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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人创作的作品，在西方称作“原生艺术”，甚至已经发展成一门成熟的生意。
在常人眼里，郭海平这几年是越活越“邪”了。
2002年，郭海平先是把做成南京文化地标的咖啡店“半坡村”转手了，以40岁高龄开始职业画家生涯。
2006年，郭海平“入住”祖堂山精神病院。老朋友圈有人传：“疯了？”
郭海平在里头呆了三个月，布置了一间画室，700多名病人鱼贯而入，有兴趣的就自发留下来开始画，最终“保持了长期热情并表现出相当天赋”的病人有11个。郭海平不教精神病人画画，他看他们画画，不，他简直是仰视他们画画。
2007年初郭海平“出院”。病人们的画作被拉去北京798艺术区开展，引起极大惊叹和争议。
而现在，他建了一座叫“原形”的精神病人艺术中心，希望把能画的病人集中起来，让他们不受干扰地画画，希望改变中国人对待疯癫的观念。
“原形”
原形艺术中心是一栋农家二层小楼，外墙刷得雪白。一楼的展厅涂成令人安心的蓝色，挂着病人们的画。二楼是三间大画室，画笔摆在摊开的画纸上，随时等着涂画。
除了去年11月18日开幕那天，请了些朋友和病人来算是有过一番热闹，大部分时候“原形”显得过于清净。
2007年，“癫狂的艺术——中国精神病患者作品展”在798艺术区开展。它除了是国内第一个精神病患者作品展外，或许还是第一个所有艺术家集体不到场的展。郭海平向来宾解释：“请谅解，他们无法接受以精神病人的身份曝光在公众面前。”
这让展览看上去陷入了一个窘境：一方面，毫无疑问，作为“精神病患者”的艺术家是该展最重要的标签；另一方面，他们是不到场的、不被承认的，甚至是不存在的人。
70幅画作的署名全部是化名。病人自己没权利作决定。家属们的理由是，如果他们有一天出院了，回到社会上，被人知道得过精神病，就没法活了。
“事实上，中国普通民众对精神病人也怀着极大的恐慌和排斥。”郭海平设想过这个画面：病人们真的来出席画展了，大概就轮到现场观众吓得后退三步了。
郭海平也曾感到恐惧。他住进祖堂山精神病院的第一夜，一个女病人凄厉的叫喊让他毛骨悚然，彻夜未眠。但很快他被他们的画征服。
卖馄饨出身的张玉宝，喜用对比最强烈的色彩，红、黄冲撞，画出一截力不从心的指头，又像是一个咆哮的小人。这幅张玉宝自己取名为《怒吼》的画令所有人第一时间想到了爱德华·蒙克的《呐喊》——同样的扭曲、愤怒和痛苦，从纸面上几乎喷薄而出；傲慢自大的“余丹格格”，用透视法画汽车、别墅和一切她想象中的“上流社会”，甚至她画的奥巴马和郭海平都惟妙惟肖。
王军，农民，一辈子老实巴交，因为“挣不了钱给儿子盖房娶媳妇”而崩溃，画画坚持用圆规和直尺，坚持画“有用的东西”，他画线条硬朗、色彩鲜艳的农用机械，水闸、收割机，还有“一辈子只坐过一次”的火车——所有都是高空俯视图。这让郭海平得出结论：“精神病人是在天上看世界的。”
这些病人都毫无绘画基础。但他们拿起画笔，毫不犹豫，丝毫不用考虑题材。
在开始这个实验前，郭海平曾猜想“精神病人和艺术家是不是只有一纸之隔”。他很快推翻了这个结论：“差太远了，我们在地上，他们在天上，现实太沉重了，所以他们才魂不附体，灵魂出窍。”
为期三个月的祖堂山实验很快结束，郭海平走的时候，张玉宝和王军都哭了。郭海平答应他们：要开设一个“艺术病区”，继续让他们画画。他很快也争取到了一笔资助资金，但医院拒绝了他的提议，院方和家属都担心，画画这样的“刺激性”活动会使病人兴奋、失控；而郭海平提出的为了让病人们保持精力和灵感而减少药量的要求更被视作不可想象。
“事实上，画画的时候他们专注、平静，在那段日子里他们的状态明显好过平时。”郭海平说。他翻开了祖堂山医院七病区主任王玉当时的治疗笔记：“2006年10月，张玉宝参加该项艺术活动，他的艺术天赋令人惊讶，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每天都在创作，甚至对未来也有了打算，他说他想做一个艺术家。”
张玉宝在一年半前被诊断为重度精神分裂，多次意图自杀。
如何让他们继续画下去？“癫狂的艺术”展后，他遇见了法国人波斯特。波斯特是巴黎一家原生艺术画廊的老板，所谓“原生”，即指精神病人艺术家。波斯特和郭海平一样，有感于“正常人的表达、艺术都被模式化了，惟精神病人才有真正意志自由的表达”。2005年，波斯特画廊的销售额大概是100万人民币，卖出了好几幅10万以上的精神病艺术家的作品。
郭海平的眼睛亮了，他要做原生艺术在中国的拓荒人。
基因
年轻的时候，郭海平也“疯”过。他从来都是任性的人，后来是“花了很大力气才把自己控制下来的”。
20岁之前，郭海平自诩过着“没魂”的生活。他不爱读书，早早辍学，在塑料厂当印刷工，每天只觉得胸口憋闷、空虚、暴躁，无聊到恨不得去坐牢。有一天，他碰到了一群人，“画画的，每个人都特别朝气，特别有事做”。他毫不犹豫地被吸引，继而沉迷。“很快连班都不想上了，每天只想做画画一件事。晚上装睡，把窗户糊起来挡住光连夜画画。”
21岁，郭海平出走过一次，还打算偷渡到澳门，差点把命送掉。
邻居跟他父亲说：你儿子疯了。
但他父亲的儿子确实疯了，不是郭海平，是郭海平的大哥郭恩平。郭恩平一心想参军，因为父亲是右派而不得，不久就得了精神分裂症。
画画之余，曾对读书厌恶至极的郭海平开始疯狂地读书，看得最多的是艺术家传记，从梵高到贝多芬、米开朗琪罗，直至尼采、伍尔夫。精神疾病与艺术创作之间纠缠相依的关系一直吸引他，令郭海平相信，在“疯狂”和“天才”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神秘联系。
“在我的经验中，只有那些极富智慧、对事物极为敏感，不甘平庸、愿意在自己精神世界中沉醉和冒险的人，才最容易与现实发生冲突，并在精神上留下障碍。”
不满足于艺术史里流于浅表的解读，郭海平开始钻研心理学。在福柯《疯癫与文明》中读到一段话：疯癫到18世纪末方被确定为一种精神疾病，这表明了一种对话的破裂，在现代安谧的精神病院中，现代人不再与疯人交流，自恃理性者让医生去对付疯癫。
郭海平说自己如醍醐灌顶。
郭海平非常遗憾，哥哥不能画了。四十年的氯氮平（精神分裂症常用药）将郭恩平摧毁得不成人形，他早已痴呆。
僵局
以精神病人为创作主体的“原生艺术”市场在西方已相当成熟。1947年，法国艺术家杜布菲发起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原生艺术协会。今年2月，纽约的原生展已经开到了第十九届。精神病艺术家们完全无惧“抛头露面”。
郭海平拿过王军的画给波斯特看，波斯特粗略估算每幅可以卖到二到三万人民币。
但王军的画不可能进入市场流通。在国内，被确诊为“重度精神分裂症”的王军无法为自己做主，在医院之外的一切决定权必须由监护人即家属行使。郭海平联系过王军的哥哥和妻子，两人均拒绝了郭海平的提议。
张玉宝是孤儿，在他发疯的那一年，新婚的妻子也疯了，随后他入院，妻子改嫁，下落不明。张玉宝目前没有监护人。郭海平最希望把张玉宝接出医院让他画画，但没有可能。
“艺术病区”失败之后，郭海平建起“原形艺术中心”。然而从11月成立至今，郭海平仍没有找到一名可以常驻的艺术家。
“世界卫生组织也呼吁，对精神病人最好的治疗是让他们重返社会。那对于这些有艺术天赋的精神病人来说，最好的治疗就是让他们画画、让画能流通、能兑换出价值。”郭海平牢记曾看过作家阿城在文章里写到的：在美国，他遇到一个艺术家，对方落落大方地和他握手，并告知，你好，我是一名抑郁症患者。
“在中国，他无法这样说。不是他自己不够勇气或不够坦然，周围的环境不允许，至亲的人也以他们的疾病为耻。”郭海平说。
刘康，智障，来过中心几次，喜用大色块、条纹作画，画面“单纯热烈”。刘康在一家慈善机构做面包，他的父母一度想送他常驻“原形”，但最终因怕失去那份稳定的慈善机构保障而作罢。李腾，精神分裂症患者，天赋极佳，可他家人禁止他来，怕丢人。
周末的下午，偶尔会有家属带着他们的原生艺术家们来“原形”小心翼翼地参观一番。刘康拘谨地坐在画板前，用油画棒沾上黄色涂在纸上，眼睛忽然变得有光。
郭海平梦想着刘康和张玉宝们都能伸出手，向别人说“你好，我是一名原生艺术家”的那一天。五十知天命，四十九岁的郭海平说自己不信这个理。
（为保护本文所涉及的精神病患者的权益，文中病人皆为化名。）
在常人眼里，郭海平这几年是越活越“邪”了。
2002年，郭海平先是把做成南京文化地标的咖啡店“半坡村”转手了，以40岁高龄开始职业画家生涯。
2006年，郭海平“入住”祖堂山精神病院。老朋友圈有人传：“疯了？”
郭海平在里头呆了三个月，布置了一间画室，700多名病人鱼贯而入，有兴趣的就自发留下来开始画，最终“保持了长期热情并表现出相当天赋”的病人有11个。郭海平不教精神病人画画，他看他们画画，不，他简直是仰视他们画画。
2007年初郭海平“出院”。病人们的画作被拉去北京798艺术区开展，引起极大惊叹和争议。
而现在，他建了一座叫“原形”的精神病人艺术中心，希望把能画的病人集中起来，让他们不受干扰地画画，希望改变中国人对待疯癫的观念。
“原形”
原形艺术中心是一栋农家二层小楼，外墙刷得雪白。一楼的展厅涂成令人安心的蓝色，挂着病人们的画。二楼是三间大画室，画笔摆在摊开的画纸上，随时等着涂画。
除了去年11月18日开幕那天，请了些朋友和病人来算是有过一番热闹，大部分时候“原形”显得过于清净。
2007年，“癫狂的艺术——中国精神病患者作品展”在798艺术区开展。它除了是国内第一个精神病患者作品展外，或许还是第一个所有艺术家集体不到场的展。郭海平向来宾解释：“请谅解，他们无法接受以精神病人的身份曝光在公众面前。”
这让展览看上去陷入了一个窘境：一方面，毫无疑问，作为“精神病患者”的艺术家是该展最重要的标签；另一方面，他们是不到场的、不被承认的，甚至是不存在的人。
70幅画作的署名全部是化名。病人自己没权利作决定。家属们的理由是，如果他们有一天出院了，回到社会上，被人知道得过精神病，就没法活了。
“事实上，中国普通民众对精神病人也怀着极大的恐慌和排斥。”郭海平设想过这个画面：病人们真的来出席画展了，大概就轮到现场观众吓得后退三步了。
郭海平也曾感到恐惧。他住进祖堂山精神病院的第一夜，一个女病人凄厉的叫喊让他毛骨悚然，彻夜未眠。但很快他被他们的画征服。
卖馄饨出身的张玉宝，喜用对比最强烈的色彩，红、黄冲撞，画出一截力不从心的指头，又像是一个咆哮的小人。这幅张玉宝自己取名为《怒吼》的画令所有人第一时间想到了爱德华·蒙克的《呐喊》——同样的扭曲、愤怒和痛苦，从纸面上几乎喷薄而出；傲慢自大的“余丹格格”，用透视法画汽车、别墅和一切她想象中的“上流社会”，甚至她画的奥巴马和郭海平都惟妙惟肖。
王军，农民，一辈子老实巴交，因为“挣不了钱给儿子盖房娶媳妇”而崩溃，画画坚持用圆规和直尺，坚持画“有用的东西”，他画线条硬朗、色彩鲜艳的农用机械，水闸、收割机，还有“一辈子只坐过一次”的火车——所有都是高空俯视图。这让郭海平得出结论：“精神病人是在天上看世界的。”
这些病人都毫无绘画基础。但他们拿起画笔，毫不犹豫，丝毫不用考虑题材。
在开始这个实验前，郭海平曾猜想“精神病人和艺术家是不是只有一纸之隔”。他很快推翻了这个结论：“差太远了，我们在地上，他们在天上，现实太沉重了，所以他们才魂不附体，灵魂出窍。”
为期三个月的祖堂山实验很快结束，郭海平走的时候，张玉宝和王军都哭了。郭海平答应他们：要开设一个“艺术病区”，继续让他们画画。他很快也争取到了一笔资助资金，但医院拒绝了他的提议，院方和家属都担心，画画这样的“刺激性”活动会使病人兴奋、失控；而郭海平提出的为了让病人们保持精力和灵感而减少药量的要求更被视作不可想象。
“事实上，画画的时候他们专注、平静，在那段日子里他们的状态明显好过平时。”郭海平说。他翻开了祖堂山医院七病区主任王玉当时的治疗笔记：“2006年10月，张玉宝参加该项艺术活动，他的艺术天赋令人惊讶，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每天都在创作，甚至对未来也有了打算，他说他想做一个艺术家。”
张玉宝在一年半前被诊断为重度精神分裂，多次意图自杀。
如何让他们继续画下去？“癫狂的艺术”展后，他遇见了法国人波斯特。波斯特是巴黎一家原生艺术画廊的老板，所谓“原生”，即指精神病人艺术家。波斯特和郭海平一样，有感于“正常人的表达、艺术都被模式化了，惟精神病人才有真正意志自由的表达”。2005年，波斯特画廊的销售额大概是100万人民币，卖出了好几幅10万以上的精神病艺术家的作品。
郭海平的眼睛亮了，他要做原生艺术在中国的拓荒人。
基因
年轻的时候，郭海平也“疯”过。他从来都是任性的人，后来是“花了很大力气才把自己控制下来的”。
20岁之前，郭海平自诩过着“没魂”的生活。他不爱读书，早早辍学，在塑料厂当印刷工，每天只觉得胸口憋闷、空虚、暴躁，无聊到恨不得去坐牢。有一天，他碰到了一群人，“画画的，每个人都特别朝气，特别有事做”。他毫不犹豫地被吸引，继而沉迷。“很快连班都不想上了，每天只想做画画一件事。晚上装睡，把窗户糊起来挡住光连夜画画。”
21岁，郭海平出走过一次，还打算偷渡到澳门，差点把命送掉。
邻居跟他父亲说：你儿子疯了。
但他父亲的儿子确实疯了，不是郭海平，是郭海平的大哥郭恩平。郭恩平一心想参军，因为父亲是右派而不得，不久就得了精神分裂症。
画画之余，曾对读书厌恶至极的郭海平开始疯狂地读书，看得最多的是艺术家传记，从梵高到贝多芬、米开朗琪罗，直至尼采、伍尔夫。精神疾病与艺术创作之间纠缠相依的关系一直吸引他，令郭海平相信，在“疯狂”和“天才”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神秘联系。
“在我的经验中，只有那些极富智慧、对事物极为敏感，不甘平庸、愿意在自己精神世界中沉醉和冒险的人，才最容易与现实发生冲突，并在精神上留下障碍。”
不满足于艺术史里流于浅表的解读，郭海平开始钻研心理学。在福柯《疯癫与文明》中读到一段话：疯癫到18世纪末方被确定为一种精神疾病，这表明了一种对话的破裂，在现代安谧的精神病院中，现代人不再与疯人交流，自恃理性者让医生去对付疯癫。
郭海平说自己如醍醐灌顶。
郭海平非常遗憾，哥哥不能画了。四十年的氯氮平（精神分裂症常用药）将郭恩平摧毁得不成人形，他早已痴呆。
僵局
以精神病人为创作主体的“原生艺术”市场在西方已相当成熟。1947年，法国艺术家杜布菲发起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原生艺术协会。今年2月，纽约的原生展已经开到了第十九届。精神病艺术家们完全无惧“抛头露面”。
郭海平拿过王军的画给波斯特看，波斯特粗略估算每幅可以卖到二到三万人民币。
但王军的画不可能进入市场流通。在国内，被确诊为“重度精神分裂症”的王军无法为自己做主，在医院之外的一切决定权必须由监护人即家属行使。郭海平联系过王军的哥哥和妻子，两人均拒绝了郭海平的提议。
张玉宝是孤儿，在他发疯的那一年，新婚的妻子也疯了，随后他入院，妻子改嫁，下落不明。张玉宝目前没有监护人。郭海平最希望把张玉宝接出医院让他画画，但没有可能。
“艺术病区”失败之后，郭海平建起“原形艺术中心”。然而从11月成立至今，郭海平仍没有找到一名可以常驻的艺术家。
“世界卫生组织也呼吁，对精神病人最好的治疗是让他们重返社会。那对于这些有艺术天赋的精神病人来说，最好的治疗就是让他们画画、让画能流通、能兑换出价值。”郭海平牢记曾看过作家阿城在文章里写到的：在美国，他遇到一个艺术家，对方落落大方地和他握手，并告知，你好，我是一名抑郁症患者。
“在中国，他无法这样说。不是他自己不够勇气或不够坦然，周围的环境不允许，至亲的人也以他们的疾病为耻。”郭海平说。
刘康，智障，来过中心几次，喜用大色块、条纹作画，画面“单纯热烈”。刘康在一家慈善机构做面包，他的父母一度想送他常驻“原形”，但最终因怕失去那份稳定的慈善机构保障而作罢。李腾，精神分裂症患者，天赋极佳，可他家人禁止他来，怕丢人。
周末的下午，偶尔会有家属带着他们的原生艺术家们来“原形”小心翼翼地参观一番。刘康拘谨地坐在画板前，用油画棒沾上黄色涂在纸上，眼睛忽然变得有光。
郭海平梦想着刘康和张玉宝们都能伸出手，向别人说“你好，我是一名原生艺术家”的那一天。五十知天命，四十九岁的郭海平说自己不信这个理。
（为保护本文所涉及的精神病患者的权益，文中病人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