张良在新丰鸿门时再次称呼二人时的变化可以看出。
张良人谢，曰：“沛公不胜桮杓，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
此时，张良依旧称呼项羽为王，却只称刘邦为“沛公”。这里有张良能够审时度势，代表刘邦示弱于项羽的原因。毕竟，此时项羽为诸侯上将军，兵四十万，且气势正盛，凭刘邦的那些人马与之相争，无疑是以卵击石。既然此时的刘邦尚无法与之分庭抗礼，那只能乖乖地去鸿门赴宴，当面请罪解释，并且承认其领导地位。刘邦本人虽并未直接称项羽为王，但解释时“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臣战河南”“令将军与臣有邰”，三次当面称“臣”的言辞，就已言明尽管同在怀王麾下，但自己是不敢与项羽同列的。作为领导的刘邦尚且如此，张良就更不必言说。当然，识相的不仅是张良，樊哙在大帐之内与项羽交谈时，当着刘邦的面也同样是“沛公”“项王”的称呼。
据此，刘邦的下属称项羽为王既是因慑服于项羽的威势，也是因形势所迫。张良、樊哙尚且尊称项羽为王，项羽的下属更是视项羽为天下不二之主。所以，项伯在刘邦、张良面前一口一个“项王”，范增召项庄舞剑时亦称项羽为“君王”。
根据上文的分析，尽管先人咸阳，但称刘邦为王的只有刘邦内部的人，身处汉朝的司马迁在为文时也依旧使用“沛公”。而项羽得到双方阵营的认可，在此之后的《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在为文时大都改称其为“项王”。可见，司马迁让张良第一个称“项王”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暗示此时称呼“项王”实乃众望所归，更是借来自项羽敌对阵营的张良之口宣布自己对项羽的看法，承认项羽的历史地位。此时的项羽已是无冕之王，历史地位已经确立。司马迁修《史记》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故为项羽立本纪，为陈涉立世家。此时的项羽虽名为诸侯上将军，但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时，那些久经刀光剑影的将领们却“无不膝前而行，莫敢仰视”，这表明项羽已经拥有了君王的威严；殷墟之上，立章邯为雍王，这表明项羽已经开始行使君王的权利。可见，项羽在率军未入关之前，虽未称王，但已经相当于“王”了，“入关”只是一种标志。因此，在司马迁看来，刘邦之破关入咸阳是无效的，项羽一入关即为有效。尊重人物历史地位的司马迁修史至此，开始称项羽为王也就不显得突兀了。
项羽因反秦的功劳最大，当下的实力最为强大，在那天下无主的时代被各方尊称为王，这也隐含了太史公的一种暗示——时代的变迁。秦末，各路诸侯关起门来称王的比比皆是，或是农民义军首领，抑或是原先六国的王室宗族，但此时暴秦已诛，项羽在个人声望上已到达顶点，项羽虽还未分封天下，但自己的阵营尊称他为王，其他阵营（包括敌对阵营）也尊称他为王，属于“项王”的时代已经到来，之后的分封也只是个形式而已。同时，这一时代却又蕴含着危机，因为于乱世中称王称霸，依仗的不再是血统，也不再是君主的约定，而是自身阵营的实力。项羽因势最大而被尊称为王，但他若不能行“王道”，当他的势力有所削弱之后呢？那必定是群雄并举，逐鹿中原。
总之，除了仍自称“籍”外（项羽一直自称“籍”），项羽已经从人关的那一刻起已经成长为“项王”。同时也因为成长为“项王”，项羽的心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章邯使人见项羽，欲约。项羽召军吏谋日：“粮少，欲听其约。”军吏皆日“善”。（人关前）
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日：“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日：“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入关后）
人关前，章邯想要投降，尽管项羽已有主张，但仍然“召军吏谋”，好歹发扬了一下“民主”，最终分封了自己的仇敌（项梁之死和章邯有着关联）。但到了入关后，沛公左司马曹无伤告密之时，项羽的心理、行为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得知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后，项羽当然是大怒，刘邦不经自己册封胆敢称王，还反了你！这时的项羽哪里有刘邦在名义上与自己仍同属于怀王集团的顾忌，哪里有师出无名的忌讳，原先的那点“民主”早已忘了干干净净，立刻决定“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没有其它理由，就是替我打败刘邦的军队，这充分暴露了“项王”的心态：以我为尊，独断专行，目空一切。而这一心态的变化不仅影响了项羽今后的人生之路，也影响了其他人物的历史命运。既然项羽被称作王，不管之前和其他人有着怎样的关系，现今却会多了一层关系——君臣关系。刘邦集团很好地把握了这层关系，处处礼让，极大地满足了项羽骄横的心态，最终在鸿门得以全身而退。相反，本来和项羽关系密切的亚父范增，在项羽不采纳其计后，竞怒称其为“竖子”，耍起了“亚父”的威风，这终究为二人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以上所言，不正是项羽成为“项王”后心态急剧变化的结果？所以，项羽称谓的变化，不也传达出太史公想要给后世读者的某种暗示吗？
总之，在注重称谓的古代，太史公持笔修史时在称谓上必定是慎之又慎。纵观《项羽本纪》，项羽居江东未渡前，皆称其为“籍”。须知秦二世元年，项羽已二十三岁（已冠佩字），而古人在二十岁行冠礼后，须改称其字，不可再直呼其名，以示尊重。太史公明此理仍称其名，以示此时的项羽在其心中尚未真正成年。待其隨“八千人渡江而西”后，正式改称其为项羽，从此以“项羽”之名驰骋到那场轰轰烈烈的反抗暴秦的大业中，而当反秦大业已成之后，再以“项王”之名留于青史。“项王”于项羽而言是一份荣耀，是对其在反抗暴秦中所立下不世之功的一种表彰；同时也是一份责任，遗憾的是，他日后的所作所为并未能够肩负起本当属于他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