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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高速增长30多年后的今天，经济新常态的提出为我国经济“稳增长”提供了一个可持续、健康的发展方案。但是，我们在审视经济新常态的优越性及其所带来的各种机会的同时，还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经历过大规模金融危机的新兴市场，经济领域存在着最严重的风险，而经济领域内存在的风险是阻碍中国实现经济新常态的重要因素。如何控制经济风险，确保经济新常态的实现成为当下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在法律成为当今社会治理主要手段的今天，法律对于经济领域内的风险的治理究竟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如何建构法治政府，确保经济新常态的实现成为本文研究的主题。
一、经济新常态实现的障碍：经济风险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到2010年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位，这是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建设成绩。但同时，由于中国已迈入风险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尚未完善，中国经济安全仍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复杂风险。
（一）外源性风险
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的经济风险主要体现在：其一，受全球经济的波动的影响。自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复苏非常缓慢、脆弱，并且充满不确定性，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和投资、引资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其二，受新型技术的影响。由于中国长期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经济驱动力，企业为了成本小而选择了“学习和模仿”的技术进步方式，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导致中国创新型人才、技术的短缺，跨国企业的大量涌入使得中国中小型企业的生存环境越来越艰难。
（二）内源性风险
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已存在事实上的经济危机现象。概括起来，首先是由于通货紧缩的情况重新出现，相关产业的统计数据带有水分，不良贷款不断增加甚至还有恶化的迹象。其次是由于中国近几年实施的经济战略政策，使得政府债务不断增加。当前，中国政府和企业都出现了资产负债表杠杆率过高的情况，在某些环节上出现了偿债困难、逃债的现象。例如，中国为了发展经济和加强区域合作，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在它的实施和引导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与中亚国家合作，但随之也带来了许多经济风险。“一带一路”中的项目耗资巨大，投资回报率不容乐观，某些项目泡沫化的风险巨大，债务国的违约使得部分投资很可能成为坏账，导致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负债率上升。
二、经济风险治理的主要手段之一：法治政府
冯·米塞斯认为，国家规范虽然不能直接促进经济发展，但却能为减少摩擦、解决纠纷以及限制权力滥用提供必要的条件。市场不仅需要自由，同样也需要秩序。所以，加快建构法治政府和完善宏观调控来防控经济风险，是贯彻落实经济新常态的重要措施。
首先，在决策过程不透明、群众参与不充分的场合，进行风险选择的决定者与决定的被影响者之间很容易产生矛盾――决定者犯错而逍遥，被影响者无辜而遭殃，如此不公的结局当然要让被影响者对决定者抱有强烈的不安、不信以及不满。 由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群众对决策者的不信任、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发生。所以我们应当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把权力关到法治的牢笼里，落实“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推行政府权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完善纠错问责机制，使各级政府全面履行政府职能，行政人员严格公正执法，让市场经济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健康、有效地运行。
其次，为了使市场与政府以及社会之间相互平衡和配合，政府应当进一步深化和巩固“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政策。一是认真监察对企业的许可、收费等活动，提升行政活动的规范性，减少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和行政部门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为企业和群众的投资、创业提供更大的自主性和有利的宽松环境。二是进一步完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在适当的情况下制定投资项目的产业负面清单，检查企业投资的审批程序和中介服务环节，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机制，改革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和方式，停止对回报过低或者是没有回报的项目的无效投资，控制和降低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负债率。三是停止由政府出资兜底，实行100%的刚性兑付，以免加大道德风险。
再次，处理好增长和转变的關系，控制资产价格的波动。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很多回报率高的投资项目和资源，要在现有的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利用好这些条件，并不断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调整产业结构，以维持7～8%的经济增长，来避免经济过度失速而可能造成的失业及社会风险。同时，为了避免产能过剩，使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向虚拟经济，导致资产价格上升，政府应当制定带有“微刺激”的货币政策，控制资金流向，避免资产价格泡沫的加剧，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最后，为新兴企业创造良好的生存空间。一是深化垄断行业和国有经济部门的改革，在更大的范围内放开竞争，给新兴企业更大的发展、创新空间。二是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增加政府资金资助的对象，大力支持科技研发和自主创新的企业。三是从国家技术标准等方面制订产业扶持政策，为新兴企业发展各种技术路线，创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作者单位为兰州财经大学法学院）
一、经济新常态实现的障碍：经济风险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到2010年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位，这是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建设成绩。但同时，由于中国已迈入风险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尚未完善，中国经济安全仍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复杂风险。
（一）外源性风险
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的经济风险主要体现在：其一，受全球经济的波动的影响。自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复苏非常缓慢、脆弱，并且充满不确定性，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和投资、引资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其二，受新型技术的影响。由于中国长期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经济驱动力，企业为了成本小而选择了“学习和模仿”的技术进步方式，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导致中国创新型人才、技术的短缺，跨国企业的大量涌入使得中国中小型企业的生存环境越来越艰难。
（二）内源性风险
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已存在事实上的经济危机现象。概括起来，首先是由于通货紧缩的情况重新出现，相关产业的统计数据带有水分，不良贷款不断增加甚至还有恶化的迹象。其次是由于中国近几年实施的经济战略政策，使得政府债务不断增加。当前，中国政府和企业都出现了资产负债表杠杆率过高的情况，在某些环节上出现了偿债困难、逃债的现象。例如，中国为了发展经济和加强区域合作，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在它的实施和引导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与中亚国家合作，但随之也带来了许多经济风险。“一带一路”中的项目耗资巨大，投资回报率不容乐观，某些项目泡沫化的风险巨大，债务国的违约使得部分投资很可能成为坏账，导致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负债率上升。
二、经济风险治理的主要手段之一：法治政府
冯·米塞斯认为，国家规范虽然不能直接促进经济发展，但却能为减少摩擦、解决纠纷以及限制权力滥用提供必要的条件。市场不仅需要自由，同样也需要秩序。所以，加快建构法治政府和完善宏观调控来防控经济风险，是贯彻落实经济新常态的重要措施。
首先，在决策过程不透明、群众参与不充分的场合，进行风险选择的决定者与决定的被影响者之间很容易产生矛盾――决定者犯错而逍遥，被影响者无辜而遭殃，如此不公的结局当然要让被影响者对决定者抱有强烈的不安、不信以及不满。 由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群众对决策者的不信任、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发生。所以我们应当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把权力关到法治的牢笼里，落实“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推行政府权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完善纠错问责机制，使各级政府全面履行政府职能，行政人员严格公正执法，让市场经济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健康、有效地运行。
其次，为了使市场与政府以及社会之间相互平衡和配合，政府应当进一步深化和巩固“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政策。一是认真监察对企业的许可、收费等活动，提升行政活动的规范性，减少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和行政部门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为企业和群众的投资、创业提供更大的自主性和有利的宽松环境。二是进一步完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在适当的情况下制定投资项目的产业负面清单，检查企业投资的审批程序和中介服务环节，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机制，改革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和方式，停止对回报过低或者是没有回报的项目的无效投资，控制和降低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负债率。三是停止由政府出资兜底，实行100%的刚性兑付，以免加大道德风险。
再次，处理好增长和转变的關系，控制资产价格的波动。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很多回报率高的投资项目和资源，要在现有的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利用好这些条件，并不断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调整产业结构，以维持7～8%的经济增长，来避免经济过度失速而可能造成的失业及社会风险。同时，为了避免产能过剩，使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向虚拟经济，导致资产价格上升，政府应当制定带有“微刺激”的货币政策，控制资金流向，避免资产价格泡沫的加剧，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最后，为新兴企业创造良好的生存空间。一是深化垄断行业和国有经济部门的改革，在更大的范围内放开竞争，给新兴企业更大的发展、创新空间。二是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增加政府资金资助的对象，大力支持科技研发和自主创新的企业。三是从国家技术标准等方面制订产业扶持政策，为新兴企业发展各种技术路线，创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作者单位为兰州财经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