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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一定时期生活的原始记录，日记是一种珍贵的史料，农民日记因其少见而弥显珍贵。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五组农民侯永禄的日记《农民日记》便是这堪称“珍稀”的农民日记中之一种。
侯永禄，1931年生于今陕西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1944年高小毕业后进入合阳县简易师范学校读书，其间于1947年和邻村姑娘赵菊兰结婚，1949年回乡务农。作为共青团员、中共党员，他回乡后一直积极响应党的各项号召，担任过乡文书、互助组长、农业生产合作社会计、大队党支部书记等职务。他从1940年腊月开始记日记，一直坚持了六十年，留下约两百万字的乡土生活记录。
侯永禄的日记不仅展现了陕西农村六十年的变迁，也留下了农民生活的点滴痕迹。在这些柴米油盐式的文字中，关于他妻子赵菊兰的记述虽然零碎，却勾勒了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本文仅对侯永禄1949—1965年日记中有关赵菊兰的记述进行爬梳，理出赵菊兰在这十七年间的日常生活内容，作为观察1949—1965年间“男女平等”、“妇女得解放”语境下农村妇女生活的一个重要窗口。
生育
赵菊兰，小名“银焕”、“焕儿”，1931年生于今合阳县路井镇西尚村，1946年经人介绍与侯永禄订婚，1947年正式成为侯家一员。自从赵菊兰结婚第二天，侯永禄的母亲就等着抱孙子了。1949年1月，赵菊兰生育第一胎，因奶水不足，婴儿生下三个多月就夭折了。此后，赵菊兰先后于1950年7月、1952年12月、1955年11月、1958年2月、1960年12月、1964年1月生下二女四子，依次取名为引玲、胜天、玉玲（或“西玲”）、丰胜、万胜、争胜。
胜天出生第三天，赵菊兰和婴儿一起生病。关于病情和医治过程，侯永禄有较详细的记录：
菊兰眼睛肿得像铃铃，脸儿胖得像盆盆，不时的发冷打颤，随后便浑身发烧，烧得人昏昏迷迷，夜不能寐，似梦非梦地觉得炕头坐着些人，生人、熟人、在世的、已经去世的人都有。我请来西医薛大然，给打了十多次盘尼西林针，但直到满月时仍未好彻底。她大妈和莲娃月子里来看娃，母亲给装的豆腐火锅，蒸的馍，她的喉咙却咽不下去，因此娃便吃不到奶水。
玉玲1955年刚出生，赵菊兰的乳房上就生了病，痛得厉害：
母亲忙给（菊兰的）奶头上贴上胶布，并将鹿角刮成粉末让她口服，但仍不见轻……菊兰的奶头没好，玉玲的脖子又发了炎。赵妈忙叫门前赵武森用驴把菊兰送到赤城村的佛堂，请永乾瞧病。永乾一看，伤已化脓，便用小刀割开伤口，挤出脓血，敷上去腐生肌的药粉，再拿了几根红锭药，让她回去后换伤时使用。后来菊兰的奶头才慢慢好了。
1958年2月，丰胜出生，菊兰这个月子坐得也不容易：“（她）由于口腔发炎，舌头和口唇烂得啥也吃不成，干馍吃不成，就连软馍也难以下咽，只好将馍泡在碗里，慢慢往肚里咽，连说话都很困难。”
1958年10月，丰胜八个多月大，菊兰随全队男女社员一起参加冬季植树育苗活动，从早上一直干到日落西山才往回走，中间不能回家给婴儿喂奶，不仅乳房胀得难受，而且心里一直惦记着“丰胜娃不知饿成啥样了”。晚上放工回家：
她一进家门，顾不得自己吃一口馍，喝一口水，放下锨，赶快先抱起娃，让娃吃憋了一天的奶水。娃已饿极了，抓住又圆又大的奶头就吃，一下不丢奶头吃了个饱，这才不嚎叫了。但谁也没料到，刚过半夜，天还没明，“呼啦”一声，娃口里吐出一摊奶水，溅了菊兰一身，惊醒了菊兰。她赶忙起来点灯，正擦拭奶水，“呼啦”一口，娃又吐了一摊，她忙叫醒我。“噗哧”一声，娃又拉下一大摊。……赶天明医生来时，娃已连吐带拉好几次。医生说是严重脱水，立即给打葡萄糖盐水，进行抢救。
1960年12月，万胜出生。三天后，菊兰的母亲提来一笼用自己夏收后在没耕过的麦茬地里一枝半穗拾了半个多月的麦穗推碨下的面和麸子搅在一起蒸成的馍。在那个饥饿的岁月，这是菊兰的救命馍。正如侯永禄所记：
多亏这馍，才救下菊兰娘儿俩的命，不然娃没奶水，咋活得下来哩！菊兰坐了这个月子，连一个干馍渣渣也没见过。什么鸡蛋呀、红糖呀、猪肉呀、滋补品呀，想也没敢想过。只有用食堂里舀下的几勺子红薯糊糊，端回来止饥了。她晚上饿得不行了，在炕洞的灰里煨上个萝卜，就算吃上好营养品了。
饥饿的威胁，迫使菊兰在万胜刚刚满月就想把他送人以讨个活命，后来在母亲的劝解下才打消了这个想法。然而，菊兰因为吃不饱，又要经常参加生产劳动，营养跟不上，自然没有充足的奶水，完全靠母乳喂养的万胜不到半岁就得了消化不良的病，竟至一吃奶水就往外吐，身体弱得像一只病猫，经过抢救才活了下来。
1961年夏天，口粮依然奇缺，连树皮都被人扒着吃光了，棉花壳也成了盘中餐。除了襁褓中的万胜嗷嗷待哺，还有引玲、胜天、玉玲、丰胜四个尚年幼的孩子在饥饿中挣扎。怎么办？菊兰让两个男孩子去街上拾瓜皮。瓜皮拾回来，带瓤的地方让孩子们现吃，剩下的部分切成条状，在太阳下晒干后收藏起来，备冬天缺粮时食用。孩子们把捡来的瓜皮啃得有滋有味，却让父母备感心酸。
1964年1月，争胜出生，菊兰并不高兴，她知道添一个人口就多一份消费，会使本来紧张的家用雪上加霜。为了不影响挣工分，菊兰在月子里向生产队要了捡棉籽的活，一有空就坐在炕上挑捡棉籽，“娃饿了，来不及喂奶；娃哭了，没时间去哄。娃也遭罪了”。
1964年3月，侯永禄响应政府的计划生育宣传，做了结扎手术，赵菊兰至此不再生育。但六个孩子一天天长大，吃喝穿戴样样要人操心，家庭负担一点也没减轻。
劳动
1950年冬到1951年春，路井镇进行了土改。土改后，身为基层干部妻子的赵菊兰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参加农业生产。政府号召棉花要增产，她便和婆婆、丈夫一起粒选棉种；政府号召锄麦，她把不到两岁的孩子放在家里，跟着丈夫不歇一口气，把四亩多麦田扎扎实实锄了两遍。
1952年，侯永禄组织了互助组，菊兰也不甘落后，一日三晌地下地干活。1954年，初级农业合作社在路井乡建立，以后逐步发展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7年，高级社全部按劳动工分分红，改变之前按入股土地和劳动工分两部分来分红的做法。这种完全按劳动分红的办法在人民公社时期除了1958年秋冬短暂的几个月之外，一直持续到人民公社解体。 为了多分红，只要有活，菊兰尽可能去做，以多挣工分。但下雨天，地里干不成活，想挣工分也没处挣。为此，菊兰1957年3月把生产队的三头牛犊拉回家来和母亲一起抽空喂养，拌草、饮水、打扫牛圈、给牲口放风……婆媳俩忙得不可开交。但令她们欣慰的是，一年下来，能多挣好几百个工分。
1958年大跃进，菊兰的劳动压力更大了：
赶上大跃进的年月，谁稍不注意，上工迟到了，便要被拔白旗，在众人面前做检讨，受批判。因而菊兰争着气，虽吊上个不到一岁的吃奶娃，哪怕自己饭没吃毕，只要上工铃一打，便放下碗，拿块馍，扛起农具忙去上工，从不拖后。她干起活来从不耍奸使滑，总是尽力大干，讲质量，争数量，从不落于人后，所以菊兰当了劳动模范，公社年终评奖时，还奖了她一个镂花铁锨头。
1961年，口粮标准低，生活困难，而农村的商贸活动决不允许私人经营，要想改善生活，只有多分点粮、分点钱，而分粮、分钱全靠工分。为了多挣工分，社员都抢着干活，尤其是工分大的活。有人把这种抢活干的现象用顺口溜描述为：“铃一响，心乱咧！社员就像猪贱咧，只怕大工分叫队长相好的满占咧。”菊兰也是这抢活干的队伍中的一员。此后多年，她一直为了挣更多工分，轻重不避，不管脏净，不仅队里派啥干啥，甚至干和男性一样下大力气的活，而且自己想办法揽活。
1961年冬，她除了白天一晌不落地下地干活之外，揽下了大队弹花柜弹棉花的活，天天晚上和另外一个妇女去弹花，经常一弹就是大半夜：“不管天有多黑，夜有多长，风有多大，雪有多厚，菊兰每天晚上都要去弹花。弹花时，一个人用脚踏，用手搭，另一个人帮着在旁边用手搅。两个人热得连夹衣都穿不住，穿着单衫子头上还直冒汗，丝毫觉不得冬夜的寒冷。”
1961年12月，路井大队在城外安起了油碨子和油梁来榨油。推油碨子是力气活，全队的劳力排成班，一班一班轮流推，“一班接一班，班班不停点，轮到几时是几时，有时是半夜，有时是鸡叫唤，有时是黑咕隆咚的阴天，有时是漫天大雪的夜晚，尤其是夜晚，四周静悄悄的，一个妇女一般是不敢单独前往的，但菊兰也是一班挨一班，从不缺班地去”。
1962年冬，菊兰为了挣工分，给四队办起的豆腐坊帮忙卖豆腐：
鸡打啼时天还不明，菊兰便要把豆腐装到车上，拉着车去转乡。无论天气多冷，一锅豆腐得卖完。在村里卖豆腐时，菊兰身上凉嗖嗖的，冷得发抖，脚趾头冻得发疼，不由得双脚在地上弹得“咚、咚、咚”直响，特别在打豆腐过秤时，手指头摸着冰冷的豆腐，好像快要掉下来似的，只好急忙放到口边哈一口热气，用手掌搓一搓冻得发痛的耳朵，便算取暖了。
就连1963年元旦队里放假，菊兰也向队长要了个用架子车向地里送粪的活，和侯永禄一起顶着北风、忍受着耳朵被冻得又红又肿的痛苦，拉了五、六天的粪肥车。
1964年1月，菊兰生下争胜，月子里坐在炕上仍给生产队挑捡棉种挣工分。
由于长期劳累过度，1968年底，赵菊兰积劳成疾，常常吃不上饭，睡不着觉，甚至有时整夜整夜地合不上眼，不得不到处求医问药。
家务
新中国成立之前，在陕西民间传统的夫妻分工比较明确：男主外，女主内。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妇女被动员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1957年以后，妇女为了生存和家计，主动外出挣工分，但她们一直是家务的主要承担者：纺线、织布、给一家老小缝补浆洗、做饭、看护孩子等。可以说，她们在有了和男子一起“主外”的新使命的同时，依然承担着主内的传统使命。赵菊兰也不例外。
做针线是家务中最费时的一项。一针一线地缝补穿戴，既需勤快，又需耐心和时间，赵菊兰常常见缝插针，只要坐下来就手不离针和线，甚至常常熬夜。且看侯永禄1965年的日记：
我家十来口人，穿衣穿鞋全靠手工一针针、一线线地缝，太费时间了。五、六个孩子，一年比一年大，衣服一年比一年费。为了全家人的穿衣，菊兰确实把苦下大了，在家里没黑没明地做。1955年除夕夜，为了给引玲缝成一件新遮遮，整整一夜没合眼，一针一针地一直缝到天快明。
解放入社以来，公社总爱开社员大会，几乎天天晚上都要开会。菊兰每天晚上开会时，总是手里不离针线活。她坐在干部不容易瞧见的地方，耳朵里听着干部们讲话，眼里瞅着从人缝中透过来的一线灯光，手里不停地纳着鞋底、鞋垫或凉袜底等。我的一双深暖鞋，硬是她在一次次开会的会场纳成的。白天，她参加队里的农活，只要是跟上牲口干按晌记工的活路，如打土块、锄杂草、溜化肥等，她总要带上针线活，趁大伙和牲口稍歇的功夫，赶快做上几针。我的一件白衫子，就是菊兰在地头休息时缝成的。
妇女坐月子讲究休养，惟恐劳累了身体的哪一个部分，落下月子病，但赵菊兰有时就连坐月子期间，也没有停下手中的针线。比如，1949年1月，赵菊兰生下第一个孩子后的月子里，仍然在按当地规矩给接生的老娘婆做鞋子，以表感谢：“因为年关临近，姐姐又忙，看娃的那天，必须给接生的老娘婆谢一副枕头和一双鞋。没有鞋怎么办？菊兰只好拖着虚弱的身子，赶看娃那天将新鞋缝好纳成，也不怕致下世孽！”
直到1965年12月，侯永禄花一百五十八元买回一台“飞人牌”缝纫机，赵菊兰靠手工一针一线为全家人缝缝补补十几年的状况才有所改变。
做穿戴，不仅要用针线缝缝补补，还要自己纺线织布。1952年前，赵菊兰不常下地，孩子也只有一个，家里人口少，穿戴负担轻；1952年侯永禄组织起互助组后，赵菊兰除了一日三晌地和侯永禄一起下地外，“还和母亲做饭、引娃、喂牲口，晚上纺线、缝衣、织布。她除了织全家人穿衣的布，还抽时间织布去卖”。
和做针线、织布一样日常而琐碎的家务还有准备一日三餐。即使是孕期，赵菊兰依然不会推卸做饭的责任。比如，1955年9月，赵菊兰已经怀孕八个月，她除了一如既往地下地和社员一起劳动挣工分外，还招呼工匠为母亲和婆婆做棺木，并跟婆婆一起按时为匠人和一家人做好一日三餐。她的辛劳让侯永禄不胜唏嘘。
常言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1960、1961年，口粮标准低，侯永禄家里缺少粮食，对主妇赵菊兰来说，做饭不仅仅是一般的烹调，还需要尽一切可能寻找可吃的东西。下雨天，生产队没有活计时，她便到地里去捡拾麦穗。侯永禄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一遇天阴下雨，场里地里活不紧了，菊兰便跟上一些妇女出了村，去空茬地里拾麦，有时一直拾到外村队的地里，像东边的习家庄，北边的大埝村，西边的乾字村，她都去过。有时刮大风回不来，有时下小雨，衣服湿透了，风一吹，冷得人直发抖，她也还坚持着拾麦穗。不拾麦穗，全家老小光靠食堂舀的那点饭，是不够吃的。
秋收后，菊兰又去拾豆子、挖野菜，为一家人充饥：“虽然她身怀有孕，仍时时刻刻想着全家人今后的吃饭问题。阴雨天，队里没安排活时，菊兰便提上笼，去收割完的豆子地拾豆角。只要是地上有的，不论是黑的、绿的她都拾回来，剥成豆粒颗煮着让孩子们充饥。后来菊兰又到埝头坟边挖野菜，蒸成菜圪瘩来吃。由于风雨不避，衣服湿透也不顾，久而久之，湿气入了内，身上便起了“风屎”（湿疹），又痛又痒，十分难受，用手搔破皮肤也不顶事。”
她甚至跟别的妇女一起到生产队的苜蓿地里去偷喂牲口的苜蓿，到麦田里偷掐小麦叶子，回来用麸子拌成菜疙瘩作为一家人的主食。
1961年春，生产队分给社员少量粮食，菊兰在以往的家务之外，又新添了在碨子上推碨这些粮食的任务。尤其是生产队的牲口病的病、死的死，推碨全由人力，其繁重可想而知：“比锅盖还大，有五六寸厚的石块要人使它千匝万匝会转，也真不容易！生娃后还没过百天的菊兰，就不得不和我一起把（食堂）退下的粮食搭在碨子上来推成面粉。”
1961年6月，路一生产大队各小队的食堂解散后，社员回家自做自吃，推碨粮食成了常规家务。为了不耽搁其它事情，侯永禄家的碨子上常年搭着粮食，一家人有空就推，一推就是几十年，直到有电动磨子为止。
至于照顾年幼的孩子、洗洗涮涮、庭堂洒扫，赵菊兰只能捎带着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了，毕竟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
1949—1965年间，赵菊兰的日常生活忙碌而紧张，她顾着多挣工分，顾着一家大小的穿戴，顾着家里的日常运转，对她自己，却常常难以顾及。用侯永禄的话说就是：“（菊兰）做了地里，做屋里的，忙个不停，还不等饭吃毕，下地的铃又响了，她只好把馍掰开夹点儿菜，赶紧先去看队长安排干啥活，不能等队长走了还不知干啥活，白白耽误一晌的工分。”
1960年7月10日，夫妻吵架中，侯永禄出手打了赵菊兰一耳光，邻居对侯永禄的批评折射出同村妇女眼中的赵菊兰：“你看，我二嫂身怀有孕，和正常人一样地参加劳动，天天晌晌不脱空，吊上四个娃，连一顿好饭都吃不成，哪个娃的穿呀戴呀，不要她缝呀洗呀？身体都瘦成啥样子了？你还看不见，还要打人，太没良心了！”
赵菊兰，是1949—1965年间千千万万个陕西农村妇女中的普通一员，也是平平凡凡的中国农村妇女的缩影。
（侯永禄著：《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
侯永禄，1931年生于今陕西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1944年高小毕业后进入合阳县简易师范学校读书，其间于1947年和邻村姑娘赵菊兰结婚，1949年回乡务农。作为共青团员、中共党员，他回乡后一直积极响应党的各项号召，担任过乡文书、互助组长、农业生产合作社会计、大队党支部书记等职务。他从1940年腊月开始记日记，一直坚持了六十年，留下约两百万字的乡土生活记录。
侯永禄的日记不仅展现了陕西农村六十年的变迁，也留下了农民生活的点滴痕迹。在这些柴米油盐式的文字中，关于他妻子赵菊兰的记述虽然零碎，却勾勒了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本文仅对侯永禄1949—1965年日记中有关赵菊兰的记述进行爬梳，理出赵菊兰在这十七年间的日常生活内容，作为观察1949—1965年间“男女平等”、“妇女得解放”语境下农村妇女生活的一个重要窗口。
生育
赵菊兰，小名“银焕”、“焕儿”，1931年生于今合阳县路井镇西尚村，1946年经人介绍与侯永禄订婚，1947年正式成为侯家一员。自从赵菊兰结婚第二天，侯永禄的母亲就等着抱孙子了。1949年1月，赵菊兰生育第一胎，因奶水不足，婴儿生下三个多月就夭折了。此后，赵菊兰先后于1950年7月、1952年12月、1955年11月、1958年2月、1960年12月、1964年1月生下二女四子，依次取名为引玲、胜天、玉玲（或“西玲”）、丰胜、万胜、争胜。
胜天出生第三天，赵菊兰和婴儿一起生病。关于病情和医治过程，侯永禄有较详细的记录：
菊兰眼睛肿得像铃铃，脸儿胖得像盆盆，不时的发冷打颤，随后便浑身发烧，烧得人昏昏迷迷，夜不能寐，似梦非梦地觉得炕头坐着些人，生人、熟人、在世的、已经去世的人都有。我请来西医薛大然，给打了十多次盘尼西林针，但直到满月时仍未好彻底。她大妈和莲娃月子里来看娃，母亲给装的豆腐火锅，蒸的馍，她的喉咙却咽不下去，因此娃便吃不到奶水。
玉玲1955年刚出生，赵菊兰的乳房上就生了病，痛得厉害：
母亲忙给（菊兰的）奶头上贴上胶布，并将鹿角刮成粉末让她口服，但仍不见轻……菊兰的奶头没好，玉玲的脖子又发了炎。赵妈忙叫门前赵武森用驴把菊兰送到赤城村的佛堂，请永乾瞧病。永乾一看，伤已化脓，便用小刀割开伤口，挤出脓血，敷上去腐生肌的药粉，再拿了几根红锭药，让她回去后换伤时使用。后来菊兰的奶头才慢慢好了。
1958年2月，丰胜出生，菊兰这个月子坐得也不容易：“（她）由于口腔发炎，舌头和口唇烂得啥也吃不成，干馍吃不成，就连软馍也难以下咽，只好将馍泡在碗里，慢慢往肚里咽，连说话都很困难。”
1958年10月，丰胜八个多月大，菊兰随全队男女社员一起参加冬季植树育苗活动，从早上一直干到日落西山才往回走，中间不能回家给婴儿喂奶，不仅乳房胀得难受，而且心里一直惦记着“丰胜娃不知饿成啥样了”。晚上放工回家：
她一进家门，顾不得自己吃一口馍，喝一口水，放下锨，赶快先抱起娃，让娃吃憋了一天的奶水。娃已饿极了，抓住又圆又大的奶头就吃，一下不丢奶头吃了个饱，这才不嚎叫了。但谁也没料到，刚过半夜，天还没明，“呼啦”一声，娃口里吐出一摊奶水，溅了菊兰一身，惊醒了菊兰。她赶忙起来点灯，正擦拭奶水，“呼啦”一口，娃又吐了一摊，她忙叫醒我。“噗哧”一声，娃又拉下一大摊。……赶天明医生来时，娃已连吐带拉好几次。医生说是严重脱水，立即给打葡萄糖盐水，进行抢救。
1960年12月，万胜出生。三天后，菊兰的母亲提来一笼用自己夏收后在没耕过的麦茬地里一枝半穗拾了半个多月的麦穗推碨下的面和麸子搅在一起蒸成的馍。在那个饥饿的岁月，这是菊兰的救命馍。正如侯永禄所记：
多亏这馍，才救下菊兰娘儿俩的命，不然娃没奶水，咋活得下来哩！菊兰坐了这个月子，连一个干馍渣渣也没见过。什么鸡蛋呀、红糖呀、猪肉呀、滋补品呀，想也没敢想过。只有用食堂里舀下的几勺子红薯糊糊，端回来止饥了。她晚上饿得不行了，在炕洞的灰里煨上个萝卜，就算吃上好营养品了。
饥饿的威胁，迫使菊兰在万胜刚刚满月就想把他送人以讨个活命，后来在母亲的劝解下才打消了这个想法。然而，菊兰因为吃不饱，又要经常参加生产劳动，营养跟不上，自然没有充足的奶水，完全靠母乳喂养的万胜不到半岁就得了消化不良的病，竟至一吃奶水就往外吐，身体弱得像一只病猫，经过抢救才活了下来。
1961年夏天，口粮依然奇缺，连树皮都被人扒着吃光了，棉花壳也成了盘中餐。除了襁褓中的万胜嗷嗷待哺，还有引玲、胜天、玉玲、丰胜四个尚年幼的孩子在饥饿中挣扎。怎么办？菊兰让两个男孩子去街上拾瓜皮。瓜皮拾回来，带瓤的地方让孩子们现吃，剩下的部分切成条状，在太阳下晒干后收藏起来，备冬天缺粮时食用。孩子们把捡来的瓜皮啃得有滋有味，却让父母备感心酸。
1964年1月，争胜出生，菊兰并不高兴，她知道添一个人口就多一份消费，会使本来紧张的家用雪上加霜。为了不影响挣工分，菊兰在月子里向生产队要了捡棉籽的活，一有空就坐在炕上挑捡棉籽，“娃饿了，来不及喂奶；娃哭了，没时间去哄。娃也遭罪了”。
1964年3月，侯永禄响应政府的计划生育宣传，做了结扎手术，赵菊兰至此不再生育。但六个孩子一天天长大，吃喝穿戴样样要人操心，家庭负担一点也没减轻。
劳动
1950年冬到1951年春，路井镇进行了土改。土改后，身为基层干部妻子的赵菊兰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参加农业生产。政府号召棉花要增产，她便和婆婆、丈夫一起粒选棉种；政府号召锄麦，她把不到两岁的孩子放在家里，跟着丈夫不歇一口气，把四亩多麦田扎扎实实锄了两遍。
1952年，侯永禄组织了互助组，菊兰也不甘落后，一日三晌地下地干活。1954年，初级农业合作社在路井乡建立，以后逐步发展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7年，高级社全部按劳动工分分红，改变之前按入股土地和劳动工分两部分来分红的做法。这种完全按劳动分红的办法在人民公社时期除了1958年秋冬短暂的几个月之外，一直持续到人民公社解体。 为了多分红，只要有活，菊兰尽可能去做，以多挣工分。但下雨天，地里干不成活，想挣工分也没处挣。为此，菊兰1957年3月把生产队的三头牛犊拉回家来和母亲一起抽空喂养，拌草、饮水、打扫牛圈、给牲口放风……婆媳俩忙得不可开交。但令她们欣慰的是，一年下来，能多挣好几百个工分。
1958年大跃进，菊兰的劳动压力更大了：
赶上大跃进的年月，谁稍不注意，上工迟到了，便要被拔白旗，在众人面前做检讨，受批判。因而菊兰争着气，虽吊上个不到一岁的吃奶娃，哪怕自己饭没吃毕，只要上工铃一打，便放下碗，拿块馍，扛起农具忙去上工，从不拖后。她干起活来从不耍奸使滑，总是尽力大干，讲质量，争数量，从不落于人后，所以菊兰当了劳动模范，公社年终评奖时，还奖了她一个镂花铁锨头。
1961年，口粮标准低，生活困难，而农村的商贸活动决不允许私人经营，要想改善生活，只有多分点粮、分点钱，而分粮、分钱全靠工分。为了多挣工分，社员都抢着干活，尤其是工分大的活。有人把这种抢活干的现象用顺口溜描述为：“铃一响，心乱咧！社员就像猪贱咧，只怕大工分叫队长相好的满占咧。”菊兰也是这抢活干的队伍中的一员。此后多年，她一直为了挣更多工分，轻重不避，不管脏净，不仅队里派啥干啥，甚至干和男性一样下大力气的活，而且自己想办法揽活。
1961年冬，她除了白天一晌不落地下地干活之外，揽下了大队弹花柜弹棉花的活，天天晚上和另外一个妇女去弹花，经常一弹就是大半夜：“不管天有多黑，夜有多长，风有多大，雪有多厚，菊兰每天晚上都要去弹花。弹花时，一个人用脚踏，用手搭，另一个人帮着在旁边用手搅。两个人热得连夹衣都穿不住，穿着单衫子头上还直冒汗，丝毫觉不得冬夜的寒冷。”
1961年12月，路井大队在城外安起了油碨子和油梁来榨油。推油碨子是力气活，全队的劳力排成班，一班一班轮流推，“一班接一班，班班不停点，轮到几时是几时，有时是半夜，有时是鸡叫唤，有时是黑咕隆咚的阴天，有时是漫天大雪的夜晚，尤其是夜晚，四周静悄悄的，一个妇女一般是不敢单独前往的，但菊兰也是一班挨一班，从不缺班地去”。
1962年冬，菊兰为了挣工分，给四队办起的豆腐坊帮忙卖豆腐：
鸡打啼时天还不明，菊兰便要把豆腐装到车上，拉着车去转乡。无论天气多冷，一锅豆腐得卖完。在村里卖豆腐时，菊兰身上凉嗖嗖的，冷得发抖，脚趾头冻得发疼，不由得双脚在地上弹得“咚、咚、咚”直响，特别在打豆腐过秤时，手指头摸着冰冷的豆腐，好像快要掉下来似的，只好急忙放到口边哈一口热气，用手掌搓一搓冻得发痛的耳朵，便算取暖了。
就连1963年元旦队里放假，菊兰也向队长要了个用架子车向地里送粪的活，和侯永禄一起顶着北风、忍受着耳朵被冻得又红又肿的痛苦，拉了五、六天的粪肥车。
1964年1月，菊兰生下争胜，月子里坐在炕上仍给生产队挑捡棉种挣工分。
由于长期劳累过度，1968年底，赵菊兰积劳成疾，常常吃不上饭，睡不着觉，甚至有时整夜整夜地合不上眼，不得不到处求医问药。
家务
新中国成立之前，在陕西民间传统的夫妻分工比较明确：男主外，女主内。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妇女被动员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1957年以后，妇女为了生存和家计，主动外出挣工分，但她们一直是家务的主要承担者：纺线、织布、给一家老小缝补浆洗、做饭、看护孩子等。可以说，她们在有了和男子一起“主外”的新使命的同时，依然承担着主内的传统使命。赵菊兰也不例外。
做针线是家务中最费时的一项。一针一线地缝补穿戴，既需勤快，又需耐心和时间，赵菊兰常常见缝插针，只要坐下来就手不离针和线，甚至常常熬夜。且看侯永禄1965年的日记：
我家十来口人，穿衣穿鞋全靠手工一针针、一线线地缝，太费时间了。五、六个孩子，一年比一年大，衣服一年比一年费。为了全家人的穿衣，菊兰确实把苦下大了，在家里没黑没明地做。1955年除夕夜，为了给引玲缝成一件新遮遮，整整一夜没合眼，一针一针地一直缝到天快明。
解放入社以来，公社总爱开社员大会，几乎天天晚上都要开会。菊兰每天晚上开会时，总是手里不离针线活。她坐在干部不容易瞧见的地方，耳朵里听着干部们讲话，眼里瞅着从人缝中透过来的一线灯光，手里不停地纳着鞋底、鞋垫或凉袜底等。我的一双深暖鞋，硬是她在一次次开会的会场纳成的。白天，她参加队里的农活，只要是跟上牲口干按晌记工的活路，如打土块、锄杂草、溜化肥等，她总要带上针线活，趁大伙和牲口稍歇的功夫，赶快做上几针。我的一件白衫子，就是菊兰在地头休息时缝成的。
妇女坐月子讲究休养，惟恐劳累了身体的哪一个部分，落下月子病，但赵菊兰有时就连坐月子期间，也没有停下手中的针线。比如，1949年1月，赵菊兰生下第一个孩子后的月子里，仍然在按当地规矩给接生的老娘婆做鞋子，以表感谢：“因为年关临近，姐姐又忙，看娃的那天，必须给接生的老娘婆谢一副枕头和一双鞋。没有鞋怎么办？菊兰只好拖着虚弱的身子，赶看娃那天将新鞋缝好纳成，也不怕致下世孽！”
直到1965年12月，侯永禄花一百五十八元买回一台“飞人牌”缝纫机，赵菊兰靠手工一针一线为全家人缝缝补补十几年的状况才有所改变。
做穿戴，不仅要用针线缝缝补补，还要自己纺线织布。1952年前，赵菊兰不常下地，孩子也只有一个，家里人口少，穿戴负担轻；1952年侯永禄组织起互助组后，赵菊兰除了一日三晌地和侯永禄一起下地外，“还和母亲做饭、引娃、喂牲口，晚上纺线、缝衣、织布。她除了织全家人穿衣的布，还抽时间织布去卖”。
和做针线、织布一样日常而琐碎的家务还有准备一日三餐。即使是孕期，赵菊兰依然不会推卸做饭的责任。比如，1955年9月，赵菊兰已经怀孕八个月，她除了一如既往地下地和社员一起劳动挣工分外，还招呼工匠为母亲和婆婆做棺木，并跟婆婆一起按时为匠人和一家人做好一日三餐。她的辛劳让侯永禄不胜唏嘘。
常言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1960、1961年，口粮标准低，侯永禄家里缺少粮食，对主妇赵菊兰来说，做饭不仅仅是一般的烹调，还需要尽一切可能寻找可吃的东西。下雨天，生产队没有活计时，她便到地里去捡拾麦穗。侯永禄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一遇天阴下雨，场里地里活不紧了，菊兰便跟上一些妇女出了村，去空茬地里拾麦，有时一直拾到外村队的地里，像东边的习家庄，北边的大埝村，西边的乾字村，她都去过。有时刮大风回不来，有时下小雨，衣服湿透了，风一吹，冷得人直发抖，她也还坚持着拾麦穗。不拾麦穗，全家老小光靠食堂舀的那点饭，是不够吃的。
秋收后，菊兰又去拾豆子、挖野菜，为一家人充饥：“虽然她身怀有孕，仍时时刻刻想着全家人今后的吃饭问题。阴雨天，队里没安排活时，菊兰便提上笼，去收割完的豆子地拾豆角。只要是地上有的，不论是黑的、绿的她都拾回来，剥成豆粒颗煮着让孩子们充饥。后来菊兰又到埝头坟边挖野菜，蒸成菜圪瘩来吃。由于风雨不避，衣服湿透也不顾，久而久之，湿气入了内，身上便起了“风屎”（湿疹），又痛又痒，十分难受，用手搔破皮肤也不顶事。”
她甚至跟别的妇女一起到生产队的苜蓿地里去偷喂牲口的苜蓿，到麦田里偷掐小麦叶子，回来用麸子拌成菜疙瘩作为一家人的主食。
1961年春，生产队分给社员少量粮食，菊兰在以往的家务之外，又新添了在碨子上推碨这些粮食的任务。尤其是生产队的牲口病的病、死的死，推碨全由人力，其繁重可想而知：“比锅盖还大，有五六寸厚的石块要人使它千匝万匝会转，也真不容易！生娃后还没过百天的菊兰，就不得不和我一起把（食堂）退下的粮食搭在碨子上来推成面粉。”
1961年6月，路一生产大队各小队的食堂解散后，社员回家自做自吃，推碨粮食成了常规家务。为了不耽搁其它事情，侯永禄家的碨子上常年搭着粮食，一家人有空就推，一推就是几十年，直到有电动磨子为止。
至于照顾年幼的孩子、洗洗涮涮、庭堂洒扫，赵菊兰只能捎带着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了，毕竟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
1949—1965年间，赵菊兰的日常生活忙碌而紧张，她顾着多挣工分，顾着一家大小的穿戴，顾着家里的日常运转，对她自己，却常常难以顾及。用侯永禄的话说就是：“（菊兰）做了地里，做屋里的，忙个不停，还不等饭吃毕，下地的铃又响了，她只好把馍掰开夹点儿菜，赶紧先去看队长安排干啥活，不能等队长走了还不知干啥活，白白耽误一晌的工分。”
1960年7月10日，夫妻吵架中，侯永禄出手打了赵菊兰一耳光，邻居对侯永禄的批评折射出同村妇女眼中的赵菊兰：“你看，我二嫂身怀有孕，和正常人一样地参加劳动，天天晌晌不脱空，吊上四个娃，连一顿好饭都吃不成，哪个娃的穿呀戴呀，不要她缝呀洗呀？身体都瘦成啥样子了？你还看不见，还要打人，太没良心了！”
赵菊兰，是1949—1965年间千千万万个陕西农村妇女中的普通一员，也是平平凡凡的中国农村妇女的缩影。
（侯永禄著：《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