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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抗战遗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跟这个城市趋向的商业文明相结合。只是，在严谨、科学的文物保护和商业利用之间，孰重孰轻，如何把握，颇费思量。
除了青砖、红窗、原有的建筑格局，落架大修过的陈诚公馆已经让老重庆人不敢相认。门牌号也换了，由原来的渝中区张家花园胜利路187号，变为胜利路132号协信公馆小区。陈诚公馆现在是协信集团投资3500万元打造的“顶级餐饮私密会所”，除酒水外，餐费最低500元／人，足以把普通游客挡在门外。
同样位于重庆渝中区的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内，生生公馆、高公馆等几处抗战遗址，也正在打造同类型的高级餐饮会所，9月份将开门营业。
重庆市现存的300多处抗战遗址中，不乏像陈诚公馆、高公馆一样进行商业开发的例子。缺乏合理保护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抗战遗址被企业买下使用权，变身为商业娱乐场所，引起文物保护“变味”的争议。
“保护性开发”
“公园里的建筑物，除了交通银行地下金库，全是落架大修的。”
高公馆餐饮会所经理李强坦率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的地上建筑物，高公馆、刘湘公馆、李根固旧居、国民参议员旧址、交通银行学校旧址等9栋建筑，都是拆掉原先的房子，再依照原样，在公园里重新修建。其中高公馆、刘湘公馆，系异地迁建来的，风貌和原来差不多，但结构和建造方式不同了。以前是砖木结构，现在均为钢混结构。为了重修这些老房子，政府花了4个多亿。
高公馆正在进行装修配套，下个月即将营业。届时，这栋4层小洋楼，每次将只接待一拨客人。李强表示，顾客主要面向高端客户，他并不讳言，政府接待可能是会所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抗战遗址公园是政府接待兄弟省市常选的地方”。他说。
墙上张贴的民国美女照和院子里停放的一辆崭新的民国老爷车，告诉游客这里的文化趣味。而除了房子的外观，已经丝毫看不到历史的痕迹。
现在生生公馆和高公馆，由重庆慢生活餐饮管理公司进行商业化运作。重庆市进行商业开发的公馆中，以陈诚公馆最具代表性。陈诚公馆由全国地产50强之一的协信地产整修后运营，与该公司开发的高档楼盘协信公馆同时建设完工。
自2010年整修一新的陈诚公馆开放以来，已举办“斯文先生名仕之夜时尚Party”“BMW6系品鉴会”等活动，“吸引了大量名流雅士聚集在协信公馆”。事实上，陈诚公馆的确提升了协信公馆的商业价值。目前协信公馆的房价高达每平方米2.2万元(精装)，属于重庆顶级豪宅。
陈诚公馆系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对它的开发和利用，被视为兼顾商业利用与文物保护的成功范例，并引来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的效仿者。文物保护单位跟商业“联姻”，正在成为重庆市抗战遗址开发利用的常见模式。
还是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商业化运作，似乎各方都没有充足的底气。
会所总经理杜江表示，陈诚公馆是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因此，他们允许游客参观。但一位服务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少有纯粹参观为目的的游客。
陈诚公馆的餐费标准为最低500元／人(不含酒水)，实际上每位顾客的用餐费用均在千元以上。这个价位，加上“顶级时尚私密会所”的名头，足以吓退普通消费者和游客。
陈诚公馆原来各个房间的功能，几乎无一例外变成了餐厅，而关于陈诚的陈列和展示，也仅限起装饰作用的照片。
9个包房以陈诚及其家人的名字命名，一楼专辟雪茄室，地下室改为酒窖，风格奢华。菜品主打淮扬菜和精品粤菜，杜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一道菜名为“慈母菜”，查阅资料得知，这是陈诚爱吃的一道菜，以淮扬菜方式烹制。此外，墙上悬挂着陈诚及其家人的照片。此外再无跟陈诚有关的资料或陈设。房间内的摆设，没有一件是陈诚的旧物。陈诚在台湾的后人，没有跟重庆的陈诚公馆取得任何形式的联系。
远在重庆的陈诚公馆，除了名称和一些装饰品，似乎已跟国民政府副总统陈诚脱离了干系。
高公馆和生生公馆的经营者李强则肯定地表示，公园里的那些建筑不属于文物保护单位。他们是以纯粹商业开发的方式，对其进行运营。跟文物保护单位相关的职能，如展示和陈列，被边缘化到近乎虚无。
《中国新闻周刊》在参观生生公馆时，仅看到院子里摆着一些广告牌，写着高公馆原主人——民国教育家高显鉴的简介。广告牌中最显眼的，是一条“民国范儿”的大字。
“除了高档餐饮外，还有红酒、雪茄、养生SPA。”说起这个9月即将开业的高档餐饮会所，李强表示，都市奢侈生活必备的要素，都具备了。“会所的文化主题，是‘民国范儿’。”原来的生生花园，改名叫生生公馆，共有14个包房，以“美龄”“右任”等国民政府名人要员的名字命名，每个包房可接待的人数不等，餐费最低400元／人。
折中之道
重庆市文物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文物保护部门不主张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商业开发利用，因为是与法律有抵牾之处。《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保护单位不能作为商业资产来转移、抵押，但并没有规定，除了转移、抵押之外，是否可以进行商业利用。
重庆市有数百个抗战遗址，最好的保护方式是做成博物馆、陈列馆，但不可能全部做成博物馆和陈列馆。所以，政府主管部门就尝试一些新的做法，积极地引导社会去参与、使用。但也并非全无要求，抗战遗址不允许办成容易引发低俗联想的场所。事实上，几年前国民参政会旧址，曾被一家公司办成洗脚城，被有心人士发现后，引起轩然大波，洗脚城被勒令关闭。
文物局工作人员表示，政府允许一些文物保护单位办成咖啡厅之类的高雅场所。“既有利于文物保护，又能发挥它自身的价值。”
企业对文物进行商业开发，必然涉及改扩建，在这一过程中，要求使用单位不能危害到文物“安全”，改建必须在文物部门的监管下进行。
事实上，重庆市文物局对如何处理“开发利用”和“保护”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进行充分的研究论证，因此在处理现实中的问题时，没有可以遵循的既定之规。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陈诚公馆那种装修风格，文物局也不是“完全赞成”，但事实上，政策、法规在这方面没有明确的规定。而且文物局即使不赞成，也很难直接否定其做法。“企业花几千万装修好，首先是把文物保护起来了，我们说你不能这样搞，它的损失谁来负责任?”
对国有不可移动的文物，文物局还是建议它作为陈列馆、博物馆等对公众开放。而对社会不可移动文物，方式就会比较多，可能作为陈列馆，也可能就是作为一个公馆，或者休闲的咖啡厅，也可能有其他利用方式。
“在这方面，重庆还在探索。我们只是觉得只要既能保护好，又能得到很好的管理，就是很好的。
据了解，重庆市目前的国民政府抗战遗址，至今无一处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重庆市把40个抗战遗址打捆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没有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准。”重庆市文物局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终批下来的，可能有25个，但已经是巨大的进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管理维护资金将以国家为主。而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本着‘谁使用，谁管理，谁维护，谁受益’的原则，如果全由政府负责维护管理，每年资金缺口超过2000万元。”
基于这个原因，文物保护部门把一些文物保护单位的使用权出让给企业，进行商业利用，希望既能保护文物，又能产生商业价值。重庆市文物保护部门认为，这种办法可能不是最佳方案，却很实际，是一种折中之道。
更值得担忧的
比起商业开发，重庆市民更担心的是对抗战遗址的迁建、破坏。然而，由于重庆市抗战遗址布局分散、体量小，近年来不断发生迁建甚至拆除的事情。以至于重庆市资深文物保护人士、原《最重庆》出版人肖能铸表示，他已经被“拆麻木了”。
重庆市社科院研究员邓平2年前参与策划修建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他说，这里本是一个滨江公园，有几栋抗战遗址，拆了不妥，保留的话，建筑太少，状况太差，遂决定把高公馆和刘湘公馆“集约”到这里，全部落架大修，变成一个抗战遗址公园。
高公馆的迁建“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没有引起大的抗议。而迁建刘湘公馆时，则被一些热心保护老街的市民发现，经媒体报道，引起巨大反响。刘湘是当年川军首领，带领数十万川军抗战，其中多半战死疆场。而地方政府表示，刘湘公馆旧址属于危房，须进行“保护性拆迁”。
邓平表示，落架大修是学术化的说法，实则拆掉原有建筑，再仿照原来的外观，用现代建筑方式重建。从文物保护的角度看，落架大修不如整体平移，整体平移不如原地整修。
在经历了大规模的三峡淹没区文物大搬迁之后，越来越多的文物保护单位尝试“迁建”。重庆市一位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人员表示，“迁建并不违背《文物保护法》的规定。”
在此背景下，近年来重庆一大批有历史价值的文物，或被商业开发吞没，或给城市建设让路。
作为抗战时期长达8年的陪都，重庆是全国保存抗战遗址数量最多的城市，据2007年全市抗战遗址调查统计，全市共有抗战遗址767处。其中，现存395处，消失372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人士表示，重庆市规划部门缺乏对抗战遗址的保护意识。有些老房子本不需要落架大修，“争论来争论去，结果还是拆了，不管外面的反对声有多大。”今年初蒋介石行营在拆掉时，曾引起公众的争论，甚至文物保护专家也有不同意见。蒋介石行营又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营，是抗日战争时期军事指挥部所在地，从这里发出国民政府抗战的军事指令。
这位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蒋介石行营跟一个学校相邻，同时在一条高速公路的匝道附近，为了给城市建设让路，最后决定拆掉迁建。
有专家提出整体平移的方案，把对文物的破坏降至最低。然而由于该方案耗资巨大，最终被规划部门否决。事实上，包括陈诚公馆在内的一大批抗战遗址，只是近几年才成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邓平认为，重视程度的问题，是重庆300多处抗战遗址面临的最大挑战。
除了青砖、红窗、原有的建筑格局，落架大修过的陈诚公馆已经让老重庆人不敢相认。门牌号也换了，由原来的渝中区张家花园胜利路187号，变为胜利路132号协信公馆小区。陈诚公馆现在是协信集团投资3500万元打造的“顶级餐饮私密会所”，除酒水外，餐费最低500元／人，足以把普通游客挡在门外。
同样位于重庆渝中区的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内，生生公馆、高公馆等几处抗战遗址，也正在打造同类型的高级餐饮会所，9月份将开门营业。
重庆市现存的300多处抗战遗址中，不乏像陈诚公馆、高公馆一样进行商业开发的例子。缺乏合理保护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抗战遗址被企业买下使用权，变身为商业娱乐场所，引起文物保护“变味”的争议。
“保护性开发”
“公园里的建筑物，除了交通银行地下金库，全是落架大修的。”
高公馆餐饮会所经理李强坦率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的地上建筑物，高公馆、刘湘公馆、李根固旧居、国民参议员旧址、交通银行学校旧址等9栋建筑，都是拆掉原先的房子，再依照原样，在公园里重新修建。其中高公馆、刘湘公馆，系异地迁建来的，风貌和原来差不多，但结构和建造方式不同了。以前是砖木结构，现在均为钢混结构。为了重修这些老房子，政府花了4个多亿。
高公馆正在进行装修配套，下个月即将营业。届时，这栋4层小洋楼，每次将只接待一拨客人。李强表示，顾客主要面向高端客户，他并不讳言，政府接待可能是会所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抗战遗址公园是政府接待兄弟省市常选的地方”。他说。
墙上张贴的民国美女照和院子里停放的一辆崭新的民国老爷车，告诉游客这里的文化趣味。而除了房子的外观，已经丝毫看不到历史的痕迹。
现在生生公馆和高公馆，由重庆慢生活餐饮管理公司进行商业化运作。重庆市进行商业开发的公馆中，以陈诚公馆最具代表性。陈诚公馆由全国地产50强之一的协信地产整修后运营，与该公司开发的高档楼盘协信公馆同时建设完工。
自2010年整修一新的陈诚公馆开放以来，已举办“斯文先生名仕之夜时尚Party”“BMW6系品鉴会”等活动，“吸引了大量名流雅士聚集在协信公馆”。事实上，陈诚公馆的确提升了协信公馆的商业价值。目前协信公馆的房价高达每平方米2.2万元(精装)，属于重庆顶级豪宅。
陈诚公馆系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对它的开发和利用，被视为兼顾商业利用与文物保护的成功范例，并引来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的效仿者。文物保护单位跟商业“联姻”，正在成为重庆市抗战遗址开发利用的常见模式。
还是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商业化运作，似乎各方都没有充足的底气。
会所总经理杜江表示，陈诚公馆是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因此，他们允许游客参观。但一位服务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少有纯粹参观为目的的游客。
陈诚公馆的餐费标准为最低500元／人(不含酒水)，实际上每位顾客的用餐费用均在千元以上。这个价位，加上“顶级时尚私密会所”的名头，足以吓退普通消费者和游客。
陈诚公馆原来各个房间的功能，几乎无一例外变成了餐厅，而关于陈诚的陈列和展示，也仅限起装饰作用的照片。
9个包房以陈诚及其家人的名字命名，一楼专辟雪茄室，地下室改为酒窖，风格奢华。菜品主打淮扬菜和精品粤菜，杜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一道菜名为“慈母菜”，查阅资料得知，这是陈诚爱吃的一道菜，以淮扬菜方式烹制。此外，墙上悬挂着陈诚及其家人的照片。此外再无跟陈诚有关的资料或陈设。房间内的摆设，没有一件是陈诚的旧物。陈诚在台湾的后人，没有跟重庆的陈诚公馆取得任何形式的联系。
远在重庆的陈诚公馆，除了名称和一些装饰品，似乎已跟国民政府副总统陈诚脱离了干系。
高公馆和生生公馆的经营者李强则肯定地表示，公园里的那些建筑不属于文物保护单位。他们是以纯粹商业开发的方式，对其进行运营。跟文物保护单位相关的职能，如展示和陈列，被边缘化到近乎虚无。
《中国新闻周刊》在参观生生公馆时，仅看到院子里摆着一些广告牌，写着高公馆原主人——民国教育家高显鉴的简介。广告牌中最显眼的，是一条“民国范儿”的大字。
“除了高档餐饮外，还有红酒、雪茄、养生SPA。”说起这个9月即将开业的高档餐饮会所，李强表示，都市奢侈生活必备的要素，都具备了。“会所的文化主题，是‘民国范儿’。”原来的生生花园，改名叫生生公馆，共有14个包房，以“美龄”“右任”等国民政府名人要员的名字命名，每个包房可接待的人数不等，餐费最低400元／人。
折中之道
重庆市文物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文物保护部门不主张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商业开发利用，因为是与法律有抵牾之处。《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保护单位不能作为商业资产来转移、抵押，但并没有规定，除了转移、抵押之外，是否可以进行商业利用。
重庆市有数百个抗战遗址，最好的保护方式是做成博物馆、陈列馆，但不可能全部做成博物馆和陈列馆。所以，政府主管部门就尝试一些新的做法，积极地引导社会去参与、使用。但也并非全无要求，抗战遗址不允许办成容易引发低俗联想的场所。事实上，几年前国民参政会旧址，曾被一家公司办成洗脚城，被有心人士发现后，引起轩然大波，洗脚城被勒令关闭。
文物局工作人员表示，政府允许一些文物保护单位办成咖啡厅之类的高雅场所。“既有利于文物保护，又能发挥它自身的价值。”
企业对文物进行商业开发，必然涉及改扩建，在这一过程中，要求使用单位不能危害到文物“安全”，改建必须在文物部门的监管下进行。
事实上，重庆市文物局对如何处理“开发利用”和“保护”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进行充分的研究论证，因此在处理现实中的问题时，没有可以遵循的既定之规。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陈诚公馆那种装修风格，文物局也不是“完全赞成”，但事实上，政策、法规在这方面没有明确的规定。而且文物局即使不赞成，也很难直接否定其做法。“企业花几千万装修好，首先是把文物保护起来了，我们说你不能这样搞，它的损失谁来负责任?”
对国有不可移动的文物，文物局还是建议它作为陈列馆、博物馆等对公众开放。而对社会不可移动文物，方式就会比较多，可能作为陈列馆，也可能就是作为一个公馆，或者休闲的咖啡厅，也可能有其他利用方式。
“在这方面，重庆还在探索。我们只是觉得只要既能保护好，又能得到很好的管理，就是很好的。
据了解，重庆市目前的国民政府抗战遗址，至今无一处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重庆市把40个抗战遗址打捆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没有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准。”重庆市文物局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终批下来的，可能有25个，但已经是巨大的进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管理维护资金将以国家为主。而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本着‘谁使用，谁管理，谁维护，谁受益’的原则，如果全由政府负责维护管理，每年资金缺口超过2000万元。”
基于这个原因，文物保护部门把一些文物保护单位的使用权出让给企业，进行商业利用，希望既能保护文物，又能产生商业价值。重庆市文物保护部门认为，这种办法可能不是最佳方案，却很实际，是一种折中之道。
更值得担忧的
比起商业开发，重庆市民更担心的是对抗战遗址的迁建、破坏。然而，由于重庆市抗战遗址布局分散、体量小，近年来不断发生迁建甚至拆除的事情。以至于重庆市资深文物保护人士、原《最重庆》出版人肖能铸表示，他已经被“拆麻木了”。
重庆市社科院研究员邓平2年前参与策划修建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他说，这里本是一个滨江公园，有几栋抗战遗址，拆了不妥，保留的话，建筑太少，状况太差，遂决定把高公馆和刘湘公馆“集约”到这里，全部落架大修，变成一个抗战遗址公园。
高公馆的迁建“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没有引起大的抗议。而迁建刘湘公馆时，则被一些热心保护老街的市民发现，经媒体报道，引起巨大反响。刘湘是当年川军首领，带领数十万川军抗战，其中多半战死疆场。而地方政府表示，刘湘公馆旧址属于危房，须进行“保护性拆迁”。
邓平表示，落架大修是学术化的说法，实则拆掉原有建筑，再仿照原来的外观，用现代建筑方式重建。从文物保护的角度看，落架大修不如整体平移，整体平移不如原地整修。
在经历了大规模的三峡淹没区文物大搬迁之后，越来越多的文物保护单位尝试“迁建”。重庆市一位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人员表示，“迁建并不违背《文物保护法》的规定。”
在此背景下，近年来重庆一大批有历史价值的文物，或被商业开发吞没，或给城市建设让路。
作为抗战时期长达8年的陪都，重庆是全国保存抗战遗址数量最多的城市，据2007年全市抗战遗址调查统计，全市共有抗战遗址767处。其中，现存395处，消失372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人士表示，重庆市规划部门缺乏对抗战遗址的保护意识。有些老房子本不需要落架大修，“争论来争论去，结果还是拆了，不管外面的反对声有多大。”今年初蒋介石行营在拆掉时，曾引起公众的争论，甚至文物保护专家也有不同意见。蒋介石行营又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营，是抗日战争时期军事指挥部所在地，从这里发出国民政府抗战的军事指令。
这位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蒋介石行营跟一个学校相邻，同时在一条高速公路的匝道附近，为了给城市建设让路，最后决定拆掉迁建。
有专家提出整体平移的方案，把对文物的破坏降至最低。然而由于该方案耗资巨大，最终被规划部门否决。事实上，包括陈诚公馆在内的一大批抗战遗址，只是近几年才成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邓平认为，重视程度的问题，是重庆300多处抗战遗址面临的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