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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革”,说过的话已经很多了,而没有说出的话也许更多。
对于“文革”的反思,文学是一个主要的途径,而具有虚构性的小说扮演了尤其重要的角色。从刘心武的《班主任》开始,叙述那段历史中的灾难故事成为文学中的常态,并且一直绵延到二十世纪末。文学参与反思“文革”乃至中国革命历史是及时的,也是持久的,但是与“文革”和中国革命的巨大震荡相比,人们又普遍惋惜文学中的反思远不够丰富和深刻,有比喻说仅仅是给伤口的表皮擦了一点红药水。许子东的《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用结构主义方法解读书写“文革”的小说,清晰地辨析了那些集体记忆的主要模式,并从中发出诸种文学反思的立场局限和道德化思路,指出历史的黑暗不是在叙述中被揭了,而是在对心里创伤的治疗中被“忘却”了。文学一方独大的局面恰恰反映了意识形态的其他领域(如政治、历史、法律等)中存在的禁忌,以致巴金的《随想录》、季羡林的《牛棚杂忆》、韦君宜的《思痛录》等纪实性的文字面世之后大受追捧,众声欢呼曰大胆地“讲真话”。经历了那些严酷的生活,作为“这个国家的主人(人民)今后生存下来的需要”(见韦君宜《思痛录》的《缘起》),全方位地展开反思是十分必要的。德国学者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的一句话经常被援引: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你已不可能再写诗。这句话实际上是从这样一段话中摘取出来的: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你已不能再写诗,这也许是错误的,但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你能否继续生活,这确实是个问题(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363页,重庆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对待历史的态度构成生活的前提,它不仅决定了我们是否会重蹈覆辙,更决定了生活的意义,历史的判断甚至就是知识本身。所以,仅仅以诗的方式叙述“文革”是远远不够的,何况大多还是一些肤浅的“诗”,完成一次深刻的社会转型必然要全面而深入地展开对“文革”的清算。
在时间的磨砺中,文学的清算激情正在慢慢淡化,尽管有人预言理想的文学反思将来一定会破土而出。国家政权很早就做出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权威性的历史结论,“无疑以充分的异质性,将‘文革’时代定位为中国社会‘正常肌体’上似可彻底剔除的‘癌变’,从而维护了政权、体制在话语层面的完整与延续,避免了反思质疑‘文革’所可能引发的政治危机”(戴锦华:《隐形书写》,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42页)。“文革”作为已经被治愈的病变,也就彻底地退出了政治话语的现在时。但是,“忘却”终归排遣不了历史浩劫遗留下的创痛。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现场日记、历史信件、回忆作品等纪实性的文字逐渐多了起来。虽然它们不乏文学的因素,在删节或叙述中难免出现“失真”现象,却也颇具历史的價值,那些一事之迹、一时之感,以“碎片”的形式还原了历史的细节,填补了某些有意或无意留下的空白,修正甚至改变了某些“大文章”的结论。一些异端的声音也被开掘出来,顾准、储安平、张中晓、陈寅恪等身处狂热的社会洪潮之中,却能执著地坚守理性的思考,甚至不惜用生命去捍卫自己的思想!血淋淋的灾难已然令人愤慨,这些日益丰富的事例又赫然汇成了一股智慧的激流,灌溉着我们干涸的灵魂。读之怅然,读之神邈!
变化的到来是可资欣慰的,而这却掩盖不了反思的步履缓慢,三十多年过去了,它仍未摆脱单薄的状况。除了文学方面,其他领域的反思在数量上失之太少;包括文学在内,所有这些文字在内涵上失之甚浅。种种关于“文革”的话语,记录现象——尤其是仅仅从自己的立场去记录表面现象——的多,能够进行思想追问的少。例如季老先生在《牛棚杂忆》的《自序》中非常可贵地提出了“派性”问题,认为它导致人“异化为非人”,然而在具体的“杂忆”之中对此又不了了之,鲜有探讨“派性”如何像毒蛇一样纠缠着人、如何使人失去理性,倒是火气十足地责难起那些“革命”行径,与他所轻视的“伤痕文学”殊途同归了。这种思想乏力的症候在反思“文革”的话语中极其普遍。事实上不惟文学,那些纪实性的文字在展示历史的灾难时,所做的反思大多还是道德批判与政治控诉,“文革”的发生通常被描述为一群人(包括好人和坏人)有意无意的政治迫害活动。我们所见到的基本上是:某某人思想上有问题,所以干坏事;某某制度不完善,所以造成政治危难。这个结论并不应该简单地推翻,但是又实在粗疏得可怕——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文革”倘若只是一个道德卑劣、一个政治失误就好了。政治层面的反思涉及现实社会的变革与调整,难免会有许多利益冲突和实践可行性问题,思想因此套上了枷锁也是合乎情理的,只是这不能成为阻止那些慎重探讨的借口。而精神层面的反思,除了道德判断,心理分析、社会学分析、哲学分析等都寥寥无几,这委实让人痛惜了。道德话语显然无法打开我们幽深的精神黑影,能够操持道德话语权的人,也就是说能够占据道德高点的人。总是一个正确的“我”,至于错误都是他人的事,因此立足于道德的反思脱离不了谱写受难史。就像钱锺书为夫人杨绛的《干校六记》写的《小引》所言,“六记”理论上该有“七记”,作者还漏下了一篇《运动记愧》,不用问心有愧地反观自己,这使人何其“身心轻松愉快”!
近些年来,有关“五七干校”的文章在日渐增多,从中颇能见出反思的几许窘况。湖北咸宁的向阳湖“五七干校”,作为当年六千余名文化人的流放地,“生产”了一批关于灾难的记忆,如陈白尘的《云梦断忆》和《牛棚日记》、张光年的《向阳日记》、韦君宜的《思痛录》第十四章《抹不去的记忆——忆向阳湖畔十个无罪者》、杨静远的《咸宁干校一千天》,以及《向阳情结》(上、下册)和《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等。它们文体各异,文笔各异,却都纪实性地述录了一些荒诞的历史细节,比之臧克家“名利心重,所以难成真诗人”(陈白尘:《缄口日记》,大象出版社二○○五年版,335页)的诗歌《忆向阳》实在有滋味多了。从成文时间上说,有的属于干校之作,有的属于追忆之作;除了《云梦断忆》,它们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在大陆出版的,有几本书的问世还颇费周折,这也折射了社会思想的逐步开放。然而,凡斯种种都是一曲曲受难史,都在书写颠倒黑白的“革命”运动对于个人及社会的摧残。尽管其中也有在农村劳动的收获和喜悦,还有坚持信仰的抗争和内省,主要的却是遭受迫害的经历和迷惘。至于个人参与“革命”运动的心理和过程等就无迹可寻了。杨静远说自己忿然写了一篇保刘少奇的大字报,这好比季羡林说自己不满于臭名昭著的北大当权派“老佛爷”,于是参加了另一派战斗队。这种由逍遥派向参与者的转变经过当然是弥足珍贵的,然而作者的叙述只是为书写受难史做出铺垫,是交待自己受难的前因。就他们个人来说,受难是主要的,参与是微末的。
受难的角度是一个道德的角度,而从参与的角度入手才能扪心自问,从道德两难中生发出诸多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等思考。个人为什么积极地参与“革命”,“革命”如何改造了个人的心性,“革命”如何生魅与祛魅,诸如此类的思想话题,只有从参与的角度进行具体的剖析,才能打开精神的深渊。韦君宜的《思痛录》多少触及了一点参与史,反省了自己既“受害”又“害人”的经历,因而分外地引人注目,而这愈加衬托出反思之中那些无奈的缄默。
参与史的缺失,也意味着话语的背后隐匿着缄默的年轻一代。如记忆向阳湖干校的作品里,当年的那些中青年知识分子,大约出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早期到四十年代早期的那批干校人,也就是参与“革命”运动的主力军们恰恰集体失语。历史的反思由此留下了巨大的空白!其实,不同身份、不同处境的干校人,当时面临的磨难与心情大有差异,“伟大时代”的面影是由大家共同构成的。可惜后来的言说者只有老一辈人物。陈白尘、张光年,包括臧克家,且不论各人文字的旨趣如何,还都是成长于旧社会的前一代人,徒有享受被专政的资历;韦君宜生于一九一七年,稍微年轻些,也曾担任干校的领导职务,受到过冲击但是不算大,她一九三五年就开始参加“一二·九”运动,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也可以说是老一辈吧。即使跳出向阳湖“五七干校”的圈子,写《随想录》的巴金、写《干校六记》的杨绛、写《牛棚杂忆》的季羡林等,何尝不是老一辈人物?这些老人也许参加过“革命”运动,但他们实在不是运动的主力,往往还是被“革命”的对象,完全由他们来反思“文革”肯定是隔靴搔痒,说到参与也只是为受难添点作料,张光年说自己当时糊涂地替子女改了革命化的名字即是典型的例子。至于年轻一代呢,无论是保皇派、造反派还是逍遥派,无论是革命干将还是革命群众,却都不爱解剖自己,无人书写自己对“革命”的参与史(恐怕绝大多数人当时都参与或附和了运动吧)。他们倒也并非全无声息,如《向阳情结》和《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辑录了不少年轻一代的手笔,中国作协的涂光群就有多篇文章记录向阳湖的干校生活。不过,年轻一代的记述往往是片断式的,而且热衷于勾画所见到的老一辈人的遭遇,无形中虚化了自己。作为“革命”运动的主力,中青年知识分子的身影和心声仅仅构成模糊的时代背景,这样的反思显然要大打折扣!
缄默是有意识的沉默,这预示了年轻一代的尴尬。比起年老的一代,他们所经历的灾难短暂一些,人生的跌宕起伏平淡一些,承受折磨的身子骨硬朗一些,因此少了书写受难史的资本。尽管运动的折腾同样摧残了他们,当时发生在中青年之间的揪斗“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也格外残酷,但是这些又都与他们自己的参与有关。所以即使反思个人的苦难,也要从反思自己的参与开始。这就不是习惯于道德评判的思维所能承担的。难怪至今未见当事人出来对“五一六”事件现身说法。年轻一代倘若写作自己的受难史,除非因为种种原因他早早被剥夺了“革命”的权力。如写《咸宁干校一千天》的杨静远生于一九二三年,自己和丈夫的家庭出身都有问题,又曾被划过“右派”,虽然还时处中年,亦写过大字报,终究只是“革命”的边缘人,日后又成为受批判对象。“右派”人士的写作曾经比较活跃,就在于他们早早被“革命”抛弃了,没有参与运动的道德之忧。而比起后来闹得沸沸扬扬的更年轻的红卫兵、下放知青,所谓的年轻一代又失去了标榜纯真的资格,毕竟他们已经参加工作,有了一些生活的历练与知识的积累,把参与“革命”完全说成无知的、不自觉的行为就贻笑大方了,所以人生无悔的感叹、纯真被愚弄的哀怨又难与他们挂钩。道德的困境使年轻一代不得已缄默着(某些年老一代的参与者也是如此缄默着),否则只有秉笔直书自己的“革命”参与史。
曾经的年轻一代现在已经不再年轻,能够寄望于他们走出反思的道德泥淖吗?根据已有的作品言之,可能性似乎不大。书写自己的参与如何把自己也逼上了末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文革”的灾难在此孕育着思想的硕果。但是,解剖别人是简单的,解剖自己就太难了,这往往要付出一些现实的代价,更要克服自恋的心理情感,遑论还有惯性的道德思维。而且经历了运动的长期无意义折腾,有些人对话语的世界产生了厌恶之情,自甘沉默也是无可厚非的。值得悲哀的是竟然集体性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如此,反思在继续,缄默也在继续。“文革”的灾难一部分化为不尴不尬的遗产,一部分又散成聪明的流毒。如鲁迅先生的意见,在沉默中可能爆发也可能灭亡。只是这半言半讳将有什么趋势,他却没有提到。
对于“文革”的反思,文学是一个主要的途径,而具有虚构性的小说扮演了尤其重要的角色。从刘心武的《班主任》开始,叙述那段历史中的灾难故事成为文学中的常态,并且一直绵延到二十世纪末。文学参与反思“文革”乃至中国革命历史是及时的,也是持久的,但是与“文革”和中国革命的巨大震荡相比,人们又普遍惋惜文学中的反思远不够丰富和深刻,有比喻说仅仅是给伤口的表皮擦了一点红药水。许子东的《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用结构主义方法解读书写“文革”的小说,清晰地辨析了那些集体记忆的主要模式,并从中发出诸种文学反思的立场局限和道德化思路,指出历史的黑暗不是在叙述中被揭了,而是在对心里创伤的治疗中被“忘却”了。文学一方独大的局面恰恰反映了意识形态的其他领域(如政治、历史、法律等)中存在的禁忌,以致巴金的《随想录》、季羡林的《牛棚杂忆》、韦君宜的《思痛录》等纪实性的文字面世之后大受追捧,众声欢呼曰大胆地“讲真话”。经历了那些严酷的生活,作为“这个国家的主人(人民)今后生存下来的需要”(见韦君宜《思痛录》的《缘起》),全方位地展开反思是十分必要的。德国学者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的一句话经常被援引: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你已不可能再写诗。这句话实际上是从这样一段话中摘取出来的: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你已不能再写诗,这也许是错误的,但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你能否继续生活,这确实是个问题(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363页,重庆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对待历史的态度构成生活的前提,它不仅决定了我们是否会重蹈覆辙,更决定了生活的意义,历史的判断甚至就是知识本身。所以,仅仅以诗的方式叙述“文革”是远远不够的,何况大多还是一些肤浅的“诗”,完成一次深刻的社会转型必然要全面而深入地展开对“文革”的清算。
在时间的磨砺中,文学的清算激情正在慢慢淡化,尽管有人预言理想的文学反思将来一定会破土而出。国家政权很早就做出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权威性的历史结论,“无疑以充分的异质性,将‘文革’时代定位为中国社会‘正常肌体’上似可彻底剔除的‘癌变’,从而维护了政权、体制在话语层面的完整与延续,避免了反思质疑‘文革’所可能引发的政治危机”(戴锦华:《隐形书写》,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42页)。“文革”作为已经被治愈的病变,也就彻底地退出了政治话语的现在时。但是,“忘却”终归排遣不了历史浩劫遗留下的创痛。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现场日记、历史信件、回忆作品等纪实性的文字逐渐多了起来。虽然它们不乏文学的因素,在删节或叙述中难免出现“失真”现象,却也颇具历史的價值,那些一事之迹、一时之感,以“碎片”的形式还原了历史的细节,填补了某些有意或无意留下的空白,修正甚至改变了某些“大文章”的结论。一些异端的声音也被开掘出来,顾准、储安平、张中晓、陈寅恪等身处狂热的社会洪潮之中,却能执著地坚守理性的思考,甚至不惜用生命去捍卫自己的思想!血淋淋的灾难已然令人愤慨,这些日益丰富的事例又赫然汇成了一股智慧的激流,灌溉着我们干涸的灵魂。读之怅然,读之神邈!
变化的到来是可资欣慰的,而这却掩盖不了反思的步履缓慢,三十多年过去了,它仍未摆脱单薄的状况。除了文学方面,其他领域的反思在数量上失之太少;包括文学在内,所有这些文字在内涵上失之甚浅。种种关于“文革”的话语,记录现象——尤其是仅仅从自己的立场去记录表面现象——的多,能够进行思想追问的少。例如季老先生在《牛棚杂忆》的《自序》中非常可贵地提出了“派性”问题,认为它导致人“异化为非人”,然而在具体的“杂忆”之中对此又不了了之,鲜有探讨“派性”如何像毒蛇一样纠缠着人、如何使人失去理性,倒是火气十足地责难起那些“革命”行径,与他所轻视的“伤痕文学”殊途同归了。这种思想乏力的症候在反思“文革”的话语中极其普遍。事实上不惟文学,那些纪实性的文字在展示历史的灾难时,所做的反思大多还是道德批判与政治控诉,“文革”的发生通常被描述为一群人(包括好人和坏人)有意无意的政治迫害活动。我们所见到的基本上是:某某人思想上有问题,所以干坏事;某某制度不完善,所以造成政治危难。这个结论并不应该简单地推翻,但是又实在粗疏得可怕——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文革”倘若只是一个道德卑劣、一个政治失误就好了。政治层面的反思涉及现实社会的变革与调整,难免会有许多利益冲突和实践可行性问题,思想因此套上了枷锁也是合乎情理的,只是这不能成为阻止那些慎重探讨的借口。而精神层面的反思,除了道德判断,心理分析、社会学分析、哲学分析等都寥寥无几,这委实让人痛惜了。道德话语显然无法打开我们幽深的精神黑影,能够操持道德话语权的人,也就是说能够占据道德高点的人。总是一个正确的“我”,至于错误都是他人的事,因此立足于道德的反思脱离不了谱写受难史。就像钱锺书为夫人杨绛的《干校六记》写的《小引》所言,“六记”理论上该有“七记”,作者还漏下了一篇《运动记愧》,不用问心有愧地反观自己,这使人何其“身心轻松愉快”!
近些年来,有关“五七干校”的文章在日渐增多,从中颇能见出反思的几许窘况。湖北咸宁的向阳湖“五七干校”,作为当年六千余名文化人的流放地,“生产”了一批关于灾难的记忆,如陈白尘的《云梦断忆》和《牛棚日记》、张光年的《向阳日记》、韦君宜的《思痛录》第十四章《抹不去的记忆——忆向阳湖畔十个无罪者》、杨静远的《咸宁干校一千天》,以及《向阳情结》(上、下册)和《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等。它们文体各异,文笔各异,却都纪实性地述录了一些荒诞的历史细节,比之臧克家“名利心重,所以难成真诗人”(陈白尘:《缄口日记》,大象出版社二○○五年版,335页)的诗歌《忆向阳》实在有滋味多了。从成文时间上说,有的属于干校之作,有的属于追忆之作;除了《云梦断忆》,它们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在大陆出版的,有几本书的问世还颇费周折,这也折射了社会思想的逐步开放。然而,凡斯种种都是一曲曲受难史,都在书写颠倒黑白的“革命”运动对于个人及社会的摧残。尽管其中也有在农村劳动的收获和喜悦,还有坚持信仰的抗争和内省,主要的却是遭受迫害的经历和迷惘。至于个人参与“革命”运动的心理和过程等就无迹可寻了。杨静远说自己忿然写了一篇保刘少奇的大字报,这好比季羡林说自己不满于臭名昭著的北大当权派“老佛爷”,于是参加了另一派战斗队。这种由逍遥派向参与者的转变经过当然是弥足珍贵的,然而作者的叙述只是为书写受难史做出铺垫,是交待自己受难的前因。就他们个人来说,受难是主要的,参与是微末的。
受难的角度是一个道德的角度,而从参与的角度入手才能扪心自问,从道德两难中生发出诸多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等思考。个人为什么积极地参与“革命”,“革命”如何改造了个人的心性,“革命”如何生魅与祛魅,诸如此类的思想话题,只有从参与的角度进行具体的剖析,才能打开精神的深渊。韦君宜的《思痛录》多少触及了一点参与史,反省了自己既“受害”又“害人”的经历,因而分外地引人注目,而这愈加衬托出反思之中那些无奈的缄默。
参与史的缺失,也意味着话语的背后隐匿着缄默的年轻一代。如记忆向阳湖干校的作品里,当年的那些中青年知识分子,大约出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早期到四十年代早期的那批干校人,也就是参与“革命”运动的主力军们恰恰集体失语。历史的反思由此留下了巨大的空白!其实,不同身份、不同处境的干校人,当时面临的磨难与心情大有差异,“伟大时代”的面影是由大家共同构成的。可惜后来的言说者只有老一辈人物。陈白尘、张光年,包括臧克家,且不论各人文字的旨趣如何,还都是成长于旧社会的前一代人,徒有享受被专政的资历;韦君宜生于一九一七年,稍微年轻些,也曾担任干校的领导职务,受到过冲击但是不算大,她一九三五年就开始参加“一二·九”运动,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也可以说是老一辈吧。即使跳出向阳湖“五七干校”的圈子,写《随想录》的巴金、写《干校六记》的杨绛、写《牛棚杂忆》的季羡林等,何尝不是老一辈人物?这些老人也许参加过“革命”运动,但他们实在不是运动的主力,往往还是被“革命”的对象,完全由他们来反思“文革”肯定是隔靴搔痒,说到参与也只是为受难添点作料,张光年说自己当时糊涂地替子女改了革命化的名字即是典型的例子。至于年轻一代呢,无论是保皇派、造反派还是逍遥派,无论是革命干将还是革命群众,却都不爱解剖自己,无人书写自己对“革命”的参与史(恐怕绝大多数人当时都参与或附和了运动吧)。他们倒也并非全无声息,如《向阳情结》和《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辑录了不少年轻一代的手笔,中国作协的涂光群就有多篇文章记录向阳湖的干校生活。不过,年轻一代的记述往往是片断式的,而且热衷于勾画所见到的老一辈人的遭遇,无形中虚化了自己。作为“革命”运动的主力,中青年知识分子的身影和心声仅仅构成模糊的时代背景,这样的反思显然要大打折扣!
缄默是有意识的沉默,这预示了年轻一代的尴尬。比起年老的一代,他们所经历的灾难短暂一些,人生的跌宕起伏平淡一些,承受折磨的身子骨硬朗一些,因此少了书写受难史的资本。尽管运动的折腾同样摧残了他们,当时发生在中青年之间的揪斗“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也格外残酷,但是这些又都与他们自己的参与有关。所以即使反思个人的苦难,也要从反思自己的参与开始。这就不是习惯于道德评判的思维所能承担的。难怪至今未见当事人出来对“五一六”事件现身说法。年轻一代倘若写作自己的受难史,除非因为种种原因他早早被剥夺了“革命”的权力。如写《咸宁干校一千天》的杨静远生于一九二三年,自己和丈夫的家庭出身都有问题,又曾被划过“右派”,虽然还时处中年,亦写过大字报,终究只是“革命”的边缘人,日后又成为受批判对象。“右派”人士的写作曾经比较活跃,就在于他们早早被“革命”抛弃了,没有参与运动的道德之忧。而比起后来闹得沸沸扬扬的更年轻的红卫兵、下放知青,所谓的年轻一代又失去了标榜纯真的资格,毕竟他们已经参加工作,有了一些生活的历练与知识的积累,把参与“革命”完全说成无知的、不自觉的行为就贻笑大方了,所以人生无悔的感叹、纯真被愚弄的哀怨又难与他们挂钩。道德的困境使年轻一代不得已缄默着(某些年老一代的参与者也是如此缄默着),否则只有秉笔直书自己的“革命”参与史。
曾经的年轻一代现在已经不再年轻,能够寄望于他们走出反思的道德泥淖吗?根据已有的作品言之,可能性似乎不大。书写自己的参与如何把自己也逼上了末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文革”的灾难在此孕育着思想的硕果。但是,解剖别人是简单的,解剖自己就太难了,这往往要付出一些现实的代价,更要克服自恋的心理情感,遑论还有惯性的道德思维。而且经历了运动的长期无意义折腾,有些人对话语的世界产生了厌恶之情,自甘沉默也是无可厚非的。值得悲哀的是竟然集体性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如此,反思在继续,缄默也在继续。“文革”的灾难一部分化为不尴不尬的遗产,一部分又散成聪明的流毒。如鲁迅先生的意见,在沉默中可能爆发也可能灭亡。只是这半言半讳将有什么趋势,他却没有提到。