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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大杂院很有名，但随着城市街区的改造，不断崛起一片片高楼，如今这样的建筑已越来越少了。大杂院逐渐成为京城的孤品遗留在老城区。
朝外86号大院
当年北京有数不清的大杂院。就我所居住的朝外大街，胡同里一大片一大片的灰平房都是一个连一个的大杂院。一般一个院子住着五户以上的人家，通常就被称为大杂院。有人写过朝外的椿树大院。那个大院确实很大，住着几十户人家，但不是朝外最大的大杂院。最大的是朝外86号大院，当年那个大院住着98户人家，每户人家多是六七口。我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住在朝外芳草地西街，一直到现在。顺着西街一直往北走到头往西一拐，就是当年的86号大院。我们家离那里不远，有时候也到那儿串个门儿。关于朝外大街86号大院里的轶闻和故事，很多都是我后来听老同事和老邻居们聊天时品味出来的，觉得那一段刚转过身的生活离我们很近，也很有意思，就把它们整理出来了——
当年大院的北门开在朝外大街上，几间商铺式的大房子是一个门过道，那几间门脸房是朝阳第二运输场的一个业务联系点。大院的西边有个兴盛回民饭馆，再往西一直到朝外的三间琉璃坊的牌楼是朝阳药店。后面的平房都属于86号大院。从一天到晚不断进进出出的人就能看出这个院子很大，尤其是夏天的傍晚，大门道的灯总亮着，吸引着人们在那里摇着蒲扇聊天下象棋。一些半大的男孩女孩玩耍追逐很热闹，不到十点钟的光景静不下来。
听说上世纪60年代初期，朝阳区刚成立三四年。那时候它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区，区域面积却比当时北京四个城区加起来还大。区里有很多地方都是农村的社会形态，像北边的洼里、来广营、大屯公社，东边的东坝、金盏和楼梓庄公社等。由于当时道路建设滞后很偏僻，那里的工作人员到区里办事特不方便。区委和区政府就在神路街南边一点的一个大院里，在东边设立了一个服务店，叫农民招待所，专给当天无法回家的工作人员提供住宿。当时大院的东边和西边各建了五排平房，每排平房中间都铺着一条红砖路，还盖了两处厕所，安装了三个自来水管，再加上原来散建于院里的平房，就构成了朝外86号院的雏形。北门开在朝外大街上，西门正对着区委大院。那些房子像一条季节河，时而有人时而空着，后来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陆续有很多房间空下来，为了解决区里一些工作人员住房紧张的问题，就让他们搬进来。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陆续地又有些其他行业的劳动者也搬进来了，有开摩托的，当装卸工的，烧锅炉干勤杂的，当售货员的，当司机的。到“文革”时期那里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大杂院。
浓浓邻里情
居家过日子谁家不生火做饭？那时候全院每户人家都是烧煤球或蜂窝煤取暖做饭，每到冬天的早晨，家家户户都飘出缕缕的白烟，一眼望去全院的生活非常生动。要是谁家的炉火没封好灭了，一家人又急等上班上学，这时就会有热心的邻居过来问几句，然后借一块烧好的蜂窝煤，问题就全解决了。赶上刮风下雨天，邻居们看到谁家衣服被单还晾在院里就会喊一声，那家的主人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感慨：“真是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谁家有个事儿让邻居给照顾一下，都能爽快地答应。
院里有个何大妈人很善良，热情乐于助人，做得一手好饭菜。有一年夏天她买回来多半盆两三寸长的小鲫鱼，坐在院里洗干净了，用大铁锅搁好调料炖了半天，香味弥漫得满世界都是。待一锅闷酥鱼出锅，早吸引了院里的一群小孩子，等着把鱼晾凉了。何大妈给这个孩子两条那个孩子三条，把小鱼夹在孩子们的贴饼子里。看着孩子们香香地吃着，一股浓浓的情谊在邻里间融汇着。那时候谁家做点儿好吃的都会给邻家孩子们尝一口。何大妈是个家庭妇女，左邻右舍的谁家出个远门，总是让何大妈给看个门，甚至把钥匙就留在她家，留下一句：“谢谢何嫂。”
还有像春天里掰香椿芽，秋天打枣儿的时候，大院里总会有些热闹的景象。大院里的春节也很让人怀念。每到腊月三十天刚擦黑，院里的男孩们早就按捺不住了，清脆的鞭炮响起来，窗外的女孩们举着红红的灯笼，大人们包着饺子聊着天。每家的窗前都流泻着温暖的灯光，平平淡淡的生活和谐生动。
当时还有件事儿特让人怀念，那年代谁家的生活都不富裕。赶上谁家遇上个事儿或者买大件东西，院里还有互助会或简称支会，平时每家把仅有的一点积蓄凑到一起存起来。赶上哪家有事，就用互助会的钱支持那家，以解燃眉之急。等到人家有钱马上返还互助会。
大院里的官们
这大院儿也住过一些干部，有朝阳区交通局局长王玉增。那时区交通局就在工体南路，离王局长家很近。他每天都走着上班，从60年代到80年代初当了很多年局长。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朝阳第二汽车场工作，听老职工们说朝阳交通局原来有三个下属运输场和一个修理厂。最初几个场都是靠老职工们蹬三轮赶马车搞传统运输经营，后来在全体干部职工共同努力下，逐渐有了汽车和现代化装卸工具，开始了现代运输企业的经营。这其间朝阳区交通局的发展也有老局长的一份贡献。当时王局长就住在这院里的两间18平方米的平房里。听说他年轻时当过很多年的兵，曾经当过团长，虽然转业很多年，心里一直有军人情结。他有一个柳条箱和一个牛皮箱。每年夏天天空晴朗的日子，他就把柳条箱里将校呢军服拿出来晾晒，之后很深情地抚平叠好收起来。
大院里还住过朝阳区粮食局的李明局长和武装部的梁局长，他们都曾是为人民扛过枪打过仗，后来又为朝阳区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也住在两间18平方米的平房里，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平平淡淡地生活和工作在这个大院里很多年。在区里工作的宋师傅是个司机，长得身材高大魁梧，衣着总是干净整齐，在区委大院给领导们开小轿车。那时区委大院里经常能看见两辆华沙胜利和几辆吉普车。当时司机可是个既体面又干净的工作，还能陪着领导很风光地出现在各种场合。不过人家宋师傅也是有资格的，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为祖国的和平事业出过力，还有一手开车修车的好技术，因此很受人们的尊敬。
“文革”时期大院里出了个“大官”。那人姓什么大伙都忘了，只记得那人原来只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后来靠贴了几张大字报造反起家，当了副区长，但一直住在大院里。正当人们纷纷猜测他可能还会升官，早晚会搬出大院时，“文革”结束了，那人的副区长也被撤了。
后来大杂院越来越拥挤，邻居们也有为盖小房你多占一点地方我少一点的事，争吵过红过脸。大杂院的生活融合着酸甜苦辣的各种滋味，也有一些美好的记忆。大杂院的生活给每个人都留下了一些时代的烙印，难以一一述说。
1993年秋天朝外大街进行城市改造，人们纷纷搬离了这个生活了几十年的大院，依依不舍地互留了地址。几年后那里盖起了一座很大的商厦，就是现在的旺市百利。生活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编辑·王文娜）
wangwenna@yeah.net
朝外86号大院
当年北京有数不清的大杂院。就我所居住的朝外大街，胡同里一大片一大片的灰平房都是一个连一个的大杂院。一般一个院子住着五户以上的人家，通常就被称为大杂院。有人写过朝外的椿树大院。那个大院确实很大，住着几十户人家，但不是朝外最大的大杂院。最大的是朝外86号大院，当年那个大院住着98户人家，每户人家多是六七口。我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住在朝外芳草地西街，一直到现在。顺着西街一直往北走到头往西一拐，就是当年的86号大院。我们家离那里不远，有时候也到那儿串个门儿。关于朝外大街86号大院里的轶闻和故事，很多都是我后来听老同事和老邻居们聊天时品味出来的，觉得那一段刚转过身的生活离我们很近，也很有意思，就把它们整理出来了——
当年大院的北门开在朝外大街上，几间商铺式的大房子是一个门过道，那几间门脸房是朝阳第二运输场的一个业务联系点。大院的西边有个兴盛回民饭馆，再往西一直到朝外的三间琉璃坊的牌楼是朝阳药店。后面的平房都属于86号大院。从一天到晚不断进进出出的人就能看出这个院子很大，尤其是夏天的傍晚，大门道的灯总亮着，吸引着人们在那里摇着蒲扇聊天下象棋。一些半大的男孩女孩玩耍追逐很热闹，不到十点钟的光景静不下来。
听说上世纪60年代初期，朝阳区刚成立三四年。那时候它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区，区域面积却比当时北京四个城区加起来还大。区里有很多地方都是农村的社会形态，像北边的洼里、来广营、大屯公社，东边的东坝、金盏和楼梓庄公社等。由于当时道路建设滞后很偏僻，那里的工作人员到区里办事特不方便。区委和区政府就在神路街南边一点的一个大院里，在东边设立了一个服务店，叫农民招待所，专给当天无法回家的工作人员提供住宿。当时大院的东边和西边各建了五排平房，每排平房中间都铺着一条红砖路，还盖了两处厕所，安装了三个自来水管，再加上原来散建于院里的平房，就构成了朝外86号院的雏形。北门开在朝外大街上，西门正对着区委大院。那些房子像一条季节河，时而有人时而空着，后来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陆续有很多房间空下来，为了解决区里一些工作人员住房紧张的问题，就让他们搬进来。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陆续地又有些其他行业的劳动者也搬进来了，有开摩托的，当装卸工的，烧锅炉干勤杂的，当售货员的，当司机的。到“文革”时期那里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大杂院。
浓浓邻里情
居家过日子谁家不生火做饭？那时候全院每户人家都是烧煤球或蜂窝煤取暖做饭，每到冬天的早晨，家家户户都飘出缕缕的白烟，一眼望去全院的生活非常生动。要是谁家的炉火没封好灭了，一家人又急等上班上学，这时就会有热心的邻居过来问几句，然后借一块烧好的蜂窝煤，问题就全解决了。赶上刮风下雨天，邻居们看到谁家衣服被单还晾在院里就会喊一声，那家的主人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感慨：“真是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谁家有个事儿让邻居给照顾一下，都能爽快地答应。
院里有个何大妈人很善良，热情乐于助人，做得一手好饭菜。有一年夏天她买回来多半盆两三寸长的小鲫鱼，坐在院里洗干净了，用大铁锅搁好调料炖了半天，香味弥漫得满世界都是。待一锅闷酥鱼出锅，早吸引了院里的一群小孩子，等着把鱼晾凉了。何大妈给这个孩子两条那个孩子三条，把小鱼夹在孩子们的贴饼子里。看着孩子们香香地吃着，一股浓浓的情谊在邻里间融汇着。那时候谁家做点儿好吃的都会给邻家孩子们尝一口。何大妈是个家庭妇女，左邻右舍的谁家出个远门，总是让何大妈给看个门，甚至把钥匙就留在她家，留下一句：“谢谢何嫂。”
还有像春天里掰香椿芽，秋天打枣儿的时候，大院里总会有些热闹的景象。大院里的春节也很让人怀念。每到腊月三十天刚擦黑，院里的男孩们早就按捺不住了，清脆的鞭炮响起来，窗外的女孩们举着红红的灯笼，大人们包着饺子聊着天。每家的窗前都流泻着温暖的灯光，平平淡淡的生活和谐生动。
当时还有件事儿特让人怀念，那年代谁家的生活都不富裕。赶上谁家遇上个事儿或者买大件东西，院里还有互助会或简称支会，平时每家把仅有的一点积蓄凑到一起存起来。赶上哪家有事，就用互助会的钱支持那家，以解燃眉之急。等到人家有钱马上返还互助会。
大院里的官们
这大院儿也住过一些干部，有朝阳区交通局局长王玉增。那时区交通局就在工体南路，离王局长家很近。他每天都走着上班，从60年代到80年代初当了很多年局长。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朝阳第二汽车场工作，听老职工们说朝阳交通局原来有三个下属运输场和一个修理厂。最初几个场都是靠老职工们蹬三轮赶马车搞传统运输经营，后来在全体干部职工共同努力下，逐渐有了汽车和现代化装卸工具，开始了现代运输企业的经营。这其间朝阳区交通局的发展也有老局长的一份贡献。当时王局长就住在这院里的两间18平方米的平房里。听说他年轻时当过很多年的兵，曾经当过团长，虽然转业很多年，心里一直有军人情结。他有一个柳条箱和一个牛皮箱。每年夏天天空晴朗的日子，他就把柳条箱里将校呢军服拿出来晾晒，之后很深情地抚平叠好收起来。
大院里还住过朝阳区粮食局的李明局长和武装部的梁局长，他们都曾是为人民扛过枪打过仗，后来又为朝阳区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也住在两间18平方米的平房里，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平平淡淡地生活和工作在这个大院里很多年。在区里工作的宋师傅是个司机，长得身材高大魁梧，衣着总是干净整齐，在区委大院给领导们开小轿车。那时区委大院里经常能看见两辆华沙胜利和几辆吉普车。当时司机可是个既体面又干净的工作，还能陪着领导很风光地出现在各种场合。不过人家宋师傅也是有资格的，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为祖国的和平事业出过力，还有一手开车修车的好技术，因此很受人们的尊敬。
“文革”时期大院里出了个“大官”。那人姓什么大伙都忘了，只记得那人原来只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后来靠贴了几张大字报造反起家，当了副区长，但一直住在大院里。正当人们纷纷猜测他可能还会升官，早晚会搬出大院时，“文革”结束了，那人的副区长也被撤了。
后来大杂院越来越拥挤，邻居们也有为盖小房你多占一点地方我少一点的事，争吵过红过脸。大杂院的生活融合着酸甜苦辣的各种滋味，也有一些美好的记忆。大杂院的生活给每个人都留下了一些时代的烙印，难以一一述说。
1993年秋天朝外大街进行城市改造，人们纷纷搬离了这个生活了几十年的大院，依依不舍地互留了地址。几年后那里盖起了一座很大的商厦，就是现在的旺市百利。生活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编辑·王文娜）
wangwenna@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