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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是赛义德的遗作，自2006年引入国内后，引发了赛义德研究的局部转向，“人文主义”成为阐释赛义德批评思想的关键词。我国学界对赛义德的人文思想已经作了不少阐发，但大部分是纵向的解释性研究。本文将赛义德的人文立场置于中国当代的人文语境中进行横向考察，探讨其对我国当下的人文研究和建设所具有的启示。
关键词： 赛义德 《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 语境 人文研究
2004年，赛义德的遗作《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在美国出版，2006年引入国内。起初，这本著作并没有引起国内读者的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评论逐渐增多，人们开始认识到，赛义德不仅是后殖民理论的开创者，还是一位坚定的人文主义者。原来他赖以成名的《东方学》、《世界·文本·批评家》和《文化与帝国主义》等大部头著作，都是在为自己的“天鹅之歌”作注脚——为人文主义辩护。目前，国内学界对赛义德的人文主义思想已经作了不少阐发，但从整体上看，这些解读基本上是纵向的解释性研究，很少有研究者将赛义德的人文立场置于中国当代的人文语境中进行横向考察，探讨其对我国当下的人文研究和建设所具有的启示。
说起中国当代的人文语境，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这起文化事件始于上海学术圈，后波及整个知识界，参与者们围绕“何为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否失落”、“如何重建人文精神”等议题展开热烈争辩，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多年后，发起人之一的学者王晓明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认为这次讨论的一大成果“就是促使知识分子将注意力转向对当代中国社会真实状态的研究”[1]。他指出，这次讨论虽然范围广，但并不深入，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有很多的意气用事，很多的借题发挥”[1]。当然，在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扩大影响的背景下，这些宣泄不仅必要，更有一定的启蒙作用，无可厚非。事实上，这次讨论的确产生了许多在今天看来仍然十分有价值的真知灼见。然而，若能对我国人文传统脉络进行爬梳，深入挖掘我国传统人文资源，找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部，实现两者的对接和互补，则结果可能会更有建设性。在这方面，赛义德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刚在国内出版时，有论者指出，赛义德所言不明，他的人文主义“时刻处在一种游离的、流动的、不断变幻的状态”[2]。但事实上，赛义德的人文主义是有坚实依托的，这个依托就是语文学。语文学类似于我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训诂学，致力于古代文献手稿的解释、评注和考证，以求最大限度地还原和重建原始文本。赛义德深谙语文学要义，强调文本细读的重要性，主张进入文本的历史情境，从作者的角度出发，真正把言词作为一种“表述”研读，将阅读作为一种抵抗习见和模式化的有效方式，以此将文本背后“可能隐藏着的、或不完整的、或被遮蔽的、或被歪曲的东西泄露出来”[3]P69。赛义德所论的人文主义，就是“以语文学为切入口，在对文本语言的词源学分析基础上，使语言回到所附着的和所涉及的社会语境、民族历史中，最终对自身所处时代的种种事实进行质疑、批判和敞开”[4]。正是在语文学研究方法的指引下，赛义德创作出了《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这样的旷世奇作，深刻揭示了文化表象背后的权力机制和意识形态运作，引发了西方人文研究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赛义德之所以能够有如此洞见，他对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吸纳和融通是一个重要因素：他的语文学理念扎根于古老的阿拉伯-伊斯兰教义，又滋养于维柯、斯皮策和奥尔巴赫等西方哲人的思想甘露，最终自成一格。纵观我国学者对人文精神的探讨，更多的是论及当下，较少关注传统，这实在是一个缺憾。中华文明绵延五千载，其中的一条重要线索便是融天、地、人为一体，集对家事、国事和天下事的关怀于一身的独特人文景观及气象，如何理清这条人文传统的谱系并以其观照当代中国现实，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也理应是我们研究赛义德人文思想的立足点。
那么，传统是否就是金科玉律，就应该不加深究地完全服从？换言之，人文精神是否完美无缺，没有瑕疵？至少从“人文精神”大讨论来看，这个回答是肯定的。在那场讨论中，人文精神被赋予无上地位，成为绝对的精粹。只要谈到“人文”，其对立面必然是商品、市场和物化，就应该加以摒弃，这种唯“人文”至上的做法同样不可取。德国有康德、歌德和席勒这样的人文大师，却最终走上了法西斯式的集权主义；法国虽有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等启蒙大家的润泽，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还是付之东流。在我国的传统人文思想中，也有不少对人性的压抑，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偏见和歧视，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正视的。赛义德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并不盲从传统，而是从现实和当下出发，对传统加以改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指出：“人文主义无关乎隐退和排斥。恰恰相反，它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东西……可用于批评性的审查。”[3]P26赛义德认为一名真正的人文主义者的主要任务，是以人文主义的名义对人文主义展开批判，释放被人文主义抹杀和压制的东西。他反问：“我们什么时候才不再让自己把人文主义当做一种自鸣得意的方式，而是一种不确定的历险，进入差异，进入另一种传统，进入那些需要在一种比迄今为止赋予它们的语境更加广阔的语境中得到新的解读的文本？”[3]P64为此，他对阿诺德、白壁德和布鲁姆等西方经典人文主义者的观点进行批判性考察，揭示他们人文立场的盲视和弱点，使他们的思想成为建构一种全新人文主义观的起点和有机组成部分。尽管赛义德的言说语境是美国社会的现实，但其反本质主义的自我批评是有一定普世意义的。传统是立家、立国之本，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但若不加检视，过于想当然，那么任何传统都将失去应有的意义和价值，成为一种障碍。
如果说继承传统是人文批评的起点，质疑传统是其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的话，那么它的落脚点在哪里？人文关乎理念、关乎思想，但并不止于理念和思想；假如人文精神仅仅停留在口头和书面，那么再高声的疾呼，再犀利的文字，都是空洞无物，没有实际作用的；人文精神要真正成为一种惠及大众、泽被万方的“精神”，就必须落实到行动上。这就涉及知识分子和人文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拥有深厚人文传统的德国会出现纳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知识分子的不作为，他们专注学术，净化心灵，锤炼思辨，却忽略了最大的学问——世道人心。赛义德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的开篇就指出，他所谈论的人文主义不是一种泛泛的人文主义，而是作为一种“批评实践”的人文主义，“这样的人文主义告诉我们，在今天这个动荡不安的，充满了交战状态、实际发生的战争和各种恐怖主义的世界里，作为知识分子或者人文学科的学者——教师应该做些什么”[3]P2。赛义德不仅著书立说，而且走出书斋，融入社会：他曾担任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独立委员达14年之久，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奔走呼吁，努力践行自己的人文承诺。他的传奇一生深刻说明，人文主义不仅关涉形而上的精神诉求，还有形而下的物质关怀；要实现人文精神的真正普及，有赖于知识分子的积极入世。当然，如何入世，这里面有一个度的问题，如果把握不好这个度，那么就可能适得其反。也就是说，在作为普遍的人文原则和作为个体的人文实践之间，必须有一条明确的界限，一旦逾越，人文则可能会出现偏差，而这正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教训[5]。如何在积极入世和沉思默想之间权衡，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人文命题。赛义德就很好地掌控了这个尺度，他虽然支持巴解组织，但时刻保持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格独立和批判意识。
“人文精神”大讨论已经过去了二十年，这期间国内外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都发生了大的变化，假使当时的思想撞击是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我国知识分子和人文工作者身份认同焦虑的一种外化，那么在全新的语境中，如何追寻和反思自己的人文观？客观地讲，与二十年前相比，我们面临的任务依然艰巨。如果说赛义德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中提出的人文构想是基于冷战结束和“9·11”后美国社会现实的变化的话，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当五花八门的“后”学和“新”学大行其道，浅阅读和快餐文化日益成为主流，以娱乐大众为导向的戏谑和嘲讽渐趋成为时尚，我们的人文事业何去何从？赛义德的所言所为的确能给我们很多启发，却不能提供答案。要找到这个答案，最终还要靠我们自己不断求索，靠我们对自己的深刻洞察。现在看来，与其纠结于中国是否存在人文主义，不如在中西人文观之间进行有效沟通，积极探索互补的空间和资源。只要我们能够切实行动起来，守望传统，立足当下，与时俱进，坚守自己的人文理想，探讨和解决事关人类生存福祉的实际问题，那么答案就已经在我们心中了。
参考文献：
[1]王晓明.为啥“人文精神”大讨论不该忘却[N].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5/4162972.html.
[2]思郁.萨义德：如何重构人文主义？[N].中华读书报，2006.9.13，14.
[3]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4]梁鸿.回到语文学——文学批评的人文主义态度[J].南方文坛，2011，（5）：11.
[5]张汝伦，王晓明.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J].读书，1994，（3）：10-11.
关键词： 赛义德 《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 语境 人文研究
2004年，赛义德的遗作《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在美国出版，2006年引入国内。起初，这本著作并没有引起国内读者的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评论逐渐增多，人们开始认识到，赛义德不仅是后殖民理论的开创者，还是一位坚定的人文主义者。原来他赖以成名的《东方学》、《世界·文本·批评家》和《文化与帝国主义》等大部头著作，都是在为自己的“天鹅之歌”作注脚——为人文主义辩护。目前，国内学界对赛义德的人文主义思想已经作了不少阐发，但从整体上看，这些解读基本上是纵向的解释性研究，很少有研究者将赛义德的人文立场置于中国当代的人文语境中进行横向考察，探讨其对我国当下的人文研究和建设所具有的启示。
说起中国当代的人文语境，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这起文化事件始于上海学术圈，后波及整个知识界，参与者们围绕“何为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否失落”、“如何重建人文精神”等议题展开热烈争辩，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多年后，发起人之一的学者王晓明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认为这次讨论的一大成果“就是促使知识分子将注意力转向对当代中国社会真实状态的研究”[1]。他指出，这次讨论虽然范围广，但并不深入，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有很多的意气用事，很多的借题发挥”[1]。当然，在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扩大影响的背景下，这些宣泄不仅必要，更有一定的启蒙作用，无可厚非。事实上，这次讨论的确产生了许多在今天看来仍然十分有价值的真知灼见。然而，若能对我国人文传统脉络进行爬梳，深入挖掘我国传统人文资源，找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部，实现两者的对接和互补，则结果可能会更有建设性。在这方面，赛义德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刚在国内出版时，有论者指出，赛义德所言不明，他的人文主义“时刻处在一种游离的、流动的、不断变幻的状态”[2]。但事实上，赛义德的人文主义是有坚实依托的，这个依托就是语文学。语文学类似于我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训诂学，致力于古代文献手稿的解释、评注和考证，以求最大限度地还原和重建原始文本。赛义德深谙语文学要义，强调文本细读的重要性，主张进入文本的历史情境，从作者的角度出发，真正把言词作为一种“表述”研读，将阅读作为一种抵抗习见和模式化的有效方式，以此将文本背后“可能隐藏着的、或不完整的、或被遮蔽的、或被歪曲的东西泄露出来”[3]P69。赛义德所论的人文主义，就是“以语文学为切入口，在对文本语言的词源学分析基础上，使语言回到所附着的和所涉及的社会语境、民族历史中，最终对自身所处时代的种种事实进行质疑、批判和敞开”[4]。正是在语文学研究方法的指引下，赛义德创作出了《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这样的旷世奇作，深刻揭示了文化表象背后的权力机制和意识形态运作，引发了西方人文研究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赛义德之所以能够有如此洞见，他对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吸纳和融通是一个重要因素：他的语文学理念扎根于古老的阿拉伯-伊斯兰教义，又滋养于维柯、斯皮策和奥尔巴赫等西方哲人的思想甘露，最终自成一格。纵观我国学者对人文精神的探讨，更多的是论及当下，较少关注传统，这实在是一个缺憾。中华文明绵延五千载，其中的一条重要线索便是融天、地、人为一体，集对家事、国事和天下事的关怀于一身的独特人文景观及气象，如何理清这条人文传统的谱系并以其观照当代中国现实，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也理应是我们研究赛义德人文思想的立足点。
那么，传统是否就是金科玉律，就应该不加深究地完全服从？换言之，人文精神是否完美无缺，没有瑕疵？至少从“人文精神”大讨论来看，这个回答是肯定的。在那场讨论中，人文精神被赋予无上地位，成为绝对的精粹。只要谈到“人文”，其对立面必然是商品、市场和物化，就应该加以摒弃，这种唯“人文”至上的做法同样不可取。德国有康德、歌德和席勒这样的人文大师，却最终走上了法西斯式的集权主义；法国虽有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等启蒙大家的润泽，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还是付之东流。在我国的传统人文思想中，也有不少对人性的压抑，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偏见和歧视，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正视的。赛义德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并不盲从传统，而是从现实和当下出发，对传统加以改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指出：“人文主义无关乎隐退和排斥。恰恰相反，它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东西……可用于批评性的审查。”[3]P26赛义德认为一名真正的人文主义者的主要任务，是以人文主义的名义对人文主义展开批判，释放被人文主义抹杀和压制的东西。他反问：“我们什么时候才不再让自己把人文主义当做一种自鸣得意的方式，而是一种不确定的历险，进入差异，进入另一种传统，进入那些需要在一种比迄今为止赋予它们的语境更加广阔的语境中得到新的解读的文本？”[3]P64为此，他对阿诺德、白壁德和布鲁姆等西方经典人文主义者的观点进行批判性考察，揭示他们人文立场的盲视和弱点，使他们的思想成为建构一种全新人文主义观的起点和有机组成部分。尽管赛义德的言说语境是美国社会的现实，但其反本质主义的自我批评是有一定普世意义的。传统是立家、立国之本，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但若不加检视，过于想当然，那么任何传统都将失去应有的意义和价值，成为一种障碍。
如果说继承传统是人文批评的起点，质疑传统是其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的话，那么它的落脚点在哪里？人文关乎理念、关乎思想，但并不止于理念和思想；假如人文精神仅仅停留在口头和书面，那么再高声的疾呼，再犀利的文字，都是空洞无物，没有实际作用的；人文精神要真正成为一种惠及大众、泽被万方的“精神”，就必须落实到行动上。这就涉及知识分子和人文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拥有深厚人文传统的德国会出现纳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知识分子的不作为，他们专注学术，净化心灵，锤炼思辨，却忽略了最大的学问——世道人心。赛义德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的开篇就指出，他所谈论的人文主义不是一种泛泛的人文主义，而是作为一种“批评实践”的人文主义，“这样的人文主义告诉我们，在今天这个动荡不安的，充满了交战状态、实际发生的战争和各种恐怖主义的世界里，作为知识分子或者人文学科的学者——教师应该做些什么”[3]P2。赛义德不仅著书立说，而且走出书斋，融入社会：他曾担任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独立委员达14年之久，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奔走呼吁，努力践行自己的人文承诺。他的传奇一生深刻说明，人文主义不仅关涉形而上的精神诉求，还有形而下的物质关怀；要实现人文精神的真正普及，有赖于知识分子的积极入世。当然，如何入世，这里面有一个度的问题，如果把握不好这个度，那么就可能适得其反。也就是说，在作为普遍的人文原则和作为个体的人文实践之间，必须有一条明确的界限，一旦逾越，人文则可能会出现偏差，而这正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教训[5]。如何在积极入世和沉思默想之间权衡，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人文命题。赛义德就很好地掌控了这个尺度，他虽然支持巴解组织，但时刻保持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格独立和批判意识。
“人文精神”大讨论已经过去了二十年，这期间国内外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都发生了大的变化，假使当时的思想撞击是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我国知识分子和人文工作者身份认同焦虑的一种外化，那么在全新的语境中，如何追寻和反思自己的人文观？客观地讲，与二十年前相比，我们面临的任务依然艰巨。如果说赛义德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中提出的人文构想是基于冷战结束和“9·11”后美国社会现实的变化的话，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当五花八门的“后”学和“新”学大行其道，浅阅读和快餐文化日益成为主流，以娱乐大众为导向的戏谑和嘲讽渐趋成为时尚，我们的人文事业何去何从？赛义德的所言所为的确能给我们很多启发，却不能提供答案。要找到这个答案，最终还要靠我们自己不断求索，靠我们对自己的深刻洞察。现在看来，与其纠结于中国是否存在人文主义，不如在中西人文观之间进行有效沟通，积极探索互补的空间和资源。只要我们能够切实行动起来，守望传统，立足当下，与时俱进，坚守自己的人文理想，探讨和解决事关人类生存福祉的实际问题，那么答案就已经在我们心中了。
参考文献：
[1]王晓明.为啥“人文精神”大讨论不该忘却[N].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5/4162972.html.
[2]思郁.萨义德：如何重构人文主义？[N].中华读书报，2006.9.13，14.
[3]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4]梁鸿.回到语文学——文学批评的人文主义态度[J].南方文坛，2011，（5）：11.
[5]张汝伦，王晓明.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J].读书，1994，（3）：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