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学是在教师、学生与教材之间的互动中展开的,这三者的相互关系,也就构成了现代教学论中极为重要的部分。而有什么样的教育观,就有什么样的师生观、教材观。如果把教育理解为仅仅是传递知识的过程,那么学生就必然“臣服”于教师,教师就必然“臣服”于教材,因为教材是真理的化身。在这样的教育中,教师与学生都失去了思考的自由,教师被隐喻成类似机械操作工的“工程师”,学生则不过是等待填充知识的容器。这样的教育与新时代格格不入。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教育的含义。有人说:“教育就是文化的融合,知识的建构,意义的实现。”这或许就是新课程要实现的“教育”。如果教育的意义要由建构来完成,我们就必然要赋予教育过程中的每个对象独特的主体地位。因此,师生之间、教师与教材之间、学生与教材之间,就只能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并在这种多重的对话中,丰富和重新发现自身的意义。“没有了对话,就没有了交流;没有了交流,也就没有了真正的教育。”这是一个国外学者的告诫。重新建立教育观,重新界定师生关系,重构教材观,显然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探索过程,因为过时的教育理念和偏见已经深入许多教师的骨髓,这就像一个人的秉性一样,比江山还难改易。比如,对师生平等关系的误解,对教材作为对话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