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两个截然相对的媒介景观：
　　其一，2019年12月3日晚上8点，49岁的外卖员吴德宏倒在了南京闹市区朝天宫附近的出租屋里，电饭煲里还热着饭和咸肉，屋外是正在充电的外卖电动车。
　　吴德宏再也没有醒来，他此后戛然而止的悲剧人生，只有几条零星的报道，其标题是：“外卖哥出租屋猝死：工作超12小时，存款仅400元……”
　　其二，6天前的2019年11月27日凌晨，35岁的艺人高以翔在录制浙江卫视综艺节目《追我吧》时，突然倒地。有现场录制人员称，他喊了一句：“我不行了。”
　　高以翔同样未能醒来，次日微博，满屏的网友哀悼与愤怒，高以翔的心源性猝死，也被指跟这档“都市夜景追跑竞技综艺”的高强度有关。
　　两者引起的关注度天差地别，但生命无贵贱，他们揭示了劳动者的一个共同处境：加速社会里，人人皆社畜，过劳死不分阶层。

明星与外卖员

　　逃离工厂和流水线车间，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志向。而吸纳他们的主要渠道，便是互联网平台经济。其中美团、饿了么这样的外卖平台上，新生代农民工成了主力军。
　　我认识的众多骑手无不表示，这份工作以自由、灵活的吸引力和个体化的自主性，对他们敞开了怀抱。的确，不像车间里泰勒制的准军事化管理，当一名外卖骑手，不仅可以自由走动，还能玩玩手机， “一开始，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当资本汇聚成寡头垄断，自主性的剥夺便在暗处开始了。管理骑手在形式上虽是松散的，但无形的算法控制，却无人可以僭越。
　　骑手在派单、评价这一规则体系下完成工作，每生成一个数据，比如位置、路线、骑行时间、接单量，以及客户反馈（差评与好评），便纳入平台的大数据，用以优化更智能的派单系统，得出更准确、更高效的算法。另一边，好评率、接单量、送餐速度，则成了一位骑手能否被算法临幸的主要指标，严厉的等级奖励体系下，送得越快、越多，越能在算法中被优先眷顾。
　　这其实是比工厂泰勒制更为精确的控制手段。更关键的是，骑手是被动的，在消费者和平台、商家中间，信息呈现与选择权被抽离，时间被无形的算法所支配，行动谨遵算法的指令而完成。消费者有意无意的差评、投诉，系统将启动惩戒机制—罚款或封号，并在算法中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记。
　　这是一个循环加速的过程，把骑手推向了一台高速运转的送餐机器。系统让骑手以自雇的方式，完成对他们极为精妙的控制与剥削。据数据显示，骑手每天工作已接近12个小时，每天奔波150公里。这也是为什么，骑手成了恶名昭著的马路杀手。
　　2019年以来，频繁发生骑手猝死、骑手恶性伤人等事件。外卖骑手举起屠刀，或者无声倒下，虽是极端个案，但背后汇聚的群体性焦虑、压抑与野蛮暴力，是不言而喻的。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吴畅畅曾撰文指出，各行业在资本操盘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二八现象”，即少数人掌握大多数资源，而大多数人为了自我持存，不得已忍受剩余劳动时间的不断延长。

这是一个循环加速的过程，把骑手推向了一台高速运转的送餐机器。系统让骑手以自雇的方式，完成对他们极为精妙的控制与剥削。

　　同样的逻辑，在演艺行业也逐渐趋于显性。资本的大规模涌入，让演艺行业同样展现一种内部分化的残酷结构。即便是所谓顶级流量，也难逃资本的野蛮掌控。2016年，杨幂所在的嘉行传媒，曾与尚世影业签订对赌协议，要在三年完成不低于3.1亿元的税后净利润。资本的刀悬在每个艺人的脖子上，代价便是，期间杨幂把自己变成赚钱的工具人，玩命地接代言、跑片场，疯狂轧戏。
　　当然，杨幂是从资本的工具晋升为资本本身的完美案例。但对于大多数影视从业者，他们只能疯狂填满工作行程，大幅度压缩休息权。大张伟曾说：“正是不想过靠体力挣钱的生活所以才去干这行（做艺人），但现在哪个不是靠卖力气挣钱。”
　　长时段的、深夜的录制，超负荷的工作，已成这个行业的常态。 高以翔猝死背后，还有现场导演、后期制作等，也等着不知道何时会降临的死神。从这一点看，明星与外卖员尽管身份、地位、财富等方面天差地别，但2019年的时代，劳动者的阶级性似乎难以划分了，因为资本、数据的反噬之下，每个人难免殊途同归。

加速社會

　　同样是猝死，为什么两者引起的关注不同？除了明星效应的关注度，另一个社会心理逻辑在于：在媒介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俯视底层群体的共鸣，自下而上的回声，太容易被社交媒体淹没。
　　相反，如今，回声自上而下，世界在下沉，光鲜亮丽的明星、创业者、高收入群体，也暴露了不堪的另一面，惊醒了无数人，瞥见作为劳动者的共同处境： “过劳死”从底层劳工蔓延至白领阶层、中产者。
　　积极性过剩的时代，超负荷劳作成为每个人的宿命。2019年，“社畜”从一种集体的心理自伤，变成了巨大而隐没的现实。
　　2018年年底，大疆25岁程序员猝死，接下来一年，不少大公司均爆出疑似猝死或工作中晕倒的丑闻。杭州逆行小伙深夜崩溃痛哭；“工作996，生病ICU”（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每周六天的工作时间，生病后直接住进ICU）成为年度热词，讨论经久不衰。网易患病员工遭到暴力裁员，华为李洪元案—工作996、离职251（离职后被控告“敲诈勒索”，遭到羁押长达251天），这样的新闻也连番登上热搜和头条。
　　2019年，每天轮播的新闻是贸易战、香港、猪肉、垃圾分类等宏大的命题，但实际上，微信年度最火的文章，却是一篇贩卖焦虑的文章，标题叫《工作10年，年薪100W，被裁只用了10分钟：时代抛弃你，连声招呼都不会打》。 　　贩卖焦虑固然可耻，但现实也不可忽视：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一项调查显示， 98%以上的企业存在员工经常加班的现象，仅一成人能享受带薪休假，全世界休假时间最短。2017年，世界知名办公方案提供商雷格斯发布最新调查结果：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压力最大的国家。
　　这一切如何发生的？我们如何一步步走向了996的过劳时代？
　　2005年，法兰克福学派的哈尔特穆特·罗萨出版了社会批判理论的鸿篇巨著《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他对现代性作了一个新的界定：现代性就是速度。传统观念认为，资本主义和现代性为世界带来了景观与空间的巨变。但罗萨洞见了它们在节奏与速度上的僭越，在“晚期现代性”中，加速跨越了批判的门槛。“一旦跨越了这道门槛，无法再满足社会同步与社会整合之间的协调的要求。”
　　也就是说，现代生活的速度从神话变成了幽灵。加速走向失控，催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正是罗萨所说的“加速社会”。
　　首先科技加速，信息时效性、产品周期越来越短暂，它全面驱动着社会变迁的加速。不过，还有一个难解的谜：在当代社会，科技加速为我们省下了更多的时间，但结果却是，我们的时间自主性，越来越稀缺。
　　事实上，社会加速中，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科技与社会变迁裹挟着生活步调的加速。如此一来，科技、社会变迁、生活步调三者便构成一个循环的加速圈。对于外卖来说，消费者有即时性的就餐需求，算法在飞速进化，平台一刻不停地反哺资本。被信息不对称边缘化的外卖骑手，正好处在加速最剧烈的一环，也是最容易剥削的环节。
　　社会加速造就了新的时空体验，也塑造了新的主体形式。严密的时间体制管制、协调与支配我们的生活，架构了我们的交往关系。当然，社会时间本无伦理意义，但它仍造成一种自我和世界的异化，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扭曲。
　　社会加速从我们精神上碾压而过，留下不可调和的眩晕和不适。要保持身体与社会加速的协奏协调，一个必然的结果是，人必须成为社会加速本身的一部分，直到彻底被甩出了巨大的向心力轨迹。
　　我们成为时间节奏的奴隶。

现代生活的速度从神话变成了幽灵。加速走向失控，催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

　　外卖小哥、程序员、影视明星、企业家，无不被纳入如此一个循环加速的时间体制中，概莫能外。时间宰制有其霸权之处。因为社会加速之外，现代人已无处可逃。循环时间是无解的宿命，加速社会里，人人皆社畜，至此成为可能。
　　这也是为什么人人都羡慕李子柒，她所营造的田园生活，为全世界人心之所向，唯独不敢付诸实践。尽管，这种定期更新的视频，本身也是社会加速的消费品。

新异化的诞生

　　2010年之后，罗萨对社会加速作了衍生构建：新异化的诞生。生活被社会加速度所侵吞的关系，被他称之为黑格尔、马克思之后的新异化。
　　罗萨对此提出解决方案，重建主体和世界相互响应的关系，他称之为共鸣，即重建个体与家庭、友情、民主社会，或者说永恒世界的关系，换言之，即回归与超越。可这样的论点颇为羸弱，说了等于没说，无助于社畜的自我救赎。
　　所以我们再回到现代社会最为微观的主体层面，重新审视异化如何诞生。
　　德国新生代思想家韩炳哲从一个情态动词，找到了晚期现代社会的新戒律—打破界限的“能够”（Konnen）。“是的，我们可以办到！”这句话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一个社会旺盛的积极性。
　　福柯所描绘的规训社会，由医院、疯人院、监狱、营房和工厂组成，那是一个否定性的社会，由于主体发出“应当”的指令，被监控的社会主体受到规训，规训社会催生的是疯子和罪犯。
　　但现在，喊着“是的，我们可以办到”这样的口号，我们来到了一个受到“鼓励”的社会—功绩社会。这是一个由健身房、办公楼、银行、机场、购物中心和实验室构成的社会，主体反复发出“能够”的指令，受掌控的社会主体便获得了激励。
　　如果说，“社会加速”提供的是新压迫的外在动力，韩炳哲则以“功绩社会”这一概念，更准确作出了内在诊断。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未必想要挫败你，而是鼓励你向上游、争取功绩，将自己变成一个功绩主体。这就是所谓的力必多经济学（libido），不断刺激人的精神力量。
　　驱动个体、行动者或组织，“能够”比“应当”更高效。现代社会鼓吹一种过度的积极性，是生产最大化的深层渴望，是经济转型的内在需要。如此，它驱动着自我始终处于张力状态，一旦出现“不能够”，爆发就开始了，并导向一种毁灭性的自我谴责和自我攻击。与规训社会不同，功绩社会催生疲劳综合征、精神梗阻、抑郁症、厌世者、注意力缺陷多动症。

　　于是，“功绩指令”便导致了内在的系统性暴力，功绩主体和自身作战，他是自身的主人和统治者，也是自身的奴仆。现代化的社会里，人类可以摆脱统治机构，却无法导向自由，自由与束缚同时诞生。这是一个绩效主导的社会，人所面临的，是他人与自我的双重剥削。
　　“正向思维”在所有时代里都是创造的精神力量，但在今天，我们必须重新检阅这一切。它是否同样陷入集体无意识，是否跟福柯所言的规训社会殊途同归？我们是否集囚徒与看守于一身、集共谋与受害为一体？
　　规训社会的人，有如被诸神惩戒的西西弗斯。诸神让他把沉重的巨石推上陡峭的山崖，然后滚落，周而复始。无效无望的劳动，无疑是最严厉的惩罚。在某种程度上，西西弗斯是规训社会的隐喻。

规训社会的人，有如被诸神惩戒的西西弗斯。诸神让他把沉重的巨石推上陡峭的山崖，然后滚落，周而复始。无效无望的劳动，无疑是最严厉的惩罚。

　　那么，在功绩社会，我们的原型则可追溯至普罗米修斯。宙斯把盗火者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派鹰啄他身上的肉。所不一样的是，普罗米修斯为了价值和信念而战，他坚信可打败一切，且有所值，却无法避免沦为自我剥削式主体，被一种永无止境的倦怠感攫住。用韩炳哲的观念来看，普罗米修斯是“倦怠社会”的原型，一如格子间的“社畜”。
　　普罗米修斯终得解救，但对于现代人类而言，异化不会消失，它会不断进化，存在于现代社会的不同形态中，而克服是困难的。
　　韩炳哲提出了罗萨那样的解决之道，却也同样羸弱。他在《倦怠社会》一书中，援引哲学家伽達默尔《美的现实性》对艺术的思考，审视了“神圣间歇日”的意义：
　　“‘艺术带来一种特殊的时间体验，我们因此学会了停留。也许，这种体验最好地对应于人们通常所谓的永恒。’节日是不会消逝的时刻，它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神圣时间（Hoch-zeit）。”
　　节日是神圣的，这位思想家以真诚的态度如此论述，读起来却颇有些幽默意味。因为，过度劳动对节日、休息权的侵占，不正是新异化的起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