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指出，劳动者收入的增长也是国家财富的增加，而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则是社会急速衰退的征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坚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区别之一。因此，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改革攻坚，其最终目的都应落在改善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实现富民目标，从根本上说，是要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就目前来说，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让劳动者有更多创造财富的机会；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加快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的转型，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使人民拥有更多的社会财富，让共同富裕从理念变为现实，实现富民目标。
一、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扩大就业
包括集体、个体、私营等经济类型在内的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老百姓通过自主创业而形成的，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能够为广大群众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民间财富快速增长，使广大人民群众快速富裕起来。因此，发展民营经济是创造社会财富的重要手段和基本途径。如果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重重，创造的财富不多，就不能给予劳动者较多的收入，只能解决群众温饱问题，但解决不了富民的问题，更难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难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浙江是我国基尼系数最低的地方，而贵州基尼系数最高。这是由于浙江民营企业众多，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业已形成，而贵州民营经济发展滞后，要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并非易事。民营经济的重要性还在于其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国GDP的60%，外贸出口的60%，发明专利的65%，税收的60%，都是民营经济创造的，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下，民营企业面临着融资难、税负重、收费多、管制严、受歧视的现状，实业发展之路举步维艰。任凭这种状况继续恶化，会对民营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扶持民营经济发展，就必须破解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加大对金融机构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激励，帮助中小企业获得更多的资源。要进一步完善民营企业的间接融资市场，积极发展民营金融机构，解决民营企业融资的困难；减轻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的税费负担，尤其是对小微企业，应像免除农业税那样，制定出分阶段实施的时间表，逐步提高税收起征点和降低税率，直至免除其全部税费；放开行业准入，让中小企业能够顺利地在法无禁止的领域开办和经营企业，特别是能够进入垄断领域，可以和那些大型国企平等竞争。政府要为创业者提供便捷的服务，从而调动劳动者的创业积极性。
二、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释放消费潜力
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是扩大消费的根本所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和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消费水平增长缓慢和消费行为扭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关系到实现社会公平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理应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升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的高度来看待。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温家宝总理把分蛋糕看成是政府良心的体现。因此，必须对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鉴于中低收入者规模庞大且边际消费倾向较高，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现状，要调整和改变现有分配格局，着力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以有效释放消费潜力。多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政府和企业收入的增长，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被长期压低。因此，必须建立一种普遍的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薪酬增长机制。
初次分配要切实向劳动者倾斜，提高工资性收入比重。改变资方单方面决定工人工资的现状，建立和完善普遍适用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成劳资协调机制，增强劳方的谈判能力；职工工资随物价指数同步增长，企业管理层收入水平与一般职工收入水平相挂钩。为促进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要降低竞争领域企业尤其是困难企业的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同时，合理调整行业之间的收入水平，打破行政性垄断。二次分配要加大向公共服务和弱势群体倾斜的力度，国家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须以制度形式加以明确，对高收入者要通过开征相关税种进行调节。还要增加对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提升政府对农民的补贴水平，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三次分配要注重向特殊困难群体倾斜，鼓励发展民间慈善事业，促使社会保障、民政救济与民间慈善相结合，为低收入群体编织“安全网”。
三、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体现政府的公共责任
目前，我国社会正在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迈进，亟须增加政府支出，以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以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研究表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将提高0.2个百分点。可见，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收入与消费有着明显的影响。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增加，居民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必然减少，其谨慎预期就会弱化，消费倾向就会提高，就能够比较放心地理性地消费。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的政府机构还是经济建设型的，离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还相去甚远。要将民富优先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价值取向，不仅要让人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更要体现政府的公共责任，这就要求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型。
为此，需要政府放弃主导经济建设的理念，尽快完成政府的去经济化，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加大投入力度与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实施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制度安排，以增强消费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力。国有企业是全民的资产，要将国有企业的资本、资产和收益纳入公共财政，将其作为一项公共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将国有企业分红惠及人民。美国国有企业利润分红比例为26%,法国、瑞典等国国有企业分配比例达到33%,我国国有企业2010年分红上缴比例还不到10%，提高这一比例势在必行。政府支出结构要向公益性回归，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加快建设公共服务设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要加大对公共事业的投入力度，让中低收入群体享受优质公共服务与社会救助，增强其抵御风险灾害的能力。要为困难群体提供免费的职业培训及就业信息，创造就业条件等。要集中利用人力资源、资金、设备、设施，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缩小农村与城市的差距。
作者：江西行政学院教授
（责编/赵哲）
一、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扩大就业
包括集体、个体、私营等经济类型在内的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老百姓通过自主创业而形成的，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能够为广大群众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民间财富快速增长，使广大人民群众快速富裕起来。因此，发展民营经济是创造社会财富的重要手段和基本途径。如果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重重，创造的财富不多，就不能给予劳动者较多的收入，只能解决群众温饱问题，但解决不了富民的问题，更难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难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浙江是我国基尼系数最低的地方，而贵州基尼系数最高。这是由于浙江民营企业众多，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业已形成，而贵州民营经济发展滞后，要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并非易事。民营经济的重要性还在于其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国GDP的60%，外贸出口的60%，发明专利的65%，税收的60%，都是民营经济创造的，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下，民营企业面临着融资难、税负重、收费多、管制严、受歧视的现状，实业发展之路举步维艰。任凭这种状况继续恶化，会对民营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扶持民营经济发展，就必须破解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加大对金融机构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激励，帮助中小企业获得更多的资源。要进一步完善民营企业的间接融资市场，积极发展民营金融机构，解决民营企业融资的困难；减轻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的税费负担，尤其是对小微企业，应像免除农业税那样，制定出分阶段实施的时间表，逐步提高税收起征点和降低税率，直至免除其全部税费；放开行业准入，让中小企业能够顺利地在法无禁止的领域开办和经营企业，特别是能够进入垄断领域，可以和那些大型国企平等竞争。政府要为创业者提供便捷的服务，从而调动劳动者的创业积极性。
二、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释放消费潜力
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是扩大消费的根本所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和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消费水平增长缓慢和消费行为扭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关系到实现社会公平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理应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升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的高度来看待。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温家宝总理把分蛋糕看成是政府良心的体现。因此，必须对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鉴于中低收入者规模庞大且边际消费倾向较高，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现状，要调整和改变现有分配格局，着力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以有效释放消费潜力。多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政府和企业收入的增长，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被长期压低。因此，必须建立一种普遍的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薪酬增长机制。
初次分配要切实向劳动者倾斜，提高工资性收入比重。改变资方单方面决定工人工资的现状，建立和完善普遍适用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成劳资协调机制，增强劳方的谈判能力；职工工资随物价指数同步增长，企业管理层收入水平与一般职工收入水平相挂钩。为促进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要降低竞争领域企业尤其是困难企业的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同时，合理调整行业之间的收入水平，打破行政性垄断。二次分配要加大向公共服务和弱势群体倾斜的力度，国家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须以制度形式加以明确，对高收入者要通过开征相关税种进行调节。还要增加对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提升政府对农民的补贴水平，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三次分配要注重向特殊困难群体倾斜，鼓励发展民间慈善事业，促使社会保障、民政救济与民间慈善相结合，为低收入群体编织“安全网”。
三、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体现政府的公共责任
目前，我国社会正在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迈进，亟须增加政府支出，以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以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研究表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将提高0.2个百分点。可见，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收入与消费有着明显的影响。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增加，居民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必然减少，其谨慎预期就会弱化，消费倾向就会提高，就能够比较放心地理性地消费。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的政府机构还是经济建设型的，离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还相去甚远。要将民富优先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价值取向，不仅要让人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更要体现政府的公共责任，这就要求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型。
为此，需要政府放弃主导经济建设的理念，尽快完成政府的去经济化，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加大投入力度与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实施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制度安排，以增强消费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力。国有企业是全民的资产，要将国有企业的资本、资产和收益纳入公共财政，将其作为一项公共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将国有企业分红惠及人民。美国国有企业利润分红比例为26%,法国、瑞典等国国有企业分配比例达到33%,我国国有企业2010年分红上缴比例还不到10%，提高这一比例势在必行。政府支出结构要向公益性回归，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加快建设公共服务设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要加大对公共事业的投入力度，让中低收入群体享受优质公共服务与社会救助，增强其抵御风险灾害的能力。要为困难群体提供免费的职业培训及就业信息，创造就业条件等。要集中利用人力资源、资金、设备、设施，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缩小农村与城市的差距。
作者：江西行政学院教授
（责编/赵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